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好狗笨笨
郭沫若的某個兒子應該也上過四中，“北京四中”的招牌係郭沫若所題，應該跟“實驗二小”一樣，是去開家長會的時候應校方之請當場揮毫。
編號在五十以上就鐵定是“普通中學”了
一九六六年的時候，狹義北京市城郊（不包括遠郊區縣）的中學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分成幾類。
根據校名的特點，可以分為“編號”、“地名”、“附中”三類。
編號校名從北京市第一中學開始，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直到一百多。
以地名命名的有翠微中學、新街口中學、日壇中學、月壇中學、呼家樓中學、玉淵潭中學，等等。
附中是大學附屬中學的簡稱，如北大附中、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八大學院”也都有附中。顧名思義，師範大學既然是培養師資的地方，附中也就有三個之多，分別為一附中（建於1901年，原名師大附中）、女附中（建於1917年）、二附中（建於1953年）。
此外還有一些從名稱上不顯示是小學還是中學的，都叫做“學校”，如景山學校、育才學校、育英學校、八一學校、十一學校、外國語學校……等。其中景山學校試行十年一貫製，育才學校是小學和初中部的結合，其他情況不詳。
從生源的性別來看，可以分為“合校”和“分校”兩類。
以所在地命名的、“學校”和附中，都是男女合校（師大女附中是例外）。
分校都是編號的（但並非所有編號都是分校）。從第一到十三，有男校、女校各一。一中是男校，另有女一中。二中是男校，另有女二中……餘依此類推。再往上數，二十五中、二十六中、三十一中、三十五中、四十一中等也是男校，但沒有相應的女校。就我所知，男校是北京特有的奇觀，上海、西安等大城市有少數女校，都沒有男校，而北京居然有二三十所之多。
人們口頭上常說“男三”、“男四”，但這些學校的正式名稱都不帶“男”字。而女校的正式名稱都是“第X女子中學”，在校門口掛的牌子和校徽，以及錄取通知書和畢業證書上都有。簡稱“女三”、“女四”。還有順口溜：“女X土，女Y洋（或狂），女Z都是大流氓。”此處用XYZ，並非為避免得罪這些學校的校友，實在是有不同版本。我一直沒鬧明白，Z怎麽落下的“大流氓”的名兒，還“都是”，代入幾個實數好像都不對。
從教學質量來看，一般來說，編號在十五以內的男校和女校都是重點中學（25、26、31、101例外，前三者是教會學校轉的“插班生”，101自延安遷來，取“一百零一分的超級好成績”之意，嚴格說不是編號），每年根據各項指標進行評選的結果，在市重點與區重點之間浮動。
師大女附中始終保持市重點不變。該校出了南轅北轍的兩位校友，一位是涉嫌卷入打老師的宋彬彬／宋要武／宋岩博士，另一位是將“打老師”列為研究項目的王友琴博士。
北京四中老照片
最好的男校四中也出了天上地下的兩位校友。一位是“永遠健康”的副統帥公子，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同誌，“五七一工程紀要”就attributed to him，是否有抄襲剽竊，需要請方舟子來研判。還有一位平民出身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印紅標教授。他多年來堅持不懈地調查采訪文革重要當事人，到九十年代中期僅錄音帶就積累了滿滿一書架，研究成果無處發表，仍然奮進不止。也許正因為發表不易，印紅標不那麽出名，在這裏提一下，略表敬意。
四中出的其他名人還有“聯動”的前身（之一）“西糾”的頭頭孔丹。“西糾”是“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縮寫，後與“東糾”、“海糾”等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孔丹在文革後考進社科院當研究生，他的碩士論文“曆史唯物主義的什麽什麽”，總之非常乏味，根本提不起閱讀的興趣。名記者範長江的兒子範東生也是四中出身，子承父業考入北大新聞係，前些年赴紐約擔任《僑報》社長兼主編。
