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 (1999年5月6日第1版)
《人民日報》 (1999年5月6日第1版)
新華社編者按：原中顧委常委、國務委員張勁夫同誌，1956年至1967年曾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主持中國科學院的日常工作。在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元帥的領導下，張勁夫同誌組織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和科技人員參與“兩彈一星”（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為中華民族贏得國際地位做出了重要貢獻。86歲的張勁夫同誌最近鄭重地將這段曆史公之於世。在他的這篇回憶文章中，不但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運籌帷幄的曆史場景，更有中國科學家的英雄群像，他們是中華兒女的傑出代表。請曆史永遠記住他們！
中國科學院與原子彈
毛澤東確立積極防禦戰略
1956年初至1967年1月，我在中國科學院任黨組書記和副院長。早在50年代中期，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就作出了要研製原子彈的決策。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毛主席決定，為了防禦，中國也要搞原子彈。我們不首先進攻別人，但不是消極防禦，而是積極防禦。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戰略思想。研製原子彈，當時總的方針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要靠自己研製，同時，要爭取外援。那時候中蘇關係比較好，我們想爭取蘇聯給我們一些援助。但這是爭取援助，而不是搞合作、搞共有。也就是說，搞原子彈的科研單位、工廠、各種設備與技術都是中國自己的。我理解這就是中央當時搞原子彈的方針，是毛主席高瞻遠矚確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
科學院接受黨中央下達的任務
中央決定以自力更生為主研製原子彈，這件事太重要了。後來又決定自力更生為主研製導彈和自行研製人造衛星，統稱“兩彈一星”。
原子彈和氫彈是二機部負責，導彈是國防部五院（後來的七機部）負責。毛主席對原子彈研製有一個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中國科學院就是按照中央確定的“大力協同”和“三家擰成一股繩”的精神，主要承擔原子彈和導彈研製中一係列關鍵性的科學和技術任務，包括理論分析、科學試驗、方案設計、研製以至批量製造所需的各種特殊新型材料、元件、儀器、設備等。至於人造衛星，則從構思到建議，都是由中國科學院提出，先後兩次上馬（1958年、1965年）。經以周總理為主任、羅瑞卿為秘書長，具體領導這項工作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批準後，在國防科委的統一組織下，由中國科學院負責整個係統的技術抓總，並負責研製衛星本體，七機部負責運載工具，科學院和四機部共同負責地麵測控係統。
科學院對黨中央下達的“兩彈一星”任務非常重視，黨組決定由我負責，並由裴麗生副院長具體抓“兩彈一星”研究工作的安排落實。
當時，中國科學院為了落實“兩彈一星”的研製任務，把管理機構分為兩個口：一個是計劃局，管不承擔國防任務的單位；一個是新技術局，管承擔國防任務的單位。參加“兩彈一星”研製任務的科學研究人員占全院科研人員的2／3。穀羽是新技術局局長，宋政是副局長，陸綬觀是處長，幫助穀羽工作。那時，新技術局除了項目所需的經費、器材優先得到保證以外，還有很多非標準設備可以安排到各產業部門協助加工製造。我們的研究室、實驗基地用的非標準設備，由科學院研究所設計，由各有關產業部門按時製成，保證質量。由國防科委統一管這方麵的工作，派軍代表駐廠監督，提出設計的研究所也可以派員駐廠監督。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我們搞原子彈，怎樣貫徹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自力更生為主，就是主要靠我國自己的力量開展科研。當時研究核科學與核技術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還有一些分散在中國科學院的20多個研究所和其他部門的研究機構與大專院校。爭取外援為輔，主要是蘇聯答應幫助我們在北京建一個7000千瓦的實驗性原子能反應堆。這個反應堆全部歸我們管。此外，在另一個地方建一個濃縮鈾工廠。
