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以來，其推行的極端政策組合與頻繁政策轉向形成係統性政策共振效應。從單方麵退出多邊氣候協議至實施單邊“對等關稅”政策，從“政府效率部”黯然退場至執政團隊內部分裂，其政策邏輯體現出將短期政治博弈與利益集團訴求淩駕於國際規則之上的特征。此類操作不僅導致二戰後美國主導構建的全球經濟秩序出現裂痕，更倒逼國際社會對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係合理性展開結構性反思。
（一）“對等關稅”下美國股債匯齊遭拋售
美債陷入結構性危機。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實施“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盡管關稅政策引發經濟衰退預期本應抑製長期美債收益率上行，但市場恐慌性拋售導致10年期美債收益率在72小時內飆升40個基點，創2001年以來最大三日波動幅度令國內外投資者感到震驚。該反常現象可歸因於高杠杆對衝基金“基差交易”的連鎖爆倉效應，以及國際投資者對美債信用安全屬性的普遍質疑。主街研究（Main Street Research）首席投資官詹姆斯·德默特（James Demmer）指出，美國財政可持續性風險顯著上升，可能觸發主權信用評級下調，進而引發係統性金融動蕩。標普全球評級公司（S&P Global Ratings）警告稱，聯邦債務占GDP比重突破135%、財政赤字率超過6%的現狀，已對AA+主權信用評級構成直接威脅。
美國正麵臨“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預計，2025年8月至9月間，美國財政部將麵臨債務上限違約風險，屆時需展期的公共債務規模達9.3萬億美元，其中2.5萬億美元債務因發行期限較短需以顯著升高的利率進行再融資。彼得·彼得森基金會（Peter G.Peterson Foundation）指出，2025財年約有9.3萬億美元的公共持有債務將到期，占總債務的三分之一。其中超過2.5萬億美元的債務將在2025年6月底前到期，這些債務大多發行於兩年前或更早，需以更高利率重新融資，利率重置壓力將加劇財政脆弱性。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警告稱，聯邦債務規模擴張與財政紀律缺失已削弱美元資產的避險屬性，可能觸發“比經濟衰退更嚴重的係統性危機”。
美股出現“自殘式”暴跌。對等關稅政策實施後，美國三大股指單日跌幅均創五年峰值。4月21日道指期貨下跌0.93%，納指期貨下跌0.95%，標普500指數期貨下跌0.90%。對衝基金在政策落地前已大規模拋售科技股，敞口降至五年低點，市場恐慌情緒導致黃金等避險資產需求激增，4月22日，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黃金期貨突破3500美元/盎司關口，倫敦現貨黃金同步創曆史新高，年內黃金交易所有關基金的持有量連續12周增長，為2022年以來最長連漲紀錄。盡管4月9日關稅豁免措施短暫提振市場信心，但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加彭（Michael Gapen）指出：“關稅延期未改變根本性貿易衝突，長期不確定性將抑製企業資本支出與居民消費增長。”高盛、花旗等機構亦對市場前景持謹慎態度。
全球“去美元化”進程加速。“對等關稅”政策引發市場對美元資產信心下降，導致美元指數大幅下跌，美元指數於2025年4月11日跌破100關口，創2023年7月以來新低，4月21日進一步下跌，2022年4月以來首次跌破99關口，年內美元指數累計跌幅超10%。德意誌銀行外匯研究主管喬治·薩拉維洛斯（George Saravelos）表示，特朗普一係列荒唐已實質性損害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吸引力，國際資本正加速減持美元資產。為規避美國單邊主義風險，多國開始探索本幣結算和儲備資產多元化，中國發布的貿易白皮書明確反擊立場，稀土出口限製等反製措施直擊美國產業鏈軟肋，迫使國際資本重新評估美元資產的戰略價值。與此同時，美債收益率與美元匯同步失控打破了傳統“美元微笑理論”的避險邏輯，暴露出現行國際貨幣體係的內在脆弱性。
股債匯“三殺”或將重創美國金融穩定和信譽。在特朗普政府的一意孤行下，美國如今出現了股市下跌、債市收益率上升、美元指數下跌的股債匯“三殺”局麵，凸顯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與企業盈利的信心迅速崩潰。股市暴跌加劇了美債市場的拋售壓力，美債作為傳統“無風險資產”的定價錨功能顯著弱化，國際資本加速撤離美國市場。此現象表明，美國經濟政策失效與全球秩序重構的疊加效應，已對美元霸權地位構成實質性挑戰。
