回憶文學講習所
© 王安憶／文
王安憶
我們那時候，魯迅文學院是叫“文學講習所”，沒有自己的校舍，臨時設在朝陽區委黨校裏麵。黨校周圍空落得很，出了院門，走一段，才可抵到一個勉強可稱為“街”的地方。那裏有一個煙雜食品店，小是不小，可裏麵也是空落落的。因是早春乍暖還寒的天氣，商店門口掛著一幅厚重的棉簾子，粗藍布，絎著線，就像一床農家用的被子。路對麵，還有一個小小的郵局。邊上呢，是十八路公共汽車終點站。就這些，也夠了。生活起居就是這樣簡單。大約過了一個月的光景，黨校周圍的草木綠了起來。不是像江南地方的蔥蘢的綠，因為地方大，氣候又幹燥。但樹身是高大的，枝葉錯亂著伸展得很開，草呢？七高八低地冒了出來，就有了一種龐大和雜蕪的春意。吃過晚飯，我們成群結夥，在黨校後邊散步。記憶中，那裏有一二幢住宅樓，兀立於空地上的大樹，一道丘陵般起伏的土崗子，崗上有雜樹林。但要我進一步地描述出位置、方向和具體的環境特征，就做不到了。它的麵積似乎相當大，並且，漫無秩序。並且，終究有些單調，沒有特別的景物做參照。我們散步過了，回到黨校，各自用功去了。
宿舍是四個人一間，我們僅有的五個女生，住走廊盡頭的一大間。原先班上隻有三個女生，這樣不是要浪費一個名額了？校方又從地域出發，覺得上海這個城市僅隻有竹林一個學員似乎委屈了，便委托上海少兒出版社，再推薦一名女生。恰巧，我正開始寫作兒童文學，又不像其他幾名候選人，比如王小鷹那樣，在大學本科就讀。於是，就這樣，我乘虛而入，進了講習所。在我來了之後，北京卻又將一名男學員換成了女學員劉淑華。所以，老師們有時會和我開玩笑：要是劉淑華先來，你就來不了了。這真是萬分幸運的事，想起來都有些後怕。我將進講習所看得很重大，我也知道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麽看的。不是有人不來嗎？先是賈平凹，後是母國政，最後才換上劉淑華。可這也影響不了，講習所是我生活的轉折點。
我們才來不久，就搬了一次家，從走廊那端的四人間搬到這端的五人間。後窗正對著後院，院裏有一個浴室，每周六燒鍋爐供熱水。先是女生洗，再是男生洗。浴室很小，不曉得出於什麽樣的原理，它就像一個共鳴箱，將聲音放得很大，然後從頂上的小氣窗送了出來。所以，坐在我們的房間裏，哪怕關著窗，浴室裏的聲音也清晰入耳。並且，很奇怪地，他們男生進了浴室，都喜歡唱歌。像賈大山這樣，平時緘默的人，也放開嗓子唱起來。唱的是他們那地方的戲曲吧？很高亢的聲腔。等洗澡的喧嘩過去，後院便靜了下來。
課堂是兼作飯廳的。前麵是講台和黑板，後邊的角落裏，有一扇玻璃窗，到開飯時，便拉開來，賣飯賣菜。裏麵就是廚房。所以上課時飯和饅頭的蒸汽，炒菜的油煙，還有魚香肉香，便飄忽出來，彌漫在課堂上，刺激著我們的食欲。一九八〇年的北京，吃，還是一個問題。飯票是分作麵票和米票的，十斤全國糧票，隻能換四斤米票，其餘六斤是麵票。到現在還記得米票的樣子，是一分錢紙幣的大小，牛皮紙的顏色，用黑色的墨印著“米票”的字樣，四兩為一張。這樣比例的米票，對於吃慣麵食的北方人來說，正夠調劑口味；而南方人，可就苦了。那時候，油糧都是定量供給，一個人一個月的地方糧票，要搭上一人一月的油票，才可換三十斤全國糧票。我要是多向家中要全國糧票，就等於克扣家中的吃油了。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花費超出定量的飯票。越是這樣米票緊張，越是能吃米。四兩一滿碗的米飯，眨眼就吃下去了。與此同時，是對麵食不恰當的厭惡，以至到了後期，聞到蒸饅頭的酵粉的微酸的蒸汽，就要作嘔了。可是，沒有辦法，還是要吃。別人似乎多少有些辦法，在北京有一些關係，可多得幾張米票。他們也會勻給我幾張，雖然有限，但聊勝於無。有一回，我在賣飯的窗口，與裏麵商量，能不能用麵票當米票用，隻此一次。那食堂工作人員很和氣，卻很堅決地，不肯通融。排在我後麵的，吉林作家王世美，目睹了這一情景，二話不說，從兜裏拔出一捆米票，刷，刷，刷，抽出一堆米票在我麵前。
