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藝複興起因和意義的思考之六
最後讓我們再來看看蒙娜麗莎的那個微笑吧。
本來我是不想在這個題目上花費功夫的，因為達芬奇和他的這幅畫都太有名了，該說的話好像以前被人全都說過了。早在十六世紀中，意大利藝術史學家瓦薩利最先揭示了在達芬奇身邊，曾有這麽一幅不斷被修改的女人畫像。自此以後五百多年來，數不清的專家學者寫過評論，發過感慨，還有人為了這麽一個說不清楚的畫中女人寫過十幾萬字的同名專著，去刨根問底探尋家世。到了近現代，更有愛較真的人士借用先進的技術，對著這幅畫做透視掃描，材料識別，色彩推論，光學研究，甚至是畫裏畫外的人物心理和生理分析都做了個不亦樂乎。最近，寫《喬布斯傳》的作家Walter Issacson，又出了本厚厚的 《列昂納多.達芬奇》傳，我粗粗翻看了一下相關章節，感覺基本上還是沿用大家認可了的那些說法，對這個微笑，也沒有什麽令人意外的新奇解釋。
簡單說來，列昂納多.達芬奇的名望在於他傳奇式的博學和多才。他除了在繪畫領域的技能和建樹獨到超群之外，還精通數學，工程設計，建築，雕塑，音樂，解刨學，地理，力學，光學，植物學等等專門學科。熟知那段曆史的人說，達芬奇不但聰穎過人，而且年輕時長相俊美作派文雅。在十五世紀中後期的佛羅倫薩，他和波提切利一樣，是屬於圍繞美第奇家族的那個人文主義藝術圈子中的一員。不過，這麽文雅博學的才俊還是有令人遺憾的弱點。那就是，他是個同性戀。
這件事最一開始是被弗洛伊德在1910年的一篇論文中給捅出來的。後來人們發現，在1476年佛羅倫薩法庭的存檔文件中，竟有兩條達芬奇被判有雞奸罪的記錄。以佛羅倫薩當時的風氣，這種行為可能也算不得是什麽不可饒恕的罪行，比他年長幾歲的同門師友波提切利和年輕一輩中的米開朗基羅都有這個毛病。盡管如此，畢竟還是達芬奇太有才了，他很快就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賞識並委以重用。他當時發明了一種雕有銀馬頭樣子的小型豎琴，勞倫佐.美第奇見了很是喜歡，就讓他帶了這件寶物作為國禮出使米蘭去修邦交之好。住在米蘭的那幾年裏，達芬奇完成了他的大型壁畫《最後的晚餐》。從米蘭回來後，達芬奇見到了出身農家的十歲的男孩薩萊（Salai)。 按照瓦薩利的描述，這薩萊長得齒白唇紅一頭卷發，是個標致的美少年，這讓達芬奇驚羨不已。就像中國古時候風流公子都愛養書童的癖好，達芬奇就把出身貧苦的薩萊收到了身邊，一開始對外說他是自己的學生，後來又稱他是助手。自此以後的二十多年裏，達芬奇走南闖北，直到客死他鄉，並沒有過異性婚戀的經曆或傳聞，陪伴在他身邊的一直是這個麵如滿玉的美少年薩萊。
業界主流的觀點認為，《夢娜麗莎》是應一位絲綢商人的要求而作，商人的妻子麗莎則是畫中的原型模特。如此說來，我猜最開始畫家動筆的時候，畫出來的女人形象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還是有些區差別的。這是因為崇拜達芬奇的後生拉斐爾，在1504年去佛羅倫薩探望達芬奇時，看到過這張畫的最初版本。拉斐爾參照當時的畫中麗莎夫人的樣子，畫了一張精致的速寫，這上麵的蒙娜麗莎有著十足的女性嫵媚，不像是後來定稿的蒙娜麗莎那樣，有一種中性的曖昧蘊含其間。要說拉斐爾手頭功夫的準確傳神，那是沒有幾個人能出其右的，這裏幾乎不存在走眼的可能。保留下來的拉斐爾速寫版蒙娜麗莎和最終達芬奇定稿版的蒙娜麗莎中間的差別，隻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畫中人物的模樣改變了。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瓦薩利的說法，那就是，這幅畫從來沒有畫完過，達芬奇在以後的十幾年中，一直對她在做修改。在達芬奇生命的最後那段時間裏，他甚至把這幅畫隨身帶到了法國，在沒有原型模特的情況下，我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他想對畫中人物的神態作改動，想要加上一些隱喻含情的意思。這時候，最為貼切最能表達內心意境的辦法，恐怕就是參照身旁薩萊的眉目表情了。於是，達芬奇通過這個略顯中性的神秘微笑，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猜測。
兩個多月前，業界推手們在給所謂的”最後的達芬奇“拍賣造勢時，說那張《救世主》是男版的蒙娜麗莎。這話雖然或多或少很是有點忽悠的成分，但也不是空口胡說。因為這張耶穌的畫像中的人物造型，就是根據成年後的薩萊畫的。如果把這兩張畫放在一起，你絕對會感歎兩者神態的驚人相似。當然，這張《救世主》是經過了古畫修補大師的精心修繕後，才得到今天的模樣的。但是，這個修補的依據很有意思。一百年前，這張畫剛剛被發現時，人們不知道這畫的真正作者是誰，不過還是給它拍攝了一張清楚的黑白照片。到了本世紀的這次重新發現時，這畫的表麵破損已是很嚴重了。但要修複卻不能安全按照那張黑白照片來做，因為用紅外掃描這樣的新技術發現，那個黑白畫麵上的耶穌，形象上已經有被後人改動過的痕跡了，比如說唇邊的八字胡就是後加的。那麽，修複師那麽自信的依據又是什麽呢？
在2007年的時候，克裏斯蒂拍賣公司的老冤家，蘇富比公司，將一幅畫麵簽有Salai名字的《耶穌頭像》推向市場，拍出了六十五萬美金。據專門研究文藝複興古畫的專家和薩萊的後人介紹，這幅畫明顯是以薩萊自己的形象為模本而畫的耶穌，是達芬奇的這個關門弟子見世的唯一作品。現在，在又過了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把幾件事都連串起來後，就能比較清楚地分析出這幾幅畫背後的邏輯關係了。我的推測是這樣的，就在達芬奇以薩萊的外形為模本對《蒙娜麗莎》做神態修改的那段時間裏，他還以薩萊的樣子畫了一幅耶穌手拿水晶球的《救世主》。從形象的理念設計來看，這幅《救世主》算是第一次顛覆了耶穌悲情憂鬱的傳統神態，取之而來的是一個柔美男子的輕鬆歡愉，細看起來，好象他也在笑。接下來，被達芬奇多年調教有了十足長進的薩萊，在伴侶的指導下，大麵模仿小有改動地完成了他那幅還說得過去的《耶穌頭像》。沒想到，這樣的一幅教學作品，在五百多年後，反過來又成為恢複大師原作的重要參照依據。
當然，就像有的網友感慨的那樣，曆史上的當事人未必就像我們後來想象的那樣，有那麽明確的使命感。即便是像達芬奇這樣的大師，從他們的行為他們的作品流露出來的那些深刻的曆史含義，沒準隻是我們後人自己的感悟，或者隻是真相的一個棱麵。不過，即使真是偶然，那也值得欣慰，至少這讓我們明白了那些影響文明演變的動因是如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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