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總是與父親的名字連在一起，可是卻從來沒有真正地連在他心裏。他對我說: 這件事或者這篇文章被看得太重，他從來沒覺得有什麽了不起，那隻是一個機遇，一段曆史紀錄，就他個人而言不值一提。
我相信那是他真實的想法，就這件事，這篇文章而言，他隻是個記者。
這篇文章是我2007年寫的。父親看完我的文章後對我說了上麵的話......。
真想他。
父親在一篇文章中回憶1939年剛進新華日報時說：“人的一生中，有許多際遇，有許多偶然性。也許我總會要做新聞工作的，甚至也許我總會要進新華日報的，……”。
在我眼裏父親天生就是個記者。
第一次意識到父親是記者，應該是1961年我剛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語文課本的第一篇文章是《開國大典》，老師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是報道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盛況，要求我們全文背誦。
回家背書的時候，爸爸聽見了，走過來問我：“背什麽文章呢？”
“《開國大典》，老師讓背的。”說完我把課本遞給他了。
爸爸一看笑了：“這是我寫的”。
“真的？”我太驚訝了。
“我那時候是新華社特派記者。”
“那我還用背嗎？”
“不用了。”爸爸笑笑說。
書當然還得背。那時候我根本不懂什麽文章寫得好不好，隻知道爸爸寫的文章能在課本裏是件了不起的事。
父親從1938年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那年他20歲。1955年“肅反”，把他“肅”住了，從此再也沒有從事記者工作了。可我還是有幸目睹並參與了一次他真正意義上的記者工作。
那是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人們壓抑了多年的激憤，對總理的懷念，對四人幫的怒火爆發了。天安門前的英雄紀念碑被白花圏，挽聯，詩歌，一張張紙條淹沒了。父親當時任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經常“泡病”在家。那些日子家裏客人不斷，電話不停。
這天我下班回家，見到爸爸正在伏案寫稿。已經很久不見他動筆了，他寫什麽呢？
“內參，今晚上就要發”媽媽告訴我，她正在幫爸爸看稿子。
“改了又改，得重抄，你來吧。”媽媽說完又囑咐一句：“這份東西將來要入檔案的，字寫得工整點。”
文章寫的是北京人民自發悼念總理的情況,是當時敢想，卻不敢在公開場合說的話。我明白，父親是要用他的筆說真話了。人們的憤怒，對國家和民族的擔憂，在父親沉重的筆下，深深地刻出來了。雖然這是一份內參，可更是一篇新聞稿，是真真實實地反映當前發生的事。在所有的報紙都千篇一律地高唱“形式大好，越來越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的年代，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報道，第一次感受到新聞的震撼力。
後來我將其中的段落抄寄給了好幾個朋友，深深感動了他們。可惜我留存的底稿丟失了。
正因為有過這樣一次可貴的經曆，使我理解了一位不曾相識的女士給父親的來信。
70年代父親再版了《光榮屬於民主》，書中收集了他在抗日和國共戰爭時期寫的一些文章。那位女士的來信感人至深。她說能重讀父親當年的文章，心裏異常激動。文革她被關押期間，時常回想起當年在報紙上讀到父親的文章，正是那些文章激勵她參加了革命隊伍。
從後方記者到戰地記者，從報道時事，軍事到專題，就記者職業而言，父親前後不過才幹了16年，可他的采訪生涯卻沒有停留在這十幾年。應該說他一生都在“采訪”。采訪不再僅僅是為寫一篇報道或一本書，而是他隨時都會進入的一種狀態。采訪成為他一種性格，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1993年的一個冬天，我陪爸爸去看夏衍老先生，聊天中我問到張愛玲，於是夏公講到1950年7月邀請張愛玲參加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的事。回家的路上，爸爸對我說：“今天夏公談到張愛玲的事，你就可以寫一篇很好的訪談文章。”我不會捕捉新聞信息，隻記得談到張愛玲當時穿著一身白旗袍，典雅出眾，吸引了所有到會的人。還有夏公對她不久移居到香港的惋惜。其實我更深的印象還是夏公竟然那麽喜歡貓。那隻小貓一直舒服地趴在他腿上，享受他的撫摸，聽著我們說話。而這些我是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一篇文章的。爸爸當時肯定把我當成記者了。
或許正是這種“采訪狀態” 使父親無論在與人交談、觀察、甚至讀書時，對人，對事，對所不熟悉的領域，抱有一種熱切的關注和興趣，而這種興趣使他思想活躍，敏銳。爸爸曾就我認識的人和身邊發生的事，給我出了許多寫作題目。有時候我隨口說出來的事，在他看來已經構成文章素材了。他喜歡與各類人交談，因為他可以從中抓住新聞，學到新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探討思考人生，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可以做文章。
父親常說，記者寫新聞報道要簡練，準確，新聞不是小說。應該說這也是父親寫作的風格。我最近讀到他剛寫的一篇1200字左右的文章《假如她是個男人……》，親切熟悉的感覺讓我禁不住馬上給他打了個電話，傻呼呼地說：“爸爸，是你的文章，簡捷幹練。”父親寫了一輩子的文章，文字是他的工具，武器，也是他精雕細刻的藝術品，他一輩子的“玩物”。
有一年我要調工作，寫了份申請報告。為了使報告寫得有說服力，請爸爸給改了一遍。第二天早上我還沒起床，他就來敲門，說報告中的兩個字需要改一下。對文字他有種難言的感情和苛求。多一字，少一句，都是大事。我和媽媽太熟悉他的這個“毛病”，有一次，他正在電腦上打文章，有事走開，我就接著他的上下文意思往下打了兩句，還和媽媽打賭。媽媽說：“他一定會發現的。”我說：“不一定。”當然我輸了。
父親給出去的文章是不能改的。有一次南方的一家雜誌認為他文章中的一些話太直，要刪。父親撤稿，他寧可不登。一家大雜誌曾改了父親文章中的一字，恰恰是將本來對的字改成錯的了。爸爸說：“怎麽能隨便改我的文章？一個字，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能改的。”
父親說他不是個好的提問者，他認為采訪中提問和把控主題是對記者才識智慧的一種考驗，是需要下功夫的。而我相信爸爸絕對是個很好的“聽者”。
我和爸爸是好朋友，是什麽都可以說的好朋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什麽時候都願意聽我說話，無論是喜事還是煩事。爸爸“聽”的那份真誠和興趣，能讓我將一件小破事說得津津樂道，讓我覺得麵前是一位認真采訪我的記者。
不知道究竟是記者的職業造就了父親，還是他的性格，他這個人，使他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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