不開課，也不開飯的時候，我們會到這裏來寫東西。東一個，西一個，散得很開，各自埋頭苦作。遇到不會寫的字了，就轉過身去問：“陳世旭，‘兔崽子’的‘崽’怎麽寫？”越過幾排桌椅，遠處的莫伸則插嘴道：“安憶也要用這樣粗魯的字嗎？”有一些小說就是這樣寫出來的。環境是雜一些，可心都是靜的。我更喜歡在院子一側的，另一座平房裏的，小會議室寫東西。小會議室很小，中間一張拚起的長桌，周圍一圈椅子。我們就圍著桌子，各寫各的。這裏空間小一些，也隱蔽一些，就比敞開的大飯廳裏更有一種靜謐的空氣。中間進來一個人，將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發出咯的一聲。於是，都從草稿本上抬起頭來，去看新進的人。日光燈下，低頭低得久了，猛抬起來，看出去的人臉都有些發黃，而且恍惚。複再低下頭去，紙麵上就有了一圈圈的光影，過一會兒，才散去。小會議室外的甬道邊，有一棵，還是一行大樹，是不是槐樹？我不認樹，記憶也模糊了，隻知道枝條很粗，葉片很大，一層層的。月光將影子鋪在地上，晚上，收拾了紙筆，從樹底下，深深淺淺的影子上麵，走回宿舍去。北方的月亮也是很大的。
寫作總是在晚上，因為白天課排得很緊。老師對我們說：不要錯過聽課，寫作的日子長呢！還許諾給我們，在學習期末一定安排寫作的時間。一周六天，上午下午都排了課時。古典，西方，現當代，基礎類的，思潮性的，理論的，實踐的——這是請著名的作家來作創作的經驗談，我們聽了多少課啊！有一位北大的老師，來講俄國文學，講《安娜·卡列尼娜》，說貴族的社交場，主要是舉辦舞會。他走到講台前邊，離我們很近地，用手罩著嘴加了一句：就像我們的開會！他講得很好，上午講完了，我們要求他下午再接著講。老師真的將他留了下來，吃了一份客飯，睡了一個午覺，又講了一個半天。吳組緗先生講《紅樓夢》，也是這樣。講了一次，不夠，再讓老師去請來講第二次。因此，在規定好的課程外，又有些即興的，多加出來的課。
吳組緗先生講《紅樓夢》，至今還在眼前。他微側了身子，坐在講桌後麵，擺開長談的架勢，談興很濃。說到激動的地方，就隔了講桌欠過身子，眼睛很亮地盯著前排的學員，好像要問他：你說是不是？他講他的一個瑞典還是哪裏的外國留學生，跟他學了三年的《紅樓夢》，臨畢業時，向他提了一個問題。大意是從地形上看，怡紅院和瀟湘館實是不遠，他們為何不能同居，抑或是出走？吳先生說，聽了他的問題，便感到這三年是白教了，因他不懂得中國的社會，所以就不懂得寶黛的悲劇。你們知道嗎？黛玉為什麽老是和寶玉吵？吳先生問大家。黛玉為什麽這麽別扭？老要試探寶玉，而寶玉一旦表露心跡，她又要說寶玉欺負她？然後，吳先生便說到男女大防。在婚前，不能有一點點有涉的；否則，即便像寶玉與她這樣的兩情相知，都難免會小視她。他們就必須借別的一些事，來談情。在他們感情史上決定性的一次交流，是寶玉挨賈政的棒子。黛玉去探望，說道：“你從此可就改了吧！”