製造原子彈的原料是鈾235。一天，毛主席找到地質學家李四光，他當時是地質部部長，也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毛主席問：“中國有沒有造原子彈用的鈾礦石？”李四光說：“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鈾礦石，能作為原子彈原料的成份隻含千分之幾。”要從礦石裏把這千分之幾的鈾提出來，再濃縮成為原子彈的原料，最重要的是要搞濃縮鈾工廠。
宋任窮到科學院搬兵
為了搞原子彈，中央專門成立了二機部，宋任窮任部長。我到科學院工作後的一天，宋大哥打電話說要到我家拜訪我。因為搞原子彈，主要靠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決定把這個所整建製交給二機部，但是對外還叫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名義上由科學院和二機部雙重領導。由於研製原子彈的任務繁重，科研力量不夠，於是對任務作了分解，除了原子能所承擔較大一塊任務外，很多重要任務還要由科學院的各研究所來承擔。原子能所整建製轉到二機部後，骨幹力量還不夠，還要科學院支持，我們又從其他所調給他們一批科技骨幹。
宋大哥光顧寒舍，就是要來談科學院怎麽支持二機部，幫助二機部的。他緊緊握住我的手說：“勁夫，這個事太重要了，你要幫助哇！其他部門我也希望他們來支持，主要靠科學院哪！”我說：沒有問題。這是中央的任務，是國家的任務，也是科學院的任務。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給你。另外，科學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擔二機部的研究任務的，我們都無條件地承擔；如果骨幹力量不夠，還需要調一些人去，我們再想辦法。譬如，鄧稼先是學物理的，從美國留學回來，是科學院數理化學部的學術秘書。吳有訓副院長兼數理化學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鄧稼先負責，這個同誌你要我也給你。
原子能所“出嫁”不離家
科學院原子能所1956年建在中關村，是當時中關村建築最好的樓。原子能所交給二機部以後，由蘇聯援助建實驗性原子能反應堆。原子能所分為兩部分，大部分人遷到實驗性原子能反應堆那裏。當時科學院搞原子能的有兩個姓楊的科學家：一個楊承宗，從法國留學回來的；一個楊澄中，從英國留學回來的。為了區別，我們叫他們“法楊”、“英楊”。“法楊”是搞放射化學的，當時放射化學很關鍵。我們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楊承宗等一批科學家調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應堆那裏去。“英楊”楊澄中留在科學院蘭州近代物理所負責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還有從大學調去的化學家汪德熙也到了二機部。
支持錢三強點將調兵
宋任窮來訪以後，錢三強從蘇聯訪問回來了。三強沒調二機部以前，當過科學院的學術秘書長。科學院代表團第一次訪問蘇聯，他是代表團團長。錢三強是著名核物理學家，他訪問蘇聯回來很快就找到我。他來的時候氣鼓鼓的，說：“張副院長，我對你有意見！”我說：“什麽意見？”他說：“對你們的科學規劃有意見，你們搞了一個‘四項緊急措施’，怎麽沒有原子能措施？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麽沒有搞哇！”
我說：“三強，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彈哪。這是國家最絕密的大事，是毛主席過問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絕密的單獨規劃。”他當時最關心的是想從科學院調些人去，怕我們不重視，不願意給人。我說：“隻要我們能做到的，盡量支持你，你這個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務，是第一位的任務，比‘四項緊急措施’還重要。‘四項緊急措施’是為你服務的啊！” 我這一講，他說：“我懂了，我懂了。”
