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十五節 沒文化的新文化
曾經看過一篇報道，說越南曆史係的學生都要送到中國接受教育，原因乃越南的古代文獻均用中文（主要為文言文）寫就，而現代的越南書麵語由法國傳教士編訂的國語字（拉丁字母）組成。今天的越南人隻有到中國學會漢字和古漢語後才能閱讀自己祖宗的著作。
越南人放棄了漢字，也就意味著越南人放棄了自己的曆史和傳統文化。國民不能閱讀古代文獻，意味著政府對曆史和傳統文化有完全的解釋權。國民隻能從現代人寫作的書籍或翻譯修飾後的二手資料中了解曆史，真實性可想而知。
我記得那篇報道對越南的這種文化現象頗有些感慨，其實中國的情況何其相似！中國文化的根基在正體字寫就的文言著作，但在強製學習簡體字和白話文的今天，有幾人能夠欣賞我們祖先的生花妙筆？我們對曆史的認識完全來自教科書，黨說啥就是啥，自己即便想鑽研也看不懂。於是所謂的“曆史”和“傳統文化”變為替政治服務的工具，汗牛充棟的文言著作堆在博物館裏發黴。一方麵我們坐擁全世界最豐富的古代文獻，另一方麵沒人能閱讀這些文獻，結果“捧著金飯碗討飯”。今日的中國完全看不出一點文化底蘊，崇洋媚外甚囂塵上，人人都有一種強烈的文明自卑感，為什麽會這樣？
一切都要從新文化運動說起。
一、起於洋——醜陋的中國人
滿清近三個世紀的統治成功地對中國文化進行閹割，棄精華揚糟粕。清末的西方殖民者和傳教士看到的是一個滿目蒼夷，散發著屍臭的國度。明末的葡萄牙人到中國還有種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中國的富裕、文明和美麗給紅番鬼們留下深刻印象。而清末則完全倒過來，中國的一切都證實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正確。歐洲人認為他們是人類理性文明的最高代表，從種族到文化上全麵優於東方文明，而中國等亞非國家則是野蠻非理性的民族，需要得到西方文明的教化。
於是旅居滿清的西方人開始用一種俯視的姿態研究中國人，刻意強調中國國民性的醜陋不堪，凸顯西方文明的優越性。“東亞病夫”一說應景而生，洋人們對中國人在極權統治下表現出的麻木不仁、逆來順受、苟且偷生感到不可思議。其實，所謂國民性根本就是個偽命題。洋人們從未切身體驗過滿清的血腥統治，無法理解在滿清的存活之難；另外，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很容易形成苟活至上的傳統，客觀上滋長了極權統治的氣焰。而所謂國民性僅僅是惡劣生存環境下一種自保的表象而已。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的堅船利炮不僅撬開中國的國門，還徹底打垮了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崇洋日益成為主流。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曾這樣寫道:“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一外國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身價可以倍周孔。官吏大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而八國聯軍占領的北京“家家戶戶，都高掛著順民旗，口口聲聲，都高喊著洋大人。因驚生懼，因懼生媚，於是把從前扶清滅洋的排外主義，變成個托庇捧臀的媚外主義，因此人人媚外，舉國如狂。”洋文化入侵已成定局。
二、承於留洋——白話文運動
二十世紀初，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相繼失敗，滿清雖然落幕，但中國很快陷入北洋軍閥統治的泥潭。“城頭變幻大王旗”，換來換去一個樣。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政治從失望到絕望，不知道出路所在。這個背景下，大批留日的革命誌士注意到日本的國民性改造，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中國國民的劣根性導致革命失敗。梁啟超開始強調新國民性的塑造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明確地把中國的悲劇歸結為國民性的問題。胡適宣稱：“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製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又道：“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麽什麽，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所謂國民性其實就是人社會屬性的那個部分，具體而言就是民族文化和傳統，國民性改造就是拿自己的民族文化開刀。