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鈴木虎雄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鈴木虎雄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一) 生平簡介

鈴木虎雄博士，生於1878年1月18日。字子文，號豹軒，別號藥房。新瀉縣西蒲原郡吉田町人。詩人、歌人、著名漢學家。祖父是鈴木文台，是當地有名的漢學家，後來開設了專門教授漢學的教室長善館。鈴木文台和日本著名的學者僧人良寬是好友。父親是鈴木惜軒，鈴木虎雄博士的妻子是著名思想家陸羯南（一位著名的新聞記者、報紙發行人和政論家）的次女。

在如此深厚的家學背景下長大的鈴木虎雄，自幼就開始進入長善館學習作詩，從漢詩到和歌，後來他無不精熟此道。結束了在家學習的小學生活後，他考入了東京英語學校，學習英語。那個時代，學習英語已經成了當時的風氣。兩年後的1894年，他又考入東京府尋常中學學習。

1897年，鈴木虎雄以優異成績考入他夢寐以求的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同學中有日後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宇野哲人博士。1900年，鈴木虎雄從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卒業後，來到了陸羯南主辦的《日本新聞社》任記者。也正是在此時，他結識了陸羯南的女兒，並開始同她建立戀愛關係。但是，他和老板陸羯南女兒的戀愛卻一直遭到了陸羯南的反對。為此，他又來到《台灣日日新報社》當記者。在他和陸羯南的女兒結婚後，在昔日的東京帝國大學的老同學的幫助下，他出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師，從此開始了在大學的教書生活。1905年，鈴木虎雄晉升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教授。1908年，在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畢業的學長、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學長狩野直喜博士的推薦下，鈴木虎雄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第一講座的副教授。從此，他正式走入了一流的學術研究殿堂。1919年，鈴木虎雄晉升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並且成為新設立的文學部支那語學·支那文學第二講座的教授。於是，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語學·支那文學講座的雙講座製度由此正式定型。1938年，鈴木虎雄博士從京都帝國大學退休。1958年，鈴木虎雄博士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功勞者稱號。1961年，鈴木虎雄博士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勳章。1963年1月20日，鈴木虎雄博士因病逝世。

常年的勤奮筆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寫下了上萬首的漢詩。其中，當日本政府主張廢除漢字並規定了漢字的使用數量時，鈴木虎雄博士當即憤怒地寫下了這首《七律·癸巳歲晚書懷》：“無能短見湣操觚，標榜文明紫亂朱。限字暴於始皇暴，製言愚駕厲王愚。不知書契垂千載，何止寒暄便匹夫。根本不同休妄斷，蟹行記號但音符。”

鈴木虎雄博士的漢學研究著作數量龐大，著名的就有《支那文學研究》、《支那詩論史》、《賦史大要》、《豹軒詩鈔》、《禹域戰亂詩解》、《駢文史序說》、《白樂天詩解》、《陶淵明詩解》、《陸放翁詩解》（上中下）、《玉台新詠集》（上中下）、《李長吉歌詩集》（上下）、《杜詩》（全8冊）等。

(二) 主要學術成就和學術觀點

作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傑出學者，和史學有關的研究，鈴木虎雄博士的學術觀點主要表現在中國文學批判史、賦史和魏晉文學史等方麵。

首先是鈴木虎雄博士的中國文學批判史的研究。

鈴木虎雄博士的《支那詩論史》一書，由三編組成,即《周漢諸家對於詩的思想》、《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論格調、神韻、性靈三詩說》。其中，第一編《周漢諸家對於詩的思想》共有七章。第二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共有六章，第三編《論格調、神韻、性靈三詩說》共有六章。最初，先後連載發表於《藝文》雜誌上。在國內，由孫俍工譯為中文，名字改為《中國古代文藝論史》，分上下兩冊，分別於1928、1929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1989年，廣西人民出版社曾經出版此書新的譯本，但是書名卻更改為《中國詩論史》。從文字量上看，前兩編總和大約是第三編的四分之三。可見，此書的核心內容是詩論史，也即我們現在所謂的文學批評史。

這本書中最有學術價值的是第二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

在該編一開始，鈴木虎雄博士就正麵提出了“魏時代：中國文學上的自覺期”的主張。他以曹丕和曹植的詩論為立論根據，提出：

自孔子以來至漢末都是不能離開道德以觀文學的，而且一般的文學者單是以鼓吹道德的思想作為手段而承認其價值的。但到了魏以後卻不然，文學的自身是由價值的思想已經在這時期發生了。所以我以為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上的自覺時代。