（二）關稅令世界對美國經濟失去信心
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關稅“以通脹削債”，但在本土製造業空心化背景下，該策略實質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推高物價壓製需求，反而令債務負擔加劇，通脹與滯脹風險交織造成政策誤判。2025年2月，美國1年期通脹預期大幅上升至4.3%，達兩年來峰值；消費者信心指數同比下跌11.8%至67.8，反映出市場對滯脹風險的深度擔憂。
前紐約聯儲主席比爾·杜德利（Bill Dudley）於4月7日警告稱，關稅政策通過供應鏈成本傳導機製，可能在未來六個月內將美國通脹率推高至5%。同月16日，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再次指出通脹加劇風險，直接導致美股拋售加劇。
關稅政策還導致企業投資與居民消費行為因政策不確定性趨於保守，或將導致美聯儲降息對經濟的提振失效。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約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表示，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急劇上升，企業投資將變得更加困難。此外，特朗普政府的裁員與公共支出削減進一步壓縮總需求，很可能加速美國經濟衰退。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Summers）警告稱，重大移民限製、聯邦政府裁員及高額關稅對美國競爭力的影響已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經濟前景，美國今年陷入經濟衰退的概率接近50%。
（三）財政緊縮令美國社會對政府產生懷疑
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講》中提出，好的政府應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采取的增稅、財政緊縮等政策並沒有體現這一點。據福布斯新聞網追蹤報道顯示，自上任以來特朗普支持率持續下降，淨支持率已由3月中旬的+2%大幅跌至4月16日的-10%。特朗普政府正在失去美國民眾信任。
關稅加劇美國國內社會不平等。關稅可能會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經濟政策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研究團隊撰文指出：“關稅是一種累退稅，這意味著低收入人群繳納的稅款占其收入的比例將高於高收入人群”“關稅本質上是一種消費稅，而消費占收入的比例往往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減稅減支使美國階層更加分化。美國眾議院在2月25日通過一項預算計劃，包括大幅削減醫療保險、食品援助和幫助支付大學費用等一些領域開支，同時減免富裕家庭和企業的巨額稅收。這些政策變化都將導致美國收入差距擴大，加劇社會階層分化，降低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特別是對中低收入群體打擊巨大。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Budget Lab at Yale University）3月19日的一項分析估計，特朗普政府“減稅-緊縮”政策組合將使收入最低的20%美國人每年平均淨損失將達到1125美元。相比之下，收入最高的1%的人每年平均淨收益將達到43500美元。美國前財政部長政策顧問艾米麗·迪維托（Emily DiVito）表示：“這種組合對於低收入家庭的打擊相當嚴重。過去40年的貧富不均趨勢將會加劇”。
減支還會降低公共服務質量。政府裁員和削減福利可能導致公共服務項目縮減，影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服務質量。關鍵基礎設施和安全部門的裁員可能導致設施維護不足，增加安全隱患。美國政府雇員地方1395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Local 1395）工會官員吉爾·霍尼克（Jill Hornick）表示，美國公眾的主要社會安全網正處於嚴重危險之中，社會保障將發生的事情將比計劃中的醫療補助削減糟糕得多。康涅狄格州民主黨眾議員約翰·拉爾森（John Larson）近日表示，解雇社會保障局的一半員工並關閉外地辦事處將意味著福利的延遲、中斷和拒絕。
