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毛澤東被圍困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是集恩師、戰友、同誌、君臣、合作、挑戰於一身的極為特殊的關係，它的產生和演變過程，對中國曆史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正麵的看，在他們的關係良好時期，促使新民主主義革命迅速勝利，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的起點，反麵的看，當他們的關係破裂後，導致了共和國曲折曆程長達二十年。
毛劉的良好關係始於延安。當時，經過長征後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央紅軍，勢力大損，他們選擇延安這塊偏僻的地方安營紮寨，以便養精蓄銳以利再戰。之所以選擇延安作為大本營和根據地，一是延安的北麵更加荒漠，幾乎沒有什麽值得一提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也就是說無後顧之憂。其他三麵，則是閻錫山的晉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楊虎城的西北軍。他們和蔣介石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矛盾，誰也不願意和紅軍作對，因為他們打不過紅軍，也不願為此消耗力量。這就使得堅決反共的、視紅軍為肉中刺的蔣介石的軍事力量不能和紅軍直接對抗，紅軍由此能休養生息。後來，西安事變爆發，共產黨巧妙地在其中斡旋，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日的民族要求。共產黨由此獲得政治，軍事上的合法地位，為日後奪取全國政權創造了有利條件。
大的形勢轉危為安了，可是毛澤東在黨內仍然是危機四伏。毛澤東的地位是由他的高超的軍事指揮天才和嫻熟的政治手腕以及謙虛包容的態度爭取來的。遵義會議後，他隻是軍事三人小組之一，直到1936年12月7日，方才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初到陝北的時候，他周圍沒有一個可靠的貼心人，黨的總負責（相當於總書記）是張聞天，紅軍總司令是朱德，後來又來了一個斯大林的欽差大臣王明。他們對他施以掣肘策略，使得他的方針和意圖得不到徹底地貫徹執行。
請看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參加者：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康生、陳雲、彭德懷、劉少奇、項英、張國燾、凱豐、林伯渠。這十三個人中，王明、張聞天、博古是王明集團的首領；康生和陳雲剛從莫斯科歸來，與王明的關係密切；張國燾和項英是堅定的反毛人物；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伯渠、凱豐，對毛澤東若即若離，表麵上徘徊於毛澤東和王明之間，實際上，支持王明的成分多。比如周恩來，他此後就和王明一道，就統一戰線問題，以長江局的名義，屢屢對黨中央發出挑戰。隻有劉少奇一人堅定不移地支持毛澤東，但他還不在延安，在北方局擔任書記。由此可見毛澤東在政治局內形單影隻的孤立處境。
再看十二月政治局通過的由十六人組成政治局委員名單：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王稼祥、任弼時、彭德懷、項英、劉少奇、康生、陳雲、鄧發、凱豐。據張國燾回憶，這份名單是得到斯大林批準，由王明在會上宣讀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還改組了遵義會議確定的、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組成的書記處。新成立的書記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組成。從這份名單看，毛澤東的孤立處境非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變得更加孤單了。特別是書記處的組成，留蘇派占據絕對多數。嗣後，毛澤東的正確觀點一直得不到貫徹執行，特別是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王明、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抱團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觀點，反對毛澤東關於共產黨和八路軍在統一戰線中要堅持獨立自主的主張。有關統一戰線中“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根源，在於斯大林想利用國民黨的力量開展抗日，藉以拖住日本，使得它沒有力量再對蘇聯實施進攻。王明一夥是斯大林的應聲蟲，一切看斯大林的臉色行事，根本不把中國的革命事業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這樣的奴才，失敗是必然的。再如中共如何抗日的重大問題上，王明一夥也是把蘇聯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希望八路軍開展運動戰，更好的吸引日軍的注意，藉以迎合斯大林關於拖住日本無力再向蘇聯發動進攻的戰略。問題是，經過長征後的紅軍僅有幾千人，經過幾年發展，也隻有區區三萬多人，用這點力量開展運動戰，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可是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一些久經考驗的軍事家，也附和王明堅持的開展運動戰的提法，反對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戰略主張。在周恩來的策劃下，1937年九月，已經進駐五台山的八路軍總部命令一一五師在右翼配合閻錫山軍作戰，又命令一二〇師在左翼馳援在雁門關的閆軍。之後又在十月份，命令八路軍三個師全部出動，配合閆軍發動的忻口戰役。1937年1月至1938年2月，彭德懷指揮的八路軍為配合閻錫山“反攻太原”，繼續采用了集中作戰的運動形式。周恩來則在1938年6月從漢口發電報給毛澤東，提議八路軍集結較大兵力於一些較大城市附近，以調動日軍和打擊日軍增援部隊。
