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父親（上）
一
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遊人，突然對我說；“這裏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我雖自幼起常思考死亡，還是無比震驚，很久都沒緩過勁兒來。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照片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於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為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於我出生以前。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從未見父親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於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於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裏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遊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裏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火花五顏六色，轉瞬即逝。
有軌電車叮叮當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蕩。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杆。我和父親管它叫“叮當車”。
過了長安街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在草地鋪上床單，讓我曬太陽。那兒幾乎每周末都放露天電影。讓我困惑的是：一放電影，宮牆綠瓦就消失了（被銀幕遮蔽），在我看來，電影和宮殿都是真實的。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隻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為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異常淒厲，一直深入我夢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麽也不肯午睡，被父親關到門外。我光著腳哭喊，用力拍門，待母親抱我進去，我已睡著了。醒來時夜色朦朧，我們錯過了那電影。
二
“慶慶很不願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麽勸說也沒用，我們急著上班，隻好騙他說去動物園。快到時他看出是受騙，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隻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淚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隻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用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麵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淚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複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麽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強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誌——隻許成功不許失敗，立功立德立言。
“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隻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
我年幼時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同時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出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隻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遊戲，比如按各自顏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廚房廁所。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淒淒慘慘戚戚，也給我們的生活蒙上陰影。
在我記憶中，父母從那時開始吵架，幾乎與俞彪文事件同步，盡管二者並無必然聯係。而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她是弱者。父親發起脾氣喪心病狂，形同暴君。說來都是雞毛蒜皮小事兒，也並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一部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要說他正學俄文，本無可厚非，但我還是站在母親一邊，立場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親也會被激怒。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叫喊，母親抄起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作為惟一的目擊者，我嚇得渾身發抖，但還是衝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萬萬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卻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裏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賬，被罰跪並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盡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繃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裏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煙在屋裏踱步。他忽然衝出去，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他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拚湊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讚。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冊，數學是4.5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麽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為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父親的記憶肯定有誤。我怎麽可能輕易逃過那一劫？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社會主義學院位於紫竹院北側，由六層白色建築群組成。每逢周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乘無軌電車在紫竹院下車，再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蟲鳴。
父親在他住處旁臨時借了個房間給我們。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裏夥食好，周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並交叉雙臂宣布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閑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總是纏著問他用過什麽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麽，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在那艱難的歲月裏，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獲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裏，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為勞動的收獲驕傲，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台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複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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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父親（中）
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我們祖上的記載。據家譜記載，趙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帶，後遷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巨款買官封為知府，並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並用青銅包住西城門。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為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罵，為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鹹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並關照國史館立傳。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正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歎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於國事紛亂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了，在這場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孫海霞。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脈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輪到我父親，快到喝西北風的地步了。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複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背靠樹幹，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卻奇跡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於考進重慶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黨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於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裏徹夜未眠，默默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六
父親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誌鵑的“粉絲”，可見讀書之雜；他訂閱各種雜誌，從《紅旗》《收獲》《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線電》，可見愛好之廣。
而他骨子裏卻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鬱的生活。“文革”中他曾卷入派係鬥爭，後急流勇退，熱衷於組裝半導體收音機。
他買回一大堆電子零件，借助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線焊在接線板上。焊前先把電烙鐵戳在鬆香上，吱吱冒出濃煙。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他歪斜的影子投在牆上。經過反複拆裝組合，噪音終於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鬆了口氣。
父親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裝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雞腸般的線路塞好，合上後蓋。他把第一個半成品給我。我當時住校，在去學校路上，書包裏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於焊接或天線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沒來得及顯擺，已經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誌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後，鄰居們自帶小板凳湧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幹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線，待畫麵恢複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為照顧後排觀眾，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麵難免變形。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麽貼身。
父親的技術熱情尋找新的方向。從借來的轉盤式錄音機起步，在連夜排隊購得的單聲道答錄機歇腳，繼而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進入半聾的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分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卻及時地更新換代，一直走在消費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一種遺憾，他甚至對我說，如果再年輕20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後，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的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50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個典型的笑麵虎。不過得承認，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凶猛，無人能抵擋其淩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約我們幾個孩子乒乓球比賽。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說是隨便聊聊，但很快就發現他另有所圖—設法套出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卻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愣。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盡看閑書。他馬上問是哪類閑書，我說電影雜誌什麽的，讓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後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為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麵一定要保密。今後發現有什麽問題，及時跟他聯係。
會後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說派出所來人調查，問起一支鋼筆手槍的下落。我這才想起，大約兩三個月前，為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牆上留下彈洞（那兒本來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沒想到這惡作劇鬧大了，說到派出所什麽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徐世信掌握各種信息渠道。他最後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都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我回家後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隻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遊。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後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後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後，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於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掛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為副部長，定期向她匯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卻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監視”謝冰心，設法套出心裏話。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都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後給組織寫報告，記錄談話內容。
