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生活冷酷，很多幹部在外麵夾著尾巴做人，極度壓抑，回到家就把孩子當成了出氣筒，濫施暴力。這種在外麵一個麵孔，在家裏一個麵孔的雙麵人幹部，恐怕不止我父親一個。
我很羨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這一生中，我寫過很多紀念文章，為草原上的知青，為反四人幫而判長期徒刑的同事，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學，為幫助過我的中國留學生，為晚年反璞歸真的母親……我甚至都給自己的繼父李蘊昌寫過紀念文章，卻沒心思給父親寫。因為，我對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憶。
父親是母親的入黨介紹人，也是《青春之歌》中江華的原型。但在我眼裏，真實的他遠不像電影裏的江華那麽高大全，那麽和藹可親。現在父親去世30周年了，應共識網之約，為他寫篇文章。
父親馬建民
一
對孩子冷酷
1951年，我離開了河北深澤縣農村，離開疼我的姑姑、奶奶，來到陌生的北京。4歲的我本能地與父母有隔閡。見了父親“爸爸”叫不出口。可能為此讓父親不高興。他下班後不理我，從沒抱過我，也沒單獨帶我去公園玩，也沒跟我單獨照過一張像(長大了更是沒有)。我生病了什麽表示沒有(兩次動手術，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醫院的)，所以感覺父親對自己沒啥感情。
記得有一次從騎河樓胡同出來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麵走，我跟在後麵，後來他越走越快，我跟不上，眼見著他的身影變遙遠模糊，我急哭了，他頭也不回。忘記後來自己是怎麽回到家。反正我跟父親上街，就別指望他給買一塊糖，一根冰棍，一件玩具。隻記得過年時，他給過我一些火柴般細的紅色小炮兒。
我從托兒所到小學，到中學長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到家後，他從不到我的房間看看我，我去他的房間，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時，從不帶我，好像嫌我給他丟人。跟老戰友說起我時，總是數落，陳述我的種種毛病。他有個習慣，喜歡在老朋友麵前述說自己孩子的種種錯誤。不隻是對我，對哥哥姐姐也都這樣。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點毛病為榮，特愛表現他不嬌慣孩子，對子女嚴格要求。
在不嬌慣孩子的旗號下，他經常狠狠打我。在農村老家，大家都嗬護我，沒挨過打。可在父親身邊卻屢屢挨打。母親1951年5月3日的日記裏也記載：說我非常頑皮粗野，姑姑秀端把我慣得很不像話，於是她和父親狠狠打過我兩回。父親抽耳光是掄圓了胳膊抽，打屁股的手也很重。他是個1930年的黨員，老幹部，大學校長，在外麵和顏悅色，平易近人，對自己的孩子卻說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圓，樣子猙獰可怕。
我小學4年級11歲時，一次家裏有票去看表演。本來說好讓我去，後來又不讓我去了。父母走出門後，我在保姆麵前哭了。父親可能忘了什麽東西，返回家來拿。見我哭了，上來就抽我一耳光。還有一年春節，二叔帶著女兒來北京過年。吃飯時，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搶先動了筷子，父親發怒，當著大家麵，抬手抽了我一大嘴巴。50多年後的2014年，見到二叔的女兒妙然，她還記得這次抽我，認為父親對孩子太粗暴。
所以，我對父親親熱不起來。他對我沒感情，我對他也沒感情。管父親叫“爸爸”非常勉強，盡量不叫他。平常見了他就像老鼠見了貓，害怕之極。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氣，都要送我回河北農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裏才能盡情享受到親情的溫馨。所以每次從老家回到北京都要大哭一場。舍不得老家土裏土氣的窮親人，他們真誠關心我，待見我。——回老家吃的，衛生條件都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對待我，把我當回事，我能夠說了算。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籬下一樣，被忽視，被冷遇，被遺忘。