由上述一係列事件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黨內以及軍隊的控製有限，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抵製毛澤東。他們不顧共產黨在遭受國民黨殘酷圍剿，已經精疲力竭的事實，去幹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毛澤東的話，他們想聽就聽、不想聽就不聽，經常按照自己的意誌行事，特別是在使用遊擊戰還是運動戰的戰略上，他們和毛澤東的分歧很大，他們都在按照王明（斯大林）的路子走，這個路子就是傾全力和日本人打平原運動戰，藉以把日本拖在中國，使其無力向蘇聯進攻。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稍不謹慎，就會斷送中國革命的前程。為保衛蘇聯而去葬送中國革命，這個問題不用想也能明白，可有些人就是揣著聰明裝胡塗。這個問題一直到21世紀頭兩個年代也還在爭論，右翼人士一直拿此問題攻擊毛澤東，說毛為集聚實力而不積極抗日。秀才們可以無關痛癢地說風涼話，領袖則不能昏了頭，因為他肩負著巨大的曆史使命和億萬條生命。誰都知道以卵擊石的結果是什麽？可偏偏有人卻堅持這樣做，是愚蠢，還是別有用心？隻有天知道。但兩者必居其一，任何辯解都顯得蒼白無力，隻有事實能證明其人其心。
應當指出的是，關於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或者“平原運動戰”的戰略選擇爭論，後來成為延安整風一個焦點，很多人為此做了檢查，包括周恩來和彭德懷。用彭德懷用粗俗的語言說，“在延安，你操了我４０天娘，……”現在的右翼文人，動輒就把彭德懷當磚頭來砸毛澤東，看看彭德懷這段不光彩的曆史（也許是愚蠢的曆史），以及在廬山會議上的舉止，毛澤東整肅他不能說沒有道理。一個人，耿直得有度，超過這個度，事情就會走向反麵。即便是在西方政界，對領袖的言語也有限製，冒犯了，要麽卷鋪蓋走人，要麽被解職，裏根、克林頓、布什絕不會容忍一個貌似耿直實則另有所圖的人在身邊喋喋不休。毛澤東是共產黨領袖，是共和國領袖，你隻有服從的義務，挑戰必須付出代價。須知，四十年代是國共鬥爭最為嚴峻的時刻，五十年代的共和國是一個七億人口的大國，令行禁止當是一條基本政律，來不得半點含糊，否則就會變成一盤散沙，最終背負土匪的名聲被絞殺殆盡，或者被國內外反華勢力大卸八塊，一如1991年的蘇聯。在共產黨的政治中，以反對領袖來博得眾人喝彩，缺乏基本的從政素質，隻能說明他是一個尚未改造好的資產階級政客。像彭德懷這樣魏延似的人物，也隻有毛澤東這樣胸懷寬闊的人能容忍，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堅定地主張保留彭德懷的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就是最好的證明。看一看鄧小平和陳雲如何對待文革造反派（他們是聽黨中央毛主席的話起來造反的）、看一看陳希同於江澤民、陳良宇於胡錦濤溫家寶的關係，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擺在那兒，毋庸諱言。區別僅僅是，大多數的造反派和陳希同陳良宇都被判了重刑，而彭德懷卻保留了政治局委員職務，在京郊吳家花園賦閑。誰仁慈、誰殘忍，一目了然。
1940年前的毛澤東，在雖然取得了重要的話語權，但隨時都有翻船的危險，反對派如果利用一次會議來推翻他也不是沒有可能，他全憑高超的軍事智慧和老道的政治藝術來維係自己的地位。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的地位來源於他的傑出天才，他們既害怕他又離不開他，因為沒有他，革命會失敗，他們將背負土匪的名字而被絞殺；給他以名副其實的位置，又怕他一旦得勢會將他們統統從領導班子掃除。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毛澤東處於被“戰友們”圍困的狀態，這些戰友既包括王明、張聞天、博古，也包括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由此，他的抱負得不到全部施展，他所作的任何決定必須要通過他的反對者或者是遊離觀望者來執行，效果大打折扣。一代超人毛澤東為什麽不能用組織措施來解決反對派圍困他的問題？是因為毛澤東被一座高山圍困在裏麵，這座山就是“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個結論。這個結論是在遵義會議上做出的，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認可。翻越不了這座山，他隻能繼續被他的“戰友們”圍困，繼續在山坳裏打他的太極拳，何談大展宏圖！
孤獨的毛澤東在最為困難也是最危險的時刻，有人對他伸出援手，幫他翻越了圍困他的大山。這個人就是劉少奇。劉少奇支持毛澤東，不僅僅是口頭，關鍵是用行動。他選擇的突破口是否定共產黨在1927年以前以及1927年以來十年間，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想以此來清除黨內的教條宗派主義（唯斯大林馬首是瞻的人）。
劉少奇選擇這個重大問題作為突破口，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先說智慧，那個時期的共產黨是一個近似於宗教的組織，大多數成員信仰馬克思主義，抱著為共產主義事業、為建立一個強大的祖國的信念投身革命，他們相信黨、並無條件地服從黨。在這樣的環境下，沒人懷疑黨，也沒人會想到黨會犯錯誤。所以，大革命失敗以及中央蘇區根據地喪失，紅軍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也沒人對黨提出質疑，還是堅定不移的跟黨走。劉少奇之所以能獨具慧眼，指出黨犯了政治路線錯誤，是因為他認識到黨在十年內所犯的左傾和右傾錯誤，是由黨在每個時期的領導人製定並執行的，有的還是共產國際的指令。劉少奇提出黨的政治路線錯誤，並沒有指名道姓，這就是他的智慧所在，先說錯了，以此來獲得大家認可，這樣才有日後追究的可能。如果指名道姓地說是某人犯了錯誤，而此人現在還是黨的領導人，那是存在風險的。在中共曆史上，上級迫害下級的事例不在少數，為此掉腦袋的也不在少數。因此，把這樣重大的問題提出來，是需要勇氣的。
