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廢話多多】
人在職場上，經常遇到不公平的事。小的不公平，自己就處理了。遇到了大的不公平，告，還是不告？似乎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回答是：先搞清告狀的目的是什麽，再想好告完狀以後怎麽辦。
如果告狀的目的是為了出口惡氣，那麽在告狀的過程中要受的氣更多，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狀還是不告為好。如果告狀的目的是要以經濟手段懲罰對方，告狀的收入可以確保以後有飯吃，無論改行還是賦閑，這種狀可以考慮去告。如果告狀的目的是解決問題，那麽不用告狀的方式解決問題效果更好。
告狀，無論是輸還是贏，都有以後怎麽辦的問題。輸了就不用說了，走人便是。贏了以後是走還是留，留，小鞋恐怕比從前還緊，走，是否有處可去。美國八十年代有一個博士後告老板的事件，起源是因為博士後覺的老板不公平，後來連炸藥獎的得主和國會議員都摻乎了進去。故事太長就不講了，表麵上博士後占了上風，但實際上是兩敗俱傷，老板從此一蹶不振，博士後沒人敢聘，最後找不到工作改了行。
其實，在問告與不告的問題時，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錯覺：美國職場是公平的，所以遇到不公平的事就有了告狀的選擇，告狀的結果是好人（我）贏了，壞人（他）輸了。
告訴大家一個秘密：所謂公平職場，隻是哄著我們玩的，天下老鴉一般黑。職場就是職場，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一樣的需要好人緣，一樣的需要拍馬屁，一樣的需要關係網，一樣的需要玩手腕。工作做的好，是升職加薪的基礎。搞好人際關係，是升職加薪的條件。智商和情商，缺一不可。
我所在單位的人事部，一到年終考評時就開講座，諄諄教導我們如何做考評，有了問題如何解決，如何杜絕打官司的可能性。舉個例子總結一下：
如果我的主管因為“溝通不良”不給我長工資。此時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自己找他談，一個是矛盾上交，美國職場有了問題要一級一級地解決，先找主管的老板，再找人事部，最後找律師。越級上告，告狀的人自己先沒了理。
先說找主管的老板（大老板），老板們處理矛盾的原則有二，第一是別影響出活率，第二是別把官司打到自己頭上來。所以大老板不會向著我，也不會向著主管，大老板向著的是大老板自己。我去找大老板，他一定要先找主管，聽聽他怎麽說，然後把我們倆找到一塊“溝通”。對於主管來說，我找大老板就表明我自己沒本事解決問題，以後會變本加厲的給我小鞋穿，隻不過手段更隱諱而已。
再說找人事部，我工作的單位大，人多，告單位的人也多。人事部有一個辦公室，聘了許多律師專門打官司，他們的重要職責之一便是將打官司的可能性扼殺在搖籃之中。我若找到人事部，那就是不僅僅是告主管，同時也在告大老板處理不力，人事部不會向著我，不會向著主管，也不會向著大老板，人事部向著的是單位。所以人事部要和我，主管和大老板分別談，談過之後若發現我有理由可能打贏官司，便會對主管給與處分。如果沒發現我有理由可以打贏官司，便會和大老板一樣的處理。
最後再說打官司。美國司法機構的職責不是判斷對錯，美國司法機構的職責是判斷有沒有人違法。如果我去打官司，最後要證明的是主管是否犯了歧視法，而不是主管是否對我不公平，而證明主管犯了歧視法不是一件容易事。
如果主管在年終考評中說，因為廢話多多是中國人，所以不給廢話多多長工資。這是毫無疑議的歧視。
如果主管在年終考評中說：因為廢話多多是中國人，所以英語溝通不良，雖然事情做了不少，但對團隊幫助不顯要，故而不給廢話多多長工資。這也是毫無疑議的歧視。因為英語溝通不良，和我是不是中國人沒有必然的關係。
如果主管在年終考評中說：因為廢話多多溝通不良，雖然事情做了不少，但對團隊幫助不顯要，所以不給廢話多多長工資。這就不能構成歧視。也許我溝通不良是因為英語不是自己的母語。也許主管一見中國人就覺得無法溝通，也許主管根本就是看著中國人不順眼。但從他的考評中，沒有一句話可以作為歧視的證據。
所以大家在告狀前，三思而後行。（不告狀不等於受氣，一般情況下，平心靜氣的溝通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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