困難時期，回家吃飯也要交糧票，還吃不飽，偶爾母親會偷偷給我點吃的。父親從來沒有。他根本不把我當回事。學校開家長會，他從來不去。總讓在供銷總社看大門的姑父代表他參加。記憶中，父親對我最好的表示是初一時，他曾送給我兩支深綠色的繪圖鉛筆。平時他沒給過我什麽東西，送我這兩支繪圖鉛筆讓我感激得眼淚差點流出來。受寵若驚，立刻就把自己買的一本新新的《中國分省地圖冊》，交給母親，托母親轉給他(那時候，我特別害怕他，他不叫我，都不敢進他的房間)。但一頓罵，一頓打，又把我對他少有的一點感激之情全部化為痛恨。
父親不止打我，還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母身邊帶大，最被溺愛，也最敢跟父親頂嘴(我小時可一點不敢)。小胖都上大學了，父親一生氣還抽她耳光，不許小胖在家吃飯，讓保姆把家裏的食物都放在櫃裏鎖上。小胖為此給媽媽寫信控訴，痛斥父親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惡，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農村老家務農，他隻有一個兒子景波，十分疼愛，從沒打過他一下。那年二叔帶七八歲的景波來北京家中看望。一次父親見景波跟二叔頂嘴，看著看著就狠抽了他一耳光。把那孩子打懵了，呆若木雞。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孩的很多，可連幾年沒見麵的弟弟的獨苗兒子也說打就打，下手那麽重，恐怕就少見了。人家是客人，是大老遠來看望父親的。幾十年後，景波跟我講述了此事，說一輩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為申請入團割破手指被打，令我對父親恨之入骨。1963年，我初中三畢業前，很想入團。就寫了個申請書，在交給班團支書時，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將血灑在申請書上。之後，也沒去衛生室包紮，就把手放在左褲口袋裏。血把左褲腿都浸透了。
不料回到家後，父母得知我是為申請入團，割破了手指，都大發雷霆。父親越罵越生氣，開始梆梆抽我耳光，並用大皮鞋踢我。我萬萬沒想到為申請入團表決心竟會這麽挨打(當年根據地有人為表抗戰到底的決心把一個手指頭剁下來交給他，他還表揚過這人)。我也沒幹壞事，憑什麽拳打腳踢我?
當時我16歲，挨打時一聲不吭，首次憤怒地瞪著他。打完後，我回到自己的南屋當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流了那麽多血，左褲子濕透了，還挨頓暴打！實在忍無可忍，我決定給周總理寫信，因為父親的委任狀上有周總理署名。我悲憤填膺，流著淚控訴了父親的野蠻行徑，說他在家裏實行法西斯專政，是個暴君，根本不配當大學校長！
父親沒料到我會給周總理寫信告他。從那以後，再沒打我，但跟我在感情上越發疏遠。1965年，父親去山西長治地區四清，發他了一個軍棉襖。1966年他回北京後，母親開始說要把軍棉襖給我。我聽後非常高興。那時候，中學生們最夢寐以求的就是穿件軍裝。可最後，父親卻沒給我，送給別人了。理由是給我穿，會助長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識。我白高興一場，自然對他產生怨恨——難道別人穿軍裝就不特殊化了嗎?
父親在長治地區四清期間，與全國勞動模範李順達
家裏孩子的私人物品，父親隨意翻動，甚至偷走(如我買的抗戰歌曲集)。他反對哥哥練武術，我親眼目睹他把哥哥練武的沙袋、飛鏢、三節棍等扔到窗外樓下的荒草中。我也攢了一些摔跤打拳的書，非常珍惜。下鄉時沒來得及拿，後來都被他當廢品賣掉。
文革中他受批判，處境開始不好，我無動於衷，甚至還有點幸災樂禍。認為他官氣十足，在家裏稱王稱霸，該炮轟炮轟他了。後來北京紅衛兵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風氣。我也動了心，並在1967年4月毫不依戀地打砸搶了自己的家，企圖一去不複返的上前線抗美援越，寧肯死在戰場，也不再回這個家。因為感覺不到一點家庭的溫暖。甚至後來還派同學去北師大貼他的大字報。揭露他把鄧拓的題詞掛在房上，燒毀了很多罪證等。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見。
父親自然深受傷害，認為白養了我一場，大罵我是白眼狼。我下鄉內蒙古後，被兵團打成現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一點不管，可能還隱隱高興兵團替他報了仇。
