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所有，嚴禁轉載】回國工作近三個季度以來，我對國內的工作方式也有了更多了解和適應，對同事們的風格也逐漸從觀察他們說話和互動的表象向體會他們的思維模式的深層次過渡。從三亞會議上大家對直銷分銷衝突的討論開始，我就注意到大家需要學習怎樣開會，怎樣處理紛爭，怎樣關注於要達成的目的和要采取的行動而不是糾纏於無關痛癢的細節。一個常見的情景是，有一個人發表見解後，另一個人出於某種原因不同意他的見解卻又不能有效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就往往抓住那個人說話的一絲不嚴密或不精確之處來“挑刺”，而完全忽略了最開始討論的初衷。其中間不乏偷換概念，以偏概全，或把不同場合說的話斷章取義再移花接木到一起，把原本的討論變成了詭辯。而另一方也往往會陷入這個坑裏，開始見招拆招地進行辯解，最後雙方都忘記了這段討論的主旨，為了麵子為辯論而辯論，甚至帶入情緒色彩把辯論變成了人身攻擊。這時旁邊有人為了保持和氣，就會進行和稀泥式的調解，最後不能形成結論，更不會達成共識，把一段原本可以是建設性的討論變得無疾而終。
後來我主持的會議多了，隨著地區經理們與我逐漸地熟悉，他們在我的會上也表現得更加自然，大家開會和討論的效率問題也變得更加突出。我感到大家有兩方麵的能力有待提高：一是基本的開會的規則，如何關注於主題和行動，而非糾纏於細節更不能針對個人；二是大家的邏輯思辨能力，怎樣精準地表達自己同時理解對方，並通過建立邏輯來推衍出結論。雖然我的同事大多數都是電子工程專業出身，有著極強的數理邏輯的能力，但我知道中國的教育體係中“critical thinking”能力培養的缺失，使得他們的不能用公式描述的思辨能力還有待提高。
隨著時間臨近三月下旬，整個樂波特也進入了第三個財季銷售最後的衝刺。通常因為春節，第三財季曆來都是樂波特中國一年中銷售最低迷的季度，但今年由於我們加強了對一些關鍵案子的客戶資金審批流程和對關鍵決策人KDM的把控，再加上去年底因為美國聖誕節而留下的沒有發貨的單子，這個季度反而可能成為我回到中國的三個季度中銷售額最高的。這從周一各地區經理報上來的銷售預測中也可以反映出來，雖然銷售預測仍不能支持完成三亞會議上設定的第三個財季的銷售目標，卻也在前麵幾周的銷售預測逐漸提升的情況下又有所增加。
全中國的代理商在Super離職後都移交到了各地區經理管理下，調動了地區經理乃至當地銷售的積極性，都給予代理商更多的督促和直接的支持。代理商下單的計劃都歸於所轄的地區經理的銷售預測中，其訂單也自然歸於各地區經理的業績。再加上經過了前麵幾個月的規範和整肅，每周一各辦公室的銷售例會已經成為慣常的日程，從銷售經理到一線銷售對案子的信息的把控和處理都變得嚴謹，CRM係統中的銷售漏鬥都紮實可信，可以支持銷售預測。而我經過了與Fortune及Sam的銷售們一起拜訪客戶時在深圳和成都的直接交流，加上在上海和Steve一起對Jonny留下的銷售漏鬥的梳理，對一些主要的案子也有了一手的了解，對本季度除了北京以外的三個大區的訂單狀況有了可靠的判斷。
於是我回到北京後的周一一早就參加了Paul的北京地區的銷售例會。
Paul報上來的銷售預測雖然依舊低迷，但總體還算穩定。顯然沈誌的老板於誌強全麵接管了東北以後產生了效果，東北地區的銷售漏鬥成長不小，剛好補充了由於一個北京的大案子的推遲造成的下降。估計是因為Paul已經提前通知了大家我要出席北京例會，所以大家的準備都很充分，每個人都想在領導在場的時候有所表現，都超時地使用了Paul給大家規定的五分鍾的匯報時間。最後Paul隻好取消了兩個AE關於一些技術方案的討論而按時結束了會議，使我能夠主持緊接著就要開始的地區經理銷售例會。大家陸續走出會議室時，AE李鐵龍趕上我說：“Sui，您這周可以在北京了？您要有空我想經常和您聊聊，上次跟您聊得挺有收獲的。”雖然我的中國總部在北京，我也把北京當成我在中國的家，但我一直穿梭於各個辦事處甚至往來於中美之間，在外地時還有機會和當地的同事一起聚餐，反而與北京的同事特別是一線的銷售和AE的交流不多。現在李鐵龍主動提出邀請，我當然高興，我們就約定在他的車限行的周四下班後一起去喝酒。
