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中學的群體和社會活動
在五中，除了教室內、外的受教，我們這些中學生還參加一些群體和社會活動。這也是我在中學時的學習內容，顯得緊張、嚴肅、認真，有時候還很有趣味，顯示出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代特征。
初中三年級時，由於母親再一次被驅離成都，回廣漢就地改造，我每天的吃飯成了問題。幸得班主任楊百芬老師的幫助，我得以到學校食堂搭夥就餐,於是過上了飯來張口的“幸福”生活。1964年的成都已經從饑荒中恢複過來，但老百姓的肚子仍然由糧票、肉票、油票等各式各樣的票證控製著，搭夥必須把這票那票都交上去。錢當然也交，每天是二角五。
五中的學生食堂就是禮堂，麵積頗廣，可容納幾百個學生同時就餐。八人一桌，桌乃方桌，站著吃。飯是用圓形洗臉盆蒸出來的，上麵印有規整的八等分的壓痕，每人正好八分之一。菜裝在一個盤內，無法預先劃分，大家自覺分著吃。大食堂的菜自然好不到哪裏去，炒菜時，身強力壯的大師傅要用鐵鍬去翻騰，是個力氣活。成都平原得天獨厚，四季蔬菜新鮮，加以油鹽，味道不惡。
中學生正值身體成長階段，勤學好動，大都貪吃。每到開飯之前，食堂大門前就擁擠著饑腸轆轆的學生，敲打著碗、盒，有說有笑，等著師傅來開門。一旦開門，大家並不立即到自己的桌前去開嚼，而是衝向中間空地上的兩個大桶，桶內裝有用上頓剩飯、剩菜燒製的燴飯，時稱“處理飯”，先把處理飯倒進空胃，再回到自己桌前，慢慢享用自己的那一份。但吃飯總有先後，有時候因作業或課外活動纏身，來得晚了，你就會發現，你在飯盆中的那個八分之一成了“輪船”：上大下小；當然，這是因為早到者取走了“坦克”：上小下大。
成都人把吃肉叫‘打牙祭’，此語極為形象。我們每周祭牙一次或兩次，多用肥肉，或粉蒸，或紅燒，或回鍋，以解癆腸寡肚之饞。學校地處與瑩華寺街交界處，幾十米外就是成都市肉食品加工廠，此廠生產鹵肉，學校有近水樓台之便，不時能從該廠搞來一些鹵肉渣，燴在菜中，味道好極了。每當吃肉，那天的氣氛會特別熱烈，上課時的心情會愉快很多，笑起來時，笑容會特別到位。
剛進初中時，估計是營養不足，我身材矮小，身高僅有1.34米，在上體育課時，排在男生隊列的倒數幾位。但到初三時，已經長到1.68米，終於擠入隊列的中部。這得歸功於五中校園裏麵的體育運動風氣，前麵提到的籃球和遊泳自不必說，我還在少年《勞衛製》的督促下做各種項目的體育鍛煉。所謂《勞衛製》，是當時在中學裏麵開展的國家製定的《勞動與衛國體育製度》的簡稱。據說，這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裏學來的，要求初中生在跑、跳、投擲、爬杆等項目上達到一定的標準，以使中學生的健康水平達標。我在快跑、跳高、跳遠等方麵輕鬆過關，但爬杆和投擲方麵由於手臂乏力而頗費心力，後經體育教頭的督促和麵授機宜，經過多次努力，方才過關，拿到了一枚少年《勞衛製》證章。
時間到了1965年7月中旬，我們初中畢業班的學生已經考完了升學考試。不改初衷，我仍然報考五中，讀大學的夢想在我的腦子裏麵根深蒂固。當然，“凡事如是，難以逆料”，當時的一個少年學生，不可能知道第二年會爆發文化大革命，以及會發生令天下學子均痛心疾首的“大學停止招生”。
升學考試後，學校安排我們畢業班的學生去百工堰修水庫。百工堰位於成都東部的龍泉山中，距市區有十五公裏之遙，我們走路去那裏勞動。圖1（來自網絡）是修成後的水庫，現已成為成都的一個風景區。湖光山色，青樹翠蔓，怡人心性。
圖1
成都的七月，夏日炎炎，路途漫漫，但我們走得一身輕鬆。當走到九眼橋時，碰見班主任楊百芬老師，楊老師通知我：“你不用去了，派你當畢業生代表，去十四中學參加‘成都市普通中學應屆畢業生代表大會’。”語出突然，頗為驚心，我心驚的是，是不是我已經被學校內定為上山下鄉的典型？雖然，在班上表決心的時候，大家都說過“一切交給黨安排”，“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之類的豪言狀語，但我並沒有打算放棄升學，而徑直去下鄉當農民！當年，的確有不少這樣的先進典型人物，主動放棄升學，自願到農村當一個普通農民，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