郭沫若的某個兒子應該也上過四中，“北京四中”的招牌係郭沫若所題，應該跟“實驗二小”一樣，是去開家長會的時候應校方之請當場揮毫。但這位郭公子似乎不是郭世英，他跟（張東蓀的孫子）張鶴慈先生，以及孫經武、葉蓉青等X社成員都是一零一中的。
編號在五十以上就鐵定是“普通中學”了。五十六中某女生，不太願意跟人說，就是“嫌號碼大”。還有九十八中，“九十八”合起來正好是一個“雜”字，據說校風欠佳，名實相符。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一零一中是著名重點學校，而編號在五十以內的三十八中卻是“分配學校”，即供所報誌願全部落空的學生上的學校。
“清華附中還出了一位作家，那就是‘紅衛兵’的命名者張承誌。”
1965年，清華附中師生集體編創的歌舞《做共產主義接班人》在清華大學大禮堂上演。 （
上麵是僅就編號學校範圍以內說的，考慮到附中們，事情就有些複雜。
附中們看不起號碼，不論大小一概叫做“城裏”，意思是“小市民紮堆的地方，好不了”。一零一中在郊外，所以沒有被罵進去。清華附中校友章立凡先生的“紅八月”回憶中提到“城裏”的時候就多少有點不客氣。順便說一句，清華附中還出了一位作家，那就是“三論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主要執筆人，“紅衛兵”的命名者張承誌。此人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忽然信教”，高度認同伊斯蘭教的哲合忍耶派，被譏為“紅衛兵式的穆斯林”。
而“小號”們也看不起附中，因為後者的錄取分數線偏低。隔了遙遠的時空距離來看，“小號”們有充分的理由嫉妒附中。
首先，號碼越小的學校建得越早，校舍多是“廢物利用”，王府寺廟之類改建的。教室還算寬敞，室外空間卻大受限製，勉強找出一片能兼作籃排球場的空地就不錯了。其結果不僅排除了足球，也相應的排除了田徑。試想，若是鉛球“飛入尋常百姓家”，其結果絕不會如“王謝堂前燕”的風雅。再如中長跑，在“城裏”隻能繞著校園跑，如果牆外是清淨的胡同而不是行人如織、車流不斷的馬路的話。當然，這些王府寺廟改建的學校也可以美其名曰“雕梁畫棟，曲徑通幽，蒼鬆翠柏，花影扶疏”。
其次，因為沾了大學的光，附中的經費充足，有條件置辦管弦樂器（西樂）。人大附中就以管弦樂隊而著名。“城裏”文藝活動隻能在唱歌跳舞之類上做文章，音樂老師鋼琴伴奏，出現了有音樂才能的學生也隻得送到少年宮或者廣播電台代為培養，本校無能為力。這方麵十三中又是例外，其軍（管）樂隊比較像樣，沒有弦樂。“例外檢驗通例”，十三中的前身是——輔仁大學男附中（女六中原是輔仁女附中），鬧半天還是沾了大學的光！
再次，附中可以住校，招生不受居住距離限製；而“城裏”都是走讀（女附中例外，有部分住校），隻能在維持分數線的條件下就近錄取。
入學的門檻挺高，進去就連吃三個啞巴虧，還讓附中們看不起，您說“小號”們能不氣嗎？隻好撅著嘴說附中分數線低，“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或者“小腦發達”。
至於以地名命名的學校，則在諸如此類的抬杠中瀟灑地置身事外，保持著意味深長的沉默，也許，根本置若罔聞。
“如果你現在到網上去查北京四中的‘知名校友’，林立果當然不會出現”
俗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用文詞兒說，則是：“天子腳下，冠蓋如雲。”如果你聽到北京人脫口而出，“我的鄰居XXX”（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下同），“我的同事XXX”，那麽多半不是吹牛而是實情。“我的同學XXX”也一樣。不過最好不要反問說話人是不是高幹子弟。因為，流行觀念有些籠統，高幹子弟多的學校不一定是排他的特權學校。
