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物學上分析，雖然人類文明的出現隻有一萬年左右，但是人類出現在地球上已經有200萬年時間了，當然，也有資料說至少600萬年了。然而，人類文明卻是從最近幾千年才開始突飛猛進。這幾千年的文明，才是人類未來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基礎。
因此，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截至目前為止，人類還是在猶太人創建的知識體係中學習和發展：猶太人耶穌創辦基督教，帶領人類進行思想層麵上的飛躍，從而誕生哲學諸多流派；猶太人愛因斯坦發明了相對論，帶領人類在科技上攀登新高峰；猶太人馬克思寫作《資本論》，開啟人類自身的社會革命；猶太人摩西創建摩西十誡，奠定西方社會管理的法律基石；猶太人弗洛伊德創始精神分析學，是現代心理學的鼻祖；諾貝爾獎至今已頒給800多人，其中至少有20％是猶太人；猶太人的經商智慧與做人藝術：《塔木德》，凝聚了猶太民族曆史與文化的智慧，它是10個世紀中兩千多位猶太學者的心血結晶，是整個猶太民族生活方式的導航圖。如此等等，列羅了很多與當今所謂先進文明相關的猶太人的智慧，猶太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實際上，這種說法，具有極強的西方文明優勢的思維邏輯。
本文要闡述的是：華夏民族的華夏文明是人類智慧的起源，是指導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方向的源動力，是人類未來社會的希望。
1，為什麽說華夏文明是人類智慧的起源？
當今，全球普遍認為人類文明起源有四大文明。
（1）希伯來宗教文明。個體生命的意義在來世，要依靠外力才能實現。這就是希伯來救贖型文明，即一神論宗教文明，從最早的猶太教，到後來的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這條藤結出的果實，其中猶太教的教義是舊約，基督教的教義是新約，伊斯蘭教完成了聖書物語的第三季，回到舊約，整合新約，並進行了理論創新，為了防止以後其他人再像自已一樣利用“先知”搞借屍還魂，創建新的宗教組織，默罕默德直接宣布自己是封印使者，自己作為最後一個先知，終結了這個文明的理論創新之路，也徹底堵死了伊斯蘭教的改革之路。這個信仰體係所描繪的那個藍圖中，教會是出於核心地位的。教會在其社會體係中的位置非常重要。
（2）古希臘理性文明。個體生命的意義在今生，要依靠外力才能實現。這就是古希臘求知型文明，即邏各斯，哲學文明，從最早的原子論，數學，邏輯學，到現在的科學大廈，都是在這一基礎上建構的。這個信仰體係中，學院是出於中心地位，最早的學校也是來自這個文明。
（3）印度心靈文明。個體生命的意義在來世，要依靠個體自身才能實現。這就是古印度解脫型文明，即心靈文明（以修心，冥想為特色），從最早的婆羅門教，佛教，耆那教，到回來的印度教，都是這一文明開出的花朵。在這個信仰體係中，原始婆羅門教產生，後來被印度教繼承的那個種姓是其社會組織中的重要核心，此時的印度已經由婆羅門教時代的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變為上千個。盡管，印度政府已經在1947年廢除了種姓製度，但這種誕生在軸心文明時代的觀念，和印度教一樣頑強，始終是社會的頑疾，無法擺脫。這就如同中國人始終放不下“德治”觀念，“道德至上”的觀念一樣。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種姓僅僅限於印度教所籠罩的人口，印度的伊斯蘭教群體沒有種姓問題。
（4）中華道德文明。個體生命的意義在今生，要依靠個體自身才能實現。這就是大中華文明，即倫理文明，道德文明。從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家思想，分別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到漢代天人合一，到兩晉的玄學，到後來的理學、心學，以及當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這一文明在不同時期的演化形態。這個信仰體係有三個核心要素：一是意識以道德為終極關懷，追求道德完善是人生的終極意義。二是中國人對道德內容的理解是以家庭倫理為中心的道德哲學。三是幾千年以來，道德是中國社會政治、社會製度正當性的根據，社會秩序的基石，以及對全球一體化的影響。這個信仰體係的社會載體是家庭。
中華文明，中華文化，是中國、大中華地區的文明體係，其最早的形式為發展於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中原文化，後來經過長時間曆史演變，以及期間不斷與外族的接觸與文化融合，形成了今日所知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以漢文化為主體，亦包括眾多少數民族文化。
華夏文明的概念可能更早。華夏文明是指華夏民族所創造的文明。華夏也稱“華”、“諸華”，又稱“夏”或“諸夏”。“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意思是說無論是中原地區的民族，還是邊遠地區的民族，都對周武王表示順從。其中的“華夏”是指漢族的前身。依據中國曆史大係表順序和古籍記載，華夏文明經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炎帝）、黃帝（軒轅氏）、堯、舜、禹等時代。後來的炎帝和黃帝為共主，華夏先民在黃河流域留下眾多的文明遺址。根據史書記載，華夏部落是黃河流域（河南一帶）的最早居民，華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黃河流域建立了大地灣文化（甘肅天水一帶）和裴李崗文化（河南新鄭一帶）。