寶玉回答說：“你放心，別說這樣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吳先生認為這是大有深意的，其實是寶玉向黛玉的徹心交代，而黛玉也聽懂了。所以，在此之後，黛玉再沒同寶玉鬧過小性子。可是，吳先生不禁憤怒起來，越劇《紅樓夢》竟然將情節順序顛倒了，將黛玉在怡紅院吃閉門羹，與寶玉生隙這一場，放到了寶玉挨打之後。寶玉已經向她說了：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這裏的“這些人”，就是黛玉啊！黛玉怎麽會再對他生疑？這是個大大的錯誤！吳先生感情十分投入地認為，“金玉良緣”是個陰謀，書中有許多跡象，證明薛寶釵對賈寶玉窺覷已久。比如，薛家進京，說是送寶釵宮選，可是為什麽後來就不提了，再沒有下文了呢？吳先生從講桌後麵欠過身子問我們大家。還有，不是說寶釵“不愛花兒粉兒”，裝束簡樸，可為什麽偏要時時戴個項圈？吳先生講《紅樓夢》，真是好聽，就像在與你辨析一段世事，其中深諳著許多緣故端底。
聽課以外，還舉辦過幾次課堂討論。記得有一次，好像是假期過後的一次，討論小說形式的創新。賈大山很認真地準備了一份書麵發言，逐字逐句地念了下來。方才說過，他是一個緘默的人，但也可能是在公眾場合，私底下，他或者是相當善言的。那時候，我們班上的學員也是一撥一撥的，由於年齡、經曆，還有地域的差別，他不是我們這一撥的。所以，我們看到的矜持的賈大山，就隻是表麵。即便是從表麵上，也還是可以看出他的活潑與俏皮。在他無限懇切的表情之下，隱忍著一絲明察秋毫的笑意，就是這，使他雖然沉默寡言，卻絕不是乏味的了。這一天，他在討論會上宣讀了他的這份假期作業，專門談意識流。這時節，意識流是個新概念，它給我們保守了多年的小說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已經有意識超前的作家在使用它了。盡管還並不完全了解它內部的、心理學和語法學背景下的含義，但僅止是表麵上，它的那種將敘述切碎了，又將某種細節誇張了的方式，就足夠我們見識的了。這時節，剛剛走出封閉，世界一百年的思潮向我們撲麵而來，都來不及地聽、看、汲取。賈大山發言中說，他在假期裏，也寫了一篇意識流的習作，現在，他就將這篇習作念給大家聽。他的小說是寫收割的，記得最清楚的，是關於田野裏草帽的描述，大致是：草帽，草帽，草帽，大的草帽，小的草帽，起伏的草帽，旋轉的草帽，陽光爍爍的草帽，草帽，草帽，草帽……大家早已笑得前仰後合，而他始終不笑，堅持將小說讀到底。他以農民式的狡黠表達了對這些半生不熟的現代小說觀念的懷疑，其中是有一些保守，可是也包含著堅守的態度，堅守他一貫遵守的經典敘述原則。那種以創造人物與故事為最終審美的敘述原則，其實是困難的，對作者的想象力，生活經驗以及語言能力都是永不歇止的挑戰。不是嗎？賈大山的“草帽，草帽，草帽”不是很簡單，很方便？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小說技法掩蓋在另辟蹊徑之下的是敘述的軟弱。直到他終年，他都沒有向敘述的嚴格性妥協過，他不多的那些小說，無一不是遵循著經典的原則。
我忘不了，有一次在水池邊洗衣服，遇到賈大山，他對我說：你發在《河北文藝》上的《平原上》，寫得不錯，我和張慶田——就是《河北文藝》主編說，這孩子會有出息。《平原上》是我的第一篇小說，還是由我媽媽送到《河北文藝》去發表的，多少帶有些“後門”的性質。一篇三千來字，排在很後麵的小稿，誰能看見呢？可賈大山看見了，還斷定我會有出息，真是莫大的鼓舞啊！而我相信賈大山的眼光，也相信他的誠實天性，他不會是因為我媽媽的緣故恭維我。
