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或道德的需要。“
“讀《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我們可以看到，出於種種原因，他先後兩次被開除出黨，本來已經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的他，因立場問題，受到了普遍的譴責；後來他又在精神的層麵主動出走，離開捷克，移居法國，按照捷克的傳統，一個文人放棄了他的祖國，那就是背叛。昆德拉的作品早期用捷克語寫成，有詩歌，有劇作，有小說，還有隨筆，到了法國之後，昆德拉又放棄了母語，用法語寫作，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他主動割斷了與祖國的文化之根和精神血脈的聯係。在特殊的曆史時期，出於政治的原因，他的捷克語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禁，這可以理解。可是在“天鵝絨革命”之後，為什麽他用捷克語寫的那些重要作品，比如《生活在別處》《告別圓舞曲》《笑忘錄》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在捷克還是沒有出版呢？
如果僅僅從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追究原因，恐怕很難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的作者，以昆德拉的精神訴求與身份認同為出發點，分析了其中深刻的原因。1989 年“天鵝絨革命”之後，昆德拉沒有迎合政治與製度的變化，也不顧捷克境內出版商和讀者的要求，一直猶豫不決，不同意他那些用捷克語寫的作品在捷克出版。捷克有著名導演想把他用捷克語創作的重要劇作《愚蠢》（Ptákovina）搬上舞台，也同樣遭到了他的拒絕。至於那些用法語創作的作品，雖然捷克有越來越強烈的需求，希望能在捷克出版捷克語的翻譯版，但昆德拉堅持他的作品唯有他自己有能力譯成捷克語，不同意其他譯者翻譯他的作品。
對昆德拉的這種立場與做法，捷克文學界的同行也罷，普通讀者也罷，不僅僅不理解，更表現出了誤解、反感，甚至敵意。如布裏埃所言，昆德拉的做法“在捷克共和國常常被看作任性，或者某種傲慢的表示，有損於他的形象。眾人被辜負的仰慕往往會被一種強烈的怨恨所取代”。
有的人認為昆德拉的所作所為是一種報複，更是一種背叛。昆德拉對這樣的反應沒有在意，因為他知道，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應該對曆史的發展有著清醒的認識，應該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清醒地看到，1989 年之後的布拉格，政治讓位給了市場，意識形態的控製讓位給了大眾傳媒的無孔不入。昆德拉說過：
“20 世紀 60 年代的捷克文化是20 世紀歐洲文化的豐碑。1990 年後，它被完全清除了。他們沒有保護這些傳統，而是說這從未存在過，說 1990 年之前存在的一切都是壞的。他們想創造完全不同的東西，沒有傳統，沒有幾百年裏一直延續的血脈的搏動。捷克文化割斷了它過去的輝煌，這讓一切都變得艱難”。
清醒的認識，堅定了他的立場與選擇：他不想讓他的作品成為政治的注腳，也不想讓他的作品成為他個人經曆的附錄。在根本的意義上，他不願“七星文庫”收錄他的全部作品，堅持“剔除了應時之作或他認為沒有完成的作品。其中看不到一點詩歌創作（早於其小說創作階段）的痕跡，找不到有關萬楚拉的隨筆集，看不到他創作的三部劇作中的另兩部：《愚蠢》和《鑰匙的主人們》（Propriétaires desclefs，該劇用法語出版，且在法國已經排演），也找不到 20 世紀 80 年代他在《辯論》雜誌（Le Débat）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基於自己的這一立場。他不願自己作品的闡釋過於政治化，過於意識形態化，因為這樣的闡釋完全背離了他寫作的初衷與身份認同：他是作家，作品的生命高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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