相比之下，古巴比倫文明（包括希伯來宗教文明），起源於約公元前6000年（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包括古希臘理性文明），起源於約公元前5500年（法尤姆文明）；古印度文明（包括印度心靈文明），起源於約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和約公元前1000年（恒河流域），隻有華夏文明是延續不斷至今的，而且考古也已經證實，華夏文明擁有8000年文明史（一萬年文化史）。但西方國家用他們自己的標準來衡量，不承認8000年華夏文明（隻承認3000年華夏文明），隻能說明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
無論如何，華夏文明以禮樂為製度、易經八卦、丹書朱文、上古漢語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曆史上一脈相傳。華夏文明擁有8000年文明史，一萬年文化史，是任何人無法抹去的事實存在。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國。
參見博文：
為什麽說美洲大陸是華夏先祖的土地？
https://www.*****.com/blog/250647/article-354296.html
世界各國最早的書籍列表
https://www.*****.com/blog/250647/article-352019.html
2，道學是華夏文明的核心思想
道教是產生於中國的宗教，形成於公元2世紀，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曆史。道教思想源於黃帝（黃帝學派託言），道教體係最早創始人是五鬥米教（天師道）的張道陵（公元 34 年－公元 156 年，中國成都市；一名張陵，字輔漢，東漢沛國豐縣人，被視為正一道的創始者，是五鬥米道的創始人；道教徒稱他為張道陵天師、祖天師、正一真人），崇拜道家老子（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一說姓老又一說姓利，名耳或貞，字伯陽、外字聃，世人尊稱為“老子”，生於東周的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裏，師從商容，於東周春秋時周朝守藏室任柱下史；中國春秋時代思想家，隱居邢台廣陽山）為道祖。六朝以後，道教一方麵盡量吸收各種外來的思想，另一方麵又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道家雖然從戰國時代即為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為道德哲學家神化了。道家是一個哲學流派，與當時的儒家、墨家、法家等一樣，有著自己的思想學說和政治主張。
道學包含兩個方麵，即哲學流派的“道家”，以及宗教意義上的“道教”，也就是說，“道家”和“道教”共同組成了“道學”，所以，我們就不難明白，“道學”是研究一切“道”的學科（姑且就叫“學科”吧），而不管它是“道家”之“道”，還是“道教”之“道”。事實上，“道學”除了包含“道家”和“道教”之外，還有兩個方麵的內容，其一是“內丹學”，所謂“內丹學”，就是利用人體自身的“精、氣、神”，修煉到超凡入聖之境界的一種高級方術；其二是道學包羅萬象，天文、曆法、醫學、音樂、法律、兵法、經濟、管理、太極、養生等等，是華夏文明的核心思想，影響著中華文明的方方麵麵。下麵我們來列舉道學的幾個重要方麵。
（1）教祖老子與《道德經》
道教奉老子為教祖，把《道德經》作為主要經典，以“道”為最根本的信仰，一切教理教義都是由此而衍化產生。道教認為“道”無所不包，無所不在，是一切的開始。與道並提的是“德”，即道之在我者就是德，“德”是道之功、道之用、道之現。所以道教規定信徒要“修道養德”，追求與道合一，與自然、社會和諧。因此，道和德就是道教的核心和基本的教義。
道教倡導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身國共治、修己安人”的智慧一直為國人崇尚。隨著曆史發展，道教形成了具有獨特內涵的思想文化體係，對中國哲學、政治、藝術、醫藥學、養生學、古化學、天文曆算、自然保護等方麵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是包括道教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不同文化能夠彼此尊重、互不衝突的根本保證。弘揚道教文化中“多元和合”的思想，對於解決因宗教文化對立而產生的國際衝突具有現實意義，也是中華文化對世界的貢獻所在。
（2）陰陽學說與科技發展
道教作為一種宗教，區別於哲學，真正傳承於《周易》的陰陽學說。道教創始人張道陵（張天師）及道教信徒尊奉老子為教祖，推崇老子的《道德經》為道教聖經。古往今來所有信仰道家思想的人士都會研讀《道德經》。《易經》（周易）先於《道德經》而誕生，而兩經又有互通互融之處，所以，道家思想源於易經。不僅如此，諸子百家思想亦皆源於易經。其中，尤其是在中國曆史上占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同樣源於易經。
周易是華夏民族的瑰寶，是在我們民族發展期的文化典籍，試圖通過合理的方式來了解天地人的變化，了解事件未來發展的方向，以辯證的心態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建立了自己的體係，之後的先賢不斷豐富，利用到我們的社會與科學發展中，包括醫學、文學、傳統科學、哲學、宗教等都受到了周易的影響。
