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八月”的回憶。。。
文革期間的死人事件，一般有兩類情況：一是在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中彼此打死、打傷對方人員；一是在對所謂“階級敵人”進行“專政”行為時，通過各種肉體和精神折磨，或將人活活打死，或導致“專政”對象因無法忍受所受到的折磨而自殺，或因加重“專政”對象原有的病情而導致死亡。
前一類行為以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最多；後一類情況又集中發生在兩個時期：其一是從史稱“紅八月”的1966年8月至9月、10月這段時期，在北京及一些中心城市，這段時期是紅一司最鼎盛的時期；其二是1968年下半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時期，這一時期發生於“工宣隊”進駐全國城市各學校之後，在這一時期，原有的老三屆學生的紅衛兵組織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經開始，代替老三屆學生紅衛兵的是由新招入學校的69屆以後新生組成的紅衛兵。
如前所述，1966年8月時成立的第一批紅衛兵組織（如北京的紅一司）具有“半官辦”的性質，其領導層成員多為工作組時期由工作組扶持起來的所謂“左派”學生，其中，高幹子女占著主導地位，1966年8月至10月這段期間發生的破四舊、抄家、對社會下層的“牛鬼蛇神”進行各種形式的暴力“專政”等一係列行為，就是這批紅衛兵幹的，其中，對所謂“牛鬼蛇神”進行無人道的折磨，以致將人打死、打傷、打殘，或者導致被折磨者自殺的，隻是這批紅衛兵中的少數具有“惡少”、“惡女”習氣的衙內式高幹子女。
這就出現了一種使不明真相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文革結束後曾經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過大規模的對“三種人”的清查，對文革期間有過“打、砸、搶”行為的造反派成員都進行了各種懲治，但偏偏就是對“紅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從來沒有人進行過深入追查。北京和各地方城市中，“紅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很多，據有關資料，僅僅在北京一地，1966年8月至10月被打死的人即達1700多人，其中，有名有姓、有大量現埸目擊者的為數不少，這些死者的家屬至今健在，大量現埸目擊者也大多數至今健在，而且現埸目擊者中不乏打人凶手的同學、老師，連這些打人凶手的名字也是叫得出的，按理說，至少有部分血案隻要認真查一查是完全可以水落石出的。
有位名叫本傑明·哈裏斯的天真的美國律師，自以為可以憑著他二十年的研究謀殺案的經驗及西方人特有的認真和執著，可以探尋出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至死事件的來龍去脈，追查這位謀殺四個孩子的母親的元凶。哈裏斯為此專門開了一個博客，寫了許多文章，希望這一血案的知情者為其提供資料，但一年多來毫無所得。哈裏斯實在想不通，如果說，這一血案的知情者尚在言論管製嚴格的中國，還情有可原，但其中有些重要知情者已經身在言論自由的美國，而且，查清血案的來龍去脈，並不會涉及到要求任何人為此承擔刑責，這還有什麽可以顧慮的呢？即使為了起碼的人道和良知，也該出來說明事件的真相，讓沉冤四十餘年的冤魂得到慰藉吧？哈裏斯在一篇文章中急切地呼籲幾位重要知情人：“劉婷、宋彬彬、劉錦（音）以及所有的紅衛兵們，別太沉緬於舒適的晚景。我們決不會忘記！”。但回答他的仍是一片沉寂。
奧秘何在呢？------
奧秘就在於“紅八月”中打死人的都是些高幹子女，而文革結束後，這些高幹子女的父母又重新官複了原職，重新成為權勢顯赫者，而這些官複原職的高幹們在文革後極力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文革說成是一埸迫害老幹部的運動，把他們及他們的子女說成是在文革中受盡委曲的被迫害者，為了他們及他們的子女在文革中受到的“委曲”，他們向國家要求“補償”，因此，文革後，他們的子女中走上仕途的，一個個飛黃騰達；下海經富的，一個個家財億萬；更有許多這類共產黨人的後代，當年自稱紅色江山的當然接班人者，跑到資本主義國家定居去了。
對於“紅八月”中製造“紅色恐怖”、破四舊、抄家、打死打傷打殘人的這不光彩的、血腥的一頁，這些高幹子女們是極力想要掩飾，想要從知情人的記憶中抹去的。