錢三強說：“我還想從科學院調幾個人。”我問：“哪幾個人？”他說，我還要更多的人。因為還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後來的九院）搞設計。另外，還要搞電子顯微鏡的人，儀器要大大加強，才能承擔原子彈研製任務。當時，搞電子顯微鏡的，科學院隻有李四光的女兒李林。三強說：“我想調李林。”李林當時在上海冶金陶瓷所，掌握一台電子顯微鏡。我說李林我可以給你，我另外培養搞電子顯微鏡的，先為你服務。問題是我還要把她的家庭工作做好，不然夫妻倆分開，不好嘛。三強又要求調科學院的學術秘書鄧稼先同誌去，後來，稼先同誌在原子彈與氫彈的研製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科學院的院刊編輯汪容到原子能所理論組彭桓武那裏，搞核物理理論研究，又將王承書調到二機部，她工作很出色，做出了重要貢獻。
後來，三強說，我還想要些人，最重要的是要沈陽金屬所的副所長張沛霖，我也同意他帶一批人去了。張沛霖的功勞是把鈾變成金屬。氟化鈾原來是氣體。要把它變成反應堆元件需做大量的工作，這是沈陽金屬所承擔的；張沛霖對金屬鋯有研究，他後來當了總工程師。我當時對三強說，你有任務盡量讓我們各所承擔。這之後的第二年、第三年，我都請三強同誌和副院長裴麗生同誌，專門到各個所一項一項地檢查二機部研究工作的落實情況。
三強後來又找我說，科研任務還需要很多儀器，特別是光學儀器，例如高速攝影，還要調科學院的一些人去。我說這個問題要和長春光機所王大珩先生商量，他是所長。後來決定讓副所長龔祖同帶一批科技人員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機分所，主要為二機部的工作服務。因為二機部好多工作單位在西北一帶，要什麽儀器，提出來讓西安光機所研究製造，比較方便。後來在全國成立了好幾個光機分所，對“兩彈一星”的研製成功起的作用很大。三強提出的要求，我們科學院幾乎全部答應了。
攻克“三大技術難關”
搞原子彈，最重要的問題是濃縮鈾的提煉問題，礦石裏能提出的天然鈾同位素235含量隻有千分之幾。此外，鈾的提煉也很重要。所以，化學方麵的科研任務很重。當時科學院有四個最知名的化學研究所都由優秀科學家擔任所長，號稱“四大家族”：一個是上海有機所莊長恭老先生；一個是長春應化所的吳學周先生；還有北京化學所的柳大綱先生。此外，大連化學物理所也是非常強的，那裏有張大煜先生。我對三強說，科學院幾個化學所承擔你的任務，讓哪個所承擔什麽任務你提出來，我們都選最好的人為你做工作。
當時上海有機所隻有研究力量沒有生產力量，不能夠提供產品。我到科學院以後，讓各所建立小工廠，上海市委還送給我們若幹小廠，給研究所當實驗工廠。而且，還選最好的老師傅。我從鐵道部呂正操部長那裏請來了許多老工人，很不錯。我們需要的儀器設備不自己搞不行。要建立研究室，要研製設備。另外，還有很多非標準設備，科研人員設計圖紙，讓工廠做才行。我在北京中關村專門召開老工人會，我說你們是金手藝，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東西！老工人聽了非常高興。另外，從部隊技術兵種的複員兵中，挑選了數千名有技術的戰士當工人，他們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蘇聯單方麵撕毀協議撤退專家。當時受影響最大的是濃縮鈾廠，關鍵材料蘇聯不給了，整個廠就停頓了。最緊迫的關鍵技術問題有三個：
第一是氟油。科學院以上海有機化學所為主，其它所配合，終於研究出來自己的氟油，並把上海一個小廠要了過來。這個廠有個工人當廠長叫楊慶年，很能幹。他不但配合研究室把氟油研製出來了，而且在他的廠生產，保證了供應。這個廠的總工程師顧子愷也有貢獻。當時，石油部還不能生產一些特種油品和石化產品，就靠上海有機所生產。氟油我們自己能夠供應，濃縮鈾廠的機器就又能運轉了。當時邊伯明當所黨委書記，人不錯，很開明。
第二是“真空閥門”。沒有“真空閥門”，原子彈的氣體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濃縮，然後把鈾235濃縮起來。“真空閥門”的外援也斷了。科學院的上海冶金陶瓷所，當時已經分成兩個所：一個是冶金所，吳自良任副所長；一個是把陶瓷研究部分改為矽酸鹽所，嚴東生任所長。還有沈陽金屬研究所最強的科學家李薰、師昌緒，再有張沛霖副所長。我們科學院主要依靠上海冶金所、沈陽金屬所已經先開展研究。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這個關，搞“真空閥門”。結果這個關攻破了！攻克這個項目，除科學院金屬所、冶金所外，還有複旦大學、上海有條件的工廠等。這樣，我們的濃縮鈾廠才能生產。這時宋任窮調走了，劉傑同誌當二機部部長。他一見我的麵，雙手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感謝你呀！我的工廠能生產了！”這項成果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以後得了特等獎。所幸的是，這些我們早就開展了研究，是錢三強出的題目，出題目很重要。
