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淵 | 詩樣年華

作者檔案

1974年的徐浩淵

徐浩淵，1949年出生於河北省西柏坡。“文革”開始時就讀於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輝縣插隊。1981年8月赴美留學，在聖母大學先後獲得神經生理和行為科學碩士和藥理生理學博士。1992年獲得三年的美國國家基金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作博士後研究，轉而深造臨床心理學。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開通“徐博士心理熱線”。1999~2000 年任北京大學心理學係客座教授，教授臨床心理學研究生的課程 ；2001~2002 年任清華同方網絡教育事業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總監。曾任國家計生委特聘專家，從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詩  樣  年  華

 作者：徐浩淵

1971年徐浩淵在趙一凡家門前

1993年，我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做博士後時候，忽然在郵箱裏發現好友周倜從北京寄來一本書《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作者楊健。因為我1981年出國留學，不清楚此後國內發生的事情，便懷著極大好奇心讀這本書，結果大失所望。書中的許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親身經曆和熟知的，作為“紀實報告”，卻有大量不屬實內容。我氣憤地問周倜：“楊健是什麽人？怎麽敢亂寫？”她回我的話，成了讓我今天不得不坐下來寫這篇東西的主要原因：“活該！誰叫你們自己不寫呢。人家能把你們當年那點事兒寫下來就不錯啦！”是啊，自己沒時間寫，就別怪熱心人的誤傳和杜撰。為了給後人留下點真實，先寫幾件小事吧。

 

我想，被現在人稱作“白洋澱詩派”一事，是誤傳。因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詩歌的鼎盛時期，我僅僅見過一位來自白洋澱插隊人的詩，他是根子（嶽重）。

 

現在自稱多多的人，當年學名栗世征，乳名“毛頭”，他倒是來自白洋澱。我剛剛在網上找到了他寫的一篇被無數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國詩人》，才明白那些誤傳文字的出處。該文中有太多不實之詞。因為害怕自己的記憶有誤，我與當年一起玩耍的朋友們再三核實，大家都說那時候從來沒有見過毛頭有詩。我也不認為他與詩有何幹係，當然更不會向他討詩來看。

 

論述文革地下文學的兩本國內出版物

1971年1月，我見到依群的第一首詩，是為了紀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動筆，是一首永遠的“未完成”之作。僅僅寫了開始，顯現出來的悲壯美，便足以打動所有愛詩的人們，也足以使得作者不敢再寫下去。依群原本不是善於為曆史大事件抒發豪情之人，此後，他因為卷入戀情而留下的詩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詩真摯、清麗，含著痛楚。至今我還珍藏著37年前他的手稿。依群喜歡使用變色鉛筆，字跡已經從藍色變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寫道：

 

你好，哀愁

 

窗戶睜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裏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這樣，平淡而長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好，哀愁。

 

另外，需要在此更正楊健書中對於依群詩句的誤傳：“奴隸的槍聲嵌進仇恨的子彈” 應作“奴隸的槍聲化作悲壯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槍聲對應著《國際歌》的音符。依群的詩不會出現“仇恨”“子彈”類的字眼，那不是他。

 

認識根子，好像是因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回城的日子裏，我們有時聚在金伯宏、張小鬆、黃元家裏聽音樂、唱歌。當時最好的男高音名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愛聽根子“講”電影。從他口中流出來的故事，聲、色、動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記得他講蘇聯電影《雁南飛》：“她穿著連衣裙的嬌小身影，在轟鳴的坦克鋼鐵怪獸之間穿行，形成了一幅被電影史永遠記錄的畫麵……”說著，根子用兩隻手做了一個長方形框“喀嚓”，我好像真的看到、聽到了那些景象。文革後去看內部電影《雁南飛》，發現那個鏡頭遠沒有根子講得那麽好，才想到，是他看了家裏收藏的劇本，自己編出來哄我的。

 