“紅八月”中血腥的一頁成為很多人主張徹底否定文革的重要口實，至今出版或發表的無數相關的公開出版物和網上文章，無論是官方的還是個人的，都重在渲染那些血腥的事實和埸麵，但對於製造那些血案的凶手，絕大多數出版物和網上文章都隻是籠統說成“紅衛兵”，極少有人指名道姓，極少有人主張追查具體的行凶者，盡管行凶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難追查。將那些血案的凶犯籠統說成“紅衛兵”，對文革否定派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眾所周知，毛澤東熱烈支持了紅衛兵運動，而所有的紅衛兵組織又都發表過“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為保衛毛主席，我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等之類的宣言，所以，文革否定派們就可以很順利成章地將破四舊、抄家、製造“紅色恐怖”等一係列行為說成是毛澤東教唆的。
將少數高幹子女的殘無人道的行為籠統說成是“紅衛兵”的行為，甚至說成是整整一代青少年的行為，還可以據此煞有介事地分析產生這一代青少年殘暴行為的“社會根源”，從而可以將整個毛澤東時代說成是培養一代青年少暴虐行為的溫床。
盡管絕大多數相關的公開出版物和網上文章提到文革“紅八月”中那些血案的製造者時都隻籠統地說成是“紅衛兵”，但也有少數例外，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上麵提到的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致死的血案，因為該血案死者的家屬牢牢地記住了一個名字，即宋彬彬。
宋彬彬是個倒黴蛋，因為她曾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過紅袖章，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名人，所以就被死者家屬盯牢不放，所以如今的宋彬彬就不得不在全世界拚命地為自己辯護，辯稱自己在那天並未參與打人，她的幾個朋友也出來為她作證，證明她不但沒有打人，還勸阻過打人者。
但問題並不在這裏，人們可以相信宋彬彬沒有動手打人，但她既然是當時工作組認定的“左派”學生頭頭，工作組撤離後該校實際領導班子的成員，引發打死人事件的該校8月5日批判大會的組織者之一，何況還有人說她在現埸“勸阻”過打人者，那末，她最低限度與該血案的行凶者照過麵，而且，作為血案發生後該校的實際掌權人之一（據有關資料，該校文革委和紅衛兵成立於8月10日，宋彬彬是主要負責人之一），有責任查清該血案的來龍去脈及涉嫌行凶者的名字。
但至今宋彬彬除了一味洗清自己外，什麽也不說。北師大女附中的血案還涉及到了該校的另外兩位高幹子女，一位是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另一位是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此二人跟宋彬彬一樣是工作組認定的左派學生頭頭，以及後來該校文革委和紅衛兵組織的頭頭。網上有貼子說，在血案發生的現埸，曾有人看到劉婷婷也在卞校長的頭上踩了一腳。血案發生後，死者的家屬找校方交涉，主要是鄧榕出麵處理的，所以這個名字也被死者家屬記住了，鄧榕當時就拒絕了死者家屬關於追查凶手的要求。
美國佬哈裏斯天真地認為這樣一樁案子不難被查個水落石出，但他並不知道，這樁案子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涉及到重大政治集團的利益，如果這樁案子被查清了，會對“紅八月”中發生的其他一係列血案起連鎖反應，大量當年的行凶者及他們背後的真正教唆者、縱容者都會被揭露出來，那末，至今官方對文革所定的調子恐怕就要重寫，文革否定派們對文革描述和結論，就會出現很大的破綻。所以宋彬彬們必須守口如瓶。
文革中最早出來批判紅一司破四舊、抄家、製造“紅色恐怖”等係列行為的是它的對立派——紅三司。紅三司成立於9月份，在10月份以後得到了發展壯大。紅三司認為，紅一司成立後執行了一條“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與文革前期工作組執行的路線一脈相承的，紅一司搞的抄家、製造“紅色恐怖”等係列行為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按照紅三司的說法，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革命造反派必須牢牢掌握這一鬥爭大方向，而黨內走資派在文革開始後預感到“末日將臨”，千方百計企圖“轉移鬥爭大方向”，而紅一司所進行的破四舊、抄家、製造“紅色恐怖”等，就是企圖“轉移鬥爭大方向”的具體表現。自然，由於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紅三司在批判高幹子女紅衛兵的暴虐行為並指出被他們折磨致死、致殘的人中有許多屬於無辜群眾時，並未否定對真正的“階級敵人”使用暴力的正當性。