第三是高能炸藥。原子彈怎麽引爆？需要引爆裝置。普通炸藥不行，要高能炸藥。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到甘肅建立一個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藥，專家主要有於永忠等。有了高能炸藥，才能做高能的引爆。上海有機化學所的黃耀曾帶著一些人支援。還有五機部的一個所，也去人參加。他們合作又把高能炸藥研製出來了。
最後，是我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現場觀測，主要是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學所、物理所、聲學所、光機所等承擔的任務，與核試驗基地研究所共同商定各個類型的15項測量技術方案，都是我們自己製造的儀器，各所派技術骨幹到現場參加核爆試驗，全部按時完成了任務。還有其他所，在現場做了很多試驗，當時其他部門也參加做試驗，但大部分現場實驗和觀測是科學院完成的。
錢三強功不可沒
我國研製原子彈和氫彈，三強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領導小組”，由所長錢三強主持，組織黃祖洽、於敏等開始做基礎研究，為後來的氫彈研製作準備。研製氫彈工作主要是於敏他們做的，方案是於敏提的，也得過大獎，但題目是劉傑與三強商量後提出的。原子彈爆炸以後還要搞氫彈，而中國從原子彈到氫彈隻有兩年零八個月。1964年爆炸了原子彈，1967年就爆炸了氫彈。有人總認為三強自己沒參加具體的研究工作，我則認為如果沒有他做學術組織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內行地及早提出這些方案與課題，你怎麽趕上和超過別人。當然，原子彈和氫彈的設計主要靠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們中國從原子彈到氫彈的過程，在全世界來講，也是時間最短的。二機部是製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門，除從科學院調去原子能所和提到的幾位專家外，還有從高等院校調去的朱光亞、周光召等專家，他們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原子彈研製過程中三強最感謝的就是科學院提供的計算機，對二機部幫助很大。所以，我當時說如果沒有“四項緊急措施”、沒有那幾項最重要的技術配合，單獨搞原子彈是不行的。我們科學院早在1958年8月1日就研製成功第一台計算機。要我去講話，我給它一個提法，叫做“有了”———“中國有了計算機了！”第一台計算機是電子管的，是最低級最原始的，一秒鍾才運算幾十次，但總算有了嘛。接著，我們研製第二台，1959年9月，104機出來了，也是電子管的，每秒一萬次，當時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為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務。這個所即後來的九院是搞設計的，那個計算量太大了，沒有這個計算機，幾年也算不出來。再過一段，第二代計算機出來了，晶體管的，科學院半導體所搞的。從美國回來搞半導體材料的林蘭英，和科學家王守武、工程師王守覺兩兄弟，是他們做的工作。第二代計算機，每秒數十萬次，為氫彈的研製做了貢獻。
三強去世後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特別懷念他做了許多學術組織工作，比如說要科學院各個所來配合承擔任務，你選什麽任務，他能提出題目來，請你承擔，他懂，他在法國跟著約裏奧·居裏做研究工作，發現過原子核三分裂現象，組織能力也比較強。他人很直爽，有意見就提。