留日憤青們從未想過：中國的國情與日本完全不同。日本從未被異族統治過，日本文化雖源自中國，卻猶如萬世一係的天皇綿延流傳從未中斷，日本批判自己的國民性，不過是為學習西方文化造勢，而日本在學習過程中並未放棄自己的文化。而中國文化經曆元清兩個斷層，已名存實亡，尤其滿清近三百年的奴化教育，成功地將滿清以貪腐為特征的黴爛文化偷梁換柱為中華文化，以至於清末挺中華就是挺滿清。例如國學大師王國維，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他率先將中國的考據和西方的考古相結合研究古史，被郭沫若譽為新史學的開山；他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來構建中國哲學體係，為後世的中國哲學研究訂出規範。就是這樣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家卻視辮子為生命，最終“殉清”自盡。由此可見，博學如王國維，也沒有意識到滿清不過是華夏文明屍首上的蛆蟲，而將其視為正統。
基於“滿清=中國”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知識分子們很快將對滿清的仇恨轉化為對中國文化的激憤，國民性改造演變為全麵廢除中國文化。1916年袁世凱死後，教育部某些人居然認為民國之所以會出“皇帝” ，在於民智不開，應推行白話。1917年2月，蔡元培等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主張“言文一致”、“國語統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1918年，錢玄同提出：“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讚成吳稚暉提出的辦法：限製漢字字數，夾用世界語，逐漸廢除漢字。陳獨秀道：“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呼應：“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把白話文字變成拚音的文字。” 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上黎錦暉提出《廢除漢字采用新拚音文字案》。1923年，錢玄同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長文：“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以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作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於國語故”。總之，漢字成為千夫所指，中國一切的野蠻、愚昧都源於漢字。
如今時過百年，我們知道，被新文化闖將們視作終生使命的漢字拚音化純係無稽之談，然而漢字改革的第一步“白話文運動”卻功成名就。梁實秋指出整個白話文學運動均受“外國的影響”，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胡適受到美國意象派詩歌“六項原則”的啟發，首倡白話；陳獨秀積極響應，把“傳統文學”定性為“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1920年1月1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廢止文言教科書，白話文取得初步勝利。然而，1924年北京段祺瑞政府成立，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反對白話文，恢複學校的文言教育，與以東南大學為中心的學衡派夾擊國語運動與新文學運動。可惜好景不長，隨著楊蔭榆女師大事件的爆發，章士釗黯然下台還遭到女學生們抄家。白話文運動最終奠定勝局。
三、轉於共產——漢字簡化
以廢除漢字為目的的新文化運動在中華民國走到白話文運動已至盡頭。國民黨信奉精英治國，雖然政府腐敗到無以複加的地步，但核心要員卻個個學富五車，明白文化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孫中山等國民黨元老對新文化運動均持負麵意見。廢文言揚白話已經是國民黨所能做到的極限。然而新文化運動並不僅僅是一場文字或文學改革，還引進了共產主義並最終將政權交到了共產黨的身上。