導致了大革命失敗以及中央根據地全部喪失的惡果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怎麽說都令人難以信服，倘若真有神靈，連那些死去的數十萬冤魂也不會接受這個定論。但一代豪傑毛澤東卻接受了，這令人費解。實際的情況是，遵義會議是在危亡之之際召開的，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衝出重圍，不被敵人消滅，這是與會者的共識。毛澤東也就是在這一前提下被選進常委，成為軍事三人小組之一。長期受王明集團壓製的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遵義會議上翻身，是因為他的軍事才華得到了黨內高層多數的認可。王明集團由此而分裂，張聞天、王稼祥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拋棄宗派選擇大義，力鼎毛澤東進入領導層。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提出否定黨的政治路線，於毛澤東而言等於是政治自殺。盡管毛澤東後來逐步取得了很大的權力，有了很大的威信，但“黨在1927年以來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的結論，如同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毛澤東如果連想一想都會頭疼，因為當時的領導班子主要成員都是這個時期成為黨的領導人的，如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原來的領導人如周恩來朱德，也一直擔任黨和軍隊的主要領導，參與了路線的製定和具體實施，否定這個時期的政治路線，就等於否定這幫人。同時，這個問題也一直得到中國的頂頭上司——共產國際的支持。現在人們說起共產國際，也就輕飄飄的一句話，以為它僅僅是一個國際組織。但在那時，共產國際就像一座山壓在各國共產黨組織頭上，它的一個指令，就可以解除某一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務。因為，多數國家的共產黨依靠共產國際的財政支持開展活動，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拿人手短，吃人口軟，陳獨秀反對和國民黨合作，特別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蘇聯人堅持這一觀點，他隻能服從，因為黨的活動經費是蘇聯人提供的，這個耿直的教授，隻能彎下他那高貴的腰，勉為其難地接受蘇聯人的主張。問題就這樣嚴重和不容調和。
1937年2月20日和3月4日，劉少奇就黨的曆史問題給張聞天寫了兩封信。信中對共產國際和遵義會議關於“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的結論提出質疑，尖銳地指出1927年以前和1927年以來，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黨犯了極左路線的錯誤。信中觸及了三個禁區：A 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不僅是陳獨秀的右傾主義，而且還在於左傾錯誤，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揭露了廣州以及武漢的工人及民眾運動的左傾已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B 反複抨擊中共十年以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並形成一種傳統；C 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曆史。
劉少奇的信在黨內引起軒然大波，在張聞天等人的眼裏，這無異於洪水猛獸。中央政治局於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兩次召開會議討論白區工作問題。黨的總負責張聞天對劉少奇的意見不以為然，也許他故作此態想淡化此事。其他人“認為劉少奇對大革命失敗的分析是替陳獨秀洗刷，還有人指責劉少奇受張國燾影響。對於劉少奇有關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錯誤的看法，政治局大多數成員也都認為言過其實。在一片責難聲中，隻有毛澤東一人站出來替劉少奇講話，稱‘劉並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二章）毛澤東之所以說劉少奇沒有野心，是為了讓占居領導高位的人安心，說他隻是就事論事，無挑戰他們的地位之意。
毛澤東的態度，無疑是對劉少奇的鼓勵。在5、6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劉少奇麵對麵地向張聞天發起挑戰。在5月17至26日的第一階段會議上，劉少奇在題為《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中，著重批評了十年來黨在白區工作中的“左”的傳統。劉少奇的報告激起了強烈反響，王明集團中的張聞天、博古，以及凱豐、陳賡等都表示難以接受劉少奇的意見。認為劉少奇的批評充滿托陳（托洛茨基、陳獨秀）取消派攻擊共產國際、攻擊中共的觀點。更多的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少奇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的總路線是正確的。由於會議出現緊張激烈的爭論，中央書記處宣布休會。