1976年初，發現我寫的下鄉經曆手稿被他偷走後，寫信向他索要，並警告他不要燒毀，否則一切後果由他負責。他的回答是聲明跟我斷絕一切關係！當時正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他生怕我寫東西連累了他。那時，我孤身一人調到大同礦山機械廠，舉目無親。他不但跟我斷絕來往，還讓他的老戰友——把我調到大同的高萬章叔叔也不要理我。等於從背後給了我一刀，令我猝不及防。我在草原後期結識的女友，也隨之離我而去。那段舉目無親，無家可歸的日子，刻骨銘心。
打倒四人幫後，父親的秘書蔣雪姣去看望父親，得知我在大同，說“恰好要去大同辦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親堅決不同意，說：“你不要去看他，照顧他，讓他自己鍛煉，自己闖。”蔣秘書認為這體現了父親對孩子的嚴格教育。真實原因是父親跟我斷絕了來往，並讓家裏所有人跟我劃清界限，自然不許蔣秘書看我。
1977年底，憑自己的作文，考上北京大學之後，在母親的勸說下，父親與我恢複了關係。趁他高興時，我對他說：你要對我好，我絕不會在文革中打砸搶你。誰料他聽後勃然大怒，一點不承認對我不好。反問：我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學，幫你摘了帽子，給你調回內地，哪點對你不好了?痛罵我“忘恩負義”“過河拆橋”“胳膊肘往外拐”，是個“內奸”“白眼狼”等等。
不久，又因為政治觀點問題，跟他爭辯起來，父親見我頂撞他，再次跟我斷絕關係。姐夫給我介紹了一個女翻譯，他逼姐夫告訴那個女翻譯，我是個危險分子，勸她不要與我來往……在北大期間，寒暑假時，外地和北京同學全回家了。隻有我一個仍住在宿舍裏，飽嚐了“喪家之犬”的滋味。
因此，我對父親的回憶就是挨打，就是訓斥，就是冷遇，就是被趕出家門的屈辱，從他那裏感覺不到父愛。
晚年，父親跟我的關係緩和一些。逢年過節，他會把人家送給他的吃不了的，都長了毛，發了黴的糕點雜糧等，送給我。但平時我仍舊刻意跟他保持距離。因為你一接近他多了，待他好一些，他就懷疑你對他有所圖，會突然變臉。
所以我從來沒有心情寫懷念他的文章。
二
父親的曆史
1985年8月30日父親去世。在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沒掉一滴眼淚，隻臨時戴了會黑紗，告別式結束後，立刻摘掉。而耀邦去世，我帶了好些天黑紗。
目睹參加遺體告別的那麽多人都為他哭泣，讓我震驚和困惑不解。那麽冷酷無情的人，怎麽還有人為他流淚?尤其是那麽多當年北師大的學生，都管他叫馬校長，對他稱讚有加，有的甚至放聲痛哭。我這才明白，作為孩子，我隻了解父親家中的情況，他工作的情況，在社會上的情況一無所知。 直到父親去世30年後的今天，我仔細看了他的簡曆，才對他有了一點大概的了解。
他是1911年6月1日出生在河北省深澤縣故城村一個貧農家庭。他的父親叫馬讓，母親叫宋文素。他是長子，下麵還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為了讓孩子有出息，幾個親戚當時又都沒男孩，從1925年到1927年，全家省吃儉用供應他上了兩年半高小。
父親1926年底在深澤縣上高小時，經教師王肇興介紹參加了共青團。證明人是張平之。
1927年入保定同仁中學，由於上課時，好給老師提些難題，讓老師下不來台。還在牆報上張貼一些比較激烈的對現實不滿的文章，於1929年5月他被學校開除。證明人侯薪、陸治國。
1929年下半年父親又到保定景仁中學讀書，寒假時正趕上保定第二師範的學潮，他在全校大會上公開講話聲援二師，又被景仁學校開除。證明人陸治國。
從父親的履曆看，他年輕時很不安分，不馴服。他曾是個搗蛋青年。
1930年他隨同保定市委書記魏十篇去河南浚縣教書，並轉入共產黨。後來，他曾以保定特委的特派員來到宛平縣(現在的門頭溝區)工作。公開職業是小學老師，發展過數位黨員。其中就有後來幫我調到大同的高萬章叔叔。1976年春我在大同見到高叔叔時，他已六十多歲，稱父親一口一個“馬老師”，畢恭畢敬，令我驚訝。
七七事變後，父親回到老家河北省深澤縣，從事抗日活動，曾擔任安國縣委書記，霸縣縣長，第一聯合縣縣長，十分區專署秘書主任，十分區抗聯主任。證明人為師容之、張孟旭、翟家駿、金城、蘇玉振、李中西、馬載、楊英、李彬、任誌遠、羅雲。
抗日戰爭時期的父親