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主要來自“五四”運動中的留日派，而胡適等歐美留學生大都對共產主義持反對意見。然而事與願違，胡適到頭也沒有意識到：恰恰因為他不遺餘力地根除中國文化，才為共產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土壤。共產主義的目標乃世界大同，沒有國家和民族之分，自然也不存在民族文化。共產主義社會隻允許一種文化，就是共產主義文化，隻允許一種語言，就是俄語，其餘都是打擊對象。新文化運動如想成功，共產主義是唯一的選擇。於是漢字拚音化的重任便落到共產黨的身上。
如果說白話文運動是受外國的影響，那麽，本朝的漢字拚音化則直接來自蘇聯的指示。1931年9月26日，“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在 海參崴舉行，中共代表瞿秋白等人與蘇聯共同草擬“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並發表中蘇雙方13條共同宣言：“中國漢字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拚音文字代替。並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劃來拚音或注音。”
1935年8月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分采用錢玄同的方案頒布《第一批簡體字表》。然而，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聽聞後氣憤異常，衝入蔣介石的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 此後又多次揚言，不收回簡化字，他將不再參加國民黨中央的任何會議。蔣在戴季陶的“威逼恐嚇”下，不得已以行政院的名義頒布訓令暫不推行簡體字。1952年，蔣在台灣又一次提出漢字簡化，但遭到著名學者胡秋原等名流的猛烈阻擊，最終不了了之。
漢字改革在國民黨一方遭到重重阻力，而在共產黨這邊卻由於蘇聯的鼓噪而高歌猛進。1938年9月26日，蘇聯《真理報》發文應協助世界各民族改用俄語。1950年斯大林指示將協助中國廢除漢字：“全人類的語言文字都要通過統一的民族語走向區域語，而實現共同的世界語。” 在新文化運動和實現共產主義的雙重動力下，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該協會的初衷是廢除漢字，創立一種新文字。折騰半年後，老毛也看不下去了，指示：“拚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隻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至此，漢字簡化才成為文字改革的方向。1953年3月，第一批700個簡體字出爐，但老毛看後很不滿意，提出：“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隻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於是再提第二稿，又被退回，原因還是簡體字數量太少。文改會這回發狠了，短短兩個月之後推出第三稿，收錄1600多個簡體字，眼看著漢字將麵目全非。所幸天不絕人，印刷部門對此方案提出強烈反對，原來當時全國能刻模坯的工人隻有20人，根本無法一下子刻出那麽多新子模。此後文改會根據多方意見幾易其稿，最終《漢字簡化方案》確定了517個簡化字。不得不說，是中國的印刷業拯救了漢字。
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向社會公布，共收入簡體字848個。這回漢字簡化惹了大馬蜂窩，原因在於二簡字對漢字進行大手術，筆畫減少將近一半，我們今天看到牆麵上那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狀的字大都出自二簡字。二簡字比假名和韓文還要驚人，看上去已經不像漢字，醜陋到即使中共元老都無法忍受。半年之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停止試用這批簡化字。最終胡耀邦一錘定音：“規範用字，不準任意簡化，拉丁化拚音隻作為語音符號使用。”二簡字就此作廢。
本朝之所以能夠推行簡化字，主要有兩個原因：外因是蘇聯和“左”的意識形態影響。實現共產主義必須“書同文”，用世界通用語（就是俄語）取代各國文字。內因乃農村包圍城市，打江山的那批革命將士文化水平偏低，文盲大把，隻想著大幹快上，根本意識不到文化對重塑民族魂的重要性。漢字簡化在本朝事實上也有反對意見。比如錢鍾書至死不認錢“鍾”書，隻認錢“ 鍾”書，他要求自己的《管錐編》一定要用繁體字出版。類似的還有陳寅恪，他在臨死前留下遺囑，他的作品不能用簡體字出版，一定要用繁體而且豎排。可惜本朝一方麵政治掛帥，緊跟蘇聯老大哥，另一方麵知識越多越反動，臭老九們能活下來已經算幸運，哪裏還敢提什麽反對意見？因此漢字簡化在大陸從未碰到國民黨政府遭遇的重重阻撓。