李約瑟（CH，FRS，FBA，原文名諾爾·約瑟夫·泰倫斯·蒙哥馬利·尼德漢，漢名李約瑟，生於英國英格蘭倫敦，生物化學家、漢學家）主持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共包括七卷三十多冊，他在1956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中有一段著名的論述：“道家哲學雖然含有政治集體主義、宗教神秘主義以及個人修煉成仙的各種因素，但它卻發展了科學態度的許多最重要的特點，因而對中國科學史是有頭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據他們的原理而行動，由此之故，東亞的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和藥物學都起源於道家。”他進而認為，“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的根本”。比如，陰陽哲理自身具有三個特點：統一、對立和互化。在思維上它是算籌（算數）和占卜（邏輯）不可分割的玄節點。自然界中生物的基因，人工智能中的二進製都充分彰顯了陰陽的生命力。又比如，道生萬物的思想實際上揭示了宇宙誕生的本質也就是說物質是從物理定律中誕生的，在誕生之前，什麽也沒有唯一有的是道，也就是物理定律。這一點由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進行了具象化的描述。
道教中產生的諸多符合科學原理的理論和技術，不僅對中國古代科技作出重大貢獻，而且還曾向外傳播，主要有兩個方向。第一，道教曾傳入印度，對印度密教及煉丹術的產生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為印度古代化學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二，道教通過阿拉伯文化圈傳至西方，對近代化學的產生作出了重要貢獻。以上兩個方向的傳播過程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西文明興衰史上寫下了令人深思的曆史篇章，需要學界對此進行重點研究，還原中西交通史上的某些精彩圖景。
（3）道家思想與國家治理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世界眾多的早期文明中，是唯一能夠持續下來且有著連續性可信記錄的文明，因此，中華文明也是人類曆史上唯一經受了連續性的長期自然與社會挑戰的文明，那麽這其中背後的奧秘是什麽？在中華文明五千年多年的漫長曆史中，演化出了眾多治理的思想，其中道家思想以其曆史的悠久性、思想的博大與包容性，成為中華文明的主幹思想。道家起源於中華文明，同時也孕育了中華文明，諸子百家也好，以及後續的諸如佛家等外來思想，皆離不開道家而獨立存在，或者要借助道家的思想融合和傳播。
在中國的治理思想中，道家思想毫無疑問是占有核心地位的。道家不同於以神仙方術為核心的道教，而是以自然、宇宙、社會、萬物有序、演化、無為為核心理念的一整套完整的華夏原生的世界觀與人生觀。道家思想在整個中華文化中，是整個思想體係的核心根基和核心主幹，儒、法、墨等諸子百家皆根源於道家，而中國化的佛教，也是佛道兩家相互融合的結果。通觀中國曆史，凡是以道家為核心治理思想的時代，皆隱隱有一種人民安樂、百業興盛、社會諧和的繁勝景象。要理解中華文明的文化和中國傳統治理體係的核心內核，就要理解道家的治理思想是如何在整個社會與治理體係中起到了最核心的價值倫理規範與個體行為指導作用的。而道家的治理思想，在當前與未來的人類治理體係完善中，亦有著重要的啟示與指引作用。
《道德經》第八十章描繪到“小國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老子心中的“理想國”。老子的“理想國”雖無法實現，但其中所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人自身和諧的思想是非常可貴的。這也是老子的“道法自然”與“無為而治”思想對於社會形態與人民生活的一種反映。當今時代，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人心浮躁、物欲橫流、環境汙染，人類麵臨種種危機。如果以老子的眼光來看，當今世界之所以會出現那麽多的問題與危機，最根本的是人類違反了自然之道，失去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自身的和諧。要想解決問題，化解危機，老子的思想是一劑良藥。
（4）道法自然與國家法律
道祖老子以先哲的睿智提出了“道”、“德”、“自然”、“無為”等諸多的哲學概念。形成了一整套完美無比的、可修可證的道學理論體係。“道法自然”是道德經的核心，是道學理論的機要。道教是宗教，道學是哲學，而且並不與儒學對立。道教中既有老子和莊子的哲學思想，又有儒家推薦四書五經中《周易》的方法。
道教主張“慈愛、和同”，就是強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都要彼此尊重、相互理解、和諧共存。在關注社會方麵，道教提出了“濟世利人”的思想，要求世人：樂人之吉，憫人之苦，救人之危，賑人之急，慈悲眾生，關愛他人。這是一種大愛，是道教對人類社會的貢獻。《黃帝四經》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由道生法，以法治國，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和蔑視法律。
