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成立大會會場
改造日軍戰俘的仁義之師
“中國軍隊係與日本軍閥財閥及地主作戰，而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日本士兵大部分與我等相同，係日本統治階級壓榨下勞苦人民之子弟”
八年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共俘虜日軍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軍俘虜5096人，新四軍俘虜2022人。
平型關戰役是八路軍首次與日軍交鋒，盡管消滅了千餘名日軍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虜。當時的日軍官兵受軍方欺騙宣傳，非常頑固。八路軍戰士背著身負重傷的日軍士兵去搶救，反而讓日軍士兵將耳朵咬掉。那時，日軍傷兵隻要有一口氣也要與我軍戰士拚命，直到戰死為止。
平型關戰役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戰場上八路軍俘虜的日軍官兵越來越多。冀中軍區在1938年以後的3年時間裏，俘獲日軍60多名，其中有少將特務大本青，還有尉官、教官、醫官、指導官8名，軍士和士兵50多人;1941年“百團大戰”，八路軍俘獲日軍281人;1942年在田家會戰鬥中，八路軍120師俘獲日軍100多人。
向八路軍、新四軍投誠的日軍也從無到有。1940年9月，產業工人出身的日軍士兵阪穀義次郎，不堪忍受日軍官兵對中國人的槍殺、搶掠和強奸，率先向新四軍投誠，後來他犧牲在抗日戰場;在他之後，南通匯龍鎮有14名日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炮兵豐川秀雄等兩人，攜帶步槍和手槍向新四軍投誠;日軍山本師團822部隊兵長渡邊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軍投誠;日軍軍曹田井達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攜帶步槍3支、子彈300發、指揮刀一把，向新四軍投誠;日軍憲兵伊山誌雄的父親、哥哥被強迫征兵後戰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強迫送到中國戰場當軍妓，受盡淩辱，伊山誌雄滿腔悲憤地向新四軍投誠;日軍童山部隊中的6名朝鮮籍士兵向新四軍投誠;駐守南京的18名日軍士兵，準備集體向新四軍投誠，後因消息走漏，被日軍抓回，6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5年以上徒刑;巢湖縣日軍一個小隊20餘人，在小隊長川井一太郎的率領下起義，參加了新四軍，與新四軍並肩抗日。日軍向八路軍投誠的也不鮮見。
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八路軍總政治部對日軍俘虜工作作出指示：對於俘虜的敵軍士兵，不但不應加以殺害和侮辱，而且要加以優待，以爭取其同情，然後有計劃地派回去進行瓦解敵軍的工作。
“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
1937年10月6日，總政治部根據平型關戰役日軍士兵抗拒受俘的事實，再次發出指示：“對敵之俘虜應加以優待，傷兵應給以醫治。在火線堅決拒絕之敵人自應殺傷，但已被繳槍俘虜者即應多方麵加以政治宣傳後，再行處理，不應因其拒絕再行加害。”
10月25日，毛澤東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指出：“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幹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釋放他們回去。有些不願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毛澤東還指出了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是：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
同日，八路軍總部發出《對日軍俘虜政策問題》的命令。其內容是：1.對於被我俘虜之日軍，不許殺掉並須優待之;2.對於自動過來者，務必確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線上負傷者，應依階級友愛醫治之;4.願歸故鄉者，應給路費。
1938年11月22日，八路軍總部有鑒於“日軍士兵在作戰後失去聯絡一星期以上後歸隊者皆被槍殺”的情況，發布了關於俘虜政策的新規定：“今後凡捉到俘虜，除特種人員勸其留在我方以外，其餘的不論表現如何，一律盡量優待，並發動群眾慰勞，給以很好影響，立即歡送釋放，至多不得超過3天。”
