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父親潘景寅
口述：潘鷺，整理：舒雲
潘景寅和自己駕駛的飛機合影
2012年7月，父親潘景寅冤死41年後，我專門到蒙古溫都爾汗祭奠父親，為父親掃墓。這是母親的遺願，也是我們姐弟三人的心願。
我的父親潘景寅是空軍34師副政委、林彪專機飛行員。1971年9月13日駕駛載有林彪的專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
41年來，關於墜機原因眾說紛紜，始終沒有結論。
父親熱愛飛行。我們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是父親起的，姐姐叫潘鷥，我叫潘鷺，弟弟叫潘鵬，都與飛行有關。因為父親飛行技術好，人又老實，提升很快，從大隊長、副團長升到團長、副師長，仍繼續飛行。直到父親離開我們很久後，我們才慢慢知道，父親是中央首長的專機飛行員，給宋慶齡等開過專機。
多年來，父親執行了很多次重要的專機任務，全部圓滿完成，沒有出過任何飛行事故。
1970年六七月，中國從巴基斯坦進口四架三叉戟，這是中國首次擁有大型運輸機。
本來已下達調令，調父親到空軍機關工作，因為接了這批三叉戟，要培養飛行員，又把父親留在西郊機場。
父親帶隊到廣州改裝，由巴基斯坦飛行員帶飛。父親飛出來以後再教其他飛行員。
256三叉戟是四架三叉戟中最好的一架，因為中央規定，M不再坐飛機，所以這個一號專機就給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由父親任機長。
父親常常說走就走，母親擔驚受怕，總怕他有個三長兩短。父親飛上了三叉戟，不止一次對母親說：“這回你該放心了吧！三叉戟上有好幾個發動機，不會那麽巧都壞了，隻要有個比較寬敞的地方就能降落。”
此後母親放心多了。
我們家住在西郊機場家屬區，以往小飛機聲音小，三叉戟是大飛機，聲音比較大。
每逢三叉戟降落，母親都能聽到，就對我們說：“你父親回來了。”我就騎著自行車，帶著弟弟去接父親。
三叉戟改裝好後，需要多次試飛。姐姐潘鷥因小兒麻痹在長春治療，母親幾次催促父親把她接回來。正好父親申請到長春航線，“九一三事件”前一個星期，父親去長春試航，順便把姐姐接回北京。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還曾追查父親與這件事的關係，其實根本扯不到一起。
三叉戟剛到西郊機場的時候，我們這些孩子還曾爬上去看過。我有幸看到過三叉戟的全貌：整個飛機都是通著的，當時還沒有裝修。我姐姐是第一個坐256三叉戟的客人，據她說：這架三叉戟改裝後，機艙中間加裝了門，裏麵還有供首長休息的床。
256號三叉戟
從烏蘭巴托到溫都爾汗的路上，我的頭一直在痛，父親的音容笑貌不斷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父親1929年1月出生，他從小沒有母親，跟著姑媽長大，是個苦孩子，14歲就給地主放牛。1946年6月，後來編為四野的部隊路過他老家，他把牛鞭子一扔，跟著部隊走了。他一走不要緊，地主找我爺爺要牛，交不出牛來就灌辣椒水，爺爺差點兒死去。所以後來父親對我爺爺很好，“文化大革命”中把我爺爺接到北京。母親專門請了保姆，最後為我爺爺送了終。
父親雖然沒有讀過書，但他聰明好學，年紀又輕，被選到空軍一航校學飛行，畢業分配到空軍34師任飛行員。因為父親的工作性質，他一直沒有談對象。航校同學尚登峨的嶽父是老紅軍，在南口駐訓。得知房東有個女兒孫祥凝正在北京大學護校上學，就當紅娘把她介紹給父親。一見麵，雙方都滿意。父親長得很精神，身高一米八，姥姥、姥爺很滿意。母親長相也很出眾，脾氣又好，父親更滿意，一拍即合。這時父親已經30歲了，大母親8歲。北京大學護校也很支持，特批結婚，但要求在校期間不許生孩子。
母親後來說：“談什麽戀愛呀，就沒怎麽見麵。老潘老出差，我那時又經常上夜班，結婚後也一樣。”
1971年8月，潘景寅在山海關留下最後一張照片