《呂正操回憶錄》精裝本80頁寫道：部隊“離開深澤縣之前，由沙克同誌召開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活動分子大會，大約三四十人，參加會議的有邸清哲、趙通三、王曉樓、還有馬建民、張逢時等。”在談到五一大掃蕩之後的冀中統一戰線工作時，第324頁中提到“雄縣小河崗地主王新，寫了斷指血書，交給抗聯主任馬建民，表示抗戰到底。”325頁中又說：“為了調動各階級各階層的抗日積極性，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十分區在恢複根據地的初期，特派馬建民和白洋澱東四十八村高家場最有影響的高氏兄弟高萬亭、高萬秋、高萬峰取得聯係，利用高家的聲望開展統戰工作……將四十八村變為十分區恢複根據地的站腳之地。”
呂正操在回憶錄裏3次提及父親的名字，令我感到欣慰，對父親稍稍有了一點敬意。名字能被呂司令員3次寫進回憶錄中，不容易啊，說明他幹得不錯。
再有，最近去了趟父親當過縣長的霸縣(現在叫霸州市)，得到了一本公開出版的書《霸州人民革命史》，其中有一段專門講到父親，轉錄如下。
四、反對靳國梁叛變的鬥爭
靳國梁，霸縣縣城人，七七事變前當過警察文書。1938年初，混入人民自衛軍獨立第一團團部任秘書，後任軍分區便衣隊隊長。1939年4月原霸縣縣大隊上調軍分區，遂以分區便衣隊為基礎重組霸縣縣大隊。靳國梁任副大隊長。大隊長由縣長馬建民兼任，政委由縣委書記高均兼任，張銘錄任副政委。
靳國梁無視全縣災情嚴重，人民缺衣少食的狀況，利用職權貪汙腐化，吞噬公款，並接受地主賄賂，破壞阻撓推行合理負擔政策，支持臨津村地主韓八、堤角村地主李品卿等瞞地50多頃。
事件敗露後，他暗中與漢奸宋寶善、日軍翻譯焦成海勾結，密謀投敵，同時與其心腹三中隊隊長董桂芬、四中隊隊長郭鳳來策劃投敵行動。他們計劃先扣押縣區負責幹部和大隊中的政工幹部，然後再詭稱伏擊日軍，將隊伍拉進縣城，妄想一舉搞垮霸縣抗日武裝。
8月10日，靳國梁首先在下岔河村扣押了副政委張銘錄，又令郭鳳來在侴辛莊扣押了中隊指導員孔岫生、二區區長陳渡，在小柏林莊抓捕了縣長馬建民、財政科長許鶴軒等。
馬縣長非常鎮靜，大義凜然。他以民族氣節教育郭鳳來，促其幡然悔悟，懸崖勒馬。郭向馬縣長當場表示決心抗日，不當漢奸。他護送縣政府人員到侴辛莊集合，連夜轉移到四區小安莊，並與分區遊擊三團取得聯係。
……絕大多數戰士憤然返回到根據地。靳國梁隻帶十幾名親信進城投敵。令人痛心的是靳國梁為邀功，把事先扣押的副政委張銘錄交給了日軍。張銘錄英勇不屈，為國獻身。噩耗傳來，全縣抗日軍民為之憤慨。
在(1939年)九一八8周年這天，縣政府召開隆重的追悼大會。縣長馬建民做了激昂慷慨的演講，並以文字發表，各抗日機關團體和各村公所都送了挽聯。
——摘自《霸州人民革命史》第47頁
三叔在部隊，父親在地方，他們兄弟倆平時很少見麵
父親在被投敵部隊扣押之後，能臨危不懼，給叛變頭子做思想工作，讓其改變了立場，放棄叛變，這並不容易，起碼要有口才。換了我，肯定沒這本事。這種緊急關頭，靠嘴巴說服叛徒回心轉意，絕非每個領導都可以做到。父親憑著頭腦冷靜，用小小的舌頭勸服叛變部隊放棄叛變歸隊的事情，至今還在霸縣流傳。
同時，霸縣的黨史資料中，還詳細記述了另外一次父親沉著應付敵人的經過：
1940年5月13日晚，霸縣縣政府機關(包括民、財、實、教各科)與執達班(縣政府警衛隊)共30餘人，押著20多個犯人，在縣長馬建民帶領下，轉移到位於岔河集正南5公裏的馮家村(當時屬霸縣一區，現屬雄縣)。馬建民住李景山家，秘書處住李淩家，執達班住馬洪州家。14日深夜，村裏一片寂靜。但縣政府的工作人員卻沒有入睡，他們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之餘，有的在閱讀文件，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交談著與日本鬼子戰鬥的經過和經驗。突然，村東連響兩槍，這是我警衛戰士發出的信號。敵人來了。縣長馬建民手持短槍，帶警衛員康永義、王永發等行動敏捷，迅速衝到村南。但是後邊的大部分幹部戰士卻被敵人包圍在村裏。
這次出動之敵是偽軍李寶倫部，共有80餘人，他們在中隊長、叛徒董桂芬的帶領下，從霸縣城直奔馮家村，殺氣騰騰地想一舉消滅我縣政府。敵人大聲吼叫：“你們投降吧，跑不了啦!”我被包圍的戰士沉著應戰。執達班班長張建，命令一部分戰士看管好犯人，自己帶一部分戰士借助院牆，不斷還擊。但敵人的攻勢越來越猛，包圍圈逐漸縮小，形勢十分危急。敵眾我寡，如何解圍?衝出來的人們焦急萬分，不約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馬建民。經曆過抗日烽火錘煉的馬縣長，畢竟有著豐富的戰鬥經驗。他考慮了片刻後，一個欺騙敵人的戰鬥方案產生了。馬建民說明了意圖後，身邊的戰士心領神會。隻見警衛員康永義把手一揮，大聲指揮道“一排向西，二排向東，三排占領村北製高點。把敵人包圍住!”
