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易中天？
早在八九十年代，遠在《百家講壇》之前，易中天就是名重一時的學者、名作家了。他後來能走出學院，在民間也聲譽鵲起如日中天，但凡知道他的人，應該都不會感到突兀，反倒會覺得是水到渠成吧。
他還在武漢大學執教時，就是那裏的“四大名嘴”之一，是最受歡迎的中文係教師，是校長劉道玉特別看重的青年才俊，是校園的一道風景。名作家野夫1986年插班進武大，初來乍到，“每事問”，高年級的師兄就授以錦囊：“易中天的課，不管他講什麽，都該是必聽的”，他興匆匆跑去，發現武大最大的階梯教室，300多個座位早無虛席，空地也布滿了小凳，窗口上還擠滿著紅男綠女。 那課程，不是什麽講三國，而是 “《文心雕龍》美學研究”。他一直就有這種打通雅俗的大本領，舌燦蓮花的好口才，當然還有博聞強記、性情硬爽、使人如坐春風欲罷不能的人格魅力。
他那時就是個很專業的學者，也很懂得趕潮流，眼光向來就比學院中的多數同行要敏銳，他的那支筆倘“下移”寫起隨筆來，至少在華中地區足以橫掃千軍，無人可擋其勢。
本來，他的研習方向是魏晉南北朝文學，卻懂得趁著在“美學熱”的餘煙，緊鑼密鼓地出版了《〈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等和原專業 “離題八千裏”的學術著作，以峙聲名；同時，也在“不務正業”中寫出了《讀城記》、《大話方言》、《書生意氣》等“學者散文”來，行銷一時，早就是暢銷書；《武漢三鎮》、《盤點李澤厚》、《勸君免談陳寅恪》等篇更是不脛而走，堪稱名文。 至今我還都認為，《讀城記》允稱經典，是那個時代最好的”學者散文“之一，是唯一可以與餘秋雨《文化苦旅》並列而無愧色的作品集。
可以說，他的才情和學識，青年時代起，就是獨具一格的，風華也是足以掩映一時的，他這樣身懷利器之人，爆得大名也是早晚之事——前幾年我還經常側聞他武大老同事昌切、郭齊勇、鄧曉芒等私下對他的推誠敬佩之意，樊星教授當初本和易中天商量好寫出有關武漢的係列連載文章的，不想《武漢三鎮》一文甫出，就被武漢市政府認為“抹黑”緊急叫停，樊先生至今引為至大的人生遺憾呢！
易中天是個“有故事”之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的心路至為坎坷，他講三國，能夠如此見微知著，未嚐不是他用盡生命的辛苦憔悴所換來的觀照。那裏，埋藏著太多他自己的人生體驗，他不過就是如其所是讓評述的人事對象呈現出來罷了。
看他講課，就可知道他是一個深通中國式人情世故的人。但是，他半生卻也因不明世故所受累，人生充滿了反諷和複調。因為他後來的名利雙收，很多人行“誅心大法”，想當然認為他是一個雅擅投機之道、深諳迎眾取利之竅的人，就我個人觀感而言，不僅覺得不免臆測過重、成見太深，甚至意見恰恰相反。
正是因為有底線、有操守、正義感太強、書生意氣過重、性格執拗不願迎合，才使得他的前半生“累累若喪家之狗”，走的是魯迅所說的“蒼皇失措的愁一路”——不然，以他的才華橫溢，以他對人情世故和群眾心理的鑽研體會之深，何至於日子一直過得比普通教授還要糟糕，50歲臨退休了還要不得已舉家“南逃”廈門，直到花甲之年才老樹開花聲名漸起？
人們大都隻看到一個人台前的風光，不願探究幕後的辛酸與隱痛。易中天是武大人，身上流的是武大的傳統血脈，他的心願是準備奉獻武大直到老死的。但他在武大的教師時光，雖在學生中聲高望重，但實是不得誌的“克難歲月”，是壓抑屈願的，是日子窮苦處處受排擠的：劉道玉校長開明主政時，他甚受賞識，一度擔任係副主任，後來老校長被迫下馬，他也就潔身而退，以不合作的頑固姿態成為“永遠的副教授”。
雖然著書數冊，講課最受歡迎，卻由於眾所周知的諸般人事，對不學無術的領導“公然看不上”，住所則始終是30平老樓蝸居，連給寶貝女兒置張床位的餘地都沒有，隻好托付給在另一所大學教書的老父母寄養； 清貧書生難免捉襟見肘，以至於一塊錢的“黃鶴樓”都抽不起了，不得已戒煙；就是在這樣的難堪生涯中，在老學生的回憶裏，他還時時不忘自勵與教導弟子們，“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於選擇，來日方長，不然勢必背負道義的十字架，最後使自己進退失據”。
至今，那些八九十年代入學武大的”老學生“，幾乎都非常感念易中天的“道德文章”，他在這些早已成為中國社會重梁頂柱的群體中，有著其餘老師難有的號召力——這種號召力主要不是源自名聲，而是對他一以貫之的人格操守的信任感。還是上述的作家野夫，那麽憤世嫉俗而又眼空四海的這麽一個人，始終都把他的”易中天老師“視為精神上的向導：
