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人在加拿大的醫院中“無意”受到傷害。法律特權阻止公眾知曉
文章作者：莎朗·柯基
發布於 2023 年 7 月 26 日 • 最後更新於 2 小時前 • 閱讀時間 14 分鍾
2010 年 7 月的一個下午，時年 62 歲的安娜·瑪麗亞·菲奧科 (Anna Maria Fiocco) 接受了修複滲漏心髒瓣膜的手術。她醒來時已截癱，七年後法官裁定她是“不幸的受害者”，是“一次治療事故”。
“我為什麽會這樣？” 安娜的丈夫唐納德·麥克奈特 (Donald McKnight) 記得，手術後三個月，當他的妻子坐在輪椅上到達醫院進行第一次後續預約時，她曾詢問心髒外科醫生。據她的家人稱，“事情發生了”。
文章內容
Primum non nocere，“首先，不要傷害”，是一種持久而古老的醫學道德，盡管患者安全專家達雷爾·霍恩（Darrell Horn）還沒有見過哪位醫生或護士——他采訪了數百人——一天早上上班時是故意傷害某人的。
但加拿大的醫院每年都會有數萬人遭受意外傷害，盡管大多數省份和地區都沒有公開報告“患者安全事件”，其中包括一些最嚴重的事件。危及生命的藥物失誤、夾子、海綿或其他手術後留在人體內的“異物”，由於不活動或翻身而導致致命的褥瘡，會侵蝕下麵的組織，穿過皮膚層暴露骨頭。
一份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報告估計，加拿大醫院每年有多達 23,750 人經曆不良事件並隨後死於可預防的錯誤、事故和有時被稱為“臨床事故”的近 20 年後，醫院中的患者傷害仍然是致命的威脅。
真實規模尚不清楚。根據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的數據，2021-22 年，每 17 例住院患者中就有 1 例（240 萬人住院中約有 14 萬人）導致某人經曆了嚴重到需要治療或延長住院時間的有害事件。在新冠疫情之前，這一比例是十八分之一。但統計數據並不能說明全部情況。急診室中的傷害、“未遂事故”、誤診造成的傷害、康複或精神護理中的傷害、或在醫院開始但直到患者被送回家時才被發現的傷害都不會被捕獲。
這些數字也是枯燥的統計數據，除了那些遭受過這種傷害的人之外，沒有任何細節、聲音或人類故事。患者安全倡導者表示，法律特權法旨在鼓勵參與重大事件的醫院工作人員在調查中自由、坦率地發言，而不必擔心他們所說的內容會被用來對付他們，這提供了一層強大的保密層。霍恩和他的同事最近報告說，受害者經常被拒絕提供“全麵而有力的解釋”，這讓幸存的患者和家屬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後想知道“發生了什麽？”
雖然醫院有義務披露發生的錯誤，但在事件審查結束時應與家人分享哪些“事實”，甚至哪些構成可預防的傷害，存在相當大的混亂。研究人員報告稱，在加拿大各地，對於全國各地事件的“術語、分類或追蹤”尚未達成共識。
曾調查過加拿大各地重大事件的霍恩說：“在親人去世後，即使知道發生了醫療事故，家庭也很少會離開醫院。”
霍恩說，與工作人員的麵談隻是為了調查的目的，除非發現罕見的犯罪行為——而且其中的犯罪活動非常非常少——這一切都屬於特權的範疇。“護士或醫生告訴（調查人員）那天發生的事情永遠不會被公開。”
在親人去世後，即使知道發生了醫療事故，家庭也很少會離開醫院
達雷爾·霍恩
雖然人們因手術失敗或將一名 40 歲男子改變生活的中風誤診為眩暈而起訴醫院和醫生，但很少有人有經濟或情感上的資金來對抗醫院保險公司或加拿大醫療保護協會，這是一個為醫生提供辯護的基金，其會員費由納稅人（研究人員指出，“患者自己”）大量補貼。CMPA 律師被指控在為被控醫療疏忽的醫生辯護時奉行“焦土政策”，但如果麵對無可救藥的情況，CMPA 將建議和解。過去10年裏，該基金總共支付了22.9億美元的患者賠償金。
很少有醫院傷害案件涉及真正的疏忽、違反標準或護理義務。霍恩說，並非所有可預防的傷害都需要進行瑞士航空式的調查。“但該係統完全缺乏透明度。”
現在這可能是一個常見的說法，但除了少數研究人員之外，“患者安全”並不是一個常用的術語，直到貝克-諾頓研究發現加拿大醫院是危險的地方。