這時候，村外好幾個地點都響起了“偽軍弟兄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否則，八路軍對你們不客氣了!”的呼喊。果然，敵人的攻勢減弱了。被包圍的戰士們來了精神，更猛地向敵人射擊。這時，駐於謝崗村的我縣一區區小隊，在隊長張萬順的帶領下，聞聲趕來助戰。敵人真以為被八路軍包圍，急忙撤走。我部無一傷亡。
歲月流逝，馬建民巧施戰術，化險為夷的馮家村突圍戰，距今已有48年，但一提及這次戰鬥，參戰者津津樂道，群眾也讚不絕口。
——摘自《硝煙怒卷清河北——霸縣人民革命鬥爭史料叢書之二》第33頁
真沒想到，父親還曾指揮打仗，派幾個人四處叫喊，硬把敵人給詐唬跑了。過去，我很為父親是個文官而懊喪。覺得老爸當北師大副校長臉上無光，不如那些將軍子弟牛氣。我當時心中特希望老爸是個將軍，那多榮光！現今看到霸縣的黨史中，還專門提到父親的這兩個故事，麵子很感滿足，為他能有這等不凡的舉動而折服。
父親在軍調部期間
解放戰爭時期，父親在《晉察冀日報》擔任秘書長
三
父親實事求是，不那麽極左
盡管文革後，父親調到社科院，離開了北師大。但在父親百年時，北師大仍舊專門召開了一個馬建民百年座談會。很多白發蒼蒼的老人都講話，高度評價了父親，說父親為人老實厚道，沒有架子。有位老師還說：當年他結婚後沒房子，父親就把他中午休息的一個單元房讓給了他，令他十分感動。
為紀念父親百年，北師大還專門指定一個人給他寫了本小冊子《穩健務實的公仆馬建民同誌》，介紹了他的一生。其中才知道了一些他在北師大的工作情況。現摘引書中的一些描述：
馬建民是個少言寡語之人，更少長篇大論。在極左風盛行時期，由他主持的會議上，幾乎沒說過浮誇話。他要說就說大實話，言簡意賅，句句在理。比如1959年10月24日，在常委會上討論工作時，針對有人高談闊論，目標宏偉。他脫口而出說：“不要吹牛，力戒浮誇，否則起反作用。”這正是彭德懷被罷免後不久，彭德懷夫人，校黨委副書記浦安修剛剛檢討了對三麵紅旗的態度和彭德懷的認識，餘音猶在。馬建民就放出此語。
馬建民主張大膽使用右派。在學校會議上，他曾多次提醒大家說：“我校現有56名右派，很有潛力。理科右派能不能教課?我們忙亂不堪，他們卻無事可做。”他又舉了數學家，一級教授、原師大副校長傅種孫為例說：“傅種孫可否教課?有人怕他教得好，蓋過黨員，會影響黨的威信。這樣顧慮對不對?”
他還說：“朱啟賢可以教邏輯，李庭駿可以教化學……他們比剛畢業的新教師好得多。”
1961年8月23日在常委會上，馬建民提議讓陳景磐做中國教育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湘做外國教育是教研室主任，並說就是掛名也可以。因為他實在不忍讓這兩位著名學者被閑置不用。
1962年7月學校黨委開始研究為一批右派分子摘帽。馬建民每次都積極推動這項工作順利進行。他曾很公道地說：“傅種孫一心想把師大搞好，可以摘，也有影響，在數學界有大影響。”
後來，學校又曾多次為“右派”和在“反右傾”等運動受到批判的師生員工甄別，摘帽，馬建民都很積極。
1958年底父親與在十三陵勞動的北師大學生們
對曾被批判為走白專道路的學生，馬建民指示說：“學生被批判為白專的，這次留校幹部也可以留下幾個。這樣影響好……要善於與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否則容易僵化。過去念書多的不是白專。”
1965年下半年，馬建民帶隊到山西四清。當評選四清先進分子時，有人將上海女同學能多日不洗頭發，不洗澡，甚至生了虱子也作為先進事跡上報。馬建民糾正說：我們與貧下中農實行三同，應該是思想上三同，更靠近他們，而不是與他們的不講衛生三同。
1958年冬，父親在十三陵參加勞動
天文係是師大唯一的非師範係。1967年夏，該係同學也與其他師範專業一樣分配了。這極大浪費了人才。天文係老師向馬建民反映了這個問題。馬建民說：“我陪你們去找科學院的秘書長秦力生同誌，他是我的老戰友。”於是陪同天文係的同誌找到了秦力生，對方馬上表示：“今後我們接受北師大的天文係畢業生。”問題得以圓滿解決。現在很多當年畢業生都成了我國各天文台的骨幹和專家。