四、合於文革——道德淪喪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代以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老毛將“五四”闖將們夢寐以求卻力有未逮的事情都給辦了。魯迅名言：“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於是紅小兵們將能見到的線裝書全部燒掉。魯迅斥孔孟之道為“吃人”文化，於是孔廟、宗祠之類與祖宗相關的全部被拆毀。十年動亂堪稱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場浩劫，不可計數的文物古跡被摧毀。君不見，南京棲霞山著名的千佛岩，大大小小無數的佛龕裏，所有雕像的頭都被敲掉。我父母曾親眼所見紅衛兵抄家（對象為資本家），數十件珍稀字畫被焚毀，堆滿一屋子的木刻雕版（包括全套《本草綱目》）被扔到大街上燃為灰燼。
文化的載體分兩部分：物和人。紅小兵們不僅肆無忌憚地破壞曆史文物，還瘋狂地迫害知識分子。他們以“破四舊”的名義闖入知識分子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害屋主；學校也被占據，教師成為批鬥對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夫妻反目、父子相仇，師道尊嚴蕩然無存。文革將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倫理掃蕩得幹幹淨淨。
文革之後，失去道德約束的中國人開始無底線的致富之路，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由於文革並未徹底清算，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藐視打擊態度一直延續至今。一方麵，各地政府為圈錢大拆大建，無數古建築被摧毀；另一方麵，民間盜墓成風，文物走私猖獗異常。有專家稱，破壞文物的程度比文革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一直在想：胡適、魯迅之流看到今日的盛況究竟該笑還是該哭？
五、利瑪竇眼中的漢語
任何一個民族的崛起首先源於強大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而民族自尊心的根基在於民族文化。滿清落幕後，漢民族引來久違的民族自治，百廢待新。這時候，中國需要的不是什麽自宮式的新文化運動，而是對滿清撥亂反正，找回先秦、明朝時的輝煌，以之為民族崛起的動力。然而滿清遺毒太深，對朱明的歪曲醜化深入人心，留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曆史和文化悲觀，轉而投入殖民者的懷抱，發動新文化運動，意圖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國文化。然而一個連自己文字都要廢棄的民族哪裏能有什麽自尊心？又靠什麽去與列強抗爭？
備受爭議的學者摩羅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主動將中國納入西方意識形態的賣國運動。新文化運動是替歐洲建立種族和文化優勢，為西方征服東方提供理論依據。胡適、魯迅、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者不過是“身在中國、心係西方”的洋奴。
這裏先談一下白話文的問題。我經常跟朋友說：不要低估先人的智慧。現代的官話源於唐，成於宋，最遲從宋朝開始，中國已出現口語與書麵語分離的現象。然而直到清末，中國仍堅持文言文的寫作，為什麽？
首先，文言文絕不像五四洋奴們所宣稱的那樣難學難會。以利瑪竇為例，他到中國傳教，很快發現，各地有各地的語言，而書麵寫作又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語言。然而，與我們所料相反，利瑪竇曾如此感慨：“漢語對我們西方人來說，發音太難了，我覺得通過寫文章來表達意思要容易得多。”利瑪竇一生著述頗多，光收錄入《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目錄叢書》的就多達13部，均用標準的文言文寫就。利瑪竇對漢語熟稔到甚至創造出大量的科技名詞：比如陽曆、陰曆、平麵、曲麵、麵積、體積、銳角、鈍角、三角形，南半球等等，這些詞如今看來都是地道的不能再地道的漢語。可想而知，文言不僅易學，還有明顯的規律性，讓老外都能夠舉一反三。筆者還讀過明末傳教士之間的一封探討儒家思想的通信，行文流暢，用詞精準，如果不經提醒，我幾乎以為是明朝哪位大儒的文筆。洋奴們多抨擊漢語缺乏時態，表達意思不如西文精確，可在利瑪竇看來，漢語雖然沒有冠詞、單複數等各種變化，但多用副詞補充，意思同樣表達的非常清楚。傳教士們從未覺得文言在表達語義上有什麽障礙。
