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1230/china-coronavirus/
“可能會有後果”
在800多公裏外的東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知名病毒學家張永振感到非常擔憂。
像其他幾個中國實驗室一樣，張教授和他的團隊破解了這種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得出結論，認為它可能具有傳染性。和其他實驗室不一樣，他覺得自己自己有責任公布這一消息，以幫助研究人員開始檢測、治療和疫苗的工作。
“那不知道，”在一次漫長的采訪中，當被問及為什麽其他人沒有選擇公開時，張教授如是說。“因為在中國，好多（人）順著官員說是比較容易的。”
在張教授的團隊於1月5日完成了對這種病毒的測序後，他的中心通過內部渠道警告了上海的領導人和北京的衛生官員，建議在公共場所采取預防措施。
他還準備公開這些數據，在於1月9日訪問武漢並在一所大學發表講話後，他認為采取這一行動已經勢在必行。就在同一天，當局證實這種新疾病是一種冠狀病毒，但官員繼續淡化了潛在的危險。
晚餐時，一群武漢醫生告訴他，疫情形勢比官員們承認的要更糟。
“他們臨床一線的大夫一定是這個感受是最準的。”他說，“我就知道這個病的話一定是比較厲害的。”
1月11日，張永振準備登機前往北京時，接到了長期研究夥伴、悉尼大學病毒學家愛德華·霍姆斯(Edward Holmes)的電話。
霍姆斯教授敦促他的朋友。看看武漢不斷上升的病例數，他說。看看在香港出現的病例。
這是一個隻有張教授才能做出的決定，霍姆斯告訴他。公開這一數據要冒著激怒衛生官員的風險，他們試圖控製信息，並希望借病毒測序邀功。在他的飛機滑行準備升空時，張教授說，他需要一點時間來思考。
“我可能沒用一分鍾的時間，我就告訴他，”張教授說，“我馬上打電話給他，我說釋放這個序列。”
很快數據就被上傳到了一個病毒學網站。
大約兩個半小時後，張教授在北京落地。當他打開手機，消息一湧而入。
“快點讓它出來是當時唯一的目的，”霍姆斯教授說。“我們知道可能會有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