當時，在講習所，我可實在是沒本錢，倘若不是前麵說的那個偶然因素，我是進不來講習所的。周圍的同學們，我隻在雜誌上讀到他們的名字，都是我羨慕和崇拜的人。然而，大家都對我很好，並且，我也能看出，這裏邊並不全是因為我媽媽的緣故，我得到了許多真誠的關愛。同學中，有不少在當地主持刊物的工作，他們竟也來向我約稿，這其實是很冒險的。由於講習所集中了這麽一大批新時期文學的中堅分子，編輯就絡繹不絕地前來約稿，可是沒有人向我約稿。再是自謙，也是不自在的。逢到這時候，我便知趣地走開去。我也忘不了東北作家王宗漢，他約我為他主編的《江城》寫一篇小說，我如期寫完，交給他。他看了之後卻說：這篇給《江城》可惜了，我替你給了中青社的《小說季刊》。這篇小說就是《小院瑣記》。還有蔣子龍，約我給《新港》寫的《命運》，當他在飯廳裏和我談修改意見時，我激動得氣都急了。我覺得他們都很像我的兄長，一點不嫌棄我，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提攜了我。
大約是在講習所學習的後半期，不知如何開的頭，我們興起了舞會。周末晚上，吃過晚飯，將桌椅推到牆邊，再拎來一架錄音機，音樂就放響了。先是一對兩對比較會跳和勇敢的，漸漸地，大家都下了海。那時候，大多數人都不大會跳，而且，跳舞這事情也顯得有些不尋常。所以，跳起來，表情都很肅穆。要羅曼蒂克地，一邊閑聊一邊走舞步，那是想也別想。在剛開放的年頭裏，每一件新起的事物，無論是比較重大的，比如“意識流”的寫作方法，還是比較不那麽重大，跳舞這樣的娛樂消遣，都有著啟蒙的意思，人們都是帶著股韌勁去做的。記得那年的“五一”節，講習所放假，張抗抗挑頭，我，陳世旭、艾克拜爾，還有葉辛，一行五人去八大處玩。在一處空著的偏殿裏，傳出節奏激烈的音樂，大家爭相擁去，將偏殿圍得水泄不通，偏殿裏有七八個男女在跳搖擺舞，地上放著架錄音機，音樂就是從那裏麵發出的。他們穿著喇叭褲，女孩子穿著男式領角的襯衫，襯衫下擺束在褲腰裏，十分摩登。看上去，他們也算不得多少會跳，胯和腰的扭動有些生硬，也並不都能踩在點子上。可他們頑強地扭動著腰胯，一曲結束，便有人立即過去，將磁帶翻個麵，再續上一曲，接著往下跳。
講習所舞會開張，黨校食堂裏的那幾個年輕人也來參加，他們帶來了錄音機、磁帶，還有舞伴。他們都比我們會跳，可做我們的老師。再後來，有些雜誌社的編輯也來赴我們的舞會。後來，我們安排到北戴河度假，也帶著錄音機和舞曲的磁帶。晚上，我們走到海灘去跳舞，夜晚的北戴河，與白天很不一樣，它顯得相當荒涼。海和天都很黑，而且空闊。海水一層層地拍著岸，聽起來沒什麽聲響，可錄音機裏的樂曲卻變得虛弱了，原來，它們是有著巨大的轟鳴。說實在的，舞興也不怎麽樣。柔軟的沙地裹著腳，走不開步子。可我們還是堅持跳著。不一會兒，四周就圍上了一些當地的小孩子，站，或者蹲在暗夜裏，默默地望著我們動來動去的身影。
那時候，生活是簡樸的。講習所裏有一台彩色電視機，可彩色還不如黑白的清楚。永遠調不準頻道似的，所有的圖像都在不停地抖動和變形。偶爾碰巧了，出來一個盛裝的女人，報幕還是歌唱，大家便驚異地問：這是誰？其中一個就回答：誰？妖精！又有人逗蔣子龍的小男孩，問：你家有嗎？有！幾個色？兩個色！什麽色？黑的和白的！小男孩反應特別敏捷，應對如流，一口的天津話，將“色”說成“塞”，發第三聲。