在隨後進行的地區經理例會上，Fortune和Sam的一些原計劃上周要結的單子都如期拿下，一些包括Jonathan的富士康和Sam的銳銘的案子也都有了實質性的推進，再加上Fortune把一些他的銷售沒有時間跟進的一些在海南和福建的小的直銷機會交給了代理商而加快了進程，華南和華西的銷售預測都比一周前有了不少提高，不僅彌補了Steve從Jonny留下的銷售漏鬥中清除掉的幾個已經丟掉卻沒有在銷售漏鬥中及時更新的案子造成的下降，還幫我增加了中國整體的銷售預測。我感謝過大家協力提升銷售預測，尤其感謝華南Fortune和華西Sam的貢獻，Fortune就提出他的博客讀者對我上次提供的博文反響不錯，Fortune希望我能夠繼續為他的博客供稿，我當然同意。
會後我剛把中國的銷售預測整理好又加了一些簡要的說明後發給方達克，就收到黎顯能的郵件及轉發來的國矽公司的中國人事總監發給他的一個經過壓縮的文件包，原來那是黎顯能準備遣散的二十一位實習期的員工的簡曆。黎顯能在郵件中說他們中國的人事部已經通知了這些員工由於公司業務原因他們將在一個月後被辭退，公司給他們一個月的時間在職找新工作，所以我可以立刻就和他們直接聯絡。黎顯能還特別提醒我這些員工都不知道黎顯能個人在其中的作用和我們之間的關係，我要按需按才錄用而不要出於他的介紹有任何勉強。
這二十一位年輕人都是研究生剛一畢業就進了國矽公司，還沒有多少職場業績，但他們的簡曆上反映的教育背景都著實耀眼。他們清一色全都出自國內名校的電子工程係，其中不乏電子科大，上海交大，哈工大，東南大學等頂級電子工程專業的碩士。考慮到他們如此的資質，又是黎顯能親自介紹的，我打算自己直接與他們聯係後再作決定。這也符合我對於企業和人才是互相選擇的一貫的觀念，我與他們直接聯係既是出於對黎顯能的尊重，也是出於更好地銷售樂波特的發展機會，以利更好地吸引人才。畢竟憑這批人才的學曆背景，相信他們即使在當下低迷的經濟環境下也是頗為搶手的。我在三天裏就和所有二十一個人全都通了電話，其中的十五人都對樂波特的銷售工作表現出興趣，我感覺裏麵的九位中英文都溝通順暢，值得見麵詳談。我就把這九人的簡曆發給Vivian，正好Vivian也推薦我見一見獵頭安迪在上海的同事朱麗（Julie）介紹的一批候選人中的三位，於是Vivian協調好了Steve和Derek的時間，定下我下一周到上海和他們一起麵試這總共十二位候選人。
幾年前在上一次與方達克共事時，我們有一次聊天談到銷售高管 (sales exec)必備的第一特殊技能，最後一致同意是找酒吧的本事。無論到什麽新地方，無論是否通曉當地的語言或能否交流，我們可以都憑著嗅覺像狗一樣找到任何酒吧，而且還能找到最好的。
距樂波特北京辦公室所在的融科大廈僅一公裏多的北航南門外有一個麗庭華苑酒店，酒店本身不及我住的皇冠酒店豪華，但因地處中科院和北京學院區的核心地帶，不僅經常住滿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流學者和商務客人，也是贏飛，德和仁，及樂波特舉辦技術交流會的首選場所。AE李鐵龍Tom也在這裏辦過幾次講座會，對這家酒店頗為熟悉，知道他們的酒吧常年供應我們共同喜好的德國科隆巴赫Krombacher的紮啤，於是就在周四下班後把我帶到了這裏。看著酒店簡約低調的大堂，我隨著Tom乘著扶梯上到二層，再看到酒吧門口的十分通俗的中式名字”聊吧“，我憑著sales exec的特殊嗅覺告訴自己不要對這個酒吧有太高的期待，但推門進去看到裏麵經典的老芝加哥風格的裝飾，讓我一下想起國貿的那個我和方達克“偶遇”的老亨利酒吧，我不禁暗自讚歎Tom的眼光。