（四）逆全球化令國際社會對美國失去信任
合作需要互信。特朗普政府罔顧世界人民都想過上美好生活國際願景，倒行逆施地謊稱美國在其一手主導的二戰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中“吃了虧”，用關稅大棒、貿易保護等逆全球化政策加大向其他國家訛詐、勒索，無視其他國家的正常發展需求。
退出國際合作引發世界懷疑美國動機。自上任以來，特朗普政府先後兩次退出巴黎協定，讓希望控製氣候變化的眾多國家大失所望。退出世界衛生組織，讓依賴國際合作消除貧困與疾病國家再次陷入困境。停止給世界貿易組織（WTO）繳納會費，使美國的WTO成員國地位岌岌可危、破壞全球貿易合作。關閉國際合作署，令各國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社會福利與保障項目直接陷入停滯與危機。
提高關稅勒索其他國家。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評估，本次特朗普加征關稅帶來的關稅增幅已超過1930年美國胡佛政府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造成的年均關稅增幅，預計此次特朗普政府關稅措施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的衝擊將比《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時期大得多。
猛擊盟友使美國霸權孤掌難鳴。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萬斯上任以來頻頻攻擊其歐洲盟友的意識形態，使得歐洲盟友不得不懷疑其與美國所謂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可靠性。經濟上，標普（S&P）認為，由於美墨加三方關稅衝突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影響將比美國大數倍，一旦關稅生效，墨西哥汽車和電氣設備行業製造商產量可能會大幅下降，而加拿大的商品加工行業受影響加大。
02
美債信用透支已成龐氏騙局
信用體係是債務融資的基礎，信用體係的穩定性決定了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信任度。特朗普第二任期采取的一係列重創美國信用的做法，導致基於美國國家信用的美債償還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
（一）特朗普2.0“開源節流”猶如飲鴆止渴
1. 美國在債務陷阱中越陷越深
美國正麵臨嚴峻的債務規模與償付能力的結構性失衡。2024年，美債規模已增至36.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比重高達123%，遠超國際公認的60%警戒線。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發布的官方數據，截至2024年底，美國的淨國際投資頭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為-26.2萬億美元，創下曆史新低。
美國財政收入增速遠不及債務利息支出的增加。CBO於2025年初發布的未來10年經濟和預算展望預測，即便不考慮特朗普倡導的大規模額外減稅，隨著強製性支出和利息成本超過收入增長導致債務膨脹，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從占GDP的100%上升到2035年的118%，超過了近80年的106%的前高點。沃頓商學院（The Wharton School）預測特朗普的稅收政策將在未來10年使基本赤字增加5.8萬億美元，聯邦債務增加而關鍵經濟變量（工作時間、資本和GDP）會下降，進而減少可用於生產性投資的家庭儲蓄和國際資本流動。
國家信用困境或導致主權債務違約。一旦美國主權信用遭到市場質疑，投資者對美國國債信任下降，投資者爭相拋售美債，將提高美國政府融資成本，進一步抬高國債收益率和發債成本，不僅進一步加重美國利息償付負擔，還將迫使政府擴大赤字，進一步推動“信用透支”，最終導致美債“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難以維係，甚至出現美債違約現象，美元霸權日益式微。
