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7%98%9F%E7%96%AB%E5%8F%B2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9]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禦史一體掩藏之。”[10]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癘之餘，盜複竊發”[11]
嘉靖初年（1521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12]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時疫太甚，死亡塞道。”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13]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啟三年（1623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布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14]。
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瘟疫。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八年（1635年），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朱陽關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闖賊大至，遂潰。”[15]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崇禎十三年，順德府（今邢台）、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16]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17]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清朝
鹹豐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鹹寧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黃縣大疫。[18]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19]，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嶽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流行於世界。[20]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區爆發霍亂。死亡超過一萬餘人。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
1910年，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滿州裏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9]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禦史一體掩藏之。”[10]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癘之餘，盜複竊發”[11]
嘉靖初年（1521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12]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時疫太甚，死亡塞道。”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13]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啟三年（1623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布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14]。
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瘟疫。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八年（1635年），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朱陽關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闖賊大至，遂潰。”[15]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崇禎十三年，順德府（今邢台）、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16]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17]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清朝
鹹豐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鹹寧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黃縣大疫。[18]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19]，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嶽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流行於世界。[20]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區爆發霍亂。死亡超過一萬餘人。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
1910年，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滿州裏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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