文革中最早出來為部分“紅八月”中被打死者申冤的也是造反派紅衛兵。那是在1967年的1月份，聯動被中央文革判為“反革命組織”，其主要成員100多人被抓捕。於是，首都三司及各城市造反派紅衛兵掀起了一埸批判聯動“反動罪行”的熱潮，因為聯動成員均來自原紅一司領導層和骨幹分子，所以，“紅八月”中與紅一司有關的許多血案都被翻了出來，北京和不少城市，造反派紅衛兵還舉辦了“聯動罪行展覽會”。例如，目前網上流行很廣的一份關於打死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血案的證據材料，是一份印有多張卞仲耘慘死後屍體照片的傳單，而在這份傳單上署名的印發者的名稱是“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該組織是當時著名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是首都三司成立時的16家發起單位之一。這張傳單上還印有“打倒聯動！砸爛聯動！”字樣，說明是在1967年1月或以後批判聯動熱潮時印發的。又例如，“紅八月”時發生於西安第37中學的“王冷事件”，此事件中，該校語文教師王冷被毒打致死，同時被打死的還有該校退休語文教師王伯恭，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9名教師被嚴重打傷，1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而製造這一血案的主凶基本上都是當時中共西北局重要高幹的子女。關於該事件，留存至今的主要證據是一本名叫《王冷同誌之死——看西北局、陝西省委、西安市委、向陽區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血腥暴行》的小冊子，該小冊子中不僅講述了王冷事件的詳細經過，還收錄了王冷的丈夫、女兒、姐姐的控訴文章、多名現埸目擊證人的證詞、有關學校的證明文件等，這本小冊子編印的時間是1967年3月，當時正處於各城市造反派紅衛兵“揭批聯動罪行”時期。還有一個例子，浙江省杭州市在1967年1月發生了一件驚動中央的大事，即該市的造反派衝擊了浙江省軍區，占領了軍區的作戰大樓和政治部大樓，而此事件的起因是：在一次“揭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有人控訴了杭州四中的一批一司紅衛兵在“紅八月”中將該校一位教師的兩名家屬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活活打死的詳細經過，而這批一司紅衛兵的為首者正是時任浙江省軍區司令員×××的兒子，於是，數萬憤怒的造反派和群眾齊集浙江省軍區大門，要求其司令員交出其“殺人凶手”的兒子，該司令員予以拒絕，雙方相持達數日，中央派南京軍區政委杜平前來調解，終因無法滿足造反派的關於“交出殺人凶手”的要求而致判破裂，釀成造反派衝擊軍區的嚴重後果。
文革期間的死人事件，一般有兩類情況：一是在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中彼此打死、打傷對方人員；一是在對所謂“階級敵人”進行“專政”行為時，通過各種肉體和精神折磨，或將人活活打死，或導致“專政”對象因無法忍受所受到的折磨而自殺，或因加重“專政”對象原有的病情而導致死亡。
前一類行為以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最多；後一類情況又集中發生在兩個時期：其一是從史稱“紅八月”的1966年8月至9月、10月這段時期，在北京及一些中心城市，這段時期是紅一司最鼎盛的時期；其二是1968年下半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時期，這一時期發生於“工宣隊”進駐全國城市各學校之後，在這一時期，原有的老三屆學生的紅衛兵組織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經開始，代替老三屆學生紅衛兵的是由新招入學校的69屆以後新生組成的紅衛兵。
如前所述，1966年8月時成立的第一批紅衛兵組織（如北京的紅一司）具有“半官辦”的性質，其領導層成員多為工作組時期由工作組扶持起來的所謂“左派”學生，其中，高幹子女占著主導地位，1966年8月至10月這段期間發生的破四舊、抄家、對社會下層的“牛鬼蛇神”進行各種形式的暴力“專政”等一係列行為，就是這批紅衛兵幹的，其中，對所謂“牛鬼蛇神”進行無人道的折磨，以致將人打死、打傷、打殘，或者導致被折磨者自殺的，隻是這批紅衛兵中的少數具有“惡少”、“惡女”習氣的衙內式高幹子女。
這就出現了一種使不明真相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文革結束後曾經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過大規模的對“三種人”的清查，對文革期間有過“打、砸、搶”行為的造反派成員都進行了各種懲治，但偏偏就是對“紅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從來沒有人進行過深入追查。北京和各地方城市中，“紅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很多，據有關資料，僅僅在北京一地，1966年8月至10月被打死的人即達1700多人，其中，有名有姓、有大量現埸目擊者的為數不少，這些死者的家屬至今健在，大量現埸目擊者也大多數至今健在，而且現埸目擊者中不乏打人凶手的同學、老師，連這些打人凶手的名字也是叫得出的，按理說，至少有部分血案隻要認真查一查是完全可以水落石出的。