羅斯·貝克 (Ross Baker) 博士和彼得·諾頓 (Peter Norton) 博士對 1999 年發表的一份影響深遠的美國報告《人皆有責》感到沮喪，該報告估計每年有多達 98,000 名美國人因可預防的醫療錯誤而死亡，並呼籲進行徹底改革以提高醫院的安全性，但該報告在加拿大卻沒有產生任何影響。“我們意識到——很難相信這一點——人們認為，‘好吧，這隻是美國體係的另一個缺陷，我們不必擔心這一點，’”貝克說。
羅斯·貝克博士
羅斯·貝克博士擔心過多的保密仍然掩蓋了可預防的傷害。
二十年後，貝克擔心在取得進展方麵所做的努力太少，而太多的保密仍然掩蓋了可預防的傷害。
多倫多大學達拉拉納公共衛生學院名譽教授貝克說：“我擔心，近年來我們沒有投入時間和資源來做出改變，而且我們正在放棄真正減少醫療保健中發生的傷害的機會。”
美國的醫院麵臨更嚴格的公眾監督。貝克說，加拿大的透明度較低。“我認為政客們不想看到這一點。
“公共資助、公共管理的係統的缺點之一是其中存在政治因素——政客們認為，如果有關係統問題的報道太多，他們就會受到毆打。”
緊張的係統
倦怠率從未如此之高。醫療保健人員空虛、人員流動率高、急診室超負荷、大量積壓的手術在新冠疫情關閉期間被擱置。所有這些都削弱了早在 SARS-CoV-2 爆發之前就已經緊張的係統，壓力水平越高，醫院就越危險。
“我們在患者安全方麵做出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些改變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加拿大醫療卓越組織總裁詹妮弗·澤爾默 (Jennifer Zelmer) 說。在加拿大開始篩查血液之前，她的祖母通過輸血感染了破壞肝髒的肝炎。“如果我今天做同樣的手術，我被感染的風險是根本不同的。”
醫院護理變得更加複雜。澤爾默說：“現在住院的人往往患有慢性病，而且年齡較大，這些都是造成傷害的危險因素。” “如果您服用 10 種藥物，發生藥物混淆的可能性會比隻服用一種藥物更高。”
為了減少錯誤，我們製定了一些協議，比如手術檢查表，團隊執行一係列簡單的步驟，以確保輪床上的是正確的人，身體的右側已被標記，該區域已被修剪而不是剃毛，以防止皮膚上出現微小的微切口，並防止細菌滲入手術切口。貝克說，這一切都不是火箭科學，但如果沒有這樣的協議，今天還活著的人就不會如此。即便如此，“讓人們改變他們的做法有時也非常困難。” 一些外科醫生認為清單是浪費時間。
貝克強調，並非所有不良事件都是可以預防的。貝克-諾頓報告中認為隻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是可以預防的。即使在優秀的醫院也會出現不良結果。但即使是曾經被認為是做生意的“並發症”的傷害，比如醫院獲得性感染，現在也被認為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
“從未發生過的事件”
盡管如此，即使是“絕不會發生的事件”——完全可以預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發生的重大事件——仍然在該國的每個司法管轄區發生。在錯誤地從濃度較高的小瓶中抽取氫嗎啡酮後，癌症患者會被注射十倍於預期劑量的氫嗎啡酮，氫嗎啡酮是一種阿片類止痛藥，其效力比嗎啡強五到七倍。一名患有相對常見心髒病的 15 歲青少年在接受心髒消融治療時遭受了近乎致命的燒傷。安省審計長報告稱，2015 年至 2019 年間，患者和醫療保健團體確定的 15 起“絕無事件”中，有 10 起在審計員審查的 13 家醫院中的 6 家中至少發生了 214 次。這六家醫院都沒有在計劃中設定任何目標來阻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人類的努力
醫生和護士並不是無所不知的。人們會犯錯誤。貝克說，航空、核電等高風險行業通過設計消除了大部分人為因素而變得更加安全。“在醫療保健領域你不能這樣做。醫療保健是人類的事業。” 嚴重或致命的事故很少是由一個人的行為造成的。貝克說，事實上，大多數時候，這是一個有缺陷的係統，導致員工失敗。用藥錯誤、錯誤的手術、醫院獲得性細菌、跌倒、燒傷、敗血症、褥瘡——幾乎總是由連鎖反應造成，係統在多個階段出現故障，導致難以提供適當的護理。貝克說：“我們正在將人們納入那些正在努力支持（醫療保健提供者）接受培訓要做的事情以及他們想做的事情的係統中。”
