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海德格爾吹響戰號霍金為之舉旗的哲學已死的論戰中，人們常可在雙方陣營中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在海霍陣營中有很多第一線的科學家出來說，哲學尤其是科學哲學對於他們的科研沒有任何幫助；而在專業哲學家的陣營中除了例舉哲學在過去幾千年的曆史上如何幫助了科學之外，則最常聽到的反駁是“你說哲學沒用本身就是一種哲學。”
這樣的論戰雙方的實力對比高低強弱就是小學生也能看出來，那些專業哲學家為作為自己的飯碗的哲學的辯護顯然是無力的，甚至接近玩弄文字遊戲的狡辯。而第一線的科學家們對於科學哲學的不屑本身也反映了科學哲學已成為它的愛好者的欣賞品而不是指導科學實踐的利器這樣一種囧態。而哲學的式微顯然與主流哲學家們的思維上的各種誤區是密不可分的。
最近在微信公眾號上讀了幾篇西方科學哲學名作家的文章的中譯版[1],[2],[3],[4]，感觸良多。一方麵，這些文章內容豐富，向讀者介紹了很多曆史上或現實中已有的理論及相關的思維特點，可以幫助讀者們開闊自己的思路；但是，另一方麵，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會在對已有的理論或思維的介紹中給那些理論或思維打上各種標簽並加入基於他們自己的觀點的論述。而他們的論述中經常出現的一個狀況是在強調不同理論在具體表現上的對立的同時，沒有平衡地指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將原本是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的各具缺陷的理論選擇作為對立的兩難大發議論而忽略它們之間的關聯。比如，在指出愛因斯坦的理論推翻了牛頓的理論的同時，沒有指出牛頓的理論在它所適用的範圍內仍然很好地成立著，因此沒有指出愛因斯坦對牛頓理論的修正恰恰是人類的知識體糸隨著觀察境界的擴展而發展的一個極好的例證。再比如下麵這段話，
“對我們來說，將不得不麵臨或者相信所有的人，或者隻相信某些人的局麵，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如果要相信所有的人，我們就是在企圖做不可能的事，並且要承認矛盾；如果要相信某些人，我們就得知道我們要讚同的是哪些人的意見。因為柏拉圖學派說的是柏拉圖的意見，伊壁鳩魯派說的是伊壁鳩魯的意見，等等；這樣，由於他們無休止的爭論，我們就被領著轉個圈子後又回到了懸疑的狀態。還有，那些主張我們應該同意大多數人意見的人，不過是在提出一個幼稚的建議，因為沒有任何人能訪問人類全體，弄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喜歡的是什麽；因為可能有些種族，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狀況，他們同我們很少相同之處，——例如，很可能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毒蜘蛛咬了並不感覺有什麽痛苦，盡管少數人偶爾也感覺到了；如前所述。其餘“混合”狀況也會發生類似情形。因此，人們間的差異必然提供進一步的理由，使我們對判斷懸疑。”
上麵這段話乍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細品味的話，你會發現他的邏輯前提是如果你相信一個人就要完全相信他，因此你隻能在“相信所有的人，或者隻相信某些人”之間做選擇。
其實，不但這幾篇文章本身，就是這幾篇文章所介紹的曆史上相關的科學哲學的理論的一個或顯在或隱在的出發點是人們能夠在作為認識的主體的人之外還原性地找到可以用來確認真理的完整的基本元素。
杜威在談論教育時說過，“我們隻能教學生如何更好地思維，卻無法教他們如何思維。”類似地，認識真理的前提是具有認識的能力。因此，任何所謂判斷真理的客觀標準都會遇到一個瓶頸，那就是主體的能力差異。
笛卡爾在確認了人的主觀經驗之缺陷之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他的意思是盡管人類的主觀經驗從很多方麵來說是不可靠的，但是，既然我還能思考這一點卻是非常可靠地表明了我的存在（否則我無法思考），而他的這句名言被認為是所謂的第一哲學（也就是所有其它理性哲學的起點）的一個宣言。
但是，笛卡爾以及他的理論的推崇者們在介紹“我思故我在”時顯然忽略了兩點：1）離開了被認為是不可靠的人們的主觀經驗，單憑那句“我思故我在”是得不出任何有實際價值的知識的；2）即便是“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本身的價值也取決於人們在這個所謂的第一邏輯之外的邏輯思考與理解能力，離開了那樣的能力，“我思故我在”同樣是毫無任何社會價值，因為無人能知道它是什麽意思。
基於上述諸多原因，當我閱讀那幾篇被認為是權威性的科學哲學文章時，常有一種作者們是在先製造錯誤的靶子然後再向靶子射箭的感覺。