如果你現在到網上去查北京四中的“知名校友”，林立果當然不會出現，但是有薄熙來（薄一波之子）、劉源（劉少奇之子）、陳元（陳雲之子）、陳昊蘇（陳毅之子）、喬宗淮（喬冠華之子）等。曾就讀師大女附中的除了上麵說的宋彬彬（宋任窮之女），還有朱敏（朱德之女）、李訥（毛澤東之女）、林曉霖（林彪之女）、劉婷婷（劉少奇之女）、鄧榕（鄧小平之女）等。不那麽“知名”的高幹子弟更是不計其數。
但是不要誤會。第一，大人物的子女不限於這兩所中學，像陳昊蘇的弟弟陳小魯就是八中的，劉婷婷的姐姐劉平平則是師大一附中的。第二，這兩所中學並不是排他的幹部子弟學校，而是跟其他編號、附中、地名一樣，麵向社會招生的。父母有各式各樣的“曆史問題”，家中有“海外關係”，“社會關係複雜”者，都有因分數過線而錄取的。後來大字報上揭發出來的大人物將子女塞進好學校，或者學校方麵迫於權勢不敢不“照顧”的，隻有兩件事。一是劉婷婷錯了兩道題還被師大女附中錄取。這裏需要解釋一下。當年中學考語文和算術兩門，而上點檔次的學校錄取線都在190分，甚至195分以上，師大女附中好像是198分。這意味著算術是根本不能錯的，留下語文，在作文裏雞蛋裏挑骨頭扣掉一分兩分。當年的“行情”如此，錯兩道題連區重點也沒門，隻能上“普通學校”了。另一件是賀龍送給蔣南翔一杆獵槍，把賀鵬飛塞進清華。不過那是大學，嚴格限於中學的話隻有劉少奇的女兒一“案”。
“文革”初期，批判“分數麵前人人平等”，說明後者基本上做到了。劉婷婷進師大女附中在1965年，應該是首開“照顧”的口子，因為她的姐姐劉平平三年前就因為兩分之差未能錄取，進了師大一附中。1967年1月清華紅衛兵造反派，蒯大富領導的井岡山兵團“智擒王光美”，就是通過擺布她，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他們先到一附中找到劉平平，大講“跟父母劃清界限”的革命道理，把她穩住。然後給王光美打電話，謊稱劉平平被汽車壓斷了腿要動手術，手術台都準備好了，要她作為家長去醫院簽字。王光美不知有詐，急忙趕到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被等候在那裏的清華紅衛兵抓獲，押上敞篷大卡車馳往清華批鬥。後來在周恩來的幹預下作罷。
上麵所說的高幹子女大部分是從實驗二小畢業的，那是高幹子弟更加集中的地方，但也並非一點“沙子”沒有。據說，當年不願意搞得純而又純，麵向社會招生又無法解釋那些大人物的子女並非“就近”錄取，折中的解決辦法就是本校教職員工子女可以“陪太子讀書”。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劉婷婷在工廠工作了將近十年後考進大學（again分數不夠，照顧進去的），當時劉少奇的“問題”尚未“解決”，她就隱名埋姓開始了大學生活。同學們明知她的真實身份也都不點破。不料，一日在食堂迎麵撞上了實驗二小黨支部書記的兒子，時隔多年彼此都還認得。沉吟少頃，她開口說：“你知道我是誰嗎？”書記的兒子說：“知道。”“那麽希望你不要說。”她說。“我不說。”書記的兒子信守諾言，直到畢業都沒有跟任何同學提起這段對話。
“文革開始後批判‘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在學生中分‘紅五類’與‘狗崽子’，根據出身分派別等，在中學遠比大學鬧得歡。”
扯遠了，回來說中學。我所在的班級有55名學生，其中出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的約有20名，地主1名，資本家2名，小業主2-3名，舊軍人（國軍起義人員）1名，民主人士1名（其父是非黨副部長，入學時已去世），工人和城市貧民5-7名，剩下的都是“職員”。後來turned out，至少4人的父母被劃過右派。在這樣一個班級裏，並沒有製度性出身歧視。兩位資本家出身的同學之一大大咧咧，迷迷瞪瞪，經常上課睡覺，根本不是當幹部的料，而另一位作風嚴謹者則被班主任指定為班長。其他班幹部、隊幹部、學生會、各科代表也是什麽出身的都有。以上說的都是個案，從“麵”上來說，盡管早在1962年就重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升學上“貫徹階級路線”還是卡在大學一關，對中學生還網開一麵。遇羅克就能上到高中畢業並參加高考（1959），盡管成績優秀還是落榜，隻能進工廠當工人。還有文革前上山下鄉的“老知青”也多是高中畢業，因政審不合格落榜的。文革開始後批判“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在學生中分“紅五類”與“狗崽子”，根據出身分派別等，在中學遠比大學鬧得歡，也從反麵說明中學生的出身“雜”，“好”與“不好”勢均力敵。大學生已經近乎“清一色”，出身上沒什麽文章好做了，“造反vs.保皇”主要是工人貧下中農出身與幹部子弟之間的事情。