其次，來華傳教士無一例外均認為，漢語是一種模糊不清的語言，原因在於同音字太多，即使中國人之間交流有時也需要重複幾遍甚至寫下來才能明白意思。利瑪竇認為，漢語模棱兩可的原因在於中國人自古以來關注書麵語而非口語，中國人的辯才永遠體現在筆頭而非嘴上，有時住的很近的朋友之間也是書信往來而非見麵交談。由此可見，文言文在中國文化中占據怎樣的核心地位！白話文運動無異於釜底抽薪，徹底割斷了今人與傳統的鏈接。
再次，文言文是上古的語言，既體現了傳承，也體現了公平。中國人向來以文會友，不論你出生何地，操何種方言，學習文言的難度是相同的，甚至對洋人也是如此：利瑪竇認為學習漢語語法最為輕鬆，可見文言對他比說話要簡單地多。然而，新文化開始推廣白話文，就必須先確立一種“標準口語”，可中國隻有標準文言，哪裏有什麽“標準口語”？各地都有方言，憑什麽選擇其中一種方言作為共同語？而新文化闖將們本著去精華存糟粕的滿清路線，將被八旗蹂躪過的南京話——東北北京官話定為中國的標準音，一錘確立了滿蒙居住區在中國文化中的正統地位。此舉產生一個語言學上的怪相：世界各國均以經濟發達地區的語音為標準，唯有中國是經濟發達地區向經濟落後地區學習語言，造成中國獨特的“經濟在南，文化在北”的經濟文化相分離的奇觀。
如今，白話文的推廣又朝滅絕各地方言的目標進發。中國文化中，雅文化存身於文言，而俗文化則顯現於各地方言之中。文言文的廢棄已經鏟除了中國文化的主流，而滅絕方言又推倒了中國文化的根基。愛新覺羅氏大概都沒料到，他們製定的以滿代漢的文化政策，居然在滿清覆滅一百年後開花結果。
最後談一下被錢玄同、魯迅等人欲除之而後快的漢字。魯迅喻漢字為“結核”，可他頂禮膜拜的洋大人似乎有著不同的見解。還是以利瑪竇為例，他與其他傳教士一樣認為漢字非常難學，“給記憶帶來沉重的負擔”（我認為英文單詞需要的記憶量遠超漢字），但他同時指出漢字具備許多西文沒有的優點：一、通用性。漢字具有不依賴讀音的表意性，中國各省，甚至東亞諸國雖然各自語言不同，但都能通過同樣的漢字進行交流。二、表達簡潔。漢字描畫符號式的書寫方式本身就蘊含著複雜的語義，可以通過寥寥數語清晰道出各種含義，而西文囉嗦半天也未必講得清楚。
為何明末傳教士對漢語的感受與新文化闖將們迥然相異？這就是明和清的差別。萬曆年間進入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讚賞：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歎“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雖然“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但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
利瑪竇感歎於中國的文明，因此能夠客觀地評價漢語，可惜這樣的評論不是五四青年們想要的，他們要為中國革命乃至他們自己的失敗找借口，中國文化乃至漢語莫名其妙地成為犧牲品。如今文言文廢除了，漢字簡化了，漢語拚音普及了，中國因此發達了嗎？這個全民腐敗、笑貧不笑娼、道德淪喪的國家就是新文化闖將們想要的未來？
六、被淹沒的反對聲
其實新文化運動從開始就有一些重量級的反對意見。“國父”孫中山曾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孫中山已經意識到新文化可能帶來民族道德的崩潰，同時他對胡適等人醉心的新詩也提出精辟的批判：“今倡為至粗率淺俚之詩，不複求二千餘年吾國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詩，而中國已無詩矣。”為驗證國父“中國已無詩”的預言，下麵貼一段轟動朝野的羊羔體《徐帆》：
“徐帆的漂亮是純女人的漂亮
我一直想見她，至今未了心願
其實小時候我和她住得特近
一牆之隔
她家住在西商跑馬場那邊，我家
住在西商跑馬場這邊
後來她紅了，夫唱婦隨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作者車延高榮登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榜單，眾多網友怒斥為“魯迅文學獎”是褻瀆魯迅之名的偽文學獎。其實，這是網友對魯迅美麗的誤解；恰恰相反，這樣的口水之作才真正反映了魯迅廢除文言，鏟除中國文化的精神與成果。
用白話寫出的那也叫“詩”？所謂的“新詩”與散文有什麽區別？即使經典的古白話小說《西遊記》、《紅樓夢》等也沒有蠢到用白話去寫詩。上麵的羊羔體精確印證了孫中山的預言：“人人能詩，而中國已無詩矣。”