當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Tom引起我的注意了，從我剛到中國不久和Tom進行“一對一”時他就談到他想做銷售的願望，到去年十月份他在“Nova”（新星）的培訓上直接用英語與美國來的產品經理們交流，再到他敏銳地發現華為的機會促成了中國的第一台Nova的訂單，我感到在Tom的積極主動的心態和他身上蘊藏的不甘現狀的力量，而這也正是Paul帶領下的常年四平八穩沒有突破的華北銷售團隊所需要的。
Tom是江西人，在西安的某著名高校的電子工程專業研究生畢業後和他的一個四川女同學結婚一起北漂到京，在華為北研所做了幾年研發後加入樂波特做了AE。其間他因技術和英語出色而幾次被John派出國代表中國團隊接受新產品導入（NPI）的培訓，是中國團隊中除了John以外唯一去過樂波特在美國和歐洲全部四個研發中心的員工，更是Paul在華北不可或缺的技術中堅。但幾年的AE做下來，Tom覺得自己對日常的技術支持已經遊刃有餘，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他不屑於原來張宇航那樣的銷售不懂產品和客戶應用，靠著一手找公司要折扣另一隻手給集成商和客戶采購塞錢行賄來完成業績，相信憑自己的技術能力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就向Paul表達過轉做銷售的願望。然而Paul的惰性不喜歡任何的變化，就以華北團隊不能離開Tom的技術支持為由一拖再拖，終無下文，直到我接手了中國後才又讓Tom重新燃起了希望。
我告訴Tom我相信新的華東和華西團隊都很快會有起色，華北團隊將來也會發生變化，我們在北京不僅需要增強銷售力量，最主要的是我們需要建立團隊的榮譽感和培養成功的心態，到那時任何有進取心有擔當精神的同事都會有發揮的空間。Tom也曾考慮過自己沒有做過銷售，深知銷售承擔的每個季度的業績指標的壓力，但他覺得沒有人天生就會做銷售，人的特長都是機會造就的，他願意找機會去嚐試。我鼓勵他說我見到的最好的銷售不少都是AE出身，他們了解客戶的應用，會深入精準地洞悉客戶的技術痛點，可以幫助客戶解決實際問題，而且他們大多具有較強的“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隻要他們自己勤於學習商務流程並鍛煉人際溝通的技巧，再加上勤奮和努力，一般都會成為好的銷售。
Tom坦言自己曾一度覺得在樂波特沒有發展機會，打算利用業餘時間去外麵找些項目做，至少可以不浪費時間還能增加些收入，但他目睹了我到中國工作三個季度以來中國團隊產生的變化，他自己也對在樂波特的發展有了新的憧憬。至於能力的準備，Tom認為自己的特長是對問題的分析能力和對目標及結果的專注，而作為基督徒他相信存在的都有其合理性，一般不會以批判的心態對待事物，所以他覺得自己的批判性思維可能還要提高。他曾在電話上聽Jonathan提起過我們在拜訪富士康時我介紹的SPIN，又聽到我鼓勵他說AE具有成為好銷售的潛質，表示自己會按照我的建議先把技術支持做好，同時注意學習銷售技巧和銷售流程，為北京需要新的銷售力量做好準備。Tom還提議我有空時與他一起去見一些在北京的客戶，既可以讓我直接了解北京市場，也可以給他一些銷售方麵的指導。
對於他的一起拜訪客戶的邀請我欣然同意，從我對Tom的觀察中我也讚同他對自己特點的總結，但他最後關於“批判性思維”的說法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批判性思維”是國內對於“critical thinking”（嚴格思辨）由開始時的誤譯導致的幾十年的誤解，就向Tom解釋了我在英語環境中直接領會到的”critical thinking“的真正含義，並確信他的嚴格思辨能力如他的分析能力一樣是他的特長，同時我心裏暗自想好了一個周末給Fortune的博文供稿的話題：批判“批判性思維”。
周六早上早餐後我先在中關村皇冠酒店的遊泳池遊了兩千米，然後自己來到樂波特北京辦公室，趁著周末的安靜完成了我答應給Fortune的文章......