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本性論之思想，是今日中國倡導以德治國、依法治國方略的思想理論基礎。同樣，道教作為中國固有的宗教，其在宗仰黃老道家思想為根本的基礎上，融攝了儒、墨、法等諸家某些人性思想成分，在形成一整套宗教義理體係的同時，也建立了自己獨特的律法架構。道法自然是中國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哲學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含義：一曰“自然界”，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萬物生長，生機盎然，精彩紛呈，豐富多樣，唯其豐富多樣，方蔚為大觀。二曰“自然律”，自然而然，本來如是，天地不失其位，四季自然更替，動物繁衍生息，植物自然流香，萬物各有其性，無不順天而生，隻有順應自然，方能得道而行。萬法歸宗，內涵深廣。萬法，可理解為萬千法門，條條門徑，徑徑通達；歸宗，可理解為種種法門，歸元不二，如百川歸海，終歸一宗。
西方法律兩個來源，在古希臘人那裏，法律來自自然，來自規律；在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中，法律來自上帝或真主意誌。這兩種終極標準決定了中西兩種極端形態，中國是個泛道德主義社會，西方是個泛法律主義社會。對於社會衝突，潛意識的選擇，差異極大，一個首先歸於道德問題，一個首先歸於法律問題。“道”法自然，法治乃人事或人文的事業，更需“法自然”。國家的立法、執法及司法都須遵守自然之道。符合自然之道的法治是以全民福祉為依歸，體現公平、正義；不僅實現實體公平，而且體現程序正義，符合法律的道德性與進步的價值觀，實現“良法之治”。
（5）道學與心理學
道教從哲學、人生修養、仙學的角度來探討心理學的奧秘，其中包含的心理學思想是相當豐富的。道教的“神”、“性”、“心”等概念，實指心理而言，其性命之學包括兩個方麵，性指人的心理活動而言，命指人的生理活動。修命的目的是實現生命的無限延長。而性、命兩者是不可分割的，性是命的主宰，命是性的基礎。所以性命必須雙修，即將心理與生理活動統一起來，在身心統一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長生的目標。老子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教認為：“形者神之宅，神者形之用”、“養生先養性”正是認識到心理對生理的作用。內丹學強調先煉已，也即煉心，控製自己的精神意識活動，充分說明道教的所有學說都是在形神統一的理論指導下形成的。
道教認為，一切過度的精神情態活動都足以導致疾病，而且是百病之源。老子說：“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雲：“將盈嗜欲，長好惡，同性命之情病矣”，《雲笈七簽》：“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安，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與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也。”明確指出疾病可以是內源性的，即心理活動的失調。道教提倡用各種養生修煉的手段來預防和治療疾病，這是現代心理醫學的濫觴。其中，道教音樂是道教儀式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它具有烘托、渲染宗教氣氛，增強信仰者對神仙世界的向往和對神仙的崇敬，同時，也對心理學中的“樂理”與“藥理”的天然融合，從而大大提升了音樂學科的品性、地位與功能，是對中國傳統音樂學的重大發展，也是對世界音樂學與心理學的巨大貢獻。
中國人的個人對整個環境的存在都是采取協調、和諧的態度，盡量控製一些突發的感情，在對宇宙或自然的態度上，中國人表現的是“樂天知命”的觀念，整個宇宙是處於一種均衡、和諧、協調的狀態，人要順乎宇宙自然運行的法則，以便維持整體的均衡與和諧。因此做人要盡其本分、刻苦、耐勞、勤儉，說到這樣的地步則是“盡了人事”。雖然在具體的事物上中國人的觀念和行為是受儒家思想支配的，而在世俗層麵上表麵上看起來不同甚至對立的儒家和道家在涉及到人生觀、宇宙觀等問題，以及超越性理想上，儒家和道家卻是一致的。最後的目標都是和一個超越性的原始性神秘客體（“天”）和而為一。
（6）《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作者孫武，約前545年－約前470年；後人尊稱為孫子、兵聖、東方兵聖；春秋時祖籍齊國樂安的吳國將軍；山東、蘇州等地尚有祀奉孫武的廟宇兵聖廟）作為人類文明史上最早的軍事著作，千百年來享有盛譽，被稱為“兵家聖典”。其思想體係之博大精深固不待言，而放眼古今中外軍事鬥爭之成敗，無一不與其言相符相合。兵法十三篇獨具匠心的提出了許多觀點，不僅有益於當時，亦是萬世不易之法則。同樣，十三篇中一些兵家常用名詞術語的產生，以及它們所具有的思想內涵，也為後世的言兵者們所繼承下來，並成為中華兵學的獨特之處。例如：先後、主客、奇正、虛實等等。這些名詞術語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推動了中華兵學的進步，同時也與其他諸子學說產生了共鳴，它們的產生既是對往古軍事作戰成果的研究總結，更是直接來源於中華民族哲學思想的最高峰——道家思想。