畢業生代表大會從7月19日開到22日，我們五中的10來位初、高中畢業生，在校黨支部副書記曾紹甫老師的帶領下，參加了這次大會。這的確是一次動員畢業生服從國家安排的大會。會議由當時的共青團成都市委書記陳先澤主持，他做了“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主題報告。他講了五點：1.把國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自覺服從國家的統一安排；2.熱愛勞動，立誌做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3.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自覺到艱苦地方去鍛煉成長；4.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要聽黨的話，堅決走革命道路；5.更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朝革命化勞動化方向奮勇前進。接著，大會邀請了倉庫保管員樊光榮，百貨公司售貨員何學婭，木材綜合加工廠工人吳道清等三位先進工作者講話，講在平凡崗位上做出不平凡成績的勤懇工作。大會還邀請了七位知青先進人物，以及即將下鄉的知青訓練班學員講話，特別是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知青典型給我們講話，講他們如何改造思想，端正認識，立誌紮根農村。
政府絞盡腦汁，領導苦口婆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目的是疏緩畢業生人數和升學人數之間的矛盾。當年城裏的初中生畢業時，可以升讀高中、中專以及各種技校，門路頗多，落榜者的比例尚不算高；而高中畢業生則隻有讀大學一條路可行，落榜者比例則高很多。如何安排，這讓各級政府的領導者們大傷腦筋。
到了8月9日，升學考試的結果出來了。我班五十四位同學，四十八人進學：或上高中，或進中專，或讀技校，僅有六人落榜。我如願考上五中，再一次順利邁過人生的一個關口。我班落榜的六位同學，其中三位女生去西昌當了下鄉知識青年，按照共和國的詞匯，稱她們為“老知青”，以別於1969年初下鄉的老三屆中學生“知青”。
我查閱了隸屬於教育部的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其統計數據顯示：1965年全國初中畢業生人數為173.8萬人，進入各類學校繼續學習的有121.6萬，其升學率達到70%。當年的高中畢業生為36萬，進入大學的為16.4萬，升學率不足一半。也就是說，有超過50萬的初中畢業生和近20萬的高中畢業生需要就業。這個數字對於一個有六億五千萬生民的泱泱大國，似乎並不算太大。
但是，當年在計劃經濟模式下，經過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最能吸納人員就業的私營企業已經蕩然無存。城裏的企業、機關、學校以及各種服務行業，要麽國有，要麽公私合營，一切均在國家掌控之下，一切均在計劃安排之中，已成死水一潭，鮮有能力吸納新人。此時，唯有反向流動，把視野瞄向農村的廣闊天地，鼓勵青年下鄉務農，以緩解城市就業壓力。正向的城市化發展道路被迫無限期延遲，直到改革開放後，經濟重新恢複活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中國特色”的逆動方才退出了曆史舞台。
是歲夏末，成都的高中開學頗早。我的日記記載：“8月20日，星期五，晴，開學了，我被編入高68級4班。”從1965年8月20日開學，到1966年6月16日中央改革高考製度的決定公布、17日學校全麵停課，這輩子，我讀了十個月的高中。
1965年，是中國全民皆兵的一年。是年，北部灣事件發生，戰火燒到北越。針對美國侵越戰爭不斷升級的趨勢，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指示說，鑒於美帝國主義正在越南采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嚴重威脅我國的安全，在目前形勢下，應加強備戰。成都的中學因此紛紛組建民兵隊伍，高中生均就地編隊“入伍”，均成為了民兵。