2. 對外加征關稅難以實現收入“開源”
特朗普2.0稅收改革政策自相矛盾。由於美國的債務水平和經濟增長的結構性矛盾，特朗普對外加征關稅無法大幅增加財政收入：2024年美國關稅占財政收入比重僅為1.6%，且加征關稅將提高進口品價格，導致國內生產成本和物價水平上升，加劇國內通貨膨脹，造成社會福利損失。根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測算，2025年2月1日起實施的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加征關稅措施將造成典型美國家庭每年損失約1200美元的購買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指出，關稅不會減少貿易逆差反而減少進出口和總收入，對長期經濟存在負麵影響。
高昂製造成本難解。特朗普迷信關稅政策將重振美國本土製造業，但高額關稅將提高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增加了美國製造商生產成本，反而將削弱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和長期增長潛力。關稅政策還引發全球供應鏈調整。許多美國企業依賴海外供應商，關稅增加成本會迫使企業重新評估供應鏈布局。為應對企業采取的“組裝線回流”策略規避關稅，特朗普通過加征“非友岸外包稅”倒逼汽車等行業在北美建立閉環供應鏈，反而造成全球製造業加速向東南亞轉移。
強製性支出剛性短期難破。美國聯邦支出分為強製性支出、自由裁量支出和淨利息支出三大類，其中強製性支出占到財政總支出60％，主要包括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福利項目，大部分是現行法律或既定承諾所決定，短期內難以更改。短期內可以縮減的主要是包含國防和非國防項目的自由裁量支出，這部分僅占聯邦財政預算的約1/3。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社會福利成本上升，占比更高的強製性支出仍在持續上漲，聯邦整體預算仍將麵臨較大壓力。
政府效率部引發政壇混亂，激化社會矛盾。特朗普2.0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先後對美國教育部、國防部等十餘個聯邦機構進行嚴格的財務審計、大幅削減預算以及大規模裁員，引發美國政壇混亂，嚴重激化美國社會矛盾。截至4月1日已有約6萬名美國聯邦政府雇員遭解雇或開除，其中受影響最嚴重的美國國際開發署約有1萬名員工遭解雇。雖然政府效率部宣稱截至2025年2月已節省超過550億美元開支，但其官網數據卻隻顯示節省166億美元且存在多處數據錯誤，引發外界批評。
國防開支削減陷入僵局。近年來美國軍事支出的全球占比雖略有下降，但仍高達近40％。特朗普政府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每年削減 8％的國防預算，但更有可能通過“外包軍事服務”變相增加隱性支出。外包將導致政府對私營企業的依賴增加，在缺乏足夠透明度和政府監督的情況下難以提升效率，反而增加財政負擔。特朗普政府此前曾計劃裁減數萬名軍隊文職人員並整合國內外基地以實現國防預算削減目標，但隨後又宣布將下一財年軍費增加12％左右，這一前後反複的表態凸顯美國國防預算的複雜性，國防開支削減陷入僵局。
（二）美債高企侵蝕財政韌性，債務風險擾動全球體係
近年來，美國聯邦債務規模的持續增長已突破曆史高點，其帶來的結構性風險正對美國國內經濟和全球經濟增長穩定構成嚴峻挑戰。
1. 高債務侵蝕財政根基觸發美國經濟內生性危機
高債務水平已構成美國經濟長期增長與財政可持續性的結構性威脅。CBO等權威機構警示，高債務水平將通過利率傳導機製抑製私人投資，從而拖累長期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水平。測算顯示，在現行政策框架下，2050年後聯邦債務/GDP比率或將攀升至166%，致使未來人均實際收入增速較債務穩定情景下下降約12%。PIIE的研究進一步揭示，持續財政失衡對經濟競爭優勢的侵蝕效應將引發潛在增長率下移、失業率上行及國民財富積累降速，形成三重負麵效應。更為嚴峻的是，在利率中樞抬升背景下，聯邦政府償債壓力與財政政策空間呈此消彼長態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指出，長期實際利率高企與債務規模膨脹的疊加效應，正在顯著加劇財政脆弱性並威脅金融係統穩定性。
2. 利息膨脹擠壓政策空間，引致財政彈性係統性困境