老子在《道德經》第二章提出了一個觀點“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他指出了世間萬物都存在截然相反的兩種性質，這是其矛盾之處。然而這兩者之間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聯係的一個整體，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存在，這種辯證法揭示了事物的對立統一性。在《道德經》的第四十章，老子更是進一步的提出“反者道之動”這一概念，告訴我們對立的雙方都遵循著相互推動、彼此轉化這一規律，深刻的指出了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及其方向。道家的這種樸素辯證法思想，老子稱之為“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用《易•係辭上》的一句話加以總結，即“一陰一陽之謂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當代著名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發現了《孫子兵法》在戰略思維、戰略價值觀上的重要啟發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戰略家再一次“重新發現”了孫子，西方主要國家對孫子思想進行了深入、廣泛的研究，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兵學價值重新顯現。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軍事理論家指出，“認真研究中國古代理論家孫子的著作，無疑大有益處”。60年代初，英國戰功卓著的蒙哥馬利元帥訪華時曾對毛澤東說，“世界上所有的軍事學院都應把《孫子兵法》列為必修課程”。
（7）《周易》與國民經濟
中國的幾千年的文化與國家經濟的發展，受《周易》影響較大，因為在四書五經之中，易經為群經之首。《周易》與國民經濟的密切關係，可以從當時的當代的國家富有程度來反應。漢朝時，中國占全球財富26％的地位。與當時羅馬帝國稱霸東西，是世界東方的經濟中心。唐朝時期，中國古代封建史最高峰，占世界GDP比重：58%，看看當時其它國家水平就知道唐朝的強大，第二名東羅馬帝國占世界GDP比重：9% 。宋朝：整個宋朝占世界的GDP的60%，這是中國占世界GDP比例最高峰。據統計，1550-1800年的大約250年間，中國通過外貿共獲得了大約12億兩白銀，占了這段時間內世界白銀總產量的一半左右，而其他學者較為保守的估計也認為，中國在那段時期至少占有了全球白銀產量的1/4-1/3。公元1500年中國超過印度，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當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在向再次衝向世界經濟的天花板買進。
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機製似乎總是處於“失靈”狀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競相出現，幾乎每隔5-10年，各式各樣的“中國崩潰論”就會卷土重來，期間還夾雜著“中國威脅論”的聲音。有些學者甚至以此為生。某美國華裔學者在2001年、2011年和2015年三次發文（或出書），預測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中國的增長模式跟課本裏的西方市場經濟模型是不一樣的。外界還沒見過中國這樣的增長速度和發展模式。一些西方人認為，如果不符合曆史常規，那肯定是有問題的，甚至還把中國經濟模式與前蘇聯的聯係起來。
其實，西方對中國增長模式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麵。隻知道政府跟市場都起作用，而且以政府作用為主。西方主流媒體認為，隻要有政府參與，除非是提供公共設施，不然，肯定就會有問題，或者效率很低，或者出現大量資產錯配，然後引發金融係統風險。他們極少了解中國經濟中更細微的機製、係統、經濟結構，以及其中各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中國當今的經濟特征，都有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尤其是《周易》）有非常緊密的聯係，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依然很可觀。在和平環境下，中國要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甚至經濟體量遙遙領先於其它經濟體都沒有什麽懸念。比較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印度教這四大宗教覆蓋麵較廣的國家和地區，發現除了基督教之外，其它三大教覆蓋麵較廣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和科技實力均不強，這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優勢非常明顯。
由此可見，知識經濟正在改變我們的時代，但很多人不知道：給我們帶來這場革命的巨大影響，它是從中國古代的偉大經典《易經》帶來的好處。《周易》不僅是中國企業文化與經濟增長的源頭，更是解決國民經濟諸多問題與發展方向的秘訣！
（8）道醫與中醫
道醫，形成於上古時期。它是上至道家，下至宮觀大德道士在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累積，道醫是以《道德經》中的“道”和《黃帝內經》為基本理論及陰陽五行學說為辨證施治手段，以形神兼治為手段的醫學及發展出來的“道醫學”流派。道醫是道教在以醫傳教的宗教活動和追求長生成仙的修煉過程中，通過對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認識和體悟，形成的一套具有宗教色彩或民俗文化性質的心身醫學體係。而中醫，則是在曆史發展過程中依據《黃帝內經》及陰陽五行學說為辨證施治手段。