先生是重情重義之人，所以走到哪裏都有朋友。95年他回漢，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長劉道玉，這時的劉老已經去職多年，許多舊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隻為若幹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卻不敢或忘。想想塵世中的種種緣分，總還是有些仿佛古風的東西，值得我們在心底溫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們出校時邂逅了中文係的一位領導，那位爺半真半假地說：你走了，我們還是很惋惜的，還是調回來吧。先生笑著答曰：那我確實有病。
易中天最後離開武大，是“不懂做人”後的迫不得已。楚材不能為楚用，風流必抑委頓，大抵是本地自古以來而然的可悲之局。好在四海尚大，天下自不乏人猶能於風塵中起拔人才，福建廈大聽聞，很快就發來了調函，易中天得以在南國開出人生的“第二春”。
在《百家講壇》諸位主講人中，其實也要數易中天知識最為宏通，氣質上最具文人意氣和批判知識分子的精神格調，在官方外的知識圈核心與自由主義文化陣營中，也是最能贏得尊敬吧。
一方麵，易中天是在生在國家時事紛擾的年代，並且是在文化熱潮最烈、知識分子獨立精神至為高張的1980年代中成長起來一代知識分子，研究學問也好，內心所期也好，天然地都帶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結。所以他不是抱持學者本位的書齋式讀書人。
無論是早年的窮困不顯，還是後來的名揚宇內，他的自我定位，始終都不是文化商人、暢銷書作家、電視上的名流，甚至也不是不問世事寫出足以傳世的專業學者，他更在意的，是學院外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功能，準確地說，是有著傳道與批判色彩兼具現代知識分子角色，是一種更接近思想家的立場——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的議論，充滿了現實力量；但是與此同時，他的學問、著作與思想，也不免有荒疏之感，無法做到精深充沛，要靠《易中天中華史》傳世，真的是勉為其難。
因為有著這樣的自我期許，他青年時代起就博覽群收，特別樂於與特別關心現實與國事的鄧曉芒、楊小凱等人過從甚密；他本可以安心地在學界深耕細作，博取名譽和地位，但他從來都是“不務正業”，喜歡“指點江山”，如今的《書生意氣》一書中還留下很多痕跡；當年國家風雲突變，他是如此熱心，現今的那個“李達花園”，當初通往武鋼的路上，也曾留下他的層層踩踏的腳印。時至今日，很多關涉家國道路選擇的爭論，他也是常常執言不諱的，雖然屢屢”聲不出門外”。
另一方麵，易中天對於權力勢力、對於商業主義，始終保持著一種微妙的欲迎還拒、半推半就的距離，以他的世故與智慧，遊走危險的鋼絲繩上，至今還優裕自如，保持著一種別人難以實現的分寸感。這種分寸感的潛台詞就是：我清貧一生，冷眼看穿太多虛辭假意，經濟獨立才能保障人格尊嚴，該我得的我要拿，不應我要的一介不取，合作但不賣良知，名遂仍不忘批判，最終高難度地做到與俗俯仰心存底線，不過分迎合但也不讓你討厭的境地。他不是依違兩端，而是情理平衡。小打小鬧不妨說點台麵話，大是大非還是種在心中。
易中天實在是聰明絕頂之人，他是為當下的清流知識分子們詮釋並建立了一個世俗的版本。
在這份非常私人化又淺薄的月旦評中，作為一名讀者、一個曾經蹭過他課的門外受教者，我毫不掩飾地表示出對易中天的喜歡之意，和欲蓋彌彰的偏袒之情。
他的才華、他的情懷、他的風度、他的口才，還有他的困守、溫情以及驕傲的鋒芒都讓我凜然生敬；他的底線、他的有所為不為的操守、他的後來身泰名遂全身而退的人生智慧，也是我佩服的。
但是，平實地講，我也從來都不認為，他是那種一流的知識分子、足有著述傳世的學者。他還遠不是我心中的文化人楷模，我隻是對他抱有同情和理解，並因這些同情和理解極大地減輕了我本應對他有的苛責：國家時代的顛簸、學院體製的扭曲，使得偌大的神州並無法讓一張書桌風雨無襲地得以安放，他的一生，被迫同時可能也是自願，無端浪擲了太多的心力與時光，耗費在了與無形的潛規則、與野蠻的權力、與難堪的貧困、與無孔不入的商業主義周旋甚至是搏鬥上，是兩敗俱傷。他有那麽好的資質，本應由更好的建樹，卻空餘一生襟抱，未盡其才。
歎人間從此惜年少，問天意何時縱斯文。野夫有些話，也許還是值得玩味的：26年前，那個乍暖還寒的初春，那列轟隆隆壓過長江大橋徐徐開往廈門的火車，載走了一個中年知識分子怎樣的愛戀、不平、幻想抑或雄心？
許多年後，假如有人問我，當年你為社會做過的貢獻是什麽？我會說：我傳播了很多充滿人性、良知、散發著正義光芒的文字，我拒絕了與邪惡同汙合流。
——這句話，據說是柴靜說的，無從考證，但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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