1940年八路軍總司令部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為使全軍俘虜工作走向規範化、製度化，於當年7月7日發布命令指出：“中國軍隊係與日本軍閥財閥及地主作戰，而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日本士兵大部分與我等相同，係日本統治階級壓榨下勞苦人民之子弟。彼等多在日本軍閥欺騙與強迫下而與我軍接觸，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動來者，絕對不準傷害或侮辱。其所攜物品，除軍事上必要者外，一律不得沒收或毀壞。並須以弟兄待遇彼等。我軍如有指戰員違犯此命令者處罰之。二、對負傷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須特別注意給以治療。三、願回國或歸隊之日本士兵，盡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達目的地。四、願在中國或中國軍隊工作之日本士兵，應予以適當工作，願學習者應使其進適當學校。五、願與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應盡可能地予以方便。六、對戰死或病死之日本士兵，應在適當地點埋葬，建立墓標，記其姓名、年齡、原籍、所屬部隊、等級、死亡狀況，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為確保俘虜政策的貫徹落實，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譚政聯署發出指示，具體規定了俘虜工作的紀律，要求全軍切實貫徹執行，“如有違者，不論有意無意，均須執行處分，從警告禁閉直到送軍事法庭”。
新四軍成立後，除堅決貫徹毛澤東有關俘虜工作的指示和總政治部的規定外，新四軍政治部還製訂了《敵軍工作綱要》等許多適合新四軍的補充規定，使戰俘政策更加完善。
對日軍戰俘的生活，八路軍也作了特殊優待。1941年9月，總政治部發布《關於日本俘虜優待辦法的規定》，其要點是：夥食費標準比我軍官兵增加一倍;年節、紀念日，進行會餐;糧食供應機關，應盡量撥一部分白麵、大米;津貼費，每人每月5元;衣、被、鞋、襪應按需優先發給。
當時，八路軍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幹部戰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雜糧，有時隻得靠野菜充饑。而對日軍戰俘則盡量供應大米、白麵，並想方設法弄些雞魚豬肉，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兩餐有大米、白麵，有時還買些水果、白糖供給他們。就餐盡量照顧日本人的習慣，一人一份。八路軍太嶽軍區部隊在1942年抗戰最艱難歲月，平時保證日軍戰俘每天吃一餐白麵。彭德懷副總司令很關照日俘洗澡的習慣，要求各部隊積極創造條件解決日俘的洗澡問題。
在上述情況下，一些戰俘多次要求取消特殊照顧，與八路軍官兵同等對待。
與日本共產黨創辦工農學校
1941年5月15日，延安八路軍大禮堂座無虛席，主席台上懸掛著毛澤東的肖像和日本已故革命領袖片山潛的遺像，兩旁掛滿了延安各界送來的賀旗和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題詞。來自延安黨政軍的兩千多人和許多日本人歡聚一堂，在這裏共同慶祝日本工農學校首批學員的開學典禮。
大會在國際歌中開始，日軍戰俘、工農學校首批學員代表森健首先致辭。他代表全體學員衷心感謝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對他們的不殺之恩，感謝對他們兄弟般的關懷和耐心教誨，使他們理解了戰爭的本質，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代表全體日本學員宣誓：“我們決心在日本工農學校裏努力學習，絕不辜負各位同誌的希望，我們要在學完規定課程之後，為早日結束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為在日本建立和平民主主義的人民政府而全力以赴，如有需要，我們決心隨時與八路軍肩並肩地與共同的敵人戰鬥到底。”
接著，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講話。他說，日本人民和士兵現在多數還受著欺騙，但他們會覺悟過來的。他們和中國人民一樣，隻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華北、華中，在中國各個戰場上，在日本，都設有日本工農學校。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創辦的一所正規的政治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譚政和敵工部長王學文等直接參與領導工作。
創建日本工農學校最初是日本共產黨建議的。1940年4月，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阪參三從蘇聯到了延安，他與中共中央、總政治部敵工部領導商談了日軍戰俘的教育管理問題。他親自找在延安的日軍俘虜中反戰進步分子談話，了解俘虜的教育情況。他認為“那些離開日本軍隊、放下武器、脫掉軍裝的日本工人和農民，隻不過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品，隻要喚醒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認識到侵略戰爭的本質，他們遲早會成為反戰的和平戰士，這是他們的必由之路。”
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研究，野阪參三於1940年10月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改造日軍俘虜。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並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