13 個省和地區中有 8 個製定了法律，要求報告不良事件。但當貝克和他的同事審視立法時，他們發現全國各地的強製報告法“通常旨在收集患者安全事件的信息，而不是應對和預防患者安全事件。”
還有一些方法可以“博弈”係統，人為地降低利率。例如，如果這個人年紀大了，或者有一係列複雜的健康問題，他或她不是已經死了嗎？“未遂事故”——在裝載的注射器到達患者之前發現的可能致命的藥物混淆——是否應該算在內？
我們看到的很多情況是事後嚐試為患者的不良結果尋找替代解釋
DUNCAN EMBURY，醫療事故律師
多倫多醫療事故律師鄧肯·恩伯裏（Duncan Embury）表示：“我們看到的很多情況是，事後試圖為患者的不良結果找到另一種解釋，並集中各種精力和時間試圖證明一些罕見的深奧醫療狀況，以轉移對實際發生的錯誤及其造成的傷害的責任。” 他說，這是一個保密和偏頗的循環，這對患者護理不利。
霍恩和他的同事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組織能夠進行嚴格的自我檢查。“如果加拿大航空發生飛機失事，我們不會要求加拿大航空進行調查。我們在治安方麵取得了一些進步——如果一個人被槍殺，他們會有獨立的審查。”
“在醫院裏，你要檢查自己。”
除極少數例外，大多數重大、可預防的傷害都與溝通中斷有關。信息不會從護士傳遞到醫生，反之亦然。一名護士下班時忘記記錄下她已經給病人注射了預定的麻醉劑。由於手術室的背景音樂而聽錯指令，差點釀成災難。“這整個莫紮特效應——沒有科學基礎，”霍恩說。“你不會讓約翰尼·卡什來讓你的 747 著陸。” 在航空領域，這被稱為“無菌駕駛艙規則”——飛行員在起飛和著陸期間不能閑聊。“在關鍵階段，需要百分百的關注，”霍恩說。
您無法衡量未捕獲的內容，並且大多數醫療保健提供者仍然覺得提出安全問題並不安全。醫學和醫院的等級製度使得初級員工在看到錯誤發生時不敢直言不諱。
“沒有什麽比參與一場原本可以預防的事件更能激勵變革了。這是令人心碎的，”貝克說。“但如果人們不覺得他們必須報告這些事件，並且如果他們覺得在沒有對所有原因進行全麵調查的情況下他們會受到指責，那麽你就無法在這方麵取得進展。”
沒有進步，人們就會不斷死亡。CIHI 表示，在醫院經曆過至少一次傷害的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沒有經曆過一次傷害的人的四倍。CIHI 確實公開報告了醫院的患者安全“指標”，例如敗血症或分娩期間創傷的發生率。CIHI 還通過審查患者出院記錄來衡量醫院造成的傷害——如果患者因褥瘡接受治療，那麽他們就不太可能帶著褥瘡來醫院。
公共意識
貝克說，更多的公開報道可能會有所幫助。公眾意識越強，采取不同做法的壓力就越大。其他觀察人士指出，受到傷害的患者或其家人很可能會要求醫院賠償。“這對醫院來說似乎非常不公平，”《災難性護理：為什麽我們認為我們所知道的有關醫療保健的一切都是錯誤的》一書的作者大衛·戈德希爾在《紐約時報》上寫道。“但對於將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托付給醫院的患者來說，手術後體內殘留異物可能會導致疼痛、額外治療甚至死亡。這難道不是——這個詞是什麽——不公平嗎？”
所謂的嚴重錯誤的故事往往隻會通過媒體曝光：阿爾伯塔省大草原城一名 12 歲女孩在 11 個月大時膝蓋以下雙腿被截肢，右手和左手三個手指均被截肢，她的家人聲稱醫院和參與她護理的醫生誤診了她的細菌性肺部感染，導致敗血症和敗血性休克（醫院和阿爾伯塔省衛生服務部門在另一起訴訟中達成了庭外和解）據 CBC 報道，但被告醫生對他們提供的護理質量不佳的指控提出了質疑，該家庭 3170 萬美元的訴訟已由初審法官保留。
溫迪·尼克林 (Wendy Nicklin) 是加拿大患者安全組織的成員，該組織由在護理期間經曆過傷害或仍在遭受傷害的個人或其家人組成。“我們都會比較自己的故事，但醫療保健組織並沒有透露到底發生了什麽，這並不罕見，”尼克林說，他是一名前醫院高級管理人員，在重症監護護理和領導方麵擁有豐富的背景。