《提高我們的嚴格思辨能力，從批判”批判性思維”開始》
在大家閱讀下文之前，先請大家問一問自己：“你是怎樣理解‘批判性思維’的？”請您想好答案後再繼續閱讀……
自從”critical thinking“（嚴格思辨）的概念在八十年代被介紹到中國後，各處中文一直都把”critical thinking“翻譯成”批判性思維“，這種錯誤的翻譯誤導了我們三十年，我們應該立刻糾正”批判性思維“，並為”critical thinking“（嚴格思辨）正名。
中文裏的所謂“批判性思維”是我們在討論思維方式時經常提及並積極倡導的一種思維方式。按照百度百科上經由"'科普中國'百科科學詞條編寫和應用工作項目"審核的定義，"批判性思維 (critical thinking) 是以邏輯方法作為基礎，結合人們日常思維方式和心理傾向發展出的一係列批判性思維技巧"。
在這個描述中，有用且實質的信息有兩點：第一， “批判式思維”源自英文的“critical thinking”；第二， 該詞條的中文解釋經由"'科普中國'百科科學詞條編寫和應用工作項目"審核，具有權威性。而定義中的其它部分，則是無意義的。姑且不論“結合人們日常思維方式和心理傾向”這種大雜燴式的含糊的說法，單是以詞解詞，用了“批判性思維”來定義“批判性思維”自身就是犯了邏輯上的錯誤。
為了不再固化“批判性思維”對於“critical thinking”的曲解，我們先澄清“critical thinking”按照其真正實際應用中的含義翻譯成中文應該是“嚴格思辨”，是基於已知事實，通過對事實信息的歸納，分析，經過嚴密的邏輯演繹而得出結論的理性的思維方式。
如果不去深究“critical thinking”的定義，我們日常工作和學習中對“批判性思維”的理解，僅憑漢語中關於“批判性思維”的字麵含義顧名思義就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問題，遇到事物先從質疑的立場出發，持“批判”甚至“挑戰”的態度來審視事物，從“辯證”的角度找出討論對象不完善的地方作為立論點的思考方法。
我現在無法去考證“critical thinking”這個概念究竟是何時通過何種渠道被介紹到中國，乃至是誰先把它翻譯成了“批判性思維”的，但至少在我讀大學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接觸到了這個概念，而且一直是把它當成狹義的“批判”式思維來理解的。其實這是對“critical thinking”原意完全的誤解，這樣的誤解不僅妨礙了我們整個民族發展我們本已欠缺的“嚴格思辨”的能力，而且放大了文革遺留給中國文化的“批判”的惡習。
英文“critical”有幾個相關但不相同的含意，雖然字麵上有“批判的”的意思，但更主要的含義是“嚴格的”，“臨界的”。而在“critical thinking”中，則實在是“嚴格的（邏輯）思維”的意思，哪怕把“critical”翻譯成“評判”也更貼近原意，但絕沒有任何的“批判”的含義或隱喻。
對於“critical thinking”，穀歌給出的定義是：“the objectiv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an issue in order to form a judgment”，中文意思是“為了形成判斷而對於問題的客觀分析和評估的過程”。韋氏詞典給出的定義則是“disciplined thinking that is clear, rational, open-minded, and informed by evidence”。翻譯成中文就是“一種清晰，理性，心態開放同時基於事實證據的自覺嚴格執行的思維方式”。同時，韋氏詞典還給出了現在的日常解釋：“the mental process of actively and skillfully conceptualizing, applying, analyzing, synthesizing, and evaluating information to reach an answer or conclusion”。中文意思是“主動並有能力地概念化，應用，分析，綜合和評估信息來得出答案和結論的思維過程”。在以上的任何英文解釋中，都沒有critique，或criticize等與“批判”相關的含義。
在美國十幾年的實際生活中，無論是我自己的工作中還是我們孩子們成長的學校經曆中，我們都經常學到和用到“critical thinking（嚴格思辨）”。“嚴格思辨”是美國小學就開始的一種思維訓練方式，也出現在美國很多的標準化考試中。考過美國的GRE或GMAT考試的朋友們都知道，其中的分析能力考試（analytical skills）和一些語言邏輯測試其實就是典型的“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的考試。而著名的Einstein’s Riddle（愛因斯坦謎題）則是典型的“critical thinking”（嚴格思辨）的演習範例，根本和常意的“批判”無關。而“批判性思維”的誤譯卻誤導了沒有機會學習真正的“嚴格思辨（critical thinking）”的幾代國人。
看來要真正提高我們的“嚴格思辨”（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就要先從批判“批判性思維”開始。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