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殺以後，雖然全國掀起了一個抗議高潮，但顯然抗議群眾並沒有後續手段。並且隨著木已成舟，各地都開始表態支持，這樣就進入了一個肅殺的時代。首先是開始通緝學生領袖，21名高自聯領袖，還有很多知識界人士都被通緝。當時很多人都表示願意對這些被通緝的人士伸出援手，包括我們青年同事都表示如果遇到這些逃亡的學生領袖都願意窩藏學生。其實後來我也讀到了不少人的逃亡經曆，確實是有不少素不相識的人們對逃亡中的人們給予了無私的幫助，更多的人實際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用一句話說就是槍口抬高一寸。我出國後曾經讀到一篇記錄王軍濤當年的逃亡經曆的《情義無價》，好些陌生人因為幫助王軍濤而入獄。還有好些別的人的回憶都講到陌生人的幫助，或者有時候軍警故意視而不見的情節。
當然，就像任何時代一樣，我們在看到這些高貴的舉動的同時，也同樣看到背叛。學生領袖周峰鎖逃到姐姐家被姐夫舉報而被捕，還有聽說王丹跑到姨家被姨父舉報，不過王丹覺察得快，立即離去沒有當場被捕。大多數學生領袖很快都被捕了，21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中（其實應該22位，但郭海鋒已經在六三之夜被捕），除了烏爾開希和李錄是六四之後在中共通緝之前已經逃到了羅網的邊緣，被通緝後立刻就到了香港。王超華是被香港的黃雀行動救出去的。柴玲和封從德夫婦是在國內躲藏了相當一段時間，後來風聲稍有點鬆動後逃出去的。張伯笠逃到東北後穿越國境線到了前蘇聯，但被蘇聯邊防軍抓捕並扔回中國境內，後來在國內流浪了好長時間後才逃出去了。我後來讀過他的回憶錄，但隻包括逃到前蘇聯並被遣送回來的經曆。後來疫情開始後，張伯笠在Youtube上做了他逃亡的係列節目，第一次詳細的講述了他的逃亡經曆，可謂驚心動魄。其他學生領袖大多數都在一個月之內被捕。可以說這些學生基本上沒有任何社會經驗，所以難逃社會主義專政的天羅地網。這幾個從專政羅網逃出去的，都是年紀比較大，工作過幾年，或者上學前就在社會上混過的，有一定社會經驗的，才能在通緝令的羅網中潛伏一段時間，後來待機逃出去。所有的應屆本科生，除了烏爾開希和李錄是在羅網張開之前就已經出了國，別的人無一例外都進了監獄，可見這些學生領袖確實是初出茅廬，完全缺乏社會經驗。當然，現在我已經不記得大多數被通緝的學生領袖的名字了。
我出國後讀到了鄭義夫人北明的《走向光明》，發現可能鄭義六四之後的逃亡經曆是最傳奇的。他們夫婦倆在國內流亡了兩，三年才最終逃出來。鄭義本來在太原，因為去作協開會到了北京就一直呆在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就是六四之後通緝令上說的學生背後長胡子的人。其實所通緝的背後長胡子的很多知識分子當時都不敢深入介入學生運動，害怕被作為幕後黑手被清洗。譬如方勵之先生，除了在思想上啟蒙過學生之外，可以說與這次運動完全沒有任何關聯，但也被作為最大的幕後黑手。但鄭義絕對是一個例外，一到北京馬上就到廣場去給學生出謀劃策。六四之後鄭義就一直在外逃亡。北明剛開始被抓起來關了一段時間，後來給放了出來，但處於密切監控之中，就是為了釣鄭義這條大魚。但鄭義社會經驗豐富，文革期間在清華差點被紅衛兵打死，不得已長期在外流亡，所以對於逃避無產階級專政的羅網很有經驗。鄭義通過加密信件指揮北明從太原家中出發，然後在路上擺脫了跟蹤的尾巴，二人匯合，然後又在國內流亡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找到機會逃出了羅網。當然，北明的書裏對於他們在國內具體的流亡過程基本沒有描述，這也是為了掩護那些當年幫助過他們的人們。主要是寫了如何從太原家裏出來後一路擺脫監控的便衣，最終與鄭義匯合的過程。我前些年曾有一次機會與鄭義先生在一次活動中見麵聊過幾句，本以為以後還有機會再細聊一些當年的事，隻是後來再也無緣與先生再見。2020大選期間在Youtube上看見鄭義先生講述他自己孤身一人從家出發，到附近幾個州去分發傳單.他說了一句令人警醒的話：他聞到了1949的味道。
當時很多人都在牽掛這些被通緝的學生們，一旦從《美國之音》裏麵聽到某人到了海外，大家都是一片歡呼。如果通過央視看見某人被捕，大家都有點沮喪。我還記得當時聽到柴玲最終到了國外時好多人的興奮的表情。隻是好消息少，倒是壞消息日漸增多。
過了一段時間，隨著各地逐漸出來表態支持中央決定，基本上塵埃落定。這時候就開始了要清查每人在六四期間的表現，大有要搞人人過關的態勢，文革又回來了。隻是時過境遷，那個時代的人們從文革剛過來不久，對剛過去的時代印象深刻，還想重複文革那一套實在行不通。在強烈的民意反對之下，清查運動最後也就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外地多數地方就是走走過場，當然那些掛了號的人就難免牢獄之災，多數參與者大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過了。像我校領頭的學生，就給了個處分，沒有開除學籍，多數參與學生就不予追究了。像我這樣的，沒有人舉報，也就沒人追究。當然肯定也不乏這個時候當權者利用手中權力整人，或者有人利用這個機會告發與自己有私怨的人。
