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四大學術支柱
在本書《京都學派》出版之前，筆者在兩卷本的《漢學通史》一書（上卷《圖說漢學史——十九世紀以前漢學在東西方各國傳播和發展的曆史》，下卷《海外漢學研究——二十世紀漢學在東西方各國傳播和發展的曆史》）中對日本古今漢學的曆史做過簡單的介紹。雖然，我一直沒有時間和機會撰寫國別體的諸如《日本漢學史》之類的專著，作為個案研究，我曾寫有未定稿的《東洋史學一百年》（暫定名）一書，對日本各個學派的漢學研究的曆史給予總結。因為限於最近十幾年以來，我的主要研究興趣集中在對西周青銅器銘文和禮製展開專業化的研究和考證的繁忙科研工作中，短時間內我還不可能拿出時間和精力來修訂書稿並交付出版，所以特別提請想係統了解日本漢學發展的曆史的學者們可以參考畏友李慶教授的五卷本《日本漢學史》一書。而本書——《京都學派》得以定稿和出版，這首先要感謝中華書局的編輯王傳龍先生的盛情約稿!就在我正全身心撰寫《殷周金文研究史》和定稿《陳寅恪與近現代中國》兩部書稿之時，和我從未謀麵的中華書局編輯王傳龍先生親自來函，熱切希望我能先抽出時間，從未定稿的拙作《東洋史學一百年》稿本中先整理出此書，交付出版。信任和責任迫使我就放下手中所有的科研工作，開始了此書的整理和定稿工作。
寫作之初，本來也計劃為富岡謙藏和新城新藏二人各寫一章。但是，考慮到新城博士的古代天文學史研究方法上完全出自狩野和內藤兩博士，而富岡又英年早逝還沒有形成可觀的史學方法與研究風格，最終決定放棄了。如果有可能的話，我計劃在將來作三卷本的《京都學派漢學史》一書時再對他們進行研究和總結。而本書主要的是從史學史的角度、以人物為中心線索，對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創始時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風格進行學術史的研究和總結。
本書特別給大家提供了我多年以來搜集的將近兩百張珍貴的有關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的相關照片，力圖使大家對我所介紹和評論的東洋史家有直觀的了解，改變以往的隻見觀點不見形象的局麵。讓我比較得意的是，不少照片居然時下一般的日本學者和學生也從沒有見過。更不要說國內學術界了。
捫心自問：東渡十載，求學萬裏而乞食多門。如今，人到中年的我，論學不如阪出祥伸師之精，論識不如三浦國雄師之高，論才不如池田秀三師之美，論德不如田中正美師之厚，吾師與真理，國格與道義，孰是孰非？頗難決斷。此書問世，定評足可以作為我的太老師級別的各位東洋史學大家，後生小子實誠惶誠恐。但是，有一點，善良而正直的日本老一代著名漢學家對我的無私教誨，我將終生銘記心頭，感激萬分！在此特別鳴謝如下，他們是：池田末利博士（已故）、白川靜博士（已故）、神田信夫博士（已故）、金穀治博士、本田濟博士、中村璋八博士、池田溫博士，以及恩師田中正美（高級進修生時代導師）、阪出祥伸（碩士研究生時代導師）、三浦國雄（博士研究生時代導師）、池田秀三（博士後研究員時代導師）、前田惠學（共同研究員時代導師）諸先生。
寫作到此，我把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治學方法，從史學史的角度上歸納為四大點：
(一) 考證學為方法。
考證學的研究方法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創始時期每一位學者的基本治學方法。狩野博士、內藤博士直接繼承並發揚了清代乾嘉考證學派，而桑原博士雖然對此有非議，但是他的考證學方法更多的是來自德國的蘭克學派。小川博士、鈴木博士、羽田博士雖然沒有公開表明自己的考證學基礎，但是他們使用卻是比較正統的傳統版本學、目錄學和訓詁學的國學研究方法。唯獨矢野博士的近現代中國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似乎遠離了古典學術的研究規範，但是從他對外交文書和軍事活動的準確記載和分析中，我們還是發現了他的嚴謹而求實的考證功夫。
(二) 考古學為輔助。
在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創始時期的學者們中，真正從事考古學研究的隻有濱田博士和早逝的富岡先生。但是，狩野博士、內藤博士、羽田博士對敦煌文獻和出土資料的研究和搜求，實際上也在考古學範圍內進行著相關的合法和非法的考古活動。內藤博士的考古範圍又波及到了殷商甲骨和西周銅器的研究。而且，新城博士的對中國上古天文學史的研究，也已經具有了天文考古學意義上的審視和考辨。小川博士的曆史地理研究和敦煌文獻研究也是緊緊利用考古實物和曆史文獻相結合的研究。早期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學基礎上的研究，直到濱田博士的考古學理論體係和實踐活動的正式出現為止。然後就形成了田野派濱田博士的東亞考古學和文獻派羽田博士的中亞考古學的雙龍出水的局麵。一時間蔚為大觀！
(三) 語言學為工具。
治傳統漢學，尤其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狩野博士、內藤博士、桑原博士、矢野博士、濱田博士的語言學功力，已經是常人難以企及了。到了羽田博士那裏，又誕生了曆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這又極大地開拓了京都學派的東洋史家們研究中國史的視野。而小川博士、鈴木博士又是精通中國傳統語言學的治學方法的典型代表。而切狩野博士開辟的俗文學語言的研究，也使學術界增添了新的研究課題。
(四) 文獻學為核心。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創始時期的學者們共同具有的一個學術特點就是對中國古代文獻的精熟掌握和不擇手段的收購功夫。內藤博士對滿文老檔、蒙藏文獻以及珍貴宋元善本的搜求，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狩野博士、濱田博士、羽田博士對敦煌文獻的大肆收購。幾乎到了明火執仗的程度。狩野博士、內藤博士、桑原博士、小川博士、矢野博士、羽田博士、鈴木博士對滿清文獻和古代漢語文獻的熟悉程度，已經絕非當時國內在大學中任教的文學、曆史或哲學的教授們所能比擬。用我們時下的話來說，他們百分之百屬於國學大師級別的罕見的古典文獻學的專業研究學者。
上述這四大點就是我所謂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四大學術支柱。把以上四點結合起來，就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術研究方法和學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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