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舐犢之情
鄧小平和卓琳在江西勞動鍛煉之際，正是文革鬥批改轟轟烈烈之時。雖然造成社會動蕩的造反、奪權風浪已經過去，但隨著鬥批改的不斷深入，真正觸及大多數家庭利益以及傳統習慣的種種措施紛紛出台，如知青上山下鄉，幹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少數家庭從城市搬遷到農村，文革前入校的大學生分配工作，推薦工農兵上大學，以及知青返城等等。這期間，鄧小平夫婦也碰到了這種情況，比如，大兒子因不堪批鬥跳樓摔傷，小兒子和小女兒下放到農村勞動，大女兒麵臨畢業分配，以及他們的工資停發、改成發生活費等一係列事情。
當這一係列關係到家庭生活能否安定的事情擺在鄧小平麵前時，鄧小平沒有采取回避的態度，而是放下身段，誠懇謙卑地通過汪東興給毛澤東寫信，反應麵臨的困難以及希望能獲得援手的迫切心情。
現摘錄幾封信的片段如下：
（1）1970年2月9日，鄧小平在給汪東興的信中寫道：“我的大女兒鄧林來信說，他們學校即將分配工作，她已向領導請求改行（即不做美術方麵的事，因她本人搞美術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個工廠中工作。我們對她也是這樣希望。加之她已有28歲，本身條件差，至今還沒有對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農村是很困難的，即使在工廠頂班勞動八小時，也似有困難。如能分配一個技術性的工作，如收發、文書、保管之類，對她的身體比較合適。這件事，在北京時曾向你說過，如有可能，懇請予以幫助，至為感激！再，如能將她分配到同我們靠近些（如果我們長期在南昌的話），則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1970年9月13日，鄧小平在給汪東興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這件事：“大女兒鄧林仍在河北宣化，他們學校還在搞運動，不知什麽時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時候，我們夫婦仍希望你能給以幫助（上次信提及此事）。”
（2）1970年9月，鄧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說組織上認為在三〇一醫院的鄧樸方病情有所好轉，決定出院，由一護理人員送來南昌同他們一塊兒生活。這個消息太突然了。鄧小平沒有別的辦法，隻有寫信給汪東興，向中央求助。1970年10月17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
“從鄧林那裏得知，鄧樸方治療確有進步，已可以自己小便，雖還很困難，但勉強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據我們揣想，他下半身還是完全癱瘓的，一切行動還要人搬動，不會好得這樣快。如果鄧樸方還是癱瘓的，行動必須有人幫助，來到我們這裏，我們又有什麽辦法呢？我們現在是三個老人，我的繼母七十幾歲了，我67歲了。卓琳雖隻有55歲，病很多，身體還不如我們，高血壓較嚴重（最近低壓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壓180），心髒病也在發展。我們是沒有能力照顧他（樸方）的。更嚴重的是，我們深切地期望，鄧樸方能夠治好。現在病情既有好轉，如可繼續治療下去，必能漸見大效。所以，我們懇切地希望他能在現在的醫院裏繼續治療下去。以我們現在的條件，不知如何是好，隻能要求你的幫助，要求黨的幫助。”
幾個月後，鄧樸方送進北京社會救濟院。得知此消息後，鄧小平再次給汪東興寫信：
“東興同誌，又為我的大兒子鄧樸方的事麻煩你。……我們上次給你寫信，希望鄧樸方能夠繼續治療。現在既然無法繼續治療，清河療養院的條件又是如此，我們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丟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慮，覺得還是把鄧樸方接到我們住地，同我們一塊生活較好。……我們決心請求組織上照上次的決定，派人把鄧樸方送來南昌，懇請領導批準。如果領導上批準，請早點告訴我們。靜候你的指示。”
1971年夏天，鄧樸方終於獲準到了江西。
（3）1972年，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和小兒子飛飛被分別安排進大學學習，令鄧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他再次提筆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
“東興同誌：好久沒有寫信了。由於主席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情已經解決了，毛毛進南京醫科大學，飛飛進南昌理工科大學，學校選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們隻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
在信中，他再次說到鄧樸方的問題：“我的大兒子鄧樸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來的觀察，他的腰身以下雖然完全沒有知覺，但機能似乎並未完全消失。據說，在醫院診斷時也對此存疑，並曾有施行大手術、打開看看的擬議，後因送到救濟院而未果。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
（4）1970年父親在信中提到了生活費的問題。他寫道：“從今年1月份起，中央給我們的生活費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月份，曾請省革委負責同誌向你請示，這個數目是否我們今後長期的固定的生活費用，未見複示。前幾天又收到2月份的，還是二百零五元，我們當即了解這是新的規定，我們當照此規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當然，坦率地說，這個數目對於我們這個九口人之家（我們夫妻，我的繼母，五個孩子，還有一個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們供給的），是不無困難的，因為除鄧林已有工資外（她本人病多，最多隻能自給），我的大兒子鄧樸方在醫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飯二十五元是醫院規定的，抽煙及零用約十元），兩個大學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約九十至一百元，我們在南昌的三個人，隻有一百元開支。此外，我的小女兒毛毛、小兒子飛飛在公社勞動所得，隻夠吃飯，其他需用也要適當補助。再者，我們還得積點錢作為孩子們回家的路費（路遠，每人來往約需一百元左右）和回來時的夥食費（回家來總要改善一點夥食），以及每年總要補充一點衣物日用品。這樣算來，當然是緊的。但是，黨既作了這樣統一的規定，我們沒有理由提出額外的請求，自當從我們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節約二三十元，積起來作為他們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費。新的生活總會習慣的！”
鄧小平為子女幾個人問題不厭其煩地向毛澤東寫信，信中充滿濃濃的舐犢之情，給生活在不安定狀態下的子女們帶來親切的關懷，使他們能在困境中消除不安和恐懼，得以健康地成長。這相對於其他遭受批判和挫折的開國元勳的子女們的悲慘狀況而言，簡直有天壤之別。
鄧榕為此說道：【父親這個人，向來行事簡約。在工作中，講話不寫講稿，寫報告也總是言簡意賅，從不贅言。在生活中，我們從小到大從未見過父親寫信，就連與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媽媽，也從未見過他因家事寫信。而在“文革”中間，在家庭處於困境之時，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關懷和說明時，作為一家之長，為了讓孩子治病，為了讓孩子上學，為了孩子的工作，他會一反一貫的作風，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筆，一封又一封地寫信，而且是不厭其詳地寫信。“文革”中，他總是覺得家人和孩子們是因為他才受到這麽多的委屈和不幸，他總想盡他的能力，盡一切可能，為家人和孩子們多做點再多做點。他從不要求孩子們為他做什麽。他付出了對家人子女的全部的愛，卻不要求任何回報。這是人世間最樸素的愛。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親所寫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統統加起來，還要多得多。】（以上見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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