日本工農學校培養的都是日軍戰俘中的優秀者，他們從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各個抗日戰場自願而來。工農學校根據日本學員的文化程度、思想狀況和政治表現，分別編為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
初級班招的是被俘時間不長的學員，主課是政治常識，講授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史。通過這門課的學習，學員在日軍和在日本學校裏所受的欺騙教育被揭穿了，他們懂得了日本也是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發展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懂得了階級、國家的產生及消亡;懂得了戰爭產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消滅戰爭;懂得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
中級班，由在八路軍工作生活一年左右的日軍戰俘編成，主課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學習他們弄清了為什麽日本工人無論怎樣勞動也擺脫不了貧困，日本軍閥、財閥是如何從戰爭中發財的，認識到自己不再是天皇的赤子、護國聖戰之神，而是軍閥、財閥的剝削對象，是為他們利益而戰的犧牲品。
高級班，由政治思想覺悟較高、在八路軍工作有一定成績的日軍戰俘編成，其中有許多反戰骨幹分子。主課是聯共黨史，由野阪參三親自授課。他把蘇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日本問題聯係起來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提出問題、回答問題，引起了學員的極大興趣，對提高學員的覺悟起到了重要作用。
工農學校還組織日軍戰俘參加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參議員選舉，森健當選為參議員。組織學員參加延安大生產運動，參加抗日根據地政府和八路軍的活動，使學員受到了全麵鍛煉。
日本工農學校的經費和學員的一切生活費用全部由八路軍供給。他們的生活標準高於八路軍官兵，文化體育生活也豐富多彩。毛澤東觀看過日軍學員自編自演的話劇《島田上等兵》，這是以華北日軍中發生的事件為素材創作的反戰劇，描寫一名日本士兵向中隊長提出反戰要求，未被采納，於是士兵群起攻之，開槍打死了這個中隊長，向八路軍投誠。演出結束時，毛澤東予以讚揚。
1944年10月，美軍觀察組的約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農學校考察。在這之前，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成功教育改造日軍戰俘持懷疑態度。經過考察，他們相信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對日俘的教育是成功的，並對爭取日俘的經驗表示讚賞。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4年多時間裏，日本工農學校培養了350多名日軍戰俘，其中有100多人畢業後分配到八路軍和新四軍部隊工作，成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骨幹。
8月16日，中共中央、八路軍與野阪參三商定工農學校的學員返回日本。
8月28日，最後一批學員的結業儀式舉行。
8月30日，八路軍在延安王家坪大禮堂舉行隆重的歡送大會。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發表了熱情的講話，野阪參三對日本工農學校作了曆史性的總結。
9月10日，野阪參三和森健等乘美軍飛機返回日本。行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舉行了歡送宴會。
9月18日，日本工農學校的全部學員經華北、東北，取道朝鮮半島，於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在中國的曆史使命。
反戰同盟成立
1939年1月2日下午，山西省武鄉縣王家峪村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八路軍前線總司令部組織千餘名八路軍召開新年聯歡會。
聯歡會接近尾聲時，3位日軍戰俘走上舞台，並排站在觀眾麵前。主持人介紹說：“這3位青年是我們的日本同誌，這位是衫本義夫，這位是小林武夫，那位是岡田義雄。”
主持人介紹完情況後，衫本義夫向前一步，莊重地聲明：“從今天起，我們正式參加八路軍!”接著，他代表3位日本青年表了決心，在講話結尾時說：“現在，日本軍部和政府，還有不明真相的大多數日本國民，咒罵我們背叛祖國，是賣國賊，輕蔑和憎恨我們。但是，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這是我們的光榮，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我們走的這條路是真正的正義之路，這是一條符合日本人民和民族利益之路。”
剛才熱鬧的會場變得鴉雀無聲，人們靜靜地聽著八路軍敵工部漆克昌科長的翻譯。接著，會場上掌聲雷鳴。