避免“純而又純”的方針，還是明智的。在受“照顧”的一邊來說，多少也接觸點群眾，感受到來自智力和操行方麵的挑戰，培養自知之明。在“沙子”一邊，從小在頂級高幹子女堆裏“混”，有利於養成泰然平和的健康心態，“你特權你的，我該幹什麽還幹什麽”，還暗暗憋著一口氣，“我要幹得比你好！”——直到“血統論”把個人奮鬥的道路徹底堵死為止。此是後話。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八一”、“十一”等軍隊子弟學校。純而又純的結果是內部繼續分三六九等。
我很小的時候，一天跟著大人乘公共汽車，旁邊有幾個比我大些的男孩子，一個說：“我爸爸是上尉！”另一個說：“我爸爸是少校！”第三個說：“我爸爸是中校！”……
後來在各種不同場合碰上過幾位這樣的人士，其中半數表現出超強的等級意識，繼續其未完成的“比爸爸”事業，“她爸爸撐死了是個中校，狂什麽狂？”“他爸爸不過是個新貴而已！”“我爸爸提拔得慢。”……難怪那些按照規定可以把孩子送進所屬部隊子弟學校的司機、炊事員等，多選擇放棄，或者淺嚐輒止，很快就給孩子辦理轉學手續。這種氣氛確實不利於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不僅如此，他們還把等級觀念擴大到工資、學曆、職稱等等等等方麵去，處在永遠的“比”之中，聽的人已經煩了，說的人還不覺得累。那些“地方”幹部子弟，至少沒這麽說話。忽然想到，一度蔚然成風的“攀比”，未必是源遠流長的“國民劣根性”，卻不過是“全國學解放軍”的後遺症而已。
“別的國家需要奮鬥多年的co-ed （男女同校），通過大躍進而實現，自然會留下後遺症。”
有人可能會對俺的“小號獨奏”表示懷疑。也難怪。如今附中們神氣活現就不用說了，一六一、一六五、一六六、一四零……號碼可謂大到了家，還有東直門中學，明明是地名，升學率也挺高的麽。
毛病就出在一九六八年。
當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鬧了兩年多，“該”寫的大字報已經寫完了，“該”打的人也都打了，“該”抄的家也抄了，再鬧不出新鮮名堂，幾次“複課鬧革命”都虎頭蛇尾。頭一年已經有中學生自願報名去內蒙插隊，看樣子剩下的人出路也大同小異，人心惶惶，跟沒頭的蒼蠅似的到處遊山玩水，告訴說是“以後就看不見了”，要攝影留念。初高中學生已經停在原有的年級兩年。（“老三屆”就是這麽來的，大學生叫“老五屆”，道理一樣。）在全體學生留級蹲班的“史無前例”景況中，不知哪一級的革委會忽然想起來已經兩年沒招生，該招生了。
可這生怎麽個招法呢？“分數麵前人人平等”和“五分加綿羊”，都被批倒批臭，考試本身也有“把學生當敵人”的嫌疑，“師道尊嚴”掃地已盡，誰也不敢提這個茬。得，幹脆就近入學吧。也就是說，所有的學校統一分片包幹，適齡學童統統招收進來。
別的國家需要奮鬥多年的co-edu （男女同校），通過大躍進而實現，自然會留下後遺症。男校還好說，前麵說了，實際上男校名稱不帶“男”字，就叫“北京第X中學”，突然湧進來一群小姑娘，不過是實至名歸而已。女校的笑話就鬧大了，牌子一時半會兒換不了，成群結隊的禿小子已經開始進進出出，還有不厚道的人在一邊“嗷嗷”的起哄。取消分校的尷尬沒有隨著換牌子而消失，其後遺症至今若隱若現。一些大老爺們說起中學學曆，見聽者茫然，還要補充一句，“就是原來的女X中”。當年歌星成方圓出名以後，就有老十三中畢業生哭笑不得地說，“她是俺們學校畢業的”。現在以“《論語》心得”推銷“心靈雞湯”名揚四海的於丹教授也赫然列在陳景潤、陳昊蘇、薄熙來等人之後（四中）。然而合校的曆史畢竟還不如分校長，這萬綠叢中的幾點紅也就讓老幫子們大笑不止。此是後話。