此外，原子彈爆炸試驗數據的采集，科學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個試驗主要是在空曠無人的地方進行，可以試驗它的破壞力。中國科學院有好多所，都派人參加試驗了。
中國科學院與導彈
錢學森為國獻宏猷
錢學森是世界氣體力學大師馮·卡門最好的學生，還有郭永懷、林家翹都是馮·卡門最優秀的學生。我國火箭噴氣技術即導彈技術的建立，是錢學森先生首先提出來的。我們成立力學所，請他當所長，後來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參加了12年科學規劃工作，擔任綜合組組長，作過一個很精彩的關於核聚變問題的學術報告，為科學規劃的製定出了許多好主意，特別是他親自起草和製定的關於火箭噴氣技術的建立，實際就是導彈技術的發展計劃，我看了很受鼓舞。郭沫若院長看後更是詩興大發，欣然揮毫，題詩一首：“贈錢學森———大火無心天外流，望樓幾見月當頭。太平洋上風濤險，西子湖畔數風流。衝破藩籬歸故國，參加規劃獻宏猷。從茲十二年間事，跨箭相期天際遊。”
錢學森任科學院新成立的力學所所長以後，迅速聚集了好多優秀科學家。我們在中關村建起了力學所大樓。因為空氣動力學要搞風洞實驗，中央撥出500噸鋼板供力學所建風洞。
當時，陳賡大將擔任哈爾濱軍工學院院長，專門向錢學森請教關於導彈問題。錢學森說：“我是要建議我們國家搞導彈，這是很重要的軍事武器，將來一定要大發展！”這個建議送到中央以後，周總理很重視。當時，彭德懷當國防部長，周總理讓他邀請在北京的幾位元帥，對錢學森搞導彈的建議進行討論。周總理的工作方法很好，請元帥們提意見，所有參加討論的元帥都讚成。很快，中央決定我們國家要搞導彈。這時就正式在國防部下麵成立第五院，把錢學森調去當國防部五院院長。另外做組織工作的，再調總參通訊部部長王諍同誌當副院長，調劉有光當政委。
科學院請纓探路
中央決定由國防部五院負責研製導彈。從各方麵調人，主要是從科學院調，許多重要研製任務也要科學院來承擔。當時，導彈研製也是按照中央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辦。我們一方麵盡可能爭取得到蘇聯的一些援助，但另一方麵，立腳點還是我們自己幹。
那時，搞導彈是以五院為主負責研製。他們建立了若幹相應研製機構。要從各方麵調人，主要從科學院調一批科學家去。當時，我建議兩條腿走路，一方麵我們參與五院搞；另一方麵，科學院自己也搞。我們科學院搞探路工作，先走一步，為五院服務。我這個建議聶帥同意了。科學院自己也搞導彈研究，因為當時人才主要的在科學院，我們除了調走一些骨幹到五院以外，科學院在這方麵的研究所很多，綜合能力很強。因此，中國決定搞導彈是兩條腿：一個是五院，這是主管部門專門幹這個事，國家大力支持；一個是科學院，也搞研究，搞探索工作，也有實驗基地。
郭永懷雪中送炭
在中央決定搞導彈之後，錢學森的師弟郭永懷，在麵對優越的科研和生活條件與祖國需要何去何從的時候，他選擇了祖國的需要。為了避免遇到美國當局製造的麻煩，他在和學生們聚會的篝火旁，掏出十幾年寫成的沒有公開發表的書稿，一疊一疊地丟進火裏，燒成灰燼，令在場的學生驚呆了。他的夫人李佩教授當時也感到可惜。郭永懷教授帶著對祖國的赤膽忠心，也帶著非凡的力學和應用數學的複合智慧，攜全家回到了祖國。中央很重視，毛主席親自接見他。科學院安排他和錢學森一起工作，任力學所副所長。
發射導彈，需要有發射基地。錢學森提出，搞導彈主要看你火箭用什麽燃料，火箭的燃料很重要。錢學森說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科學院要把科研重點放在開發自己的高能燃料上，這樣火箭才能做得大，射得遠。
每一種高能燃料研製出來後都要試燒，要試車，火箭的發動機、尾巴的噴管均要試驗。我和錢學森商定，讓科學院力學所承擔這個任務，需要選一個實驗基地，當時民航局給了我們一架專機，在北京上空轉了幾圈，我和錢學森坐在飛機上往下看，看了幾遍就選定京郊山區的一片林地裏麵，成立力學所二部，由林鴻蓀負責。林鴻蓀是錢學森在美國大學教書時的學生，也回國到力學所工作。另外，讓化學所與他們配套，也成立了化學所二部，主要研製高能燃料。同時科學院還有好幾個研究所也研究高能燃料，特別是大連化學物理所，是搞石油煤炭研究的，業務上比較接近，過去叫石油研究所。另外，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所，這些所都接受了任務，研究開發中國的高能燃料。上海和大連在山區也搞了實驗基地。因為錢學森、郭永懷他們有這方麵的專長，實驗基地的主要實驗方向是先試驗液氧，要把氧氣變成液體，它需要低溫。科學院在中關村建立了一座氣體站，可以集中相當數量的氧氣、氫氣。既供應民用，也供應科研使用。科學院物理所洪朝生負責的低溫實驗室，專門研究低溫，把溫度降低，氧氣就變成液體燃料了。首先用液氧，需把溫度降到零下180攝氏度左右。但推力大的是液氫，可製成液氫的難度就大了。需要把溫度降到零下250多攝氏度左右，氫氣才能液化。而且，氫氣還容易爆炸。
