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他得病多年，家人曾屢勸就醫，但他總嫌“費事”。後來他忽然懷疑自己是癌症，終於同意檢查一下。經X光透視，醫生發現右腎中有一黑點，診斷為瘤。
梁啟超弟弟梁仲策問主治醫生：不一定是癌吧？
答：不一定不是癌。
“怎麽治？”
“全部割除。”
手術後解剖此腎，果見其中有一大如櫻桃的黑點，但卻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帶血，且檢查不出病源所在，於是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此後梁啟超於4月12日出院。
梁 仲策於5月在《晨報副刊》發表了《病院筆記》，表麵上是在講哥哥在協和醫院的診斷治療經過，字裏行間卻是對西醫的失望之情。文章發表後，“梁啟超被西醫錯 割了腰子”就成了一個事件的引爆點，引發了諸多知識分子的“中醫西醫”之爭。在中國處於起步階段的西醫，因為這次失誤而成為眾矢之的。
陳西瀅在《盡信醫不如無醫》中描述了“梁啟超事件”裏西醫的草率和無能，對西醫的診斷失誤含沙射影、辛辣諷刺。此文一出，附和者眾。
徐 誌摩便是最有利的支持者，他寫了一篇《我們病了怎麽辦》，文中寫到“假如有理可說的話，我們為協和計，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計，為社會上一般人對協和乃 至西醫的態度計，正巧梁先生的醫案已經盡人皆知，我們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協和當事人能給我們一個相當的解說。讓我們外行借此常常見識也是好的？要不然我們 此後豈不個個都得躊躇著：我們病了怎麽辦？”
有著西醫背景的魯迅，擁有更多的發言權，但魯迅也認為，西醫到了中國，確實發生了許多問題，但他認定那不是西醫的問題，而是“中國人的問題”，是“特別國情”，因為“本國的西醫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
被“割錯了腰子”的受害者梁啟超，此時在《晨報》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卻是為西醫辯護，他寫到：“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
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9年，梁啟超病後再次住進協和醫院，最後在該院病逝。對於梁啟超被割錯腎後，仍支持剛進入中國的西醫，後人的評價是“科學，理性，寬容”。雖然那時的梁啟超已經深刻地體會到“科學並非萬能”。
就像他從歐洲歸來發表的《歐遊心影錄》中所寫，他感覺到“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來科學破產來”。他在自注中說“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對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
從梁啟超的協和醫院看病遭遇，能看出醫學並非萬能，它作為一門科學從來就存在著未知，存在著不確定性，而從事醫學的醫生也有作為人的局限性。
（作者：謳歌；來源：羅輯思維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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