道醫，古代稱“大醫”。道醫的內容十分豐富，以現代中醫學為參照，將道醫區分為三個不同層麵，第一層麵，形治部分，道醫在治病防疾過程中，善於運用傳統醫學本草湯液、方劑（各種丸散膏）及針灸手段，這與中醫學內容大致相同。第二層麵，養生部分，包括導引，調息、內丹、辟穀，內視、房中等項，是道醫學最具有特色的部分。第三層麵，即神治部分，其內容包括道、德、符、占、簽、咒、齋、祭祀、祈禱等，這一部分與人的信仰、品德、民間療法有很密切的關係，包括在戒律、倫理和他力的範圍之內。道醫發展的根本特征是援道入醫與援醫入道。昭示了醫道同源，醫道一體與醫道互補的道家醫學傳統，滌蕩道醫學著修養生命、濟世利民的情懷。曆史的道醫名家有很多，如張道陵、孫思邈、杜光庭、張伯端等。代表著作有很多，如《廣成先生玉函經》、《石藥爾雅》、《韓氏醫通》、《海藥本草》等。
《道德經》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這個問題很難簡單的定義，故令有所屬的話，就是有道的醫。首先，道醫源自上古，傳於黃帝，是以道教理論為基礎，以道教思想為指導，流傳於道教內部的，而且有嚴格的師承，向不外傳的醫術。其內容包含：丹道、祝由、符咒、法術等，也包含世傳中醫的理論，是世傳中醫的母體。其次，道醫是以三界為基準，所涉及的內容既有中醫的人體運行規律、人與自然的關係，又有人與鬼祟邪魅等的關係，以及前世今生的關係等。拋開摒棄鬼祟邪魅與五毒煉丹等內容不談，在傳統西醫逐漸呈現出治病理念的方向性錯誤的當今，道醫、中醫與現代醫學的結合，也許是醫學的天花板，高出傳統西醫數個維度。我們拭目以待。
（9）天文曆法與24節氣
道教素有夜觀星象的傳統。道門中人為什麽會熱衷於天文之學？主要有四個方麵的因素：先秦道家遺風之影響，天人合一、身國同治的思維模式，天體的崇拜與敬畏，求道證道的需要。道教神學理論體係建構，道教各種內丹養生修仙方術的發展和完善，也需要道門中人掌握一定的天文學知識。換句話說，道門人士出於建構道教神學理論體係、發展完善各種內外丹養生修仙方術的目的，也必須仰觀天文，致力於天文觀測。道教神仙譜係的建立是以天體宇宙的模型為基本構架的，道教宇宙論認為宇宙演化經曆了混元、空洞、混沌、混洞、劫運幾個階段，逐步形成道教32天、36天宇宙天層結構，道教天層結構模型的不斷建構和完善，最終促成了道教多層次、全方位梯級神仙譜係的建立和完善。
而道教天層結構模型的建構離不開天文學知識。道教神學信仰和思想需要通過一定的科儀形式來表達。宗教儀式是宗教的基本構成要素。在名目繁多的道教儀式實施中，道教徒溝通了人與神鬼的關係，寄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傾注了自己的宗教感情，滿足了自己的信仰和心理需求。道教科儀的實施，特別是醮壇的設計、步罡踏鬥之類的科儀程式的編排，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天文宇宙知識。早期天師道教區組織建設24治、28八治的設置，也運用了24節氣和28宿等天文知識，張道陵、張衡、張魯一係的天師道以28星宿為模型框架，將教區分別與28星宿一一對應起來，形成一個有嚴密組織的教區係統。總之，道門出於星占的宗教政治訴求和延年益壽需要，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從而形成了夜觀星象的傳統。
中國早期曆法是依據天象製訂的。中國古代的曆法學是在天文學與觀象授時的密切配合下發展起來的，天文史也是一部曆法史。中國古代最早的曆法，按司馬遷《史記·曆書》的記載，始於道教所崇奉的黃帝。太史公以為神農以前太古遠了，無法稽考，正是黃帝考定星曆，於是有了曆法。中國的曆法是否自黃帝，有待進一步考證。但道教重視曆法，道門中人與中國古代曆法關係密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24節氣”作為古代的天文氣象曆法，是在古人長期觀察天象和物候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秦漢時代人們是用觀測日晷和星象等方法來確定節氣的。但有時候實際氣候的變化和天文的變化並不完全一致，這就需要用其它辦法來校正，以便盡可能準確地把握氣候的實際變化。東漢順帝時，張道陵在四川創立了道教，世稱“五鬥米道”，當時曾經實行過自創的曆法。天師以建安元年正月七日，出下四治，名備治，合前28宿也。星宿治隨天立曆，運設教劫。這裏所說的“隨天立曆”顯然與製曆有關。具體說來，是將28宿與24氣配合起來計月計日。這種曆法以立春為歲首，一年分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個月，90日。每月兩個節氣，12個月共24節氣。道教之所以重視節氣，是因為節氣代表了“天之氣”，這固然與個人修煉有關，但更與24節氣在民間的廣泛使用有關。五鬥米道作為一個很有勢力的民間宗教群體，並一度成為農民政權依以建立的精神支柱，它依據民間廣泛流行的24節氣來製訂曆法，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道曆為現代道教所使用的曆法，以黃帝紀元（格裏曆前2697年）開始計算，其餘月份安排等與農曆相同。不僅如此，道教還注重養生，發展了24節氣的養生原則以及12時辰的養生法則。道教養生是以道家道教思想理論為指導，利用各種方法對人的身體與精神各個方麵以及人與自然、人與人關係進行調養和提升。這種養生方法，在治未病與天地合的健康理念方麵，遠遠高於西方傳統健身方法。
（10）太極與《太極圖》
