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上午10點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知首先說：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嗣後的文件顯示，該機構於1966年5月28日成立。新成立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成如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人員有：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顧問；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劉誌堅（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張春橋（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為副組長；成員有謝鏜忠（總政治部文化部長）、姚文元（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王力（中宣部副部長、《紅旗》雜誌副主編）、關鋒（《紅旗》雜誌編委）、戚本禹（《紅旗》雜誌曆史組組長）、尹達（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考古所副所長、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長）、穆欣（《光明日報》總編）、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鄭季翹（東北局吉林省委文教書記）、楊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劉文珍（西南局宣傳部長）等。同年8月2日增補陶鑄（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任中央文革顧問。穆欣曾任辦公室主任。下轄有辦事組、接待站、宣傳組、文藝組、理論組等。辦公地點在釣魚台14號樓。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它主管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事務。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它有了十六條賦予的權力，小組全體成員列席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逐步取代中央書記處，成為文革的實際指揮機構。
由於一係列的政治動蕩和生老病死，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1956年召開的八大選出的17名政治局委員，僅剩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朱德、陳雲、董必武、陳毅、李富春、李先念等9人，6名政治局候補委員隻剩下陳伯達、康生2人。1966年8月24日開始冠以“中央碰頭會”名義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取代了操持黨中央中樞運作的中央書記處會議。1967年1月2日，中央文革主要成員參與中央碰頭會，顯示著中央文革小組權利的飆升。1967年2月16日“大鬧懷仁堂”事件當天，毛澤東要張春橋找周恩來談話，明確要求把中央文革小組當作書記處對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行提交中央文革小組討論。1967年2月25日至3月18日，懷仁堂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上，毛和中央文革痛批七個政治局成員之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原由周恩來主持、各副總理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中央碰頭會”也被“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該會成為中央文革在約22個月時間裏取代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職能的非常形式。這些成員在公眾場合露麵時，時稱“中央文革碰頭會領導”，突顯身處中樞的榮耀。
“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包括當時中央文革的全體，即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列席，周恩來參加。該會議具有議行合一特征。每周開會三四次。
會議內容包括研究各地文革問題；起草中共中央文檔；討論國務院工作安排；籌備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出席慶典人員名單、口號；接見地方軍政負責人；討論外交問題；討論事關全局的重要文章。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職務雖是副組長，但由於主席夫人的身份，使得她實際上處於中心地位。組長陳伯達得看她的眼色行事，還時不時地遭受痛斥。康生資格老，又是江青的同鄉，據說還是她和主席的媒人，至始至終得到江青的尊重。周恩來位高權重且善於周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一直支持江青，因此和江青的關係始終較為和諧。其他的成員基本上都得仰視江青，附和她的觀點，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她的觀點可能就是主席的觀點。事實上也是如此，文革初期和中期，這對政治夫妻、觀點一致目標相同，處於蜜月時期。
中央文革小組自1966年5月28日成立之日起，就是處理文革有關事宜的權力中樞機構。到8月8日十六條公布，它有了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資格。緊接著在1967年1月2日，它的主要成員參加中央碰頭會；2月17日，毛澤東正式決定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央書記處。一個月之後的3月18日，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中央碰頭會。成為毛澤東直接指揮的、唯一向毛澤東負責的黨政運作中心。在這短短的不到九個月的時間裏，中央文革小組成為全國最高政治經濟運作指揮中心，可謂迅速騰飛。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主持人的江青，手中握有炙手可熱的權力。
江青權力的獲得，主席夫人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她之所以能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是因為她先是在京劇改革方麵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文革，顧名思義就是文化方麵的大革命，這是人民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始於對“二月提綱”的批判，繼而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是文革發展的合理延伸。江青因京劇改革成就突出，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合情合理，沒人反對得了。江青在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後，沿著文藝改革的路子繼續深度挖掘，創造出一大批深受群眾歡迎的作品，當之無愧地被稱為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的偉大旗手。可以這樣理解，京劇改革是江青這匹烈馬離開櫪槽，走向政治前台的必要鋪墊。沒有這樣一個鋪墊，毛澤東想把夫人推向政治前台必然困難重重，即便強行通過了，也難免有裙帶之嫌，影響威信。所以，江青在文革開始的兩年前強力介入京劇改革，是毛澤東的精心策劃還是她本人的愛好使然？難以斷定，也許是兩者兼具。
一向對夫人限製甚嚴、使之不離櫪槽的毛澤東為什麽會把這匹烈馬放出馬廄，讓其在公眾的視野裏狂奔？雖然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但我們也可以從所掌握的數據中，得出簡明的判斷：毛澤東經過縝密的思考，認定必須帶領他的人民進行第二次長征，對現有體製進行徹底更新，否則就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人民就會再次陷入被剝削被壓迫的境地。（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419頁。）而更新現有體製必將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甚至會有丟失權力、人頭落地的危險。因此必須首先廢止舊的權力運作中樞，在新的權力運作中樞必須有心腹具體操持，使得自己的意見能不折不扣地得到貫徹執行。這個人隻能是與他同床共枕且誌同道合的江青。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迄今為止的人類曆史上最偉大、最特殊、最龐大、最複雜的政治工程，這個工程的每一個階段甚至每一個細節既精刻又微妙，不是心心相印者，理會貫通都難，遑論貫徹執行。翻開文革的曆史，我們可以看到，能夠基本理解毛澤東意圖的隻有兩個人：周恩來，江青。如果把當時的中共中央看成是大本營，周恩來代表的是右翼，江青則代表的是左翼。他們如同左右手，共同輔助主帥毛澤東艱難地走過了十年時而順當時而蹉跌的戰鬥曆程。另一方麵，我們也可從江青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一事，不僅看到江、王（光美）爭榮的蹤影，也還可以從另一麵得出毛澤東此時對黨政界要人已基本失去信任、覺得他們都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判斷。如果這個判斷屬實，則說明毛澤東已經認識到他的第二次長征的目的，認同者不會太多，自己可能處於孤立的地位。但是這位曆史的巨人，還是要嚐試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條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途徑。因為在十年前的東歐政治右傾回潮中，這位革命導師就曾經做過這方麵的嚐試，他試圖以鼓勵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民主的方式摧毀專製的鐵柵欄，最後卻以失敗告終。鐵柵欄不僅沒有被破除，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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