常來講習所玩的孩子，還有王宗漢的一兒一女。兒子王家男正處在少年的飛躍性發育階段，身量很高，特別瘦削，臉呢，還是幼稚的孩子臉，異常的沉默。但即便在這種身心不平衡的成長時期，他依然是溫順與安靜的，可見得他柔和的天性。後來看到他寫的小說《鄉戀》，一下子與他的少年形象聯係起來了。女兒的名字起得很好，叫做“可心”，人也長得“可心”，那時才齊桌高。兩年前，忽然接到一個女孩子的電話，聲音特別清亮，代表東北某家報紙來約稿，自稱是“王可心”。不由吃了一驚，有多少時間過去了呀！
校舍後麵是一個操場，有籃球架，講習所與黨校舉行過籃球友誼比賽。還有一張乒乓桌，但拍子和球似乎不太好找，偶爾湊齊一副，就打上一陣子，然後又沒了。
還有就是散步。一邊散步，一邊聊天。聊的呢，大多是文學。那時候真的很熱衷談文學，一點不是矯情，而是很認真，也很自然，談自己的思想和構思。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還有《芙蓉鎮》，就是在那時候講給我們聽的。聽著就覺得好，不料，寫出來，更好。也談苦惱。河北作家申躍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寫作了。那時，拘泥著寫，還能寫出來，現在，放開了，反而寫不出了。他說，他就好像是一張網眼特別稀的網，打下去，東西都從網眼裏漏了。
讀書也占了許多時間。講習所有一個小小的，隻一間屋的圖書館，管理員叫小井。書不多，有一本新來的好書便永遠地在人們手裏周轉，回不到書架上。那時候，有一本很搶手的蘇聯小說，叫做《白比姆·黑耳朵》，陳世旭看著，看著，就獨自在房間裏踱著步，大聲朗讀起來。人們走過他的房間，都朝裏望一眼。
晚上，黨校的學員走了，工作人員也走了，就剩講習所的這些人，在各自的房間裏，做著自己的事情。偶爾從開闔的房門裏，傳出一兩句說話聲。等大多數宿舍關了燈，走廊裏會響起一陣腳步聲，是最後一班十八路汽車將哪個人送回來了。也有來串門看朋友的人，也得趕十八路的末班車回去。
然後，講習所就組織去北戴河了。很隆重地，出發之前，我和抗抗，還有葉辛，特地去了趟王府井，買旅行用品。買了太陽鏡、遮陽帽，我沒有買到合適的遊泳衣，後來是小井將他妹妹的遊泳衣借了給我。男式的遊泳褲倒有，但葉辛又不想買了。他的思路是這樣的：假如買了遊泳褲，他就要去遊泳，假如去遊泳，就可能淹死。最後，在抗抗的連笑帶罵之下，他不得不買了遊泳褲。到了北戴河，他就穿了新買的遊泳褲，站在齊膝的海水裏，用手蘸了水往身上拍。臉上的表情多少有些愁苦，好像不是出自情願，多少是由於某種壓力。去海濱遊玩的東西準備齊了，上路了。
到了北戴河，住下，所領導古鑒之立即召集開會，作一番講話。大意不外是讓大家好好休息，好好玩，注意安全，通過這機會，更進一步地互相了解——所以，不妨可以打破圈子，廣泛地接觸、交往，比如古鑒之老師舉了一個例子，喬典運也可以和王安憶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嘛！大家便哄然大笑，大約是覺得喬典運與我太不相似了。
喬典運來自河南農村，是學員中最年長的一位，當年已是四十九歲。開學初，天還寒冷，他就穿一件對襟的黑布棉襖，理著一個發茬很低的平頭，完全是一個田裏的把式。但他有著相當沉著的氣質，這是內心生活在起作用，這使他變得睿智。大家拿這話取笑了很久，老喬則很厚道又不失大方地說：“其實我和安憶經常聊天。”
北戴河，藍天綠海。都是剛走出暗淡的生活不久，不相信好日子就這麽輕易地來了。往後的日子其實越來越好，可是再好哪有剛開始的時候新鮮？有希望？