馬建民愛護幹部。1959年時任北師大黨委宣傳部長的張剛因為給肅反中遭到錯誤批判的同誌賠禮道歉，而受到黨內處分。馬建民對此並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對她很信任，支持她的工作。現在，張剛已經是耄耋老者，回憶起這段往事，仍充滿激情。
父親去北師大農場看望同學們 年代不詳
1960年代，馬建民家有個保姆，是抗戰時期的堡壘戶。多次掩護八路軍，可土改時仍被劃為富農。解放後境況很差。馬建民就將女主人接到家，一方麵幫自己料理家務，一方麵解決了堡壘戶的生活困難。
一次馬建民去青島開會數日。期間，正趕上楊沫心髒病發作。秘書立即從學校派車送她看病。當馬建民從青島回來時，感謝之餘還追問派車付錢了沒有。直到問明情況，補交了車費。
困難時期，學校按規定分給馬建民一些生物園地自產的農產品。他表示不要：“我要和廣大教職工一樣的待遇。”那時，他也營養不良，腿部浮腫。
……
小冊子上寫的有些事，我頭一次聽說。真沒料到父親在北師大的口碑那麽好。難怪他去世後，那麽多人給他送行，有人還哇哇痛哭，比我傷心得多。
四
淡泊名利地位
據秘書蔣雪嬌回憶：1958年11月21日，父親第一天來北師大上班。為迎接他，提前10分鍾到了父親辦公室，見他已經提著暖水瓶去打水。蔣秘書說：“有工友給打開水。”父親說：“我好手好腳的，幹嘛要人伺候。”
當天晚上黨委會結束後，蔣秘書通知司機班來車送他。他說：“我騎車來的，就騎車回去。”
母親在1951年10月19日日記中也說：父親兼了新聞總署辦公廳副主任後，秘書處長告他有一輛車可供他上下班和工作用，但他表示還是騎自行車跑方便。當時乘小車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不少人想乘而沒條件乘。父親卻斷然拒絕接受。到北師大後，學校也為他配了車，仍舊謝絕。隻有去上級單位或外單位開會才用。平常仍舊騎車上下班。
有時到其它單位開會，比如參加師大女附中的慶典活動，他也騎自行車去。他曾對老戰友說：“騎車可以節省汽油，又可以鍛煉身體。”無論嚴冬酷暑、刮風下雨，父親就像個老工人，老職員般地在北京擁擠的自行車群中上下班。誰也想不到他是個老幹部，北京師範大學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當年在十分區根據地，父親的名氣遠比母親大，雄縣、霸縣、文安一帶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馬建民。但1958年，母親的小說和電影《青春之歌》公開發表上映後，轟動全國，幾乎家喻戶曉，母親的名氣壓倒了父親。當有人詢問父親，《青春之歌》裏麵的江華是否是他時，他總微笑著說：“不是，不是，那是藝術作品，是集中了幾個人的事跡於一身的。”一點不挾這本書出名而抬高自己。那時候，各界人士、包括政要、記者、演員、大學生紛至遝來，或采訪或拜見或邀請母親參加活動。父親力勸母親：一律不要接受采訪和外出講話。但母親嫌父親太絕對了，沒有接受。
以後所有邀請采訪母親的活動，父親概不參加，不陪伴。他甘於默默無聞，沒有因為母親出名，而擠在母親身邊，跟著去出名。
天津聚集了很多冀中工作過的老幹部。60年代初，百花文藝出版社曾來信約請父親撰寫回憶錄。他平靜地對蔣秘書說“你就以我的口吻寫一封謝絕信吧。”予以回絕。
據秘書蔣雪姣回憶，馬建民家的生活非常平民化，屋內陳設簡單普通。保姆曾對她說，馬校長每天隻給她一元錢買菜。
他確實平民化，都有些過分了。家裏所有孩子都說他小氣摳門。他和母親的錢分得清清楚楚。家裏手紙從來不買，都讓母親買。母親有事管他借錢絕借不來，母親經常埋怨他吝嗇，跟葛朗台一樣。保姆患病，求他預支一個月工資也不給。我在內蒙古草原上，被專政多年，衣服襤褸，寫信請他給買件滌卡上衣。他回信一筆筆算賬，說他負擔多麽重，沒力量給我買滌卡衣服。連裏很多平民子弟，小幹部子弟都穿上了滌卡衣服，我卻穿不上。
可是，他對外人卻挺大方。老戰友，深澤老鄉武光在文革中被新疆造反派定為最大的走資派和叛徒，處境淒慘。1967年秋在好心人幫助下，逃到北京，躲在航空學院。因被停發工資，生活極其困難。父親曾冒著危險兩次去北航看望武光，並還送錢給武光。後來父親被揪出來後，這成為父親的一大罪狀，被迫一次次檢討認罪。摳門的父親能為戰友慷慨解囊，讓我萬萬沒有想到。