有位名叫本傑明·哈裏斯的天真的美國律師，自以為可以憑著他二十年的研究謀殺案的經驗及西方人特有的認真和執著，可以探尋出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至死事件的來龍去脈，追查這位謀殺四個孩子的母親的元凶。哈裏斯為此專門開了一個博客，寫了許多文章，希望這一血案的知情者為其提供資料，但一年多來毫無所得。哈裏斯實在想不通，如果說，這一血案的知情者尚在言論管製嚴格的中國，還情有可原，但其中有些重要知情者已經身在言論自由的美國，而且，查清血案的來龍去脈，並不會涉及到要求任何人為此承擔刑責，這還有什麽可以顧慮的呢？即使為了起碼的人道和良知，也該出來說明事件的真相，讓沉冤四十餘年的冤魂得到慰藉吧？哈裏斯在一篇文章中急切地呼籲幾位重要知情人：“劉婷、宋彬彬、劉錦（音）以及所有的紅衛兵們，別太沉緬於舒適的晚景。我們決不會忘記！”。但回答他的仍是一片沉寂。
奧秘何在呢？------
奧秘就在於“紅八月”中打死人的都是些高幹子女，而文革結束後，這些高幹子女的父母又重新官複了原職，重新成為權勢顯赫者，而這些官複原職的高幹們在文革後極力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文革說成是一埸迫害老幹部的運動，把他們及他們的子女說成是在文革中受盡委曲的被迫害者，為了他們及他們的子女在文革中受到的“委曲”，他們向國家要求“補償”，因此，文革後，他們的子女中走上仕途的，一個個飛黃騰達；下海經富的，一個個家財億萬；更有許多這類共產黨人的後代，當年自稱紅色江山的當然接班人者，跑到資本主義國家定居去了。
對於“紅八月”中製造“紅色恐怖”、破四舊、抄家、打死打傷打殘人的這不光彩的、血腥的一頁，這些高幹子女們是極力想要掩飾，想要從知情人的記憶中抹去的。
“紅八月”中血腥的一頁成為很多人主張徹底否定文革的重要口實，至今出版或發表的無數相關的公開出版物和網上文章，無論是官方的還是個人的，都重在渲染那些血腥的事實和埸麵，但對於製造那些血案的凶手，絕大多數出版物和網上文章都隻是籠統說成“紅衛兵”，極少有人指名道姓，極少有人主張追查具體的行凶者，盡管行凶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難追查。將那些血案的凶犯籠統說成“紅衛兵”，對文革否定派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眾所周知，毛澤東熱烈支持了紅衛兵運動，而所有的紅衛兵組織又都發表過“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為保衛毛主席，我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等之類的宣言，所以，文革否定派們就可以很順利成章地將破四舊、抄家、製造“紅色恐怖”等一係列行為說成是毛澤東教唆的。
將少數高幹子女的殘無人道的行為籠統說成是“紅衛兵”的行為，甚至說成是整整一代青少年的行為，還可以據此煞有介事地分析產生這一代青少年殘暴行為的“社會根源”，從而可以將整個毛澤東時代說成是培養一代青年少暴虐行為的溫床。
盡管絕大多數相關的公開出版物和網上文章提到文革“紅八月”中那些血案的製造者時都隻籠統地說成是“紅衛兵”，但也有少數例外，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上麵提到的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致死的血案，因為該血案死者的家屬牢牢地記住了一個名字，即宋彬彬。
宋彬彬是個倒黴蛋，因為她曾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過紅袖章，成了全世界都知道的名人，所以就被死者家屬盯牢不放，所以如今的宋彬彬就不得不在全世界拚命地為自己辯護，辯稱自己在那天並未參與打人，她的幾個朋友也出來為她作證，證明她不但沒有打人，還勸阻過打人者。
但問題並不在這裏，人們可以相信宋彬彬沒有動手打人，但她既然是當時工作組認定的“左派”學生頭頭，工作組撤離後該校實際領導班子的成員，引發打死人事件的該校8月5日批判大會的組織者之一，何況還有人說她在現埸“勸阻”過打人者，那末，她最低限度與該血案的行凶者照過麵，而且，作為血案發生後該校的實際掌權人之一（據有關資料，該校文革委和紅衛兵成立於8月10日，宋彬彬是主要負責人之一），有責任查清該血案的來龍去脈及涉嫌行凶者的名字。
但至今宋彬彬除了一味洗清自己外，什麽也不說。北師大女附中的血案還涉及到了該校的另外兩位高幹子女，一位是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另一位是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此二人跟宋彬彬一樣是工作組認定的左派學生頭頭，以及後來該校文革委和紅衛兵組織的頭頭。網上有貼子說，在血案發生的現埸，曾有人看到劉婷婷也在卞校長的頭上踩了一腳。血案發生後，死者的家屬找校方交涉，主要是鄧榕出麵處理的，所以這個名字也被死者家屬記住了，鄧榕當時就拒絕了死者家屬關於追查凶手的要求。