利息支出飆升擠占財政資源配置空間。受美聯儲激進加息周期影響，2023—2024財年聯邦淨利息支出年增速均突破30%。CBO最新預測顯示，2025財年該指標將同比攀升8%至9520億美元，未來十年累計利息支出或達13.8萬億美元，相當於過去二十年經通脹調整後總額的2倍。
巨額利息負擔深刻重塑聯邦支出結構。2024財年，美國國債淨利息支出達8820億美元，同比激增33.7%，已超越國防開支與醫療補助項目，躍升為僅次於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的第三大支出類別。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單邊關稅政策的濫用助推通脹壓力，迫使美聯儲維持4.3%的基準利率水平，這種政策組合將導致債務利息負擔螺旋式上升。盡管白宮持續施壓貨幣政策轉向，但聯儲決策層強調需審慎評估關稅政策對通脹中樞的持久影響，這預示著當前緊縮周期可能延長。曆史性轉變在於，財政資源向利息支付的過度傾斜，償債支出首次超越軍費規模，這不僅擠占基建、教育與科研等生產性支出，更削弱財政自動穩定器功能，大幅降低政府實施逆周期調節的政策效能。
3. 美債風險衝擊金融秩序引發全球經濟鏈式震蕩
美債市場係統性風險正通過多重渠道向全球金融體係滲透。作為全球無風險利率定價錨，美債收益率的持續上行與波動加劇顯著收緊國際金融條件。IMF指出，美債收益率持續攀升且波動性加劇，可能導致全球資本成本的上升。長期利率中樞抬升既源自市場對美債供給激增的預期強化，也通過利率聯動機製引發發達經濟體國債收益率共振上行。這種雙重效應不僅推高各國政府與企業融資成本，更對風險資產估值形成持續壓製。當市場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質疑升溫時，全球資本可能啟動風險偏好切換，引發跨市場、跨資產類別的價格重估。IMF特別警示，作為係統重要性經濟體，美國債務風險的外溢效應或引發金融資產錯誤定價與市場流動性異動。此外，特朗普單邊主義政策引發的國際金融秩序紊亂，正加劇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在資本流入與外債償付方麵的脆弱性。
債務困局動搖美元本位製的製度根基。美元體係穩定性本質上植根於國際市場參與者對美國政府信用承諾的集體信任。目前，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比近60%，在跨境貿易信用證中的比重超過50%，這種支配地位賦予美國顯著的債務貨幣化優勢，使美國享有低成本融資和匯率風險豁免等“過度特權”。然而，聯邦財政狀況的加速惡化正逐步侵蝕美元信用基礎：惠譽2023年下調美國主權評級即源於對債務軌跡與政治僵局的深度憂慮，標普繼2011年降級後再次預警財政前景惡化風險。值得警惕的是，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在《重構全球貿易體係的一份使用手冊》（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中關於美債置換或托管的提議（即“海湖莊園”協議部分內容），已引發市場對美元融資功能可持續性的質疑。2024年股債匯市場聯動性調整，既折射出市場對美元霸權鬆動的預期強化，也預示著全球貨幣格局與國際資本流動可能麵臨範式轉變。2025年以來，美國股市的震蕩、債市收益率的飆升與美元指數的回落，已形成“三殺”局麵，可能加速美元霸權的衰落，進而引發全球貨幣流動和貿易投資的結構性重構。
（三）美元霸權體係的漸進式弱化
自布雷頓森林體係確立美元全球主導地位以來，美元霸權雖曆經數次危機卻始終維係其核心地位。然而在當前國際貨幣體係變革進程中，美元主導地位呈現出係統性弱化趨勢，這種趨勢在特朗普政府可能開啟的第二任期背景下更顯複雜。
1.國際儲備貨幣格局的多元化演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美元主導地位雖未發生驟變式動搖，但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延續下行趨勢。美元丟失的儲備份額並未被另一種單一貨幣所完全填補，歐元、日元和英鎊等其他傳統儲備貨幣占比並未出現相應上升，相反人民幣等一籃子“非傳統”儲備貨幣開始嶄露頭角。
其他主權貨幣的崛起結構符合多極化趨勢的早期特征。歐洲正推進以歐元計價的能源貿易和金融交易，增強歐元的儲備資產吸引力。中國則在多方麵主動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建立跨境支付係統（CIPS）繞過傳統美元結算網絡，與多國央行簽署本幣互換協議，並試點央行數字貨幣（e-CNY）以便利跨境人民幣流通。日本雖然對推動日元國際化相對謹慎，但也參與東盟等區域的貨幣合作來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2.主權國家資產配置的戰略性調整