我好奇的是，作為“臥底”，他能得到什麽重要情報呢？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麽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為營，滴水不漏。隻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知道父親的特殊身份，試圖通過他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涼如水，後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曆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而是製度性的普遍現象。他點點頭，顯然有所顧慮，說再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幹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幹校後，我獨自登門拜訪。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她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打個招呼就出門了。謝冰心滿臉褶皺，但眼睛異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為我們還年輕》。此後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於詩歌與青春，她對我，一個“密探”的兒子毫無戒心。也正由於此，與父親相反，多年後我把她卷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這樣做。那天夜裏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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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於《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9期、第2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10日、2010年06月07日。
《父親》下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
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地區的幹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幹校，父親留守到最後，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幹校。
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複寫紙，一式四份。
“振開被分配到六建當工人。他第一次離開家，做父母的自然不放心。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
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在收拾行李時，我們怕他凍著，讓他把家裏僅有的一件老羊皮大衣帶上。
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後不久，
搭無軌電車趕到那裏，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隻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後才回家，我的眼眶濕潤了。”
（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
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的電報“珊珊病速歸”，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雞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
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為風濕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來的時光。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遊人稀少 。
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為我點了焦溜丸子，為珊珊點了紅燒魚。
他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加上倒休，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我先去河南湖北探親，再順道遊山玩水。
頭一年，從河南母親的幹校出發，我和珊珊一起去湖北沙洋看望父親。
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幹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那時我正好在高橋鎮的“五星三隊”插隊。有一天，我正在地裏幹活，有人告訴我，說振開來了。
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
他把我所有的床單衣服全都洗了，還把我的人豬同住的房間也打掃幹淨。
當天晚上，我的房東叫他兒子去買了幾塊豆腐，把振開當貴客相待。當地農民每天三餐隻有醃韭菜，豆腐無疑是珍品。
振開帶來三個肉罐頭。第二天，我和振開一起步行到高橋鎮，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
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咽，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麽，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呆了幾日。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
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他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
由於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
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裏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隻好照辦。
我下了決心，此後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後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幹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
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50整，年富力強，每天都幹農活兒。
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
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薑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
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為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
彭剛的列維坦與十九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跟他眼神一樣處於半瘋癲狀態。那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
家裏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於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栗，
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
一天晚上，父親終於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牆上扯下來，撕成兩半。
旁邊正好掛著我叔叔趙延年為父親作的墨線肖像畫，禮尚往來，我順手夠到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
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後由母親出麵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後，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後回家，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
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願讓她為家庭糾紛煩惱，我盡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衝突。
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廚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牆，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後一次。那次為珊珊送行，由於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隻剩十分鍾了。
我們衝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廂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遊泳救人失蹤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
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
第二天淩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裏，母親已處於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決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後麵，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
他老淚縱橫，喃喃自語，我衝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並保證今後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那兩年家中一片愁雲慘霧。我把工地哥兒們陳泉請來，為父母說快板書，博得一笑。
兩年後，母親因長期抑鬱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
“ 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麽堅強、需要多大毅力啊，是濟年與我手挽手，
才使我在生與死的考驗麵前挺住了。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為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
人生本無常，而生命彌足珍貴，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強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十一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
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 平時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
八十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後，父母帶上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
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別扭，但很少爭吵，相當於冷戰。
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後麵，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為親友的趣談。 在丹麥，田田的一對小鸚鵡死了一隻，父親帶她去寵物店再補一隻。
他用僅會的幾個英文單詞對老板說：“一隻鳥死了”（One bird dead），沒下文，老板摸不清頭腦，就賣給他一對。
我下課回家，發現籠裏有三隻鸚鵡。
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為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
父親緊追不舍，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紮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
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
原來那台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
那年父親73歲。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隻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
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裏話什麽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
在社會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
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不僅老婆孩子，甚至連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
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跡象。
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麽活了這麽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記得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帶解凍的寒意。
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遊人，突然對我說；
“這裏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舊金山抵達北京，享受特殊待遇——專人迎候，專車運送。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
急中生智，我取出為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於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父親患的是腎癌和乙肝，外加左邊偏癱。他行動不便，神誌清醒。
他用助走器上廁所，我鼓勵他，讓他相信隻要堅持鍛煉就能康複。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
他摘掉假牙後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麵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準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於強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但最後半年他全麵崩潰了，
隻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像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
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並咿咿呀呀發出怪聲。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
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元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
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須刀幫他把臉刮淨。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
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衝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
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一麵，但時間來不及了。
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
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給父親 北島
在二月寒冷的早晨
橡樹終有悲哀的尺寸
父親，在你照片前
八麵風保持圓桌的平靜
我從童年的方向
看到的永遠是你的背景
沿著通向君主的路
你放牧烏雲和牛羊
雄辯的風帶來洪水
胡同的邏輯深入人心
你召喚我成為兒子
我追隨你成為父親
掌中奔流的命運
帶動日月星辰運轉
在男性的孤燈下
萬物陰影成雙
時針兄弟的鬥爭構成
銳角，合二為一
病雷滾進夜的醫院
砸想了你的們
黎明如醜角登場
火焰為你更換床單
鍾表停止之處
時間的飛鏢呼嘯而過
快追上那輛死亡的馬車吧
一條春天竊賊的小路
查訪群山的財富
河流環繞歌的憂傷
標語應藏在牆上
這世界並沒有多少改變
女人轉身融入夜晚
從早晨走出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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