科學院主要任務是搞高能燃料的。當時，各方麵的協作關係都很好。有的燃料毒性很大，我們每次實驗都要請防化兵，帶著防毒工具，把工作人員都武裝起來。高能燃料是導彈一個關鍵所在。科學院當時承擔的是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做高能燃料的研究開發，提供給五院。
中國導彈發射成功
新的高能燃料研製成功之後，五院先用這個燃料設計發動機。力學所二部由林鴻蓀主持，在山區基地建成了兩個不同量級的液氧、液氫火箭發動機試車台。做了100多次發動機台架試驗，取得了成功。以後，按國防科委要求，全部試驗資料和數據轉交給七機部。這一重大成果對他們研製遠程火箭起了很大作用。林鴻蓀研究員為我國火箭技術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林鴻蓀他們每次燃料試驗都有儀器測試、記錄，有數據，提供設計單位設計。我們主要靠自己，我國第一枚導彈就在1960年搞成了！
1960年，我國的第一枚導彈的發射成功，也凝結著工程兵的功勞。工程兵派出4萬工兵，用了兩年的時間，在西北的沙漠裏建起了規模相當大的發射基地，基地通火車，裏邊還有飛機場。這是要花很大人力物力財力的。發射的時候，我們去了現場。聶榮臻元帥身體不好，是坐火車去的；我和張愛萍是坐飛機去的。當時我們三個人都在現場，看第一枚導彈發射情況。這是比較近距離的導彈，發射取得了圓滿成功！張愛萍情不自禁地跳起來，擁抱錢學森。它的意義正如聶榮臻元帥在祝詞中所說的，我國第一枚導彈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射成功，開創了我軍武器裝備的新紀元！
錢學森指點新目標
我國第一枚導彈的射程太短，更不能用來發射原子彈、氫彈。錢學森又提出，一定要進一步地搞高能燃料，加大它的推力、速度。新的高能燃料主要是液氫，它的推力大，導彈的溫度相對也高了，這就需要科學院再研究耐高溫的材料。遠程導彈分成幾級，自動控製問題也必須解決好，科學院又為此成立了自動化研究所。火箭裏麵還要有小型計算機，叫彈上微型計算機，用來控製那一節火箭什麽時候脫離開來。要研製小型的計算機，任務交給剛回國的年輕科學家黃敞負責，他是搞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我們要搞第三代計算機，他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然後到大後方去。後方選點是計算機所所長閻沛霖去的，選在陝西省的一個山溝裏，建立起計算機研究基地。我們把大規模的研究力量派到那邊去。羅瑞卿同誌親自確定導彈裏麵的小計算機由科學院研製。
導彈方麵，科學院主要配合研製出高能燃料，液氧和液氫以及固體高能燃料，研製出耐高溫材料。首先進行小型實驗，取得科研成果後，提供給五院。科學院協助五院研製和解決了導彈上的自動控製問題。我們電子所搞了遠程雷達。導彈發射場的光學儀器，不僅要能跟蹤導彈到高空，而且能快速攝影，把發射過程都拍攝下來。這一任務，主要是由長春光機所負責。另外，導彈通過地球表麵的空氣層要燃燒起來，所以整個彈體，包括彈頭都要有高溫材料。發射的幾節火箭，到了一定時候要脫開，把燒完的那節丟掉。總之，研製導彈還有好多問題，要科學院各個所分工承擔協同解決。另外科學院自己也在搞試驗，做高溫材料、高能燃料，盡量讓導彈推力大一點，發射得遠一點。
科學院搞小型導彈
按照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科學院也搞火箭。科學院先搞了一個氣象火箭，研究氣象問題，我們有好幾個研究所配合搞氣象衛星。另外中央專委下達任務讓研究超低空導彈，這種導彈正在試驗並取得重大進展時“文革”開始，科學院的這部分寶貴技術資料包括實物全部交給了三機部。
為了自己搞導彈，科學院建立了好幾個基地，主要基地在上海。高溫材料有的用化學材料，有幾個所搞出來了。化學材料耐高溫，也得用試車台，通過試驗取得數據。因為我們經費有限，隻能搞簡易的。在某地建了發射基地，可以試驗發射氣象火箭。這時候科學院吸收了一批解放軍到期要退役的技術兵、雷達兵、坦克兵，參加發射基地、試車台基地、試驗基地和工廠的建設。我們科學院在北京成立了最好的科學儀器廠，在上海也成立了科學儀器廠。