住的招待所麵向大海，走過去隻幾百米。我們成日價泡在水裏，也不管是會遊泳，不會遊泳。然後在沙灘上曬太陽。沙粒很細，滑潤，均勻。早上，潮退去了，留下了貝殼，海星，花石子。拾一捧，看看，有更好的，就丟了，再拾一捧。太陽一點一點升高，綠海就變成金海。
北戴河有一家德國西餐廳，“起土林”。在當時看來，極其的豪華，價格也貴得驚人。那時候，花錢還很節製。人們大多是走過看看，真正進去吃的很少。所以，店堂裏相當冷清。抗抗請我吃了一次色拉，艾克拜爾慶賀得子，又請我和陳世旭吃了一回聖代。陳世旭將他杯中的摜奶油都分給了我們倆他，說他是吃野菜的命，欣賞不來這洋玩意兒。
講習所還向漁船上買過一回海螃蟹，請招待所的食堂煮了給大家嚐鮮。可惜大部分北方同學吃不來，也不賞識，草草地嚼一遍，丟下一桌子蟹鉗蟹腳，走了。
北戴河是講習所生活的高潮，從北戴河回來，多少有些人意闌珊。
回來不幾天便放假，一個月。等一個月以後，大家從各地家中紛紛返校。離別了一段，重聚一起，就又有了些重新開頭的喜悅和振作。彼此看看，都有點變樣，新理了頭發，換了裝束，身上臉上染了些家庭生活溫暖又私密的氣息。本來已經稔熟了的，這時候又生分了似的，不大好意思。散了一半的心這會兒又聚攏起來，但總歸是向收尾上靠了。各人忙著寫畢業作品，交上去，所方則四處聯絡刊物審閱與批用這些作品。學員們又提出，講習所能否出麵，向各人所在單位請一段時間的創作假，作為講習所課程的延續。再有，舉行一次答謝導師的宴會。
講習所的前期是上大課，後期則效仿研究院的導師製。每三至五人，認一位導師，導師是由著名的作家擔任。我，瞿小偉，郭玉道，因是寫兒童文學，所以，就跟了金近老師。
瞿小偉是北京的青年，當時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小說，《小薇薇》，寫一對小兒女跟了父母在幹校裏的遭遇。和描寫那個時代的故事一樣，結局是淒楚的，但是卻流露出特別純真和溫暖的感情。裏麵還有一條忠實的大狗，就像所有天性善良的男孩，夢想中的夥伴，最後也傷心地死了。這篇小說後來和我的《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同獲得了全國第二屆少年文藝創作二等獎。頒獎正是在講習所的學習期間舉行，這使得默默無聞的我們倆，多少掙得了一點榮譽。他和我同是講習所裏唯有的共青團員，所以，開學的第一天，就由我們倆再加上打字員小林，組成了一個團小組，由共產黨員、軍人作家李占恒來領導我們。郭玉道來自青海，其實在那時候，他已經呈現出疾病的征兆，可誰也沒有注意，他削瘦，麵色萎黃，精神多少有些不濟。他似乎不頂合群，也許隻不過是性格羞怯，不慣於在人前說話。在他的宿舍裏，還有我們共同去赴老師家上課的路上，他還是活躍的。
我們三個一同去金近老師家，路上需轉兩路或是三路汽車，再要走一段。我們到的時候，老師已經候在那裏了。準備好了茶水，還有盛在菜碗裏的半碗杏子。金近老師是江浙人，鄉音很重的普通話。但決不會聽不懂，於我來說，還很親切。因在上海，多是聽到這樣的普通話，它比字正腔圓的北方話，要家常得多，也溫婉得多。因是夏季，他多是穿著汗背心，手上持一把蒲扇，和我們說話。他看上去，就像是個鄉下小老頭，可這“鄉下小老頭”，卻有著骨子裏的優雅：安靜，溫和，從容不迫。他顯然不善言談，甚至於還有些不安，不知該對我們說什麽。他很努力地想著，想一句，就說一句。而他又沒有一絲一毫應付我們的意思。他特別願意同我們多說一些，把寫作的秘訣教給我們。可是，寫作有什麽秘訣呢？像老師這樣一個誠實的人，是連一句虛浮的話也說不出來的。所以，我們在他家，就坐不長，大約一小時左右，便告辭了。可是，我們每一次都定好下周的上課時間。到時間一準去，老師也已在等著我們了。