他給保定的一個老部下，不知名的小幹部又寄錢又寄東西，令家人無法理解。
父親有個優點。不那麽想升官，沒啥功名心。1950年代曾要調他到山東當文教書記。他竟然不去，不願離開北京。文革後，一提起這事他就沾沾自喜，認為自己有遠見，躲過一劫。他心有餘悸地對母親說各省的文教書記哪個有好下場，全被打倒，有的還丟了性命！我要去了，能不能活下來都難說。
結果給他調到北師大當副校長，曾主持過一段工作，後被中宣部調去的程今吾取代，他坦然接受。北師大的教職員工都比較同情他，感覺他有點受排擠，文革初期還一度把他三結合進革委會。隻是江青說深澤有個叛徒窩後，他才被從革委會裏揪出來。他跟張春橋是《晉察冀日報》的老同事，彼此很熟。張後來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父親從不理他，自己挨整後，靠邊站多年也沒找過他。
他不喜歡擺譜，不顯山露水。解放初期，單位給家裏派駐了警衛員，他主動退掉，認為和平年代不需要。我填表時，出身不讓我填革命幹部，非讓我填革命職員，好像他不是個領導幹部，是個小職員。我沒聽他的。因為同學們都填革幹，沒有填革命職員的。回深澤老家時，他低調不張揚，從不驚動縣裏。老家親戚受了欺負，向他訴苦，他一點沒有打狗欺主的反應，絕不利用關係報複對方，他的好友陸治國是河北省公安廳長，收拾對方易如小菜。
五
他是農民的兒子
父親有些農民的毛病，家長製觀念濃厚。在家裏實行獨裁統治，一切他說了算，缺少民主作風。過日子節儉。保姆買菜要記賬，周周都要向他報賬。墩布條都快掉光了，也不買新的，把我的破褲子撕成條條綁上再用。所有家具都又破又舊，舍不得買新的。他還有保存資料的習慣。家裏收到的所有信件、請柬、各種說明書、文藝表演節目單等全都留著，連我在托兒所的體檢表，中學的成績單都沒扔掉。個人衛生也不大講究。很少洗澡，我猜自己不愛洗澡可能來自他的遺傳。
逢年過節，他會抽根煙，喝點葡萄酒，平時煙酒不沾。也不愛運動，從不鍛煉，特別反對哥哥練武術。比較愛看古書。文革靠邊站後，他醉心搜集中國曆代農民起義的資料。寫的材料有一麻袋。以後調到社科院曆史所當黨委書記，業餘時間依舊幹這事，幹得特別投入。冀中抗戰史料，他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把心思完全放在這上麵了。可惜大方向沒搞準，花了許多年，付出了很大精力，最後也沒什麽結果，不了了之。
他來自農村，有很多農村的朋友。最值一提的是他幫助雄縣農民王新(王漢秋)翻案。1985年春，當得知抗戰時期把自己土地捐出，並向他獻出一個手指頭表決心的開明紳士王新解放後仍被定成地主，判處死緩，1960年餓死獄中後，他非常震驚和惋惜，開始為王新寫信呼籲，他有關節炎，雙腿都羅圈了，還四處奔走找人。但同年8月因心髒病突發，驟然去世，沒有完成。此後母親繼續為這個人呼籲，經過老戰友劉秉彥的過問，最終給平了反。
他迷信73、84沒有病，閻王爺也要招你走的說法。1984年春節，他73歲了，流著淚給每個孩子200元錢，希望大家幫他渡過這關鍵的一年。從小到大，這是他第一次過年給孩子紅包，我感動得幾乎一夜沒睡覺。200元在當時是一筆不少的錢。
父親去世後，《人民日報》發了一條很小的消息，聶榮臻、姚依林、胡喬木、劉瀾濤、呂正操、鄧力群等送了花圈。遺體告別會上，我想流淚也流不出來，我感覺全家人也都沒有掉淚。胡喬木、喬石、胡繩等去八寶山與他告了別。
父親的晚年，沒事就搜集整理中國農民起義的資料
六
父親的恩惠
父親已經去世了30年。我常常會想起他，無法把他忘掉。因為我居住的房子就是北師大看在他的麵子給的。
1985年父親走後，北師大收回了柳蔭街的院子，又給母親在校園裏安排了一個5居室單元。通常，人不在了，沒必要給其家屬安排住房。何況那時候，父親早已調出北師大，母親亦跟北師大毫無關係。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父親在北師大的威信多麽高，人緣多麽好，北師大對父親多麽關照。母親在這裏一直住到去世為止。以後又成了我的住處。
