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海瑞罷官》，其實早就在擬議之中。當初吳晗創作此劇，七易其稿，於1960年11月定稿，旋即開始彩排，翌年2月，由北京京劇團正式上演。1962年7月6日，江青觀看《海瑞罷官》，立即指出此劇存在嚴重的政治錯誤，應立即停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第305頁，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主編，翻印者不具，1969年）江青所謂的“政治錯誤”，不外是該劇影射現實，配合彭德懷翻案。還有材料表明，她還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指出戲劇、電影界的嚴重問題。（江青同誌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鬥爭大事記，見《無限風光在險峰——江青同誌關於文藝革命的講話》，南開大學衛東編印，1968）《海瑞罷官》的問題，即在這些“嚴重問題”之列。江青建議開展對《海瑞罷官》的批評，但被部長們婉拒。（蘇雙碧、王宏誌《吳晗傳》，第32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962年7月，周恩來根據江青的意見，找到吳晗，告訴他，有人說你寫《海瑞罷官》有影射。吳晗聽了很吃驚，連忙說：“沒有，沒有！”周讓吳晗寫個報告說明一下。（《吳晗傳》，第331頁。《吳晗傳》寫作“1963年”，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當在1962年。第305頁）1962年北戴河會議間，毛多次批評彭德懷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慶施等人談話。柯已摸清風向，對毛說：“《海瑞罷官》影射毛澤東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不服氣，要翻案。”（肖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第946頁，紅旗出版社，1999）
《海瑞罷官》公演不久，即有江青的發難，繼而有柯慶施等的附和，連周恩來也驚動了。1962年夏，正值彭德懷上毛“八萬言書”，一時空氣緊張。在此政治形勢下，過敏之輩認定該劇影射彭德懷罷官，也不能算太過離譜。關鍵是毛的想法和態度。《海瑞罷官》公演之初，毛是欣賞此劇的，還在家裏接見了主演海瑞的馬連良，同他一起吃飯，請他唱海瑞，並說：戲好，海瑞是好人。（袁溥之《憶吳晗同誌二三事》，轉見《吳晗傳》，第325頁）1962年夏，毛對《海瑞罷官》的真實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客觀呈現的態度上，毛並不主張對該劇即刻進行批判。
毛似有更深遠的謀劃。實際上，毛是否認定《海瑞罷官》有影射之嫌，並不重要。日後讚成批判《海瑞罷官》，也並不意味著毛就真的認為吳晗在搞“罷官”影射。毛這樣的人物搞政治鬥爭，考慮的是一切服從政治鬥爭的需要，也十分講究政治鬥爭的“章法”。眾所周知，1962年夏秋間，是毛時代曆史的一個大的轉捩點。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毛圍繞階級、形勢、矛盾等問題，多次講話和插話，重提階級鬥爭，同時批判所謂的“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會議間的一次講話中，毛忿忿道：“你壓了我那麽久，從一九六○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壓你一下麽。”（在北戴河中心小組會上的講話，1962年8月9日，見《毛澤東思想萬歲》，第178頁，1967，編印者不具）毛此間的心跡，在這句話裏已表露無遺。毛又一次搶占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意識形態製高點，一洗“大躍進”失敗以來兩年多裏的“灰頭土臉”，開始了正式的反擊。八、九月間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延續毛在北戴河時定下的思想基調，確立了一套“反複辟”或曰“反修防修”的“革命話語”。此話語稍作改良，“文革”期間被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實是指導“文革”的綱領性理論。所以，江青認為，“文革”的前奏，始於八屆十中全會。（羅克珊·維特克《江青同誌》，第298頁，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6）
反擊才剛剛開始，遠未到向吳晗進攻的時候。吳晗可不是一般的曆史學家，他是北京市副市長，其背後是北京市委，是敢幹而堅毅的彭真。而彭真的背後是“接班人”劉少奇，除非到了和劉少奇攤牌的火候，吳晗萬萬動不得。江青早在一年前就放出來了，那就讓她搞她擅長的“文化革命”，先在外圍把火燒起來，燒出一種革命的氣氛。
江青的第一把火，燒向了孟超的“鬼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那是在柯慶施支持下組織的文章《“有鬼無害”論》，刊發在1963年5月6日《文匯報》上。也就在1963年，鬼戲和香港電影停止演出。破中有立，這一年年底，江青開始領導京劇、芭蕾舞劇的革命。上海方麵，柯慶施竭力配合江青的“文化革命”，先是提出了“大寫十三年”口號，繼而舉行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會。至1964年6、7月間，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江青以“文化革命”領導人的新形象，作了《談京劇革命》報告。
此是第一輪大火。為了把火燒得更旺，毛密切配合江青，或講話，或批示，鋒芒所向，直指文化和宣傳部門。毛念念不忘舞台上的“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說是上層建築總要適應經濟基礎。毛甚至動了很大的氣，威脅文化部說，“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1963年11月指示，見《文藝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49—1966）》，第64頁，中國作協革命造反團等編，河北大學井岡山兵團獨立大隊翻印，1967）震動最大的，當是那兩個著名的“批示”。此是毛慣用的“甩石頭”招數。一個在1963年12月12日，以柯慶施的曲藝經驗“批示”給“彭真、劉仁同誌”，實是向北京甩出了“上海石頭”。毛措辭嚴厲，“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436~43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另一個在翌年6月27日，批示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斥責那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勢必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第9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以北京京劇現代戲觀摩會和毛的兩個“批示”為標誌，第一輪“文化革命”的大火業已燒至極致。