後來，為了加強五院的力量，科學院繼錢學森所長到五院之後，又讓懷柔力學所二部的一部分人去加強五院，還從其他所調一些人去。以後，五院改成七機部。科學院為了搞小型火箭，我們和上海市委合作，還在上海成立了機電設計院，專家是王希季、楊南生，從北京科儀廠去了一個廠長。另外，上海市委動員了好多工程師到我們設計院，主要靠上海的力量，在上海搞。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工廠，生產超低空火箭、氣象火箭。上海有機電設計院設計，有試車台基地，有生產基地，有重要研究所，有好多工廠，可以把特殊產品生產出來。
北京科學儀器廠配備了200名大學生，可以生產電子顯微鏡、電子探針儀，許多相當先進的科學儀器我們都能夠自己生產出來，武裝我們各研究所，還供應國內其他一些單位，水平很高。科學院參加導彈研製工作的好多單位配合五院，也調了一些人接受了一些重要和關鍵的研製任務。科學院盡量搞些新的，探一些新路子，供五院、後來是七機部采用，為他們自力更生發展導彈技術創造條件。
兩彈結合
1965年我國第二顆原子彈試爆是用飛機載著投的，但最終要靠導彈發射原子彈。因此，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現了兩彈結合的問題，在導彈上裝原子彈，特別是氫彈頭。這項工作很關鍵的問題是要有高能炸藥，就是彈頭不能太重了，太重就發射不遠。要發射得遠，彈頭要有重量最高限度。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在甘肅專門建立了一個分所，與五機部一個所協作，專門研究高能炸藥。經過不斷的地麵試驗，最後把高能炸藥的關攻破了，能夠使我們的導彈帶上原子彈、氫彈，發射得很遠很遠，成為戰略火箭，就是帶有核彈頭的戰略導彈。當然是一步一步來的，一步一步探索，一步一步研究，一步一步開發成功。關於導彈，因為“文化大革命”中錢學森得到了保護，總起來講發展得比較好一些。郭永懷帶著力學所二部到國防部門，對發展我國的軍事高技術建立了卓越的功績。後來，他乘坐的飛機失事，因公犧牲，這是我國科學技術界，特別是國防高技術界的重大損失。郭永懷同誌是一位很好的科學家。
中國科學院與人造衛星
搞衛星趙九章最積極
中國要搞人造衛星，是科學院首先提出來的。1958年就有科學家提出：“上天、入地、下海”。入地就是要向地球的深層次挖掘，開發新的資源。下海就是利用海洋資源，以及用科學方法加強我國海防。汪德昭是聲納發明者法國郎之萬的學生，就對加強海防提出了建議。他在核爆炸次聲測試方麵也有貢獻。那個時候我們的聲學研究由電子所馬大猷先生帶領的聲學室在搞。電子所所長顧德歡原來是浙江省副省長，大學物理係畢業的，他要求到科學院來。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走在了美國之前。美國人把蘇聯衛星上天的那天，宣布為國恥日。我們中國也要搞人造衛星，科學院的科學家們都比較積極，其中最積極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長趙九章先生，他對科學院提出第一個衛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中央政治局撥巨款支持
1958年，我國科學家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我把科學家這個意見反映到在武昌召開的黨中央全會，我當時是候補中央委員參加了會議。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同意以科學院為主搞人造地球衛星，並且批準撥專款2億元人民幣。科學院也不能一家獨辦，我們組織各方麵協作，把有關單位組織起來。當時為了搞衛星，又成立了“581組”和三個設計院。這個地方是12年科學規劃提出“四項緊急措施”時，周總理特批給我們的，後來力學所大樓和其他研究所大樓建成了，那個房子就空出來了。我們又在那裏成立了581設計院。
衛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難的一件事，就是所有裝在衛星上麵的儀器，要在地麵上建一個基地，造成高空真空環境，儀器在這個地方運轉先試驗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地麵模擬設備裏邊試驗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在北京北郊建立高空模擬實驗設備，就是衛星上天以後儀器怎樣運轉，在地麵真空的條件下，所有的儀器、生物等等，都要先進行實驗。再加上衛星本身，搞什麽儀器等。我記得第一個方案，計劃在1959年國慶10周年發射。
三年經濟困難發射計劃延期
