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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八九十年代,遠在《百家講壇》之前,易中天就是名重一時的學者、名作家了。他後來能走出學院,在民間也聲譽鵲起如日中天,但凡知道他的人,應該都不會感到突兀,反倒會覺得是水到渠成吧。
他還在武漢大學執教時,就是那裏的“四大名嘴”之一,是最受歡迎的中文係教師,是校長劉道玉特別看重的青年才俊,是校園的一道風景。名作家野夫1986年插班進武大,初來乍到,“每事問”,高年級的師兄就授以錦囊:“易中天的課,不管他講什麽,都該是必聽的”,他興匆匆跑去,發現武大最大的階梯教室,300多個座位早無虛席,空地也布滿了小凳,窗口上還擠滿著紅男綠女。 那課程,不是什麽講三國,而是 “《文心雕龍》美學研究”。他一直就有這種打通雅俗的大本領,舌燦蓮花的好口才,當然還有博聞強記、性情硬爽、使人如坐春風欲罷不能的人格魅力。
他那時就是個很專業的學者,也很懂得趕潮流,眼光向來就比學院中的多數同行要敏銳,他的那支筆倘“下移”寫起隨筆來,至少在華中地區足以橫掃千軍,無人可擋其勢。
本來,他的研習方向是魏晉南北朝文學,卻懂得趁著在“美學熱”的餘煙,緊鑼密鼓地出版了《〈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等和原專業 “離題八千裏”的學術著作,以峙聲名;同時,也在“不務正業”中寫出了《讀城記》、《大話方言》、《書生意氣》等“學者散文”來,行銷一時,早就是暢銷書;《武漢三鎮》、《盤點李澤厚》、《勸君免談陳寅恪》等篇更是不脛而走,堪稱名文。 至今我還都認為,《讀城記》允稱經典,是那個時代最好的”學者散文“之一,是唯一可以與餘秋雨《文化苦旅》並列而無愧色的作品集。
可以說,他的才情和學識,青年時代起,就是獨具一格的,風華也是足以掩映一時的,他這樣身懷利器之人,爆得大名也是早晚之事——前幾年我還經常側聞他武大老同事昌切、郭齊勇、鄧曉芒等私下對他的推誠敬佩之意,樊星教授當初本和易中天商量好寫出有關武漢的係列連載文章的,不想《武漢三鎮》一文甫出,就被武漢市政府認為“抹黑”緊急叫停,樊先生至今引為至大的人生遺憾呢!
易中天是個“有故事”之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的心路至為坎坷,他講三國,能夠如此見微知著,未嚐不是他用盡生命的辛苦憔悴所換來的觀照。那裏,埋藏著太多他自己的人生體驗,他不過就是如其所是讓評述的人事對象呈現出來罷了。
看他講課,就可知道他是一個深通中國式人情世故的人。但是,他半生卻也因不明世故所受累,人生充滿了反諷和複調。因為他後來的名利雙收,很多人行“誅心大法”,想當然認為他是一個雅擅投機之道、深諳迎眾取利之竅的人,就我個人觀感而言,不僅覺得不免臆測過重、成見太深,甚至意見恰恰相反。
正是因為有底線、有操守、正義感太強、書生意氣過重、性格執拗不願迎合,才使得他的前半生“累累若喪家之狗”,走的是魯迅所說的“蒼皇失措的愁一路”——不然,以他的才華橫溢,以他對人情世故和群眾心理的鑽研體會之深,何至於日子一直過得比普通教授還要糟糕,50歲臨退休了還要不得已舉家“南逃”廈門,直到花甲之年才老樹開花聲名漸起?
