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瘟疫史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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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9]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禦史一體掩藏之。”[10]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癘之餘,盜複竊發”[11]

嘉靖初年(1521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12]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時疫太甚,死亡塞道。”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13]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啟三年(1623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布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14]。

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瘟疫。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崇禎八年(1635年),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朱陽關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闖賊大至,遂潰。”[15]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崇禎十三年,順德府(今邢台)、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16]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17]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清朝

鹹豐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鹹寧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黃縣大疫。[18]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19],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嶽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流行於世界。[20]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區爆發霍亂。死亡超過一萬餘人。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

1910年,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滿州裏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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