他對曹丕在《典論·論文》裏提出的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之說，給與了很高的評價。然後，他通過對晉、宋、齊梁時代出現的各種文藝思想進行分析和總結，進入了北朝文學和南朝文學在詩論上的對比研究之後，得出結論是：

中國文學到了魏才承認有獨特的地位，至晉之陸機其研究進了一步，到了南朝自宋以下發生各家的評論，在這時期，雖有時隱見文學無用說，但大概都以為文學是有利的，至齊梁而其議論最為精致了。隻可惜這種漸次進步的文學論，至齊梁而達於絕頂點，遂不能再進了，到了陳反倒流於頹勢。在北朝呢，隻有顏之推一人持中庸說，其餘都是在道德或政治上欲直接的利用文學的儒者一流的實用說，所以很可以看作為一種排斥純文學的傾向。

在第三編《論格調、神韻、性靈三詩說》中，他首先對格調、神韻、性靈的產生含義進行了訓詁學的解釋和考證，精於考證的鈴木虎雄博士接下來用了一章的篇幅考查了格調、神韻、性靈散說產生之前的詩歌批評理論，然後就用大量篇幅詳細研究了王漁洋和袁枚的詩學思想。於是，對王漁洋和袁枚的詩學思想的研究，成了鈴木虎雄博士《支那詩論史》一書的中心主題。在該書中文譯本的下卷全部一百七十多頁的文字量中，關於王漁洋的生平及其詩學思想的分析和研究就占了快一百頁！而袁枚則占有約五十頁！王漁洋的神韻說成了此書核心中的核心！按照日本學術論文命名的習慣，我反而覺得長達一百七十多頁的第三編《論格調、神韻、性靈三詩說》一文的準確名稱應該是：《神韻說の成立史研究——王漁洋詩學を中心として》。

在此文中，他首先就提出了王漁洋詩歌成就的四大因素，即天資、家學、鄉土關係、師友關係。然後，他對王漁洋的神韻說的具體產生進行了詳細的史料考證工作，認為這一學說是從唐代司空圖和宋代嚴羽的詩學理論中變化而來。為了揭示這一思想，他還從畫趣、禪趣和詩歌藝術境界的關係，進行了對比研究。這已經很接近最近幾十年國內所流行的通過比較詩學來研究比較文學的研究特點和風格了。誠如是，則鈴木虎雄博士又稱了這一研究方法的開路先鋒了。

最後，鈴木虎雄博士總結了這三種詩學理論的利弊：

總之，格調說是意力的，熱情地，而以不失誠實為主，神韻是情地，而以其平靜淡白為主，性靈說是智的，而已其清新機巧為主。一主體格，一主興趣，一主意匠。一是實字的，一是疊字的，一是虛字的。那雄渾、高華、悲壯、瀏亮，等形容詞可以冠之於神韻派的詩，輕巧機活等可附在性靈派的詩上。易陷於形式，易流於靡弱，易傾於浮薄，是三者各有的弊病。

其次是鈴木虎雄博士的賦史研究。

作為文學史家的鈴木虎雄博士，除了上述那部著名的《支那詩論史》一書之外，就是這裏出現的《賦史大要》一書了！如果說前者還短於對宋元明清文學的分析研究和闡述的話，這部《賦史大要》則是貫穿中國古代文學通史的學術專著了。

鈴木虎雄博士在《賦史大要》序中首先做了如下陳述﹕

中國文章中極侈麗者，有四六文，欲知四六文，必解一般駢文，欲知一般駢文，必解漢賦，欲知漢賦，必解楚騷，此為一貫係統。摘出其議，則不免支離矣。楚騷、漢賦、一般駢文，四六文四者，雖可以駢文概稱之，然騷賦有韻，駢文四六者無韻也。予平日以區別二者為便，且欲觀其遷變所由，則自騷賦源頭而下，為極自然而必要者。於是乎輪賦。賦之形體，小者數十言，打者數百千言，網羅古今實例二說明之，非容易事，故本其實質，主於其隨時代而發揚之特異性，冀學者先得其要，苟得其要，他一般駢文及四六類亦階之而可達焉。