我一直覺得根子應該能寫出最好的詩。因為詩歌是唯一能把繪畫、音樂、文字融為一體的美麗神物。根子是最擅長這些的家夥，怎麽能沒有詩呢？經過我無數次的詢問、催促，終於，1972年的春天，根子跑到我家，放下一摞紙就匆匆離去。他一改平日疏懶、對什麽都無所謂的樣子，麵色嚴肅中藏著靦腆，讓我猶疑地打開那疊紙。哈！是詩！是根子的詩！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長得可怕。它們沉重、結實得讓人喘不上氣來。《笑的種類》《白洋澱》《深淵上的橋》《三月與末日》…… 其中，《三月與末日》最震撼，《白洋澱》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詩，都宣泄著少年人的憤怒、絕望、成長的苦痛，和對美的渴求。我趕緊拿給大家共享、抄錄。至今，我最喜愛的這兩首詩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幾首詩一起被我珍藏著。上麵還有當年依群、根子塗改的痕跡。這些詩稿真跡，是打倒四人幫以後，我第二次出監獄，提審員張老頭退還給我的“黑材料”。

 

詩人根子（嶽重）在白洋澱

 

那年代，無論我在哪裏，永遠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給我的詩作都散失到何處去了。鉄威的幾十首詩、於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顆小星》、譚曉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張寥寥的《我們的紀念碑》……坐在河南省監獄裏，我常常胡思亂想，假如有一天我還能活著出獄，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為大家出一本詩集，就用寥寥那首《我們的紀念碑》作為書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體做封麵。這首詩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我做了一次張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嚴冬。因為聽說張郎郎和遇羅克被判處死刑，知道郞郎的父親被關，家裏一個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們的母親陳阿姨。陳阿姨說，小兒子寥寥被工宣隊抓走了，她還同人家大吵一架。因為快要過年，通知家長去認領孩子。她知道自己肯定領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夠嗆。於是，我就穿了母親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鏡，到了工宣隊關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師傅一起控訴“我那大姐（寥寥媽媽）的壞脾氣”。工人師傅覺得我這個“小姨”還懂道理，回家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到我手上。我二人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聲來。

 

知道寥寥快餓死了，趕緊給他買了兩個糖火燒。隻見他一下子都塞進嘴裏，噎得眼淚都出來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會兒，寥寥走過來丟給我一張紙，上麵即是那首童體寫的《我們的紀念碑》，寫得真感人，恍惚記得他最後的意思是：我們的紀念碑不雄偉，也不高大，是用寶石作成，閃爍著純潔理想的光輝，雲雲。

詩人張寥寥，1970年代

至今想起那些永遠遺失的美麗詩句，我依然難過。那是一代少年人在急風暴雨中掙紮時候的心靈絕唱啊。我想，每個人都有一段做詩的年齡，大約15-25歲吧，不少人能吟唱出美妙的歌，記錄著我們那段詩一般的年華。然而，惟有過了30歲、50歲以後，還在寫好詩的人，才是詩人。郭小川、郭路生（食指）、泰戈爾、波特萊爾、惠特曼、洛爾加、馬雅科夫斯基，都是這樣的詩人。連馬雅科夫斯基自殺前的臨終遺囑，都浸透著詩意，沒治了。

另外還想說說文革中，關於繪畫的幾件有趣之事。因為插隊認識了吳凡凡和張郎郎的家人（工藝美院子弟），然後認識了董沙貝、李庚等中央美院畫家的孩子們。沙貝在中學時代就已經畫得一手好油畫了。人民大會堂裏那幅小的《開國大典》，就是他臨摹父親董希文畫的那幅正作《開國大典》的結果。據說他畫的時候，一天要跑到樓上無數次，學習父親的筆觸。那時不記得李庚畫畫，隻記得有個冬天在他家生爐子，為了引火，我倆把他老爹李可染在宣紙上的練習作品燒掉不少。前幾年和他哥哥李小可說起此事，小可嚇唬我：“可別讓我繼母知道，非殺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習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幾萬呢，都被我們為了取暖塞進了火爐。