1971年9月12日是個星期日，父親剛出差回來。他難得在家裏過個星期日，母親、老舅、姐姐和我包餃子。鄰居給了半個瓜，父親最愛吃瓜餡，母親拌了兩種餡，瓜餡舍不得給我們吃，專留給父親。父親是家中的重點保護對象，聽母親說，就是三年災害時期，父親在家裏也沒有感到困難，隻要他一回家，母親就把最好的東西給他吃，說他在空勤灶吃慣了。每個月配發的二兩肉母親都舍不得給我們吃，她和我們吃大蘿卜條子和白薯，把肉留到星期天給父親吃。
父親很忙，就是星期日，也不在家。沒有飛行，他就在辦公室看書練字，隨時待命。這時來了三個電話，都是找父親的，有緊急任務，可是潘副政委沒在辦公室。父親此時在理發室理發，以後聽100團政委安治梁叔叔說，父親這時吃了三片安眠藥，準備理發後抓緊時間睡一覺，沒想到要立即執行任務。父親回到家裏，瓜餡餃子還正在煮。來不及吃了，父親二話不說提著旅行袋就出了門。專機飛行員都有個旅行袋，裝著牙具、毛巾和拖鞋什麽的，以備隨時出發。
結婚的時候，組織上就告訴母親，父親是在執行特殊任務，經常出差，你什麽都不要問，也什麽都不要知道。母親一直嚴格遵守這個原則。平時在家裏，母親很自覺，覺得部隊上都是秘密，自己也不是黨員，還是躲遠一點。父親拿回來放在桌上的一般文件，母親看也不看。甚至作為飛行員待遇發給父親的巧克力和水果，母親也自覺不吃。父親說走就走，母親也習慣了，從來不問，既不問父親上哪裏去，也不問父親什麽時候回來。
這一次母親也不知道父親上哪兒去，以後才知道是去北戴河。幸虧當時場站政委的家屬領著兒子在我家串門，以後追查，他們正好當了證人，說父親臨走確實什麽也沒說。
潘景寅和妻子孫祥凝合影（潘景寅，東北人，生於1929年，享年42歲。妻子孫祥凝，北京人，1937年出生，2004年病故，享年67歲）
在母親眼中，父親不愛出風頭，話也極少，從不跟什麽人跑來跑去，有時間就鑽研飛行技術。有一件事可以說明父親的性格，父親有個侄子修沙河機場，想當兵。正好父親那時在沙河機場當團長，辦個男兵應該問題不大。但父親說，你結婚我可以給你點錢，但你當兵我辦不了。侄子隻好回家種地。以後侄子在老家蓋房子，母親給他一些錢，算還了父親的心願。
“九一三事件”後，組織上查來查去，沒查出父親有什麽問題。10月5日，母親到海澱醫院上班，被打成反革命家屬，辦了學習班。學習班是那時的時髦語言，其實就是拘留了，不讓與家裏聯係。
母親被一關四年，因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推來推去，最後關在海澱衛生局。時間長了，也就鬆了，沒人管她了，換飯票也沒人管。母親很想看望我們三個孩子，乘機溜回家。因為沒錢買車票，徒步走到南口。海澱衛生局發現母親失蹤了，請示北京市委吳德，說“政治保護”，南口派出所把剛到家的母親弄走，升了格，關到海澱公安局拘留所。臨走，母親對姥爺、姥姥說：“爸媽放心，他們不害我，我自己不會自殺。”之後母親“失蹤”了，姥姥到處打聽也找不到母親的消息。
母親被關進拘留所的日子不好過，每天白菜湯窩窩頭，睡地鋪。這些母親不在乎，她性格很開朗。但在那種壓力下，母親不敢言聲，不知道哪一句說錯了，再扣上什麽罪名。反正已經說是反革命了，批就批，就這樣前後關了一年，母親的神經有些不正常了。時間長了，也揭發不出什麽新材料，幾經請示，母親才被放回家。
母親從拘留所出來時，雖然才30多歲，但麵黃肌瘦，頭發特別長，我們都不認識她了。母親在南口姥姥家又閑了三四年，就這樣八年過去了。母親要求上班，海澱醫院很關心，衛生局長還來看過幾次，隻是說不好安排，還是在家休息吧。這時，母親還戴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姥姥也被整怕了，好不容易才出來，怕她找來找去，再被關進去。姥姥說：“讓上班就上班，不讓上，家裏也能過，就帶著孩子過日子吧。”
幾經周折，直到1978年9月15日，母親才重新回海澱醫院上班。先安排在北下關門診部，那裏沒食堂，工資還不夠她一人在外麵吃飯。一兩個月後在她再三要求下，回到海澱醫院，被安排在掛號室。
“九一三事件”發生時我11歲，姐姐12歲，弟弟才剛剛2歲。母親被抓走了，專案組想把我們姐弟三人送回父親的老家河北遷安縣農村。因為父親老家沒有親人了，才不得不又把我們送回南口姥姥家。