多重因素促使中日等國削減美債，包括地緣政治、安全因素以及多元化策略。在俄烏衝突之後，一些國家注意到美國動用美元體係實施製裁的能力，開始投資非美元體係和資產以降低潛在製裁帶來的損失。美元信用和收益考量也是因素之一，美國通脹高企和不斷上升的財政赤字讓一些債權國擔憂美債實際收益和信用前景。2023年，美國國會圍繞提高債務上限的僵局一度引發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下調，更使債權國意識到美債並非零風險資產。本國經濟金融需求促使債權國調整儲備組合，如日本央行為支撐日元匯率在外匯市場多次出手幹預賣出美元、買入日元，這直接導致日本美債持倉減少。中國則將部分外匯儲備用於支持“一帶一路”等海外投資項目，並增加戰略資源儲備。
3.黃金儲備複興與貨幣信用重構
全球各國央行近年來大幅增加黃金儲備，將黃金重新視為重要的儲備資產和避險資產。今年來，特朗普政府濫征關稅等混亂行動令全球投資者將目光轉向黃金，導致黃金價格大幅上漲，2025年4月，現貨與期貨黃金價格最高探至每盎司3500美元的曆史新高。世界黃金協會數據顯示，２月波蘭、中國、土耳其等多國央行淨購買24噸黃金，其中中國央行購買５噸，係連續4個月淨購買黃金，可見黃金在各央行儲備中的地位顯著提升。世界黃金協會最新發布的2024年《全球黃金需求趨勢報告》顯示，2024年全球黃金需求總量（包含場外交易）達4974噸，需求總額達3820億美元，均創曆史新高。
4.資源本位金融創新的製度突破
新興經濟體聯盟正嚐試構建基於大宗商品的貨幣信用體係，其核心在於將自然資源稟賦轉化為貨幣信用支撐。金磚國家（BRICS）及其合作夥伴擬利用豐富的大宗商品儲量醞釀發行由關鍵資源作背書的債券或貨幣單位，賦予其國際金融工具並以實物價值支撐。非洲開發銀行（AFDB）提出“非洲記賬單位”（AUA）計劃，這是一種由鋰、銅、鈷等戰略礦產儲備做支撐的非流通貨幣，旨在吸引綠色投資並降低非洲國家本幣匯率波動風險，成為新的 “黃金標準”式價值單位。
5.數字貨幣體係的平行秩序構建
比特幣為代表的加密貨幣和各國(地區)發行的央行數字貨幣（CBDC）蓬勃發展，開始為國際貨幣體係提供一條平行於傳統美元體係的道路。俄羅斯已正式立法允許使用加密貨幣進行對外貿易結算，俄羅斯公司已經開始用比特幣支付進出口款項以減輕西方金融製裁影響。目前，全球已有超過130個經濟體在不同程度上研究或試點央行數字貨幣。中國的數字人民幣試點走在前列，交易額已累計達數萬億元人民幣，並拓展到跨境場景；歐元區正推進數字歐元試驗；印度、巴西、尼日利亞等國也先後推出或試點本國數字貨幣。自俄烏戰爭以來，跨境批發型CBDC項目數量在一年內翻倍增長，目前全球有13個此類項目在運行測試，包括連接中國、阿聯酋、泰國、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ｍBridge）項目。這些數字貨幣網絡一旦投入使用，不僅改變傳統美元體係的運行效率，更通過建立替代性清算通道削弱美元的網絡外部性優勢。
03
美債陷阱下的中國應對
近期在美國發生的一係列事實表明，美國采取的解決方案仍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行為。因此，中國必須堅持自我發展與聯合世界相結合，爭取更多主動，為世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一）係統性應對金融霸權挑戰，推動國際金融秩序重構
1.築牢風險防線，健全美債違約預警與反製體係
構建美債違約情景推演機製，建立“美債退潮監測預警係統”，模擬極端金融製裁場景，製定美債凍結、美元支付中斷、國際清算受阻等特殊狀況應急處置方案；設立外匯調節基金與政策性銀行支援機製構成的多層次防護體係；聯合主要債權國建立協調機製，堅決抵製各種形式的美債違約；協同全球南方國家深化國際金融治理改革，在聯合國貿發會議、IMF、世界銀行等全球多邊平台推動製定跨國公司稅收征管、資本流動監控等國際規則，防範美國通過金融霸權轉嫁債務風險。
2.優化儲備結構，構建多元化國際資產配置體係
實施“雙循環”外匯管理策略，平衡官方儲備與民間持匯比例，在理念上形成“藏匯於國”與“藏匯於民”同等重要的價值觀，鼓勵民間持更大比例外匯，鼓勵金融機構試點開通除美元以外更多貨幣類型的存款、理財、基金、保險等金融類產品；在官方儲備管理方麵，建議動態測算最優儲備規模，逐步提高歐元、日元、英鎊等非美資產配置比例，適度增持巴西、俄羅斯、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等新興經濟體優質金融資產，同時建立戰略性黃金儲備調整機製；動態調整最優官方儲備資產規模，完善儲備資產風險評估模型，實現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的動態平衡。