由於三年經濟困難，小平同誌、陳雲同誌對我說：衛星還要搞，但是要推後一點，因為國家經濟困難。後來，推遲到1970年人造衛星上天。以前管“兩彈”的中央專委，後來讓我參加中央專委的工作，負責衛星的研製，把人造衛星搞成。第一個衛星是科學試驗衛星，衛星在天空轉的時候能夠播放《東方紅》樂曲。以後又製定新的衛星計劃：搞通信衛星、氣象衛星等。
中央專委決定，衛星任務由科學院承擔，衛星本身主要是科學院研製的。科學院也組織有關部門配合。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許多非標準設備。比如，地麵模擬真空實驗設備，要有關部門幫助做出來，我們在地麵上才能試驗，而且在真空條件下試驗。我們科學院在北京建立了科學儀器廠，作為人造衛星的總裝廠，而當時我們科學院的外匯有限，我們花外匯購買的好設備都放在科儀廠。他們能做好多東西。我們研製衛星，不斷有進展，地麵設施一個一個地建立起來了。特別是三年困難過後，我們自動化所、電子所，搞衛星控製，能連續通訊，這些工作都有重大進展。可是，正當科學院的衛星研製基本完成的時候，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科學院衛星研製任務交給國防部門了，具體交給了七機部，就是現在的航天工業總公司。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實際上是交到國防部門不久的事情。要把這個曆史說清楚，這是科學院那麽多人的心血凝成的，特別是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包括很多技術工人，他們的曆史功績不能埋沒！
三年經濟困難過後，正是在科學院衛星研製工作各個方麵都有了進展，有了突破，基本成功的時候，“文化大革命”起來了。陳伯達夥同“四人幫”奪了我的權。在那場內亂中，科學院衛星研製工作和機構並入了國防部門。中國科技大學搬到合肥去，原來是“全院辦校、所係結合”，結果大學搬走，不好“結合”了。一些科學家和管理專家，如趙九章先生，力學所的高級研究員林鴻蓀，院政策局局長汪誌華等，都受到殘酷迫害。十分令人痛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科學院的貢獻會更大，我們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會更快、更好。
應該永遠記住這段曆史
中國科學院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參加“兩彈一星”的研製，是在很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的工業化正在開展，我們的國力不強，科研力量不強，條件很艱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創業。可是，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我們靠的是一批從國外回來的有高度愛國心的科學家，又靠他們帶出一批年輕的科學家，他們靠的是一種崇高的精神，一種為了祖國富強而獻身的精神，他們是“兩彈一星”的真正功臣。除了我前麵提到的一批我印象很深的科學家以外，還有一些科學家在不同領域做出了貢獻，有的還是很重要的貢獻。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物理學家彭桓武、朱洪元，科學院的數學家關肇直和馮康，紅外物理專家湯定元、匡定波，王大珩的大弟子、光學專家唐九華，上海有機所的黃維垣，我國計算技術的創始人之一、計算所的王正，錢學森的大弟子、力學所的鄭哲敏，衛星總體組負責人、地球物理所的錢驥，電子所衛星地麵測控係統的負責人、後來到國防科委當了科技部副主任的陳芳允，力學所的閔桂榮，後來當了空間技術研究院院長，工程力學所的劉恢先、長沙礦冶所的周行建、高能所的陸祖蔭，自動化所的陸元九、楊嘉墀、屠善澄等等。
我作為我國研製“兩彈一星”的曆史見證人之一，我能夠在這裏提到的人必是掛一漏萬。我提議，讓我們一起對為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做出貢獻的所有科學家、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致敬！向為了這一偉大事業而獻身的同誌表示深切的懷念與哀悼！
請曆史記住他們！
《人民日報》 (1999年5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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