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區工作會議討論提出的一些基本問題召開會議。博古和凱豐在發言中都否認劉少奇提出的有關白區工作存在一貫的左傾盲動主義和關門主義的說法，隻有列席會議的彭真支持劉少奇的意見，一時形式對劉少奇明顯不利。由此可見黨內守舊勢力的強大，犧牲了那麽多人，丟失了全部的中央蘇區，整個中央和中央紅軍像流竄犯一樣隻顧逃命，不僅不主動辭去職務，還腆著臉說自己是正確的，人之厚顏隻能如此。在6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明確表示劉少奇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稱讚劉少奇在白區工作上有豐富的經驗。說劉少奇係統地指出了黨在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所害的病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甚至稱讚劉少奇“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中的辯證法。”
毛澤東這番講話藝術高超。他避而不談十年政治路線問題，針對反對派集中批評劉少奇隻講缺點不講成績，首先談了中共所取得的重大成績。在談了黨的優良傳統後，他話鋒一轉，著重指出黨內還存在某種錯誤的傳統，強調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由此全麵地肯定了劉少奇的觀點，有力地支持了劉少奇。由於規避了十年政治路線這個敏感話題，毛澤東的講話得到包括張聞天在內的與會者的一致同意。
在會議的第二階段，張聞天抓住了毛澤東講話中於己有利的部分，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共在白區工作眾所犯的錯誤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於什麽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鬥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整個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法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接著，張聞天又反駁劉少奇對黨在白區工作中的領導方針的批評，指責劉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眾的革命鬥爭，就是結果失敗了，仍然有著他的巨大意義。”。他還強調指出：“每一鬥爭在勝利或失敗之後，必須詳細地研究其經驗與教訓，切不要拿空洞的帽子（如盲動主義、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去代替對於最具體的問題的具體分析。”對黨內所存在的“各種不正確思想，應有確當的估計，不要誇大或縮小，不要任便給同誌‘戴大帽子’”
張聞天的報告獲得與會代表的一致擁護。劉少奇被迫退卻，做了自我批評。其實，張聞天的報告，通篇都是狡辯。他把流血的失敗說成是“仍然有著他的巨大的意義”，就是不說極為關鍵的話——什麽人應當承擔他必須承擔的責任。這樣狡辯居然能獲得一致的擁護，可見領導層的無恥與麻木到了何種地步！那是造成幾十萬條生命喪失、數十年成果毀於一旦的大失敗，這麽大的損失難道不應當有人為此承擔責任嗎？這和二十二年後的廬山會議何其相似，當時，彭德懷也是懷著和當年劉少奇一樣的心情上書毛澤東，提出大躍進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心裏清楚彭德懷想做什麽，無非是用大躍進存在的問題做文章，來清算一線領導（劉周鄧），將他們趕下台、取而代之。毛澤東本想將此事壓下去，7月23日會議上，毛澤東講了話，對彭德懷的一些意見表示讚同，並作了自我批評。7月31日，毛澤東宣布會議結束，可一線領導不願意了，他們以彭德懷非禮毛澤東為名義，迫使毛澤東在8月2日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將彭德懷打倒。據毛澤東貼身士衛李銀橋回憶：“會議結束後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誌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 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裏，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隻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另據李銳說，在8月1日預備會上毛澤東對彭德懷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誌有此顧慮。”（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93頁）毛澤東此時和二十二年前的態度相同，都是活稀泥，區別僅僅是，在延安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不夠強大，麵對實力強大的守舊集團，他們沒有絕對勝算，風物長宜放眼量，因此息事寧人；而在廬山會議上，他為了保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一線領導人，不得不忍痛讓彭德懷賦閑。犧牲了原不該犧牲的，保護了不該保護的，悲劇由此而產生。這個悲劇的主角是彭德懷，賦閑不閑，心情鬱悶，還在文革中遭受了非人的待遇；配角是毛澤東，為此背了打擊忠良的黑鍋，一些人心理黑暗，把本不是他的惡（打倒彭）生生地安在他頭上。彭德懷的信和二十二年前劉少奇寫給張聞天的信，是出於同一種心態，先說錯誤然後伺機清算，造成借機上位可能。張聞天對挑戰者劉少奇的態度是據理力爭，沒有利用權力將其往死裏打，可劉少奇對彭德懷的態度就不一樣了，是必置於死地而後快。孰優孰劣，一目了然。嗣後，他在路線鬥爭中失敗，悲憤而亡，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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