看過孫中山，再看蔣介石對新文化的態度：“近百年來，中國的文化，竟發生了絕大的弊竇，就是因為在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之下，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恐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極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遺產。” 蔣對新文化闖將們心理的剖析透辟入微。
談完政客，再談學者，緬懷一下淹沒在故紙堆裏的學衡派——中國最後一批清醒的知識分子。學衡派的大本營在國立東南大學，1922年1月《學衡》雜誌的刊行，標誌著該派的誕生。《學衡》雜誌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的反對新文化，有意思的是，該派的支柱人物幾乎均為留美學者，比起新文化小將們留日留歐留美混雜的局麵要整齊得多。
《學衡派》的主將梅光迪是中國首位留美文學博士，在哈佛大學執教十年，培養出大批漢學人才，回國後先後於南開大學和東南大學任英文係或洋文係的主任，是罕見的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梅光迪在美國留學期間就經常與胡適激烈辯論，胡適回國後開展新文化運動，而梅光迪歸國後為抗衡新文化，與被譽為“哈佛三傑”的吳宓等七人創辦《學衡》。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從點點麵麵進行全方位的阻擊，有力的論證至今看來依然振聾發聵。
學衡派首先將中國腐敗的根源與儒家思想隔絕開來：“中國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實在不行孔子之教”。同時也將滿清等毒瘤從中國文化中剝離出來：“中國近世之病根，在滿清之旗人，在鴉片之病夫，在汙穢之官吏，在無賴之軍人，在托名革命之盜賊，在附會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諸人故皆不奉孔子之教。”從根基上為儒家思想（中國文化）正名。
學衡派還明確指出文言文相對白話文有兩大優勢：一、文言文具有跨地域的通用性：“（文言）字形有定而全國如一、（白話）語音常變而各方不同”。二、文言文通達高雅，白話文就文學性而言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白話文一旦成為文學正宗會摧殘中國文學的優美形質。
另外，梅光迪等人也對中國文化殖民地的現況進行抨擊：“吾國近年以來，崇拜歐化，智識精神上，已唯歐西馬首是瞻，甘處於被征服地位。歐化之威權魔力，深印入國人腦中。故凡為‘西洋貨’，不問其良否，即可‘暢銷’”；“國人又經喪辱地之餘，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對於本國一切，頓生輕忽厭惡之心，故詆毀吾國固有一切，乃時髦舉動，為戈名邀利之捷徑。”而學衡派諸將作為對西方文化真正了解的知識精英，知道中西差異過大，中國根本不可能學到西方的精髓：“ 然歐化之真髓，以有文字與國情民性之隔膜，實無能知者，於是作偽者乃易售其術矣。”
西方文化的精神說到底就兩個字——自由。而新文化卻用搞運動，暴力文字，黨同伐異的方式辦起“一言堂”，結果離“自由”二字越來越遠，現實是對中西文化均棄精華揚糟粕：“言政治經濟，則獨取俄國與馬克思，言哲學則獨取實驗主義。” 吳宓撰文：“今新文化運動，於中西文化所必當推為精華者，皆排斥而輕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說，一時一類之文，以風靡一世，教導全國，不能自解，但以新稱，此外則皆加以陳舊二字，一筆抹殺。”
最終，作為胡適的同鄉兼朋友，梅光迪在《評提倡新文化者》中對新文化倡導者們作出精辟的論斷：“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造家乃模擬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高舉改革旗幟，以實行敗壞社會之謀”。針對胡適的所謂“活文學”“死文學”，梅光迪認為文學文字從未死活之分。
可惜真理永遠隻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在胡適魯迅之流被捧上神壇罩以各種光環之際，學衡派被選擇性地遺忘。不得不說，在多數情況下，野蠻戰勝文明永遠是曆史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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