人們大都隻看到一個人台前的風光,不願探究幕後的辛酸與隱痛。易中天是武大人,身上流的是武大的傳統血脈,他的心願是準備奉獻武大直到老死的。但他在武大的教師時光,雖在學生中聲高望重,但實是不得誌的“克難歲月”,是壓抑屈願的,是日子窮苦處處受排擠的:劉道玉校長開明主政時,他甚受賞識,一度擔任係副主任,後來老校長被迫下馬,他也就潔身而退,以不合作的頑固姿態成為“永遠的副教授”。
雖然著書數冊,講課最受歡迎,卻由於眾所周知的諸般人事,對不學無術的領導“公然看不上”,住所則始終是30平老樓蝸居,連給寶貝女兒置張床位的餘地都沒有,隻好托付給在另一所大學教書的老父母寄養; 清貧書生難免捉襟見肘,以至於一塊錢的“黃鶴樓”都抽不起了,不得已戒煙;就是在這樣的難堪生涯中,在老學生的回憶裏,他還時時不忘自勵與教導弟子們,“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於選擇,來日方長,不然勢必背負道義的十字架,最後使自己進退失據”。
至今,那些八九十年代入學武大的”老學生“,幾乎都非常感念易中天的“道德文章”,他在這些早已成為中國社會重梁頂柱的群體中,有著其餘老師難有的號召力——這種號召力主要不是源自名聲,而是對他一以貫之的人格操守的信任感。還是上述的作家野夫,那麽憤世嫉俗而又眼空四海的這麽一個人,始終都把他的”易中天老師“視為精神上的向導:
先生是重情重義之人,所以走到哪裏都有朋友。95年他回漢,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長劉道玉,這時的劉老已經去職多年,許多舊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隻為若幹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卻不敢或忘。想想塵世中的種種緣分,總還是有些仿佛古風的東西,值得我們在心底溫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們出校時邂逅了中文係的一位領導,那位爺半真半假地說:你走了,我們還是很惋惜的,還是調回來吧。先生笑著答曰:那我確實有病。
易中天最後離開武大,是“不懂做人”後的迫不得已。楚材不能為楚用,風流必抑委頓,大抵是本地自古以來而然的可悲之局。好在四海尚大,天下自不乏人猶能於風塵中起拔人才,福建廈大聽聞,很快就發來了調函,易中天得以在南國開出人生的“第二春”。
在《百家講壇》諸位主講人中,其實也要數易中天知識最為宏通,氣質上最具文人意氣和批判知識分子的精神格調,在官方外的知識圈核心與自由主義文化陣營中,也是最能贏得尊敬吧。
一方麵,易中天是在生在國家時事紛擾的年代,並且是在文化熱潮最烈、知識分子獨立精神至為高張的1980年代中成長起來一代知識分子,研究學問也好,內心所期也好,天然地都帶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結。所以他不是抱持學者本位的書齋式讀書人。
無論是早年的窮困不顯,還是後來的名揚宇內,他的自我定位,始終都不是文化商人、暢銷書作家、電視上的名流,甚至也不是不問世事寫出足以傳世的專業學者,他更在意的,是學院外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功能,準確地說,是有著傳道與批判色彩兼具現代知識分子角色,是一種更接近思想家的立場——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的議論,充滿了現實力量;但是與此同時,他的學問、著作與思想,也不免有荒疏之感,無法做到精深充沛,要靠《易中天中華史》傳世,真的是勉為其難。
因為有著這樣的自我期許,他青年時代起就博覽群收,特別樂於與特別關心現實與國事的鄧曉芒、楊小凱等人過從甚密;他本可以安心地在學界深耕細作,博取名譽和地位,但他從來都是“不務正業”,喜歡“指點江山”,如今的《書生意氣》一書中還留下很多痕跡;當年國家風雲突變,他是如此熱心,現今的那個“李達花園”,當初通往武鋼的路上,也曾留下他的層層踩踏的腳印。時至今日,很多關涉家國道路選擇的爭論,他也是常常執言不諱的,雖然屢屢”聲不出門外”。
另一方麵,易中天對於權力勢力、對於商業主義,始終保持著一種微妙的欲迎還拒、半推半就的距離,以他的世故與智慧,遊走危險的鋼絲繩上,至今還優裕自如,保持著一種別人難以實現的分寸感。這種分寸感的潛台詞就是:我清貧一生,冷眼看穿太多虛辭假意,經濟獨立才能保障人格尊嚴,該我得的我要拿,不應我要的一介不取,合作但不賣良知,名遂仍不忘批判,最終高難度地做到與俗俯仰心存底線,不過分迎合但也不讓你討厭的境地。他不是依違兩端,而是情理平衡。小打小鬧不妨說點台麵話,大是大非還是種在心中。
易中天實在是聰明絕頂之人,他是為當下的清流知識分子們詮釋並建立了一個世俗的版本。
在這份非常私人化又淺薄的月旦評中,作為一名讀者、一個曾經蹭過他課的門外受教者,我毫不掩飾地表示出對易中天的喜歡之意,和欲蓋彌彰的偏袒之情。
他的才華、他的情懷、他的風度、他的口才,還有他的困守、溫情以及驕傲的鋒芒都讓我凜然生敬;他的底線、他的有所為不為的操守、他的後來身泰名遂全身而退的人生智慧,也是我佩服的。
但是,平實地講,我也從來都不認為,他是那種一流的知識分子、足有著述傳世的學者。他還遠不是我心中的文化人楷模,我隻是對他抱有同情和理解,並因這些同情和理解極大地減輕了我本應對他有的苛責:國家時代的顛簸、學院體製的扭曲,使得偌大的神州並無法讓一張書桌風雨無襲地得以安放,他的一生,被迫同時可能也是自願,無端浪擲了太多的心力與時光,耗費在了與無形的潛規則、與野蠻的權力、與難堪的貧困、與無孔不入的商業主義周旋甚至是搏鬥上,是兩敗俱傷。他有那麽好的資質,本應由更好的建樹,卻空餘一生襟抱,未盡其才。
歎人間從此惜年少,問天意何時縱斯文。野夫有些話,也許還是值得玩味的:26年前,那個乍暖還寒的初春,那列轟隆隆壓過長江大橋徐徐開往廈門的火車,載走了一個中年知識分子怎樣的愛戀、不平、幻想抑或雄心?
許多年後,假如有人問我,當年你為社會做過的貢獻是什麽?我會說:我傳播了很多充滿人性、良知、散發著正義光芒的文字,我拒絕了與邪惡同汙合流。
——這句話,據說是柴靜說的,無從考證,但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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