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文章之二
二
第二次發病
我每天晚上九點睡覺，基本做到了準時上床休息。出院後的第五天晚上，我睡後不久，因為想要起來入廁，結果掙紮了多次，始終起不了床。當時是在夜晚，去醫院有些不太方便。我身處外地，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幫助的人，隻好盼望著天亮，再行處理。
第二天上午十點，妻子撥打了120救護車，將我送到醫院，又不知哪個科是治療腦梗的，仍然隻好去腎內科，還是安放在走廊的簡易病床上。簡單的檢查後，當天下午，醫務人員就將我轉移到另一個科室去了。
其實，醫生心裏還是有數的，這一次的病況，比上一次肯定是嚴重多了，要是再放在腎內科治療，如果萬一出了什麽情況，醫院將如何選擇說辭？
我看到這裏的病床上標有“神經科”的字樣。
醫生為我作了例行檢查後，反複問我是幾時犯病的，我告訴他們，大約是在昨晚9點前後，就感覺到行動十分的困難。他抬抬手腕看著表說：“發病已經十多個小時了。”他將這些作了詳細的記載。也許是擔心我在發病期間處於神誌不清的狀態，同樣的問題，他反反複複地問了三遍，並且得到了我妻子的認可後，才沒有再問下去。
出院半年多以後，我在偶然中從一份資料上看到，腦梗發生後，留給醫生和患者的關鍵救治時間，隻有寶貴的三個小時！三個小時“內”或者“外”，治療完全不一樣，其效果有可能會截然不同。
三個小時之內，可以采用溶血栓和擴充血管的治療方法，如果效果理想的話，有可能打通腦血管，使患者恢複到病前的狀態。
超過了三個小時，腦血管已經形成了栓塞，血管下遊的腦細胞已經完全壞死，致殘率百分這百，嚴重者還可以致死，永遠無法逆轉。治療時采用化瘀、抑製血小板凝結的方法，以防止更多的血管被堵塞。如果治療效果比較理想，隻是有望減輕殘疾程度或者降低死亡率。
我的實際情況是，離發病的時間已經有了十多個小時，所以不能用溶血栓的治療方法。
這就是一個人在患腦梗之後，決定他是否能夠恢複或者致殘或者致死的“黃金三小時”。可是在我患病之產前，誰也沒有告訴過我：上天沒有告訴，前輩沒有告訴，我五天前住過的那家醫院的醫生沒有告訴，所有認識我的人沒有告訴，與我有過交道或正在打交道的人也沒有告訴……
如果我知道這三個小時，對我的健康或者生命是如此的重要。那麽，我無論如何也不會躺在自己的床上，去等待自身去恢複“正常”或者是等到天亮後再行處理，一定會想方設法地去爭分奪秒趕到醫院救治。也許，我現在還能與往日一樣的正常，一樣的在綠草地上散步和呼吸新鮮空氣，一樣的還能奔跑在運動場上，一樣的參與學友及校友們的聚會活動，一樣的參與文友們舉辦的文學采風活動，一樣的與大家有說有笑，一樣的逛書店去購買自己喜歡看的書，一樣的參加親朋們舉辦的慶典活動，等等。然而這一切，都已成為了永遠的“不可能”，成為了一段曆史的記憶。
我的健康，就毀在了這“黃金三小時”。因為自己的“無知”與無人“告知”，導致了一個有望恢複到病前的正常人，從此後半身不遂，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殘疾人。
醫生為我作了常規檢查，與五天前住院時的一模一樣。例如：驗血、大小便、量血壓、測血糖、做B超、胸透、心電圖與腦電圖檢查……。經過了兩次CT和核磁共振檢查後，結果為：左側放射冠多發性腔隙樣腦梗塞（急性期），與第一次比較，範圍有所擴大；兩側半卵圓中心缺血灶；腦萎縮、腦血質變性；腦動脈硬化、伴大腦動脈多發輕度狹窄等等。我躺在病床上，無法動彈，飲食、穿衣、大小便等無法自理，隻能靠妻子24小時陪護來幫助完成。