北京的人人過關運動可能持續時間最長，但遇到的反彈也是最強烈，至少一半的北京人參與了六四，真要追究下去，北京的監獄肯定不夠用了，所以最後也是進行不下去了而不得不中止。就是幾年之後我在北大，大多數的學生老師在談話中依然還是毫不諱言支持六四學生的，我還與一位當年北大絕食團的女同學在同一個實驗室呆了幾年。當然，他們也談到新入學的經過一年軍訓的學生明顯就不一樣了。雖然這種人人過關運動沒能深入進行下去，但至少起了一個威脅人的作用，讓那些支持者心裏有了陰影，以後再次站出來之前就得多考慮考慮後果了。並且六四的屠殺提醒了那些人，中共是殺人起家的。因為文革後相對寬鬆的氣氛，年輕一代基本上都不太清楚共產黨的血腥曆史，初生牛犢不怕虎，才敢於起來挑戰，而好多老人已經徹底被過去經曆的恐懼擊倒了，不敢有任何挑戰的想法了，這也是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雖然支持學生，但沒幾個敢於真正站出來的緣故。當年教委還臨時對當年錄取的研究生加了一個條件：六四期間的表現，並需要單位人事處蓋章。好幾個哥們當年去上碩士或者博士都必須走這個手續，當然多數人不過是例行公事。這幾位都是私下議論，從來沒有任何公開活動。
隨著形勢基本穩定下來，人們心中雖然氣憤，但也沒有什麽辦法。但當時人們心中都認為這個屠殺學生的政權長不了。一方麵是因為從小受的教育，尤其是老毛說過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因為當時的民意肯定是反對對學生及市民的屠殺的，不僅是普通民眾，就連黨內好多高層也對這件事的處理不滿。還不僅是黨內的自由派，就連當時的兩個著名的左王：胡喬木和鄧立群，也都沒有公開站出來表態支持戒嚴，可見屠殺學生這事的確是不得人心，尤其是在北京。在當時的北京想找幾個知名人物出來公開宣稱支持戒嚴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有一天報上突然冒出來了一個南德集團總裁牟其中公開支持戒嚴的報道。其實當時的牟其中並沒有名氣，我之所以知道此人在我的《兒時瑣憶：小孩子眼中的文革之暗流湧動》中談到過牟其中其人。因為我們那裏都說他是和王震的兒子勾結上了，所以此時站出來一點不奇怪。如果說當時的高層裏有任何人敢於站出來公開宣稱鎮壓有理，那就非王震這個劊子手莫屬。不過雖然當時很多人不齒牟其中的行為，但牟其中從此之後一帆風順，生意越做越大，當然到後來翻船入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北島的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也許牟其中的發跡就是一個證明。
其實民意這個東西，必須有表達的渠道和方式才能產生效果。在一個民意不能自由表達的社會，不論多麽洶湧的民意都維持不了太長時間，很快就會隨風轉向。因為人的正義感總是暫時的，尤其在沒有組織的情況下。支持正義是要付出代價的，當一時的激情過去後，人更多的會在仔細比較利弊得失之後選擇放棄。時間能衝淡一切，所有不能忍受的痛都會隨著時間漸漸褪色，同樣也是人的正義感和對錯的分野。不要說國內的人們了，就說海外的中國人，尤其是那些通過六四血卡居留國外的人們，現在還有幾個在堅持？當初的站出來，其實對於絕大多數人不過是出於簡單的正義感和良知，不過隨著中共統治的穩定，總不能讓良知和正義影響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慢慢遺忘，能夠在心裏為六四保留一個角落已屬不易。看看每年的六四集會，除了香港人堅持了30年外，在海外的任何地方可有一個持續的有一定規模的集會？當然不要說別人，連我自己到了美國20年但都沒有參加一次六四集會。除了早期為稻粱謀忙碌之外，也是後來看到民運內部的各種亂象不願意與他們參雜在一起。還有一個原因也是出於恐懼，以前拿著中國護照就不用說了，即使後來拿美國護照了也不想被中共盯上以免回國探親時惹上麻煩。我想這也是大多海外華人的共同恐懼，當然以前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有限的時候，你在美國幹的事中國不知道，回國可能不會有麻煩。但現在中共在美國滲透如此之深，很有可能不知什麽時候就被盯上了，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越來越沒多少人敢於站出來發聲了。要不是看見香港的淪陷，可能這篇文章我也不會寫出來。這也是我特別佩服香港人的地方，我們一直認為香港人是經濟動物，但香港人表現出來的血性和正義感，讓整個世界汗顏。今天香港的淪陷，除了中共的凶殘外，其實很多西方政客也是幫凶，而國內的大多數人就更不用說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民意沒有一個有效的表達渠道時，你無法知道有多少人站在你這邊，因為你看到的媒體，新聞都是對你不利的，所以人人都會因為害怕而高估風險，自然就會退縮了。但當越多的人站出來時，需要付出的代價就越小，這個時候站出來為正義發聲對多數人而言也就沒有那麽艱難了，也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而這個時候強大的民意才能堅持形成一種持久的壓力產生效果。而沒有組織的民意總是發散的，多元的，難以形成一種壓力，所以統治者自然可以忽略。