但另一方麵，除了將形而上學設錯了靶子之外，上世紀的辯證法教育還是有很多可取之處的，比如人們將辯證法總結為發展地，全麵地，運動地看待問題這一點就很有道理，另外，對辯證法進行的中國式的概括為一分為二也是有相當合理性的，盡管辯證的意義其實不止是一分為二，而是一分為多。但是，上世紀的辯證法教育的另一大失誤便是人們將辯證的思維作為一種普遍的口號甚至是政治打擊的工具，卻沒有落實在行為中。而將形而上學作為辯證法的對立麵本身就是這種言行不一致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具有諷刺性地，也是非常遺憾地，今天我們一方仍時常可以看到有人繼續將形而上學作為辯證法的對立麵，另一方卻在一些所謂的權威性的文章中看到人們以逐漸丟棄了上述那些上世紀人們所概括出的辯證法的真正的價值。。。
這樣的論戰雙方的實力對比高低強弱就是小學生也能看出來，那些專業哲學家為作為自己的飯碗的哲學的辯護顯然是無力的，甚至接近玩弄文字遊戲的狡辯。而第一線的科學家們對於科學哲學的不屑本身也反映了科學哲學已成為它的愛好者的欣賞品而不是指導科學實踐的利器這樣一種囧態。而哲學的式微顯然與主流哲學家們的思維上的各種誤區是密不可分的。
最近在微信公眾號上讀了幾篇西方科學哲學名作家的文章的中譯版[1],[2],[3],[4]，感觸良多。一方麵，這些文章內容豐富，向讀者介紹了很多曆史上或現實中已有的理論及相關的思維特點，可以幫助讀者們開闊自己的思路；但是，另一方麵，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會在對已有的理論或思維的介紹中給那些理論或思維打上各種標簽並加入基於他們自己的觀點的論述。而他們的論述中經常出現的一個狀況是在強調不同理論在具體表現上的對立的同時，沒有平衡地指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將原本是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的各具缺陷的理論選擇作為對立的兩難大發議論而忽略它們之間的關聯。比如，在指出愛因斯坦的理論推翻了牛頓的理論的同時，沒有指出牛頓的理論在它所適用的範圍內仍然很好地成立著，因此沒有指出愛因斯坦對牛頓理論的修正恰恰是人類的知識體糸隨著觀察境界的擴展而發展的一個極好的例證。再比如下麵這段話，
“對我們來說，將不得不麵臨或者相信所有的人，或者隻相信某些人的局麵，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如果要相信所有的人，我們就是在企圖做不可能的事，並且要承認矛盾；如果要相信某些人，我們就得知道我們要讚同的是哪些人的意見。因為柏拉圖學派說的是柏拉圖的意見，伊壁鳩魯派說的是伊壁鳩魯的意見，等等；這樣，由於他們無休止的爭論，我們就被領著轉個圈子後又回到了懸疑的狀態。還有，那些主張我們應該同意大多數人意見的人，不過是在提出一個幼稚的建議，因為沒有任何人能訪問人類全體，弄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喜歡的是什麽；因為可能有些種族，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狀況，他們同我們很少相同之處，——例如，很可能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毒蜘蛛咬了並不感覺有什麽痛苦，盡管少數人偶爾也感覺到了；如前所述。其餘“混合”狀況也會發生類似情形。因此，人們間的差異必然提供進一步的理由，使我們對判斷懸疑。”
上麵這段話乍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細品味的話，你會發現他的邏輯前提是如果你相信一個人就要完全相信他，因此你隻能在“相信所有的人，或者隻相信某些人”之間做選擇。
其實，不但這幾篇文章本身，就是這幾篇文章所介紹的曆史上相關的科學哲學的理論的一個或顯在或隱在的出發點是人們能夠在作為認識的主體的人之外還原性地找到可以用來確認真理的完整的基本元素。
杜威在談論教育時說過，“我們隻能教學生如何更好地思維，卻無法教他們如何思維。”類似地，認識真理的前提是具有認識的能力。因此，任何所謂判斷真理的客觀標準都會遇到一個瓶頸，那就是主體的能力差異。
笛卡爾在確認了人的主觀經驗之缺陷之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他的意思是盡管人類的主觀經驗從很多方麵來說是不可靠的，但是，既然我還能思考這一點卻是非常可靠地表明了我的存在（否則我無法思考），而他的這句名言被認為是所謂的第一哲學（也就是所有其它理性哲學的起點）的一個宣言。
但是，笛卡爾以及他的理論的推崇者們在介紹“我思故我在”時顯然忽略了兩點：1）離開了被認為是不可靠的人們的主觀經驗，單憑那句“我思故我在”是得不出任何有實際價值的知識的；2）即便是“我思故我在”這句話本身的價值也取決於人們在這個所謂的第一邏輯之外的邏輯思考與理解能力，離開了那樣的能力，“我思故我在”同樣是毫無任何社會價值，因為無人能知道它是什麽意思。