3.夯實財政根基，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綜合治理體係
強化中央對地方債務的監管，構建“中央統籌——地方落實”的雙層監管框架，建立債務限額動態調整機製，杜絕違規舉債和隱性債務累積；完善地方債務的償還和重組機製，推行“財政注資+專項再貸款”組合工具，探索基礎設施REITs證券化等市場化處置方案；提高財政透明度和預算約束，完善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編製，建立債務可持續性評估指標體係，強化人大對預算編製的全流程監督，定期披露中央和各級地方隱性債務情況，通過債務信息公開製度化倒逼財政規範運作。
（二）構建內外雙循環發展格局，增強經濟體係抗壓韌性
1. 實施消費擴容提質，構建雙循環戰略支點
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配套政策，完善社會保障體係以釋放消費潛力；重點推動新能源汽車、智能家居等消費升級領域，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群；建立消費促進政策評估機製，動態調整個稅專項扣除範圍，探索消費券精準投放模式，培育新型服務消費業態。
2. 加強科技自立自強，突破關鍵領域“卡脖子”瓶頸
實施國家實驗室重組計劃，建立“揭榜掛帥”科研攻關機製。在高端芯片領域建議組建產業創新聯合體，基礎軟件領域建議建設開源生態係統；完善科創板“硬科技”上市標準，設立產業基礎再造基金，實施製造業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專項行動，培育先進製造業集群。
3. 促進貿易格局重構，主動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
主動開拓非美市場，讓有競爭力的中國商品、有溫度的中國服務進入全球千家萬戶；在重點區域實施“一國一策”市場開拓策略，建議在東盟、中東歐等地區建設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完善境外經貿合作區配套設施，建立“中國標準”海外推廣中心，構建跨境物流信息服務網絡，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
（三）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構建新型國際貨幣體係
1. 擴大人民幣使用場景，完善人民幣循環生態係統
推動大宗商品交易領域實行“人民幣+X”混合結算，在油氣、礦產領域建立“人民幣計價+期貨對衝”組合機製，對采用人民幣結算的長期采購合同給予進口關稅階梯式優惠；在資本市場開放方麵，擴大QFII/RQFII額度，試點外資機構參與國債期貨交易，加快外國投資者購買中國金融資產準入，給予購買人民幣計價國債的外資金融機構一定稅費減免或購買折扣；優化離岸人民幣流動性管理機製，推動在拉丁美洲與非洲等新興市場地區建設1—2個離岸人民幣市場，在巴西、南非等新興市場建設清算行網絡，完善CIPS係統直參行布局。
2. 密切關注數字貨幣動向，構建數字貨幣國際合作框架
加快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試點，建立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接機製；關注加密貨幣的潛在戰略價值，出台加密貨幣分類管理條例，建立虛擬資產交易風險監測平台；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跨境消費全場景試點，繼而依托RCEP框架建立多邊數字貨幣清算走廊，最終參與構建全球央行數字貨幣互操作係統；在海南自貿港設立“數字貨幣創新監管沙盒”，允許開展加密貨幣跨境支付、數字資產證券化等前沿業務試點，為國際規則製定積累實踐經驗。
3. 打造多元國際貨幣生態，培育人民幣資產全球吸引力
完善熊貓債發行定價機製，試點外資機構參與境內債券做市業務；在迪拜、約翰內斯堡等在迪拜、約翰內斯堡等地區設立人民幣清算中心，推出人民幣計價大宗商品期貨品種；建立人民幣資產跨境投融資便利化通道，完善匯率風險對衝工具體係，構建涵蓋股票、債券、衍生品的多層次人民幣資產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