美國佬哈裏斯天真地認為這樣一樁案子不難被查個水落石出，但他並不知道，這樁案子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涉及到重大政治集團的利益，如果這樁案子被查清了，會對“紅八月”中發生的其他一係列血案起連鎖反應，大量當年的行凶者及他們背後的真正教唆者、縱容者都會被揭露出來，那末，至今官方對文革所定的調子恐怕就要重寫，文革否定派們對文革描述和結論，就會出現很大的破綻。所以宋彬彬們必須守口如瓶。
文革中最早出來批判紅一司破四舊、抄家、製造“紅色恐怖”等係列行為的是它的對立派——紅三司。紅三司成立於9月份，在10月份以後得到了發展壯大。紅三司認為，紅一司成立後執行了一條“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與文革前期工作組執行的路線一脈相承的，紅一司搞的抄家、製造“紅色恐怖”等係列行為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按照紅三司的說法，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革命造反派必須牢牢掌握這一鬥爭大方向，而黨內走資派在文革開始後預感到“末日將臨”，千方百計企圖“轉移鬥爭大方向”，而紅一司所進行的破四舊、抄家、製造“紅色恐怖”等，就是企圖“轉移鬥爭大方向”的具體表現。自然，由於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紅三司在批判高幹子女紅衛兵的暴虐行為並指出被他們折磨致死、致殘的人中有許多屬於無辜群眾時，並未否定對真正的“階級敵人”使用暴力的正當性。
文革中最早出來為部分“紅八月”中被打死者申冤的也是造反派紅衛兵。那是在1967年的1月份，聯動被中央文革判為“反革命組織”，其主要成員100多人被抓捕。於是，首都三司及各城市造反派紅衛兵掀起了一埸批判聯動“反動罪行”的熱潮，因為聯動成員均來自原紅一司領導層和骨幹分子，所以，“紅八月”中與紅一司有關的許多血案都被翻了出來，北京和不少城市，造反派紅衛兵還舉辦了“聯動罪行展覽會”。例如，目前網上流行很廣的一份關於打死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血案的證據材料，是一份印有多張卞仲耘慘死後屍體照片的傳單，而在這份傳單上署名的印發者的名稱是“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該組織是當時著名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是首都三司成立時的16家發起單位之一。這張傳單上還印有“打倒聯動！砸爛聯動！”字樣，說明是在1967年1月或以後批判聯動熱潮時印發的。又例如，“紅八月”時發生於西安第37中學的“王冷事件”，此事件中，該校語文教師王冷被毒打致死，同時被打死的還有該校退休語文教師王伯恭，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9名教師被嚴重打傷，1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而製造這一血案的主凶基本上都是當時中共西北局重要高幹的子女。關於該事件，留存至今的主要證據是一本名叫《王冷同誌之死——看西北局、陝西省委、西安市委、向陽區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血腥暴行》的小冊子，該小冊子中不僅講述了王冷事件的詳細經過，還收錄了王冷的丈夫、女兒、姐姐的控訴文章、多名現埸目擊證人的證詞、有關學校的證明文件等，這本小冊子編印的時間是1967年3月，當時正處於各城市造反派紅衛兵“揭批聯動罪行”時期。還有一個例子，浙江省杭州市在1967年1月發生了一件驚動中央的大事，即該市的造反派衝擊了浙江省軍區，占領了軍區的作戰大樓和政治部大樓，而此事件的起因是：在一次“揭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有人控訴了杭州四中的一批一司紅衛兵在“紅八月”中將該校一位教師的兩名家屬以極其殘忍的手段活活打死的詳細經過，而這批一司紅衛兵的為首者正是時任浙江省軍區司令員×××的兒子，於是，數萬憤怒的造反派和群眾齊集浙江省軍區大門，要求其司令員交出其“殺人凶手”的兒子，該司令員予以拒絕，雙方相持達數日，中央派南京軍區政委杜平前來調解，終因無法滿足造反派的關於“交出殺人凶手”的要求而致判破裂，釀成造反派衝擊軍區的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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