古代修道者，以太極哲學理論為指導，用意識與動作，去模擬演示宇宙規律變化，達到心境與體質的質變，從而益壽延年。修煉過程中模擬太極變化的煉形動作，是太極丹功的重要組成部分。太極拳與道教淵源頗深，“太極”這個詞最早出自《莊子·大宗師》，《周易·係辭》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宋代道士陳摶進一步將其演化為《太極圖》。簡單地說，太極是指道家認為的宇宙最初陰陽未分的混沌狀態。按照道教內部的傳說，太極拳發源於湖北武當山，由道教全真派祖師張三豐創立。太極拳主要以養生保健為主，附以搏擊防身，即所謂“欲天下豪傑延年益壽，不徒作技藝之末也”。北少林、南武當，太極拳作為道教武術的代表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晚清著名拳師“楊無敵”楊露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太極門是宗儒家《易》理太極動靜，道家《老子》之無為自然，融合發展而成的一門道行性修為功派，為道門無為大宗法之代表，屬道門五密大法之一。今據曆代所承《法本》所載，且具史載有著述引錄之人物，當推陳人亢倉子，梁人陶弘景。後於陳希夷前後相繼發揮了太極動靜陰陽至理，以及兩儀、四象、八卦等變化之道，基本上完備太極理法，而太極門實踐修為，即三功九秘之法亦日趨完善，並克成大證。此後，以無為自然為宗旨的氣功修為便日益發展，兩相結合並發展了太極理說，逐漸形成為五秘之一《道家·太極門》係統功法。太極拳是以中國傳統儒、道哲學中的太極、陰陽辯證理念為核心思想，集頤養性情、強身健體、技擊對抗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結合易學的陰陽五行之變化、中醫經絡學、古代導引術和吐納術的內外兼修、柔和、緩慢、輕靈、剛柔相濟的中國傳統拳術。實際上，太極，不是單一的功法或拳法，而是一種思想和理論，一種哲學。太極，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來的是中國傳統哲學思維。這一哲學思想貫穿於中華文化、藝術、醫學、農商、處事為人等等，也是當今複雜的全球化世界，解決諸多複雜事件的一個法寶。
太極最早出自《莊子》。《太極圖》據說是宋朝道士陳摶所傳出，原叫《無極圖》。陳摶是五代至宋初的一位道士，對內丹術和易學都有很深造詣。據史書記載，陳摶曾將《先天圖》、《太極圖》以及《河圖》、《洛書》傳給其學生種放，種放以之分別傳與穆修、李溉等人，後來穆修將《太極圖》傳給周敦頤。周敦頤寫了《太極圖說》加以解釋。現在我們看到的太極圖， 就是周敦頤所傳的。周敦頤一方麵，從陳摶派易學那裏吸收了太極圖式說，給與新的解釋；另一方麵又繼承了漢唐以來義理學派的傳統，成為宋明道學家解易的先驅。
（11）禮儀之邦
植根於素有“禮儀之邦”盛譽的中華民族文化土壤中的道教，其禮儀相當完備且非常講究。道教禮儀是道士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規範。其與戒律所不同之處是，戒律是用條文明確下來，違者必罰。而禮儀則是道士最起碼的舉止規範，違者則視為品行不端，屬於道教儀範部分。道教的禮儀內容很複雜，小到日常稱呼，大到出入行走。凡事都有一定的禮儀，同時，一個修道或奉道者的外在禮儀風範也是其道德修養的體現。
道教自創立後，在形成自己獨特的禮儀形象時，承繼了道家和吸收了儒家以及中國傳統禮儀的一些禮節，結合道教的實際情況，在對道士的衣食、住行、視聽、稱謂、齋壇等眾多方麵的外在形象進行規範化，使其從言語、服飾、出入、飲食、誦聽、齋醮等方麵有別於觀外俗人，約束道士清心修道，超越凡塵。從當今國家層麵的政治經貿文化的大型活動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傳統禮儀（比如拱手禮）已經開始重新興起，雖然與新冠疫情保持社交距離的原則有一定關聯。
道教禮儀具體可分為兩個方麵，禮即是禮節，儀即是儀式。也就是說，道教用特有的禮節的形式規範道士行為的一種儀範，是區別於俗人的具體行為儀式。由於古代人們對於一些奇怪自然現象的不理解造成其對自然的敬畏，同時又依賴於自然的給予，於是古代人們就認為這是神靈在主宰的世界，對其產生崇拜之情，杜撰出很多神仙式的人物並產生了很多民間節日。這些節日及其相關的風俗習慣與道教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很多是源於道教的傳說，甚至純粹是道教節日。列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從中不難發現道教文化對中國傳統節日的影響：春節、元宵節、花朝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等等。隨著中國軟實力的日益強大，以及華人在全球各地的定居，並為當地社會做出的突出貢獻，亞洲各國，以及全球主要國家，多多少少都在逐漸被這些中國傳統節日所影響。
（12）漢服與華服
章服之美謂之華，禮儀之大謂之夏；著我華夏衣裳，興我禮儀之邦。漢服（又稱華服），是中華漢民族的傳統服飾，相傳為黃帝所創。據說黃帝見九天神仙所著衣裳，便效法仙人以演華夏衣冠。道教道袍，則是指道教徒平日所著的服飾，而道教徒舉行傳統的科儀齋醮所著的法袍也被歸如道教道服的概念之中。《天皇至道太清玉冊》中記載道：“中國者，居天地之中，得天地之正氣，其人形貌正，音聲正。其教也不異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是無翻譯假托之辭也。不異服，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所服者黃帝之衣冠，是以有黃冠之稱也。”由此可見漢服與道教道服之間的關聯所在，本是一體同源。然而漢服和道教道服之間，還是存在著一些差異。其關鍵所在，也如同《道書援神契》說“後世孔子徒之服隨國俗變，老子徒之服不與俗移。故今之道士服，類古之儒服也。”
早期的漢服製度，常服中以素雅為主，而後魏晉時期儒仕受“重玄之道”的影響，便在傳統的漢服上加入了“道教風”的元素，這使得魏晉時期漢服特色具有靈動性、飄逸性。漢服，全稱是“漢民族傳統服飾”，又稱漢衣冠、漢裝、華服，是從黃帝即位到公元17世紀中葉（明末清初），在漢族的主要居住區，以“華夏－漢”文化為背景和主導思想，以華夏禮儀文化為中心，通過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獨特漢民族風貌性格，明顯區別於其他民族的傳統服裝和配飾體係，是中國“衣冠上國”、“禮儀之邦”、“錦繡中華”、賽裏斯國的體現，承載了漢族的染織繡等傑出工藝和美學，傳承了30多項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受保護的中國工藝美術。