高中入學伊始，我們這些16歲左右的中學生就開始了民兵的“隊列訓練”，準備參加國慶16周年的民兵方陣遊行。9月的成都，下午的氣溫仍然在30度左右，我們冒著高溫，在操場上按照幾位教頭的指揮，進行隊列操練。操練不難，比較困難的是18人並排走正步，要練出行動一致的挺胸，擺手，起腿，轉頭。更難的是18人的隊列轉彎，內側的人原地踏步，越朝外則步幅必須越大，極難掌握，開始不適應，隊伍轉彎象一條蛇，經過多次訓練，漸入佳境。這是擯棄個人的自由散漫、弘揚集體精神的訓練。由於是政治任務，大家都極為認真，聽從口令，不到兩周，基本上就做到了令行禁止，動靜有序，整齊劃一。
十月一日淩晨5點過，我匆匆到校，同學們大都也到了，大家按規定穿著清一色的白襯衫、藍褲子。朦朧的晨曦中口哨聲起，集合，排隊，發槍，訓話。7點左右，五中的民兵隊伍肩扛鋼槍，整隊出發，先到了提督街上的文化宮外等待（圖2，來自網絡）。此處已經是人頭攢動，隊伍橫列，全都是中學生的民兵方陣，一所學校接著一所學校，靜靜地佇立在清晨的街頭。上午9點，禮炮齊鳴，樂隊高奏國歌，當時的市長李宗林講話，緊接著開始遊行。當我們轉彎進入人民東路，行進到離廣場主席台隻有二三百米時，領隊的張教頭突然大喊一聲：“向右 — 看齊!”這是肩扛鋼槍，正步前行的信號，訓練有素的隊伍立刻進入正步走的昂揚狀態，整齊的腳步聲震動著大地，嘴巴高喊“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整齊劃一，節奏鮮明，雄赳赳氣昂昂地在主席台的注視下行進（圖3，來自網絡）。成都當年國慶遊行的主席台設在舊皇城的城樓上，此處是一酷似天安門古建築。1968年，因修建“毛主席塑像”和“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館”而被毀掉。
圖2
圖3
國慶遊行後，民兵還進行了各種軍事科目訓練，如投手榴彈、打靶。手榴彈投的是模擬彈，打靶卻是實彈射擊。我們先用空槍練習瞄準和基本動作，用的是老式七九步槍，熟練後一人發給三發子彈，讓你真打。學校西側牆邊有一巷道，雜草叢生，周邊均為高牆，巷道寬約5米，長約30多米，正好用來進行實彈射擊。組織者在巷道端頭擺放一木板，上釘十環靶圖，下挖大坑，供人隱蔽，實彈射擊按班級依序進行。
我們年級有位女生，叫李顯玉，是學生會的幹部，為人幹練且負責。我們射擊時，她就躲在大坑裏，三聲槍響之後，舞著小紅旗，一躍而出，跳到靶前驗靶報數，動作機警而敏捷。七九步槍後坐力大，我射擊的成績不佳，三發得八環，其中一發居然脫靶。打完後大家高唱《打靶歸來》歌：“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把營歸，胸前的紅花映彩霞，愉快的歌聲滿天飛……。”
1965年的9月下旬，剛上高中的我們還接到一個政治任務，歡迎西哈努克親王和王後訪問成都。這位信奉佛教社會主義的親王應邀來我國訪問並參加國慶典禮，不知怎麽，把成都選為了他訪問的第一站。這是成都首次接待外國元首，外交部長陳毅和夫人張茜趕到成都迎接西哈努克一行。成都的領導們把我們中學生都動員起來，和市民一道，以十多萬人之眾，夾道歡迎柬埔寨貴賓。成都五中的學生們被安排在東城根中街一帶，我們班站在羊市街口，九思巷附近。我們早早就到了指定地點就位，可是，客人久不至，學生望穿眼，漸有鬆懈情緒滋生。有的同學就溜到九思巷裏麵去了，被班主任侯老師發現，把幾個“臨陣脫逃”的同學拉到麵前，痛心疾首地批評了一番。侯老師表情嚴肅地說：“你們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啊！九思巷的階級鬥爭，人頭落地！” 邊說邊把身子前傾，腦袋向地麵俯去，形象且認真，把幾位同學說得乖乖站回到待命位置。那是一個隨時都講階級鬥爭的年月，老師如此，學生也如此；學校如此，社會上也如此。
好不容易，在苦等幾個小時後，終於等來了貴賓。隻見前麵夾道的人群突然沸騰，手持鮮花、彩帶、紅綢載歌載舞；我們也立刻雀躍，高呼：“歡迎！歡迎！熱烈歡迎！”車子開了過來（圖4，來自網絡），速度不慢，但恍惚之中，我看見了陳毅元帥大塊頭的身影和西哈努克親王那永恒的笑臉，大人物都舉著手向兩旁熱情的群眾頻頻點頭致意。車子在我們麵前一晃而過，車走人空，歡聲漸息，我們的任務也就完成了。
圖4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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