我姨父王玉琳是南苑機場的飛行員，開飛機送朝鮮代表團去上海參觀，正巧發生了“九一三事件”，就不讓他開飛機了，讓他坐火車回北京。之後停飛，被轉業到沈陽。姨和姨父把1歲和3歲的兩個女兒留在南口姥姥家，加上我們姐弟三人，一共五個小孩。12歲姐姐潘鷥最大，但她因小兒麻痹雙腿殘疾，11歲的我成了家中的“壯勞力”。家裏還有三個大人，姥爺70多歲，半身不遂，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親被關了四年，放回家後精神恍惚。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全靠60多歲的姥姥撐著。每天我幫助姥姥洗全家的衣服，小院都晾滿了。晚上姥姥把三個小孩子哄睡了，她還要在燈下為我們縫補衣服，每天都熬到深夜。
父親在時，家裏經濟不發愁。父親不在了家裏就塌了天，特別困難。母親隻有30元工資，姨舅們時不時幫點忙也有限，一大家子人全靠姥爺的一點退休金。家裏三個小孩子，吃不起牛奶，姥姥就養了一隻羊，擠羊奶。還養雞、種菜。
07
母親放出來後非常不服，到處寫申訴信。她首先就想到了宋慶齡。宋慶齡每年都要往返於北京和上海，常坐父親駕駛的飛機。有時宋慶齡指名要父親擔任機長，她在上海還請父親吃過一頓飯。“九一三事件”前，宋慶齡仍在等父親送她去上海。所以母親第一個想到了她。宋慶齡接到母親的信後，很快派秘書到海澱醫院來了解情況，但陰差陽錯沒見到母親。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費爾的談話。
因為正值審判“兩案”，費爾專門問：“你們是怎樣對待‘九一三事件’中的飛行員的？”
鄧小平說：“據我個人判斷，（林彪）飛行員是個好人。”
我們從《人民日報》上看到這句話，鼓起了上訪的勇氣。
我陪著母親上訪了整整一年，終於拿到父親的“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空軍34師給我們家落實政策時，母親提出三條，一是大女兒潘鷥是殘疾，安排工作，減輕負擔；二是二女兒潘鷺在南口上班，調回城裏工作；三是抄家時東西丟了，要折價賠償。這幾條要求西郊機場基本上都答應了。但母親提出房子問題沒有解決。“九一三事件”後，原來分配給父親的住房被強行收走。當時機場沒有房子，就拖下來。以後要給母親西郊機場的房子，母親不要，她對父親的死傷透了心，不想再聽到飛機聲了。
08
父親自1971年9月13日犧牲後，母親和我們三個兒女都很想為父親掃墓，無奈母親因政治以及身體的原因始終未能成行。父親最後這次飛行是從北戴河起飛的，於是北戴河就成了母親的祭拜地。拿到父親病故通知書以後的每個夏天，我和弟弟潘鵬都要帶母親去北戴河海濱，這是全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2004年8月2日，我們陪母親從北戴河海濱回來，全家聚餐，慶祝八一建軍節。表麵上看不出母親有什麽異常，飯後母親洗了澡，也洗幹淨了衣服。她最後望了一眼孫子，走到房門前，順勢滑到地上，永遠閉上了雙眼。我們這時才知道，母親每次從北戴河回來，表麵上心情很好，但心裏悲痛萬分。
要說母親的晚年很幸福。弟弟潘鵬的兒子健康活潑，已經上幼兒園了。弟弟潘鵬是母親唯一的兒子，因為長期無房，結婚多年卻不敢要孩子。直到幾年前，我和弟弟同時買了相鄰的經濟適用房，母親才盼到孫子。要是父親健在，看到一大家子人，尤其是看到寶貝孫子，真不知道要高興成什麽樣子。可是現在……
我們姐弟三人在母親老家北京南口的山上為父母建了一座合墓。合墓中隻有母親的骨灰，而代表父親的，隻是父親生前用過的一支鋼筆，以及朋友在溫都爾汗墜機現場撿回的一小塊熔化的飛機鋁片。
蒙古溫都爾汗墜機現場
父親冤死41年了，我終於來到埋葬父親遺骨的蒙古溫都爾汗的荒原上。我們在蒙古烏蘭巴托見到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蒙古學者達西達瓦教授，他認為林彪專機是駐蒙古的蘇軍打下來的。我們在溫都爾汗現場附近見到一家牧民。老牧民告訴我們，中國飛機失事後他到現場看過。聽目擊者說飛機是先著火，後掉下來的。
父親飛機的墜毀至今還是一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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