張郎郎出獄與父母合影。1977年12月31日

在這些繪畫大師的家裏，我第一次看到他們從歐洲帶回國的精美畫冊。倫勃朗、高更、梵高、莫奈、畢加索的油畫好漂亮喲。很多年後，我在美國、法國的博物館裏看到了他們的許許多多真跡，卻再也找不回當年在朋友家裏，第一次見到畫冊時候，那種眼前一亮的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夥朋友領去魯燕生魯雙芹家，譚曉春、魯燕生等人也興起了繪畫。那年冬天，在譚曉春自新路的家裏，我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畫展。把沙貝、燕生、曉春三個人的畫都編上數字，擺在他們家一間半的小套間裏。每個去看畫的人，都記著自己最喜歡的第一、二、三幅畫的號碼，寫在紙上，不記名，投在一個票箱裏。記得是沙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圖獲取第一名。當即就被辛羅林取走，說是多少年以後，沙貝成名，此畫肯定價值不菲。那時候，我們沒有人有收藏意識，都笑話他財迷心竅呢。真想知道沙貝現在何方，他的畫應該比李庚的畫好呀，怎麽音訊全無了呢？

 

很多年後，在一個繪畫藝術的討論會上，有人說“星星畫展”是新中國第一個民間自辦畫展。美術評論權威王仲卻告訴大家：那可不是第一個。第一個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一個人家裏開的地下畫展。當時他也去了，是範小玲引去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投了沙貝一票？

魯燕生，1970年代早期

除了正經學習繪畫的人們，我們都在做“實用工藝美術”：畫內部電影票、畫月票、甚至給蓋過郵戳的郵票再描上顏色，重新使用。記得那時候，要是誰找到一張內部電影票，我們立即開工“製作”，至少複製出十幾張假票，大家都高高興興地跑去看。連人民大會堂演出阿爾巴尼亞舞劇《山姑娘》的請帖都敢畫。有人逗樂問：“宴會廳的請柬能畫嗎？” 回答是：“能畫，你要自己帶凳子去，人家可沒有你的座位啊。哈哈！”

現在說起當年這些事情，大家還蠻開心的。那時候的我們，因為從鄉下回城，都很窮困，便想出各種怪招子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大家更是有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讓我做？說我幹不成？那就非要幹給你們看看！” 這些舉動，把1972年以後，陸陸續續從幹校和監獄裏放出來的爸爸媽媽們嚇壞了。他們不明白費盡心血教育出來的好孩子們，怎麽都變成這個樣子了。以至於文革以後很多年，我們略有讓父母看不慣的行為，就會聽到他們無可奈何地嘮叨：“還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因為栗世征在那篇失實文章中說：“1972年夏天在北京國務院宿舍、鐵道部宿舍有了一個小小的文化沙龍。以徐浩淵為促進者或沙龍主持人。”此後，人們的書籍、文章裏，不斷出現“徐浩淵地下沙龍”的句子。其實，當年在北京能夠稱得上是“沙龍”的地方，當屬黃元的家。我們的家都被抄沒了，常常是在公園、郊外聚會。隻有黃元的家，還保留了文革前的樣子。那裏有畫冊、書籍、唱片、鋼琴，甚至酒櫃裏還有他父親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帶我去到黃元家：北京幹麵胡同15號，是現在社會科學院前身的“學部”教授們的住所。翻譯《普希金詩集》的戈寶權住在他家隔壁。黃元熱情地向我推介斯美唐納的《沃爾塔瓦》，東歐人的激流旋律，至今聽起來還是那麽熱烈縱情。我翻開一本素描畫冊，剛走進房間的漂亮女孩肖霞便湊上來看，而且大模大樣地說：“畫得挺好，可惜沒有顏色。”搞得我哭笑不得。蕭華的《長征組歌》寫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兒怎麽會期待素描是有顏色的呢？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黃元的沙龍，進進出出不少人，有時候連他都記不清來人是誰。有一次，我調侃紅極一時、得寵一時的殷承宗：“鋼琴是個冷樂器，殷承宗那麽‘熱’的人，像個肉蟲子在琴鍵上滾來滾去，真不合適。他應該去拉手風琴。”這幾句話被坐在一旁的羅天嬋的女學生聽去，傳回中央樂團（現在的國家交響樂團），氣得殷承宗大罵。還好沒有給黃元找麻煩，我以後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後，各家的家長陸續被放回北京，朋友們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學重新開始招生，我、依群、譚曉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學；根子進了中央樂團；金伯宏進了故宮博物院。人們在不同的地方，開始了不同樣的生活。但是1970-1972年的北京，給每個人留下了終生難以忘懷的記憶。在醫學院裏聽老師講微生物學，說道：“金黃色葡萄球菌……”我的耳邊卻響起了郭路生的詩句：

 

當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淚水

……

相信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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