基於上述諸多原因，當我閱讀那幾篇被認為是權威性的科學哲學文章時，常有一種作者們是在先製造錯誤的靶子然後再向靶子射箭的感覺。
這讓我聯想起本世紀之前由西方哲學界興起而東方哲學界跟進的關於辯證法的教育。雖然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後西方哲學界開始轉向，而後東方哲學界再次跟進改變了對於辯證法的論述，如果我們回顧上世紀對於辯證法的教育，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最主要的問題其實是設立了一個錯誤的靶子然後對那個靶子射箭，除此之外，上世紀的辯證法教育還是有很多有價值的不應被放棄的內容。
上世紀的辯證法教育的最大錯誤就是把形而上學作為辯證法的對立麵。追溯曆史，這首先與形而上學這門學問的開山之作兩千多年前的“形而上學”一書裏麵對於辯證法的批判有關，但是，如果我們仔細閱讀該書，可以發現該書對辯證法的批判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是針對當時人們對於辯證法的錯誤的運用的批判。盡管其中也帶有對於作者老師所推崇的辯證法的誤解，其實該書的論述中充滿著可以從實質上被確認為辯證的思維方式。導致人們對於辯證法與形而上學關係的誤解的第二個主要曆史原因應該是黑格爾為形而上學改名。其實，黑格爾並沒有否人形而上學的內容範疇的意義，他甚至認為哲學沒有了形而上學就如同國家失去了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認同一樣，黑格爾隻是試圖給形而上學起個新名而已。而導致人們對於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誤解的真正的實質性的原因應該是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的批判，那是對形而上學的真正的致命性的摧殘。
其實，辯證法是形而上學的一個部分，是正確的形而上學的一種表現形式。試圖汙名化辯證法的亞裏士多德之所以無法擺脫辯證思維是因為那是正確思維的一種形式。
因此，辯證法的對立麵不是形而上學，而是“非辯證”的思維。因此，上世紀對於辯證法的教育的最大的失敗便是將形而上學作為了辯證法的對立麵，而這一失誤對於哲學教育的傷害並不僅僅局限於表麵，而是實質性的，因為它將曆史上一切可稱為形而上學的內容以及現實中一切可能與曆史上的形而上學掛上鉤的內容都作為辯證法的對立麵而加以否認，其結果必然是在實踐中也傷害了辯證法自身。上世紀的辯證法教育的最大錯誤就是把形而上學作為辯證法的對立麵。追溯曆史，這首先與形而上學這門學問的開山之作兩千多年前的“形而上學”一書裏麵對於辯證法的批判有關，但是，如果我們仔細閱讀該書，可以發現該書對辯證法的批判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是針對當時人們對於辯證法的錯誤的運用的批判。盡管其中也帶有對於作者老師所推崇的辯證法的誤解，其實該書的論述中充滿著可以從實質上被確認為辯證的思維方式。導致人們對於辯證法與形而上學關係的誤解的第二個主要曆史原因應該是黑格爾為形而上學改名。其實，黑格爾並沒有否人形而上學的內容範疇的意義，他甚至認為哲學沒有了形而上學就如同國家失去了對自己民族文化的認同一樣，黑格爾隻是試圖給形而上學起個新名而已。而導致人們對於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誤解的真正的實質性的原因應該是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的批判，那是對形而上學的真正的致命性的摧殘。
其實，辯證法是形而上學的一個部分，是正確的形而上學的一種表現形式。試圖汙名化辯證法的亞裏士多德之所以無法擺脫辯證思維是因為那是正確思維的一種形式。
但另一方麵，除了將形而上學設錯了靶子之外，上世紀的辯證法教育還是有很多可取之處的，比如人們將辯證法總結為發展地，全麵地，運動地看待問題這一點就很有道理，另外，對辯證法進行的中國式的概括為一分為二也是有相當合理性的，盡管辯證的意義其實不止是一分為二，而是一分為多。但是，上世紀的辯證法教育的另一大失誤便是人們將辯證的思維作為一種普遍的口號甚至是政治打擊的工具，卻沒有落實在行為中。而將形而上學作為辯證法的對立麵本身就是這種言行不一致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具有諷刺性地，也是非常遺憾地，今天我們一方仍時常可以看到有人繼續將形而上學作為辯證法的對立麵，另一方卻在一些所謂的權威性的文章中看到人們以逐漸丟棄了上述那些上世紀人們所概括出的辯證法的真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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