此書全書共分七篇，如下：第一篇《賦原及賦史之時期區分》，第二篇《騷賦時代》，第三篇《辭賦時代》，第四篇《駢賦時代》，第五篇《律賦時代》，第六篇《文賦時代》，第七篇《八股文賦時代》。以上各篇少則一章，多則六章，全書共二十五章，另有兩篇沒有分章，隻是羅列論文若幹篇未計在內。

然後，鈴木虎雄博士將賦的曆史分成六期，如下：

賦史時期隻區分，凡得六期：第一為騷賦發生成立時期，自周末屈原宋玉前後，至漢文帝景帝之期間屬之。第二為騷賦變化為漢賦，產生漢代特有之賦之時期，自漢武帝時代至魏晉之交之期間屬之。昔人所謂古賦時代者是也。第三為晉宋以後，聲律、對法、字句用法，漸趨工整之時期，自晉宋至唐初之時期屬之。昔人所謂俳賦或駢賦時代者也。第四為置重聲律對偶外，於韻法字數，及其他設限，因之課於官吏登用試場，而產生賦之存在之時期。唐及宋初屬之。昔人所謂律賦時代者也。第五為對法，雖為對法，然或用長句，或用成語，作偶語而帶散文單行氣勢之產生時期，宋代屬之。昔人所謂文賦時代者是也。第六為於對法中雜入製藝文句法存在之時期，清朝屬之。是類雖亦可視為文賦之別體，然未聞昔人對之而特有所命名，可假稱之八股文賦與？

在進行具體研究時，他還是先對整理各個時期的保存下來賦入手，也即先從目錄學開始了賦史的研究。這使他的史學方法完全等同為乾嘉考證學派的治史方法。然後，他又利用文字聲韻學的方法，研究了古代賦的變化的音韻學基礎。但是，這已視角已經超出了乾嘉考證學的範圍。他的個人體驗是：

關於韻者，既可就時代確實之作品，考其韻腳，以決定其文字之韻類，反之。若是某時代之韻類性質先已得知，則更可據此以察押韻之狀若何，而可決定作品之時代。據近時古韻研究，究厥部類，有試合部類與否，而欲推定作品之製作年代。亦有據此方法，傳說欲編製宋玉等賦製作年代之學者。確一有益之方法也。而餘以為韻之部類，不應取定於抽象，應來就具體作品，搜集其種文字，而後以之分類之術。在作之者，唐以前之詩賦皆其有力之材料也。

鈴木虎雄博士可貴之處是它的全部研究和立論全是建築在舉例分析的基礎上，這使他的這一研究模式成為今後京都學派研究中國古代詩歌的範本。而他對清賦、也就是所謂八股文賦的專章研究顯示出他文學史家獨特的眼光。

鈴木虎雄博士主張：

就清代賦與前代賦之關係而觀，可由句法、股法、押韻，以及股法與押韻之互相關係等方麵以為之。餘始區別賦之時期，謂可以清賦看作八股文賦之時代，有謂特設此稱使之獨立為無必要者，順餘使之獨立，為有實際之便。故就清賦而通觀之，餘前述所有形式，無不具備。但僅具備所有形式，未有何者成為一己之所特有。勉強言之，其自身具備所有不可不謂為其特色。然餘於其具備所有者中，覺其所帶八股色彩，顯然著明，故主此點，欲少有所述。

把中國學者一般視為沒有文學性的八股文，鈴木虎雄博士卻從整個古代中國賦體的發展角度上給予了特殊的地位，無疑，這加深了我們自己對這一文體的新認識和考察的角度。在明清小說和戲劇文學中，八股文以賦的變體而出現，從而增加了我們研究的範圍。鈴木虎雄博士的這一視角還真有些啟發意義。

其實，早在他的《支那文學研究》一書中，他已經關注到了這一問題。《論騷賦的生成》一文中對於騷賦和楚辭之關係的研究，已經是本書《賦史大要》的一個先河。鈴木虎雄博士還特別總結了楚騷與漢賦兩者之間的四大區別：句式差異、虛字助字差、押韻差異、敘述差異。

(三) 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

鈴木虎雄博士最早是1916年作為日本文部省國費留學生來華的。當時，他已經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副教授了。