謝師宴會是在朝陽區委黨校的飯廳裏舉行。黨校的夥房很有些軍隊應變作戰的素質。平常日子裏，玉米麵餅，大楂子粥，米飯一碗碗蒸著，菜是大鍋燉煮，大勺子當當地舀到一溜排開的搪瓷盆裏，然後，打鈴開飯。可到了要緊時刻，它八冷盤，八熱炒，大菜甜食，說上就上。辦事情的杯盤碗盞也都拿出來了，雖不是細瓷描花的，可卻齊齊整整。飯廳裏一下子布滿了餐桌，一圈冷盤中間，立著酒水瓶子。五時許，導師們陸續到了，由各自的學生陪著，參觀講習所駐地，又到院子裏樹底下照相。金近老師也來了，穿一件白襯衫，手裏提一個人造革的黑拎包。導師自然是和學生坐一桌，桌邊放的都是長凳和方凳。我們中的誰就到宿舍裏搬來一張靠背椅，要老師移坐到椅上去。金近老師一定不肯，說這樣就蠻好，覺得我們實在多此一舉。我們則一定要他坐椅子，瞿小偉還站起來，從金近老師的身後，雙手扶住他的肋下，要將他強持到椅上。瘦小的老師在高大的學生身下，滑稽地掙著手，就是不從，都快要生氣了。我們到底強不過老師，隻得作罷。晚宴開始時，還矜持著，等喝了酒，氣氛就鬆弛了。那時候，吃喝的事情還不太經常，大家都興奮得很。說話的聲音也大了，酒呢，敬來敬去的，都有三分醉了。金近老師看來是不慣於這種喧嘩的，但他不掃人興，等到有人陸續離了席，他才說要走了。然後，我們三個人送他去搭乘十八路車。走在通往汽車站的，黑漆漆的土路上，師生四人都放鬆下來，說著閑話。走一截，有了路燈，將我們幾長幾短的身影，投在地上。車暗著燈，敞著門等在終點站，老師同我們一個個告別，就轉身上車。瞿小偉又伸出手，扶住老師的肋下，托他上了車。車門關上，車燈亮起，駛離了站。我們三個，再蕩啊蕩地，蕩回講習所。已是秋初，風很涼爽，月亮升起來了。
王安憶與母親茹誌鵑在美國
離開講習所以後，是多少日子？三年，還是五年？傳來了郭玉道患癌疾逝世的消息，他是我們中間第一個早逝的同學。接下去，就有喬典運、賈大山，相繼而去。他們都是貧瘠地區的農人，艱苦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們的身體，繁重的思想勞動又雪上加霜。
金近老師也離開了我們。講習所過後，老師寄給我一本童話書，名叫《愛聽故事的仙鶴》。這一篇中，寫了一個作家，六十多歲，灰白頭發，瘦瘦的，人們都管他叫“鄉下爺爺”。這其實就是老師自己吧。現在，他也像文中的“鄉下爺爺”，在對我們說：“我要講的童話，還沒有講完哩。”
講習所結束之前，我們還舉行了一場舞會。大家期待著，再熱鬧一次，可已是曲終人散的氣氛了。有人在打行李，宿舍裏散亂著書籍紙張。有人忙於和北京的親友告別，在房間裏待客，或者出門去了來跳舞的就也心不定，過來坐一時，再走開一時。倒是一些外來的編輯，或是黨校工作人員，和他們的熟人，在場子裏舞著。
然後，一個一個走了，房間一個一個空了下來。卸下蚊帳，一下子露出了前後的窗戶。窗外是北方的楊樹，葉子茂密，在秋日的陽光下，翻著亮片，閃閃爍爍。真是滿窗綠色。
本文選自《空間在時間裏流淌》，王安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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