由於從美國回來後，沒了經濟來源，我的房租、烤火費拖欠了好些年，北師大也沒催我交。若在美國這麽多年不交房租，不被趕走，也要被起訴到法庭。可我住在北師大賒欠了數萬元房租，卻沒人跟在屁股後麵催。每想到此不由得念叨起老爸，這是沾著老爸的光啊！雖然他生前不喜歡我，冷淡我，也本能地要對他萌生感激。
父親生前最後一張照片，1985年夏
每逢來到十分區，父親當年戰鬥過的地方，都受到了當地政府部門熱情接待，也總要讓我想起父親。
鑒於拖欠房租太多，在母親去世18年後，我隻好將其中兩間房租給一兵團二代。這才把所欠房租、烤火費全部補交上。同時也改善了自己的經濟狀況。再不用發愁沒錢加油，沒錢升級電腦，沒錢請朋友們吃貴一點的飯……這種種改變，全靠出租房子有了些收入。心裏不由得又暗暗想起父親，追憶這個曾經毒打過我的人……
我能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靠他的關係，母親才把信遞交到總理辦公室;我能離開內蒙古兵團，也是靠他的關係，大同的高萬章叔叔全力幫忙;前女友韋小立能分到北京也是靠他鐵道部的關係高萬秋叔叔……
不管怎麽說，我沾了他不少好處。歲月悠悠，別人可能都忘了，我卻忘不了。一想起這些心情就異常複雜，百感交集。所以，近兩年來，一直琢磨著給父親寫篇文章。
1964年底全家合影。以後直到他1985年去世，我再沒跟父親照過相
常常有人說：對自己親人都不好的人，不會對外人好。可父親的表現卻證明這個說法錯誤，不是事實。他對母親不好，對孩子不好，冷冷冰冰，一毛不拔，可是他對外人卻特別好，真誠的好。總笑容可掬，熱情慷慨，謙虛之極。所以1985年他去世後，有那麽多人為他送行。據我所知，很多老幹部都這樣。自己孩子的事不管，卻管別人家孩子的事。對自己的親人冷冷淡淡，對外人卻熱情似火。
父親在外麵慈祥和藹，與人為善。為何在家裏這麽專斷，粗暴呢?私下，我曾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他在單位，在大街上，在商店，對所有人都擠出一副笑容，哪怕是對看門的、蹬三輪的、居委會的等地位比他低很多的人，也滿臉堆笑，一副討好狀。那些被他這麽對待的人可能很感動，我卻感到他的虛偽。
他幹嘛總裝笑臉呢?一副巴結人的樣子。有時都覺得他這謙恭樣子很可憐。資格那麽老，還這麽向人點頭哈腰，那麽賤。可能是由於他在單位上，社會上處處謙讓，經常帶著假麵具，身心疲憊，不勝重負，所以回到家後就不再控製，拿家人撒氣，對孩子大打出手。
久而久之，父親跟家人的關係都不好，越發對外人好。小胖姐姐曾控訴“他是家中最大的壓迫者、統治者、淩駕於人之上的太上皇……”母親跟他分居多年，就差離婚。
他或許覺得對孩子好，孩子不感謝他，以為是應該的。而對外人好，外人會對他尊敬和感激。他從家裏得不到溫暖，從外人那裏能得到溫暖。所以對外熱，對內冷，胳膊肘往外拐。毛澤東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生活冷酷，很多幹部在外麵夾著尾巴做人，極度壓抑，回到家就把孩子當成了出氣筒，濫施暴力。這種在外麵一個麵孔，在家裏一個麵孔的雙麵人幹部，恐怕不止我父親一個。
父親沒想到1963年12月31日那次痛打我，招致我給周總理寫信控告他，讓他頭次感到兒子是個危險的“內奸”。1967年4月29日北師大革委會成立的那一天，我由於去越南把錢花光，向他討錢未果，又讓同學給他貼了一張大字報。當著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等領導麵前，從背後給被三結合的父親狠狠一刀。讓父親的心流血。
我記仇，父親也記仇。父親唯我獨尊，專橫霸道，狠狠打我不對;我年輕氣盛，睚眥必報，揭發他也太過分。
現在，父親已經走了30年，我一點不恨他了，歲月衝淡了過去的傷痕。每年清明，我還到八寶山去看看他，擦拭一下他盒子上麵的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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