鈴木虎雄博士認識王國維的時間卻是在1911年的11月。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11月，王國維先生攜家眷隨羅振玉東渡日本，暫時居住在京都。鈴木虎雄博士在《追憶王靜安君》一文中說：

我知道王靜庵君是在他《戲曲考原及曲錄》問世的時候。讀過這本書後，我在《藝文》上介紹了其概要。後來，他避亂我國，僑居京都，此時我們初次訂交。

盡管他們二人相識比較晚，但是，毫無疑問，他是王國維先生最親密的日本友人之一。王國維先生的論文一般多是由他翻譯成日文發表的。以至於王國維先生在1912年5月31日給他的來信中還特別表示感謝。為此，王國維先生專門給他寫了答謝詩，感謝日本學者的高情厚誼。在王國維先生的詩中還對日本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表示肯定和讚賞。而王國維先生也親自給他注解沈增植先生詩稿中出現的全部人名字號……在京都的那些日子，鈴木虎雄博士和王國維先生之間的來往非常密切。鈴木虎雄博士自己也承認“他寓居京都田中村的時候專心於詞曲研究，當時我也起了研究詞曲的念頭，屢次敲他的門，領受教誨。”甚至是“難解之處，時時乞教於王君。” 

到了1917年，鈴木虎雄博士到達上海後，他和王國維先生的密切來往又一次展開：

我到中國留學，大正六年末在上海勾留半年，其間我又頻繁與王君來往。

正是在這次的來往中，鈴木虎雄博士發現：

在與王國維的談話中我發現，他甚少推許別人，但獨對在上海的學者，他極推賞沈子培曾植先生，稱其學識博大高明。一天，我跟王君一起拜訪沈先生。

於是，鈴木虎雄博士的中國交往錄中就又增加了一名大學者沈曾植先生。除此以外，王國維先生還介紹他認識了阮庵、況夔笙等先生。

鈴木虎雄博士本人承認：

我從王君那裏得到的啟發不限於詞曲一事，關於書籍、清朝典故、社會風俗、日常瑣事等等受益處不勝枚舉。

看起來，鈴木虎雄博士和王國維先生相互之間是詩人和學者的雙重理解。

(四) 影響及學術評價

鈴木虎雄博士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尤其是他的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首先，他對魏晉文學自覺性的研究和肯定，就直接得到了當時國內著名作家魯迅先生的全盤接受。1927年夏，魯迅先生在廣州作了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著名演講。在這篇演講中，魯迅先生直接使用鈴木虎雄博士的“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上的自覺時代”的觀點，而且提出的論據也是曹丕的《典論·論文》，甚至對曹植詩歌的分析，也完全等同於鈴木虎雄博士：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不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裏麵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麵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麵，政治方麵不甚得誌，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但是，請注意：這裏魯迅先生並沒有說“據我的意見”，而是含蓄地使用了“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一語，聯想到他認為顧頡剛先生“堯舜禹傳說否定論”是對白鳥庫吉博士“堯舜禹傳說抹殺論”之剽竊的指控，魯迅先生在此文中自己先給自己觀點留下了退路。也就是暗示著：“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這一主張出自“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而不是出自“據我的意見”。這些年，隨著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深入，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魯迅先生在此文中對鈴木虎雄博士觀點的使用問題。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是值得特別肯定的。

現在，隨著對魏晉文學研究的深入展開，鈴木虎雄博士的“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上的自覺時代”的觀點，已經成為這一領域研究的基本立足點。

其次，鈴木虎雄博士對中國古代詩論史的研究，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建設上拓荒性的著作。這一顛是尤其值得特別指出的。

許總先生在《中國詩論史·序》中就曾公開地承認：

細察陳中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其以鈴木此書為借鑒，也是有跡可尋的。

在日本京都學派，至今對杜甫的研究、對魏晉文學的研究、對唐代文學的研究，可以說一直繼承者鈴木虎雄博士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向。在歐美漢學界，某種意義上說，宇文所安教授的魏晉文學研究也是對鈴木虎雄博士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向的發展。

正是在狩野直喜博士和鈴木虎雄博士的雙重培養下，才出現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第二代傑出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家吉川幸次郎博士、青木正兒博士和小川環樹博士等漢學大家！從他們二人開山之後，戲曲史和杜詩的研究儼然已經成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上的看家本領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