“是擔心家人的反應嗎？擔心某些事情會被誤解？如果能夠進行誠實、開放、透明的溝通，那就大有幫助。” 她說，這不會扭轉傷害。但它會有助於愈合。
“每個人都希望得到道歉，”尼克林說。“這並不意味著暗示有罪。但需要道歉。我家人的案件中沒有道歉。零道歉。” 安娜·瑪麗亞·菲奧科是她的嫂子。
安娜是一位聰明、善於交際、積極向上的女商人，擁有 MBA 學位，也是一名終身誌願者，致力於照顧她的三個孩子和家庭，但她患有心髒病。控製心髒血液流動的四個瓣膜中的三個狀況不佳，其中二尖瓣狀況最差。
目前尚不清楚出了什麽問題，但當安娜接受二尖瓣修複手術並且她的胸部打開時，外科醫生意識到他必須更換瓣膜，而不是修複它。新的機械閥門必須被拆除並再次安裝。在某個時候，安娜心髒病發作。手術後幾乎立即，她就出現了心髒驟停。40分鍾後，她蘇醒過來。“值得慶幸的是，她的大腦很好，”尼克林說。但術後三天，當安娜從藥物引起的昏迷中醒來時，她無法移動雙腿。“她可以扭動腳趾，這很奇怪，”唐納德說。“但它從未超出這個範圍。”
人們認為她可能患有脊髓缺氧，當她的心髒停止跳動時，脊髓的血液供應不足，但原因從未明確確定。雖然安娜的生活已經“永遠改變”，但法官無法認定醫生有錯。
我家人的案件中沒有道歉。零道歉
溫迪·尼克林，安娜的嫂子
安娜和唐納德不得不搬出他們的兩層樓住宅，搬進一套可供輪椅通行的公寓。由於醫院和醫生缺乏答複和解釋，家人感到沮喪，於是提起訴訟。“我們跑了整整九碼，但我們輸了，”尼克林說。他們還支付了超過 20 萬美元的律師費。與新西蘭等國家不同，加拿大沒有針對醫療事故的無過錯賠償計劃。有了無過錯醫療保險，這個家庭至少可以獲得一些經濟報酬。
安娜去年去世，享年 73 歲。脊髓損傷的人容易反複出現尿路感染。膀胱中的最後一次發作蔓延到了安娜的血液中。她在醫院住了五個星期，然後死於敗血症。
“如果她不是一個活躍的意大利人，我不知道她會做得這麽好，”尼克林說。“她一直坐在輪椅上，上帝保佑她，兩三年後她說，‘我不生氣。這是我的命運，我會充分利用它。”
尼克林說：“高等法院法官表示，外科醫生已經盡力了，事情發生了，這是不幸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安大略省醫院協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安東尼·戴爾表示，醫院非常重視患者安全，並“盡一切可能避免重大事件”，但盡管盡了最大努力，有時事情並沒有按預期進行。
戴爾在給《國家郵報》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安省立法要求建立係統，以確保盡快向患者（或者，如果患者已經死亡，則向其遺產受托人）披露每一起重大事件，以及任何“正在采取或已經采取的係統性措施，以減少未來發生類似重大事件的風險”。
戴爾說，在某些情況下，事件會提交給護理質量委員會進行審查，這些審查不會受到“某些披露”，以便一線工作人員可以自由地談論他們的“觀察、看法和意見，以確定事件的情況並吸取經驗教訓”。
戴爾補充道：“即使在這些情況下，雖然審查的細節可能不會被分享，但患者及其家人始終會了解事件的事實以及醫院采取的措施。”
大多數人說，“我有最好的醫生，我有最好的護士。” 但也有人說，“他們殺了我的母親”
達雷爾·霍恩
霍恩仍然持懷疑態度。他說，嚴重的事件應該由獨立的第三方機構進行審查，並公開其報告，“這樣人們才有真正的信心”。
“找到在加拿大居住至少 10 或 20 年且不認識在醫療保健中受到傷害的人的人。每個人都這樣做，”霍恩說。
“大多數人說，‘我有最好的醫生，我有最好的護士。’ 但也有人說，‘他們殺了我的母親。’”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我們要調查這件事，我們要從中學到一切，以確保這種情況不再發生。’ 這不會發生，”霍恩說。“這隻是一種踢罐子的方式。”
（穀歌翻譯：Hospital secrets: They don't tell the deadly mistakes they keep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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