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主席還能揮手，我們前進的時候，“組織”控製著社會各階層的生活。調動工作、遷移戶口，是能把人折騰掉好幾層皮的事兒。這種情況，延續到90年代後期，豬總理把很多國營企業拆掉，把很多工人轟到大街上，換工作才不成為問題。
在以前的國營單位裏，一旦進去，大多數人終生要跟身邊的上下級同事相守。有了矛盾，無法回避，躲都沒有地方躲。死磕，很多時候成了無奈的選擇。
有一個故事，現在想起還覺得好笑。我同事某工，八十年代初公派到日本當研修生，後來廠裏跟某日本大企業合作，這幫歸國研修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九十年代初，日本公司遭遇人荒，給了老某到日本工作的offer，月薪20萬日圓。這個薪水在日本可能算低水平，但是對國企工程師是天文數字。20萬日元當時約合2萬人民幣，而我們的工資每個月才一百塊多而已，文革前老本科的高工才拿兩百。到日本幹一年，等於在國內幹一個世紀！
那時黨中央治理整頓，沒有辭職下海一說，小平貓在北京，沒南巡呐。廠方絕不放人，拋開眼紅因素不提，你這一走，不是動搖我們軍心麽。沒有工廠介紹信，護照都辦不成。
我們的老某，摸爬滾打了十年，從群眾中學到很多死磕的招數。每天上班不幹活，往廠長辦公室一坐，要求談心。廠長沒功夫，沒關係，我等著。白天沒等到，晚上下了班，去廠領導家裏，繼續談。領導家屬說，尼瑪，我們該吃晚飯了。老某說，正好，我就跟著隨便吃點兒，嫂子，您甭客氣，不用加菜，加雙筷子就行。如此這般熬了一個月，廠長全家老小受不了，放人！
這是比較文雅的，其他彪悍招數不一一列舉了。借用本壇一個積極分子的馬甲來形容：彪悍的小石頭不用多說。
在美國加拿大上班，我最喜歡的就是at will。除了死磕，還有“恕不奉陪”的權利。由於經曆過欲走不能，我不把離開看作逃跑。人生苦短，反正我沒興趣跟誰死磕下去。
當然，真有證據、有把握告老板，sue him pants off，然後退休，那是很美好的事。對赤裸裸地歧視、性騷擾，感受的就不是氣憤，樂還來不及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