男生進出“女X中”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知是哪一級的革委會就召集各校商量改名。改成什麽呢？地名也不知道哪個是“四舊”，哪個不是，“四新”也未必“立”得住，回頭哪天風向一變還得再改，保險起見還是編號吧。可女校的編號跟男校是重疊的，已經讓（前）男校占了，這些（前）女校就全給甩到原有的一百多號之後去了。上麵說的一六一、一五九、一四零、一五六，一六五、一六六，分別是原來的女一、女三、女五、女六、女十一、女十二中（其前身是林徽因和冰心就讀的貝滿女中），不知怎麽的一零九和一二五空缺，讓女七和女十三中占了。女附中給甩到一六二。東直門沒被當作“四舊”破掉，讓女二中就近占了……
“大號歧視”和“地名歧視”，到此完全喪失了依據。
但是就近錄取對附中們也是一樣的，仍然不能解釋有些前“小號”為何從此一蹶不振。
就近錄取的一個效果，就是附近居民的構成上升為決定教學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學校半癱瘓條件下，孩子的學習成績與父母文化程度“呈正相關”。我們通過王朔的小說知道，北京“文化”可以分為“大院”和“胡同”兩大類。廣義的“大院”除了國家機關和軍隊之外，還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因此，“大院”的文化水平統計上高於“胡同”。離附中最近的當然是本校教職員工的孩子，周圍農村的孩子也進來一些，畢竟不多。原來有分數線卡著，遠處的好生進不來，近處的差生也擋在門外。分數線一旦沒了，“小號”們不僅在物理上，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陷入了“胡同”的汪洋大海。十三中知名校友，“班主任”劉心武曾多次對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的學生表示深切的同情。他說，恢複高考以後進入大學的為什麽多是些幹部高知子弟？一樣插隊，一樣隻許帶一隻箱子，這些人箱子裏裝滿了書，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堅持看書。小市民呢？什麽日用品都帶上，也想不起來帶書。“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還真坐實了，隻不過“龍鳳”和“老鼠”的區別在政治條件之上又疊加了一個文化程度。套用新世紀的語言，叫做“貧富的世代傳遞”。
還有一個因素是師資。前“小號”們原來還有師資撐著，到了1970年代末，原有教師差不多都已經或行將退休。本來工農兵學員師範生畢業後，可以在“青”與“黃”之間“接”一下，又橫生枝節，說是中學教員男的不好找對象，盡量分配女的去！這下子提醒了女師範畢業生，中學教員的社會地位已經降到連對象都不好找的程度了，男生不幹，咱也別幹了，已經分配到中學的都想方設法調工作，呼啦啦又走掉好多。
可也有人不認這個邪，打破頭往中學裏擠，那就是——附中們。雖說是，“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其實不管是理工科還是綜合性大學都被一輪接一輪的“抓ABC”、“清XYZ”、下幹校、內遷……弄得七零八落。現在撥亂反正，各大學教職員工歸隊，隨之提出解決兩地分居問題。大學方麵能力有限，隻能允諾將配偶就近安排到附中。許多配偶，不管原來是教大學的還是做科研的，為了北京戶口紛紛到附中任教，大幅度提高了師資水平。原來人大附中就是管弦樂隊出名，教學質量平平，文革結束後一躍而成為重點的重點，就是來自這樣的背景。其他附中的情況也大同小異。
北京中學的“舊事”，到一九七八年也結束了。後來發生的情況如果對不上號，本人概不負責。
本文來源：百度“笨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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