在醫院裏進行了二十多天的治療後，我的病情得到了控製，沒有繼續擴大和惡化下去。在妻子和同室病友的幫扶下，由原來沒日沒夜地躺著，慢慢地可以在病床上坐起來，背後拿棉被墊著。根據我的身體狀況，醫生建議我去進行康複訓練，長一步，讓自己能夠站起來；第二步，讓右腳能夠邁得開。這種美好的前景，對我有著巨大的誘惑力。
妻子用輪椅推著我，每天到康複室去訓練。那裏有專門的康複師：先對我的右腳和右手進行針灸，再由康複師拉著我的右手、抬著我的右腳往上舉，必須達到某種預定的高度。他們還將我捆綁在一些機械設備上，將人懸空吊著，所有的動作都由機器來強製完成。他們還對我進行了電磁療，在右腳和右手的十多處地方，接通了電磁墊，用來刺激經絡……。訓練項目較多，由康複師來設定我每天的訓練方案。
這樣訓練了一個星期之後，康複師讓我穿上鞋站在地上。兩名康複師一鬆手，我就會前後左右地搖晃著，隨時都有可能摔到，如此反複訓練幾次之後，康複師糾正了我的姿式並進行調整。奇跡終於出現了：不用別人扶，我自己也可以站穩。又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我終於可以邁開病後的第一步，關在別人的看護下，在康複室城一瘸一拐地走出十多米遠。
住院期間，在我的左邊病床上躺著一位六十多歲的男病人。他隻是感覺到頭有點暈，就住在醫院裏。他的四個兒子、三個女兒白天黑夜都在輪流守護著他。據他自己講，他還有一些子女們在外地工作，具體是幾個他沒有透露。外地的子女們暫時還沒來得及趕回來看他，隻是先匯了一些錢過來。他住在醫院裏，像是住在“皇宮”裏一樣，有一種眾星捧月的感覺。
在我的右邊的病床上躺著另一個六十餘歲的老太太，她整天頭疼，疼得起不了床。她在鄉鎮級醫院裏治療了很長的時間，始終查不出病因。她從親戚那裏借了一點點錢，滿懷期望地來到這家大醫院治療，她還以為大醫院裏能給她一個明確的診斷。護理她的是她七十來歲的雙耳已失聰的老伴，他腿腳也不方便，需借著拐杖才可行走。他們沒錢，這位大爺晚上就趴在老太太的腳邊床角裏休息。老倆口在醫院的食堂裏隻買一份最便宜的飯菜，兩個人分分吃。
她在醫院裏隻住了三天，趁醫生未注意時，他們就悄悄地離開了醫院。由於他們的行動不太方便，最終還被醫院的人帶回來結清帳目，才讓她出院的。農村合作醫療為她報銷了一部分醫療費，加上老太太借的一些錢，兩項加起來還是不夠付清老太太的住院費，他們給醫院打了一張欠條。據他們自己講，他們有兩個孩子都在比較遠的外地工作，還從未回來看過他們。
他們離開醫院後，醫生們在查房時曾經有過討論，懷疑老太太腦子裏長有東西，或者有什麽東西病變。老太太付不起做CT和核磁共振的錢，所以未做檢查，醫生們也無法做出更準確的判斷。如果醫生們的懷疑是正確的，老太太的生命已步入了盡頭。這樣的場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是那些多子女的人，福氣多，年邁後有保障，總有個把子女會站出來承擔照料老人的責任；那些即使有兩個子女的人，也不大靠譜，像那個老太太一樣，晚景竟然如此淒涼。
現實就是這樣，無論用多麽冠冕堂皇的說詞，也改變不了現實的慘酷。這一次，我在醫院裏住的時間比較長，曆時一個多月。雖然暫時未被死神帶走，但卻成了殘疾人，走路十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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