漢服“始於黃帝，備於堯舜” ，源自黃帝製冕服。定型於周朝，並通過漢朝依據四書五經形成完備的冠服體係，成為神道設教的一部分。因此後來各個華夏朝代均宗周法漢以繼承漢衣冠為國家大事，於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輿服誌。“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 ，是說上衣下裳的形製是取天意而定，是神聖的。漢服還通過華夏法係影響了整個漢文化圈，亞洲各國各地的部分民族如中國琉球（日本占）、日本、朝鮮、韓國、越南、蒙古、不丹、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緬甸、泰國等等服飾均具有或借鑒漢服特征。
3，最後的話：道學的未來是智慧的集成
唐朝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566年4月7日－635年6月25日；618年6月18日－626年9月4日在位）尊老子為先祖，而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將道教推向頂峰。從元中後期起，道教就開始江河日下了。原因有三：其一，1258年，在元大都的“道理”和“佛法”的辯論中，道教因理論的匱乏，不敵外來佛教；其二，道教在道理、教義、哲理、齋醮儀式方麵停滯不前，沒有創新發展；其三，道教的傳統教義在實踐中精華與糟粕並存，正理和謬論並重，有時相互矛盾，形成悖論。但是，道學不是道教。
中華文明的根源在於道學。現代人往往驚歎於中國古人驚人的科學，比如天文學、數學、建築學、醫學、心理學、音樂學，以及兵法、曆法、律法等等，這個是令愛因斯坦也費解的問題。他說中國沒有誕生類似古代希臘一般的邏輯學，但是中國古人對於宇宙和世界怎麽會產生那麽深刻的認識？古代中國人所使用的認知工具，就是自己的身體，實際上就是一種思維方式。愛因斯坦思維敏捷深邃，思路廣泛無所不及，他曾研究過《易經》，他知道科學是有局限的，在他的日記裏曾三次提到《易經》。錢學森說：“我想真正吸引著我們沿這條曲折而又艱險道路去探索的是：這可能導致一場21世紀的新的科學革命，也許是比20世紀初的量子力學、相對論更大的科學革命”。由此可見，道學，它將會現代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甚至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說到這裏，有人會抬杠：既然道學思想如此厲害，為什麽近幾百年幾乎衰敗了呢？即使在中國也沒有什麽起色？還指望未來有什麽偉大貢獻？首先回答，一個智慧文明的發展與生存的基本源動力，是國家層麵的大力推廣與維護。近幾百年，政府推崇的是儒學思想，以及其它文化思想。要想恢複道學思想，必須從頂層設計開始。再者，國家與國際的大環境，這個智慧文明是否剛好符合這個智慧文明的發展與生存時期。你看看大不列顛大英帝國，曾經的不可一世，現在淪為二流國家，隻剩下英語在全球殘喘了。那麽，道學何以再次偉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我是宇宙天道的本質，天性是宇宙本質在人體身上的再現。天理即天道，天地之性、宇宙本質也；良知即本性，天命之性、生命本質也。性與天是形而上，超越一切現象，自然也超越一切邏輯、言語、思維和意識。在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充滿戰爭、殺戮、邪惡、掠奪、謊言、欺騙、監聽的時代，就連疫情期間的防疫口罩也要強搶明霸的低級社會，隻有一種思想才能讓一切恢複平靜，這就是天道。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則無論做什麽都不會偏離天道。即使是當今美國，也開始步英國之後塵。
當今的道學，一直在與時俱進，不僅吸納了儒學、佛學，以及其它國內外學派的一些主流思想，還在發展與創新的路上有著自己獨到的嶄新思想。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謂“生”就是創生，就是創造。老子揭示了“道”是創生之本，創造之源，創造之境。“道”最具原創性，它可生一、生二、生三乃至萬物。“道”何以能“生萬物”？老子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家對文明的省察，最可貴的洞見，即在於揭示一切人文的製作，均必須歸本於天、地、人、我此一共振和諧的造化秩序。
當然，華夏文明不是隻有道學，華夏文明包括黃河文明、長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華文明是三種區域文明交流、融合、升華的燦爛果實。道學、儒學、佛學，以及諸多學術思想，都是華夏文明的核心思想！華夏文明是由一代代先人不斷積累完善的文明。在沒有外來文明刺激的情況下，華夏民族根據實際需要，憑借自身的智慧來逐漸完善完善；在有外來文明刺激的情況下，華夏文明雖然受到了衝擊，但也可以借外來文明的刺激而發現華夏文明原本的不足，在保持華夏文明特性的基礎上，借鑒外來文明的智慧加快自我完善。這樣的結果，往往是外來文明反而被華夏文明改造（漢化與中國化），而華夏文明則在自我完善後煥發出了新的活力，這才是人類未來社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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