當時的人們持樂觀態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六四屠殺可以說是震驚了世界，從而形成了當時世界對中國的製裁。當時的民意可以說大家都希望西方的製裁能夠導致中共政權的垮台。可以這麽說，當時正在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經濟，如果真正受到全世界的經濟製裁，那麽很顯然就像風雨中的一葉孤舟，絕對維持不了太長時間。當時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其實就來自於經濟發展，當經濟徹底破產時，那麽就可以說時中共徹底崩潰之時。雖然民意看似無用，那是因為對手掌握了一切權力。但如果有黨內的挑戰者想要利用民意上位的時候，這個時候強大的民意就可以得到宣泄而發揮作用了。不過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製裁實際上隻是當時西方政客對國內的民意的一種暫時應付，而像老布什之類政客的並沒有真正想要製裁中共的決心和行動，就成了一種典型的雷聲大雨點小的行為。就像前些年的民主黨政客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嘴上人權問題喊得山響，但並不能阻止他們私下與中共的利益勾兌。而政客們之所以將人權整天掛在嘴上，一是演給美國民眾看的，另外無非就是私下勾兌時的討價還價。所以過去二，三十年，雖然政客們整天喊著要製裁中國政府改善中國人民的人權狀況，可是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沒有任何改善，而好多美國政客卻像中國當官的一樣發了財，可以說這是美國政壇幾十年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卻在今天成了見怪不驚。當時的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雖然天真，也許還抱有一種過於理想的美好幻覺，但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於世界是開放的，是願意去接觸新世界新思想的。但今天的防火牆內的牆國人思維似乎已經完全固化了，失去了去了解外麵世界的願望和能力。
隻不過事實的發展讓大多數人失望了，雖然在一開始的時候，中共似乎變成了一隻過街老鼠，成為人人喊打的對象。隻是時間不長，西方的政客和資本家就開始與中共眉來眼去，技術和資金又開始流入中國，給中國的經濟輸入了新鮮血液。這樣一來，中共不僅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迅速垮台，反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變成了一個龐然大物，現在已經開始挑戰美國的地位了。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就有一種新的言論開始出來，認為當年的屠殺有理，沒有當年的屠殺，就沒有後來的經濟發展。我對於這種言論甚至懶得駁斥。隻要看看這種言論在什麽地方傳播就明白實在是不值得一駁。這種言論其實主要流傳在海外，國內六四連提都不讓提，自然也就沒有這種言論的市場了。雖然可能還真有些人想在國內宣傳這種言論，但最高層一直是不願意讓任何人去觸碰這個禁區的，所以這馬屁似乎拍到了牛蹄上。最應該誇耀的人都不敢提的功績，我不知道究竟有誰好意思去舔。現在的年輕一代已經沒有多少人還知道89年的六四了，大概應該是十來年前發生在成都的一件真事。有人在六四這天在《成都晚報》上登了一個廣告：尋找六四死難者。由於晚報的編輯（肯定是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六四是怎麽一回事，居然就讓這個廣告在當天見了報。當然這算一起大的政治事故，至於怎麽處理當事人我就不知具體情況了。
附注：關於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逃亡經曆，有興趣的可以去Youtube上看《張伯笠談天說地：流亡者》係列。這是他2020年疫情開始後在網上講述的，他不僅講了自己的經曆，也談了不少其他人的經曆。他提供的都是一手資料，全是本人所述。年輕一代也許對於我在文中提到的諸多名字感到陌生的，可以通過他的講述至少簡單了解一下這些當年的風雲人物。如果我去年寫作之前看過這個節目的話，我相信我的文章會更精彩，可能很多地方會作擴展，篇幅會長很多。現在因為大骨架已定，所以隻是在有的地方稍微修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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