接下來，“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64年6月8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忽而危言聳聽道：“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修正主義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修正主義中央。”（《毛澤東思想萬歲》，第279頁。日期原作“6月16日”，查武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當是“6月8日”）大火進一步往上燒，眼看就要燒到最高層。8月1日，劉少奇在懷仁堂召集大會，發表有關農村社教運動的長篇講話。他號召幹部下去蹲點，不蹲點，不能做領導工作，“省委書記當不成了，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當不成了，中央部長恐怕也當不成了，中央委員恐怕也當不成了”。（《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1967，第408頁，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他越說氣勢越大，竟然說，“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同上，第413~414頁）“開調查會”是毛倡導的方法，劉少奇犯了大忌。果然，劉作報告後，江青到毛處哭訴，“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第573頁，北星出版社，2001）8月20日，毛在北戴河同華北局李雪峰諸人談話。李雪峰不讚成下發王光美“桃園經驗”報告，也不同意劉少奇“四清”運動的做法。毛在談話中大捧李雪峰，居然一改“白區工作的正確代表是劉少奇”的一貫說法，說，白區工作的正確代表是李雪峰。（同上，第574頁）
也就在從北戴河回京不久，9月，毛指示把39個文藝材料發到縣一級，其中就包括《海瑞罷官》，作為進行批判的準備。（《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第329頁）又據王力回憶，此間毛擬定的“保護名單”裏，可見郭沫若、茅盾、範文瀾和翦伯讚諸人，卻不見吳晗的大名。（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第599頁）似可斷定，從這時開始，毛下了決心，打算拋出《海瑞罷官》，將大火燒向吳晗及其北京市委。決計批判《海瑞罷官》，竟與毛劉衝突的公開化同一個時間。這不是巧合，而是恰好表明批判《海瑞罷官》在毛的“倒劉”戰略中的重要地位。據陳丕顯回憶，江青曾告訴他，她是在1964年下半年開始物色批判《海瑞罷官》的人選。（陳丕顯《在“一月風暴”的中心》，第2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康生後來說過，1964年，他同主席講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彭德懷向黨進攻是一回事。（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1966年5月5日，見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第16頁，新天出版社，1997）康生善於窺測風向，估計也是在此時，他領會了毛的戰略意圖，這才就《海瑞罷官》問題向毛進言。
待到日後姚文元文章發表，大火燒及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燒及陸定一為首的中宣部，毛這才對身邊的人道出了“革命戰略”，“我就是要搞剝筍政策”，“一層一層地剝，這次是彭羅陸楊”。（《王力反思錄》，下冊，第591頁）由“剝筍政策”回思既往，批判《海瑞罷官》和“倒劉”之間的關係，便更為清楚了。
1964年9月，毛下發了《海瑞罷官》作為批判材料，可是，中宣部並不是積極執行，按照“文革”間的說法，“中宣部對這個重要指示拒不執行，企圖抵製對三家村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批判”。（《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第329頁）中宣部的做法可能不似這般嚴重，但“軟頂”的情形會是有的。彭真自然也不讚同批吳晗，他反對把整個曆史學界都看成一片漆黑，主張保護幾個曆史學家，江青就說過，“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又名“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見《江青同誌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甚至在北京，江青找不到撰寫批《海瑞罷官》文章的“寫手”，她先找到昔日建過奇功的李希凡，李表示不能接受任務。（《在“一月風暴”的中心》，第29頁）據毛曾對斯諾憤然道：“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曆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是不敢寫。”（斯諾同毛澤東談話，1970年12月18日，載《漫長的革命》，第263頁，新疆大學出版社，1994）這樣，在毛江的心目中，北京市委是“獨立王國”，中宣部也是“獨立王國”。他們被迫“另辟蹊徑”，采取“地方向北京造反”的模式，轉而求助於上海。
1965年春節剛過，江青來到上海，在柯慶施和張春橋的支持下，找到了“筆杆子”姚文元。在炮製《海瑞罷官》的整個過程中，“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4月12日）到了9月，文章大抵寫就。此時，北京正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一次有各大區負責人出席的常委會議上，毛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說，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五·一六通知》之附件，見《“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第4頁，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1988）毛名為詢問，實則是“吹風”或“打招呼”，又仿佛是預作“伏筆”，將來回溯既往時，可以證明自己如何“光明正大”。
（作者為南開大學曆史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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