這時，坐在最前排的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從容地站起來走上舞台，他熱情地與3位日本青年握了手。爾後，轉過身來說：“我代表全體指戰員歡迎這3位日本青年參加八路軍。今天，這3位日本青年參軍證明了我們八路軍俘虜政策的正確。雖然今天隻有3個人，以後一定會變成幾十個人、幾百個人。”
講話的人是八路軍總司令朱德。
二十多年後，衫本義夫回憶說：“決心參加八路軍的我們3個人，沒有想到能得到朱德總司令的親自歡迎。那一天的情景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真是終生難忘。”
在八路軍俘虜政策的感召和衫本義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軍戰俘參加八路軍的越來越多。衫本義夫想，對日軍的宣傳如果以日本人的組織為主，那效果就會更大，對俘虜的教育也是一樣。於是，他和“日本八路”們商量建立一個由日本人組成的反戰同盟組織，他們的想法得到了八路軍敵工部的支持，他們決定給這個組織起名“覺醒聯盟”，並製訂了簡單的綱領和章程。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那天，“覺醒聯盟”在山西省遼縣(如今的左權縣)舉行成立儀式，它是日本在中國的第一個反戰組織。成立後，朱德總司令專門到“覺醒聯盟”表示祝賀。
“覺醒聯盟”很快發展壯大起來，到1942年已經擁有山東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魯豫支部、太嶽支部等5個支部。
日軍戰俘森健在戰後撰寫《在延安組建反戰同盟》的回憶文章，描寫了建立“反戰同盟”的情景：“王震旅長指揮的八路軍攻擊了太原至同蒲線上的平社村車站，我當時被俘，成了八路軍的俘虜。1938年末我來到延安，那是我被俘後的第三個月。日本俘虜的住處離敵工科辦公室不遠，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沒有拉鐵絲網。也許還把我當作國際友人對待吧。剛一進屋，看到4個40歲左右的日本人，穿著八路軍的藍色軍服，盤著腿坐在炕上，正吸著自製的香煙。
“我和他們交談了解到,4個俘虜中，有3人是大阪的商人，他們是從大阪經過朝鮮被送到中國戰場上來的。在離開日本的第一周就讓八路軍給俘獲了。
“轉眼我到八路軍裏已經兩年了，懂得了中國共產黨的俘虜政策，作為一個日本工人，也提高了自己的階級覺悟。同時進一步地理解了日本軍部稱之為‘聖戰’的本質。我認識到應該把以前對準中國人民的槍口，掉轉過來對準日本軍部和大資本家。1940年5月，在八路軍的援助下，我和春田組建了‘反戰同盟延安支部’。”
據《八路軍敵軍工作史》記載，創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的還有日軍戰俘高山進、市川春夫、小路靜男等人。
“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建立後，反戰同盟組織猶如雨後春筍，冀中支部、晉察冀支部、晉西北支部、膠東支部、濱海支部、渤海支部、魯南支部等在華北其他抗日根據地相繼建立。
在新四軍中也先後成立了“覺醒聯盟”和“反戰同盟”組織，在華中、蘇北、蘇中、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支部。
1942年8月，在野阪參三的指導下，“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全華北反戰大會”在延安召開，“覺醒同盟”和“反戰同盟”合並，成立“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衫本義夫為聯合會會長，森健、鬆井敏夫為副會長。
從此，分散在華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日本反戰團體有了統一的領導和明確的綱領，在華日本人的反戰活動進入一個新階段。
據1944年4月的統計，同盟成員已發展到253人，支部16個。
此外，在八路軍、新四軍中還成立了朝鮮反戰組織。日本在20世紀初就吞並了朝鮮，並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他們把朝鮮作為兵員的補充地，強迫朝鮮人加入日軍。因此，侵華日軍中有大量的朝鮮人。
在華朝鮮人的第一個反戰組織是1938年10月10日在武漢成立的“朝鮮義勇隊”。
1941年1月10日，“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在太行抗日根據地成立，總會長是武亭，副會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朝鮮人鄭律成。朝鮮義勇隊轉入華北抗戰後，隸屬於“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領導。
1941年12月10日，“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在晉冀魯豫邊區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根據形勢的需要，一致通過決議將“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改稱為“華北朝鮮獨立同盟”，將“朝鮮義勇隊”改稱為“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選舉金白淵、武亭、崔昌益、樸孝三等為同盟執委，樸孝三兼任“朝鮮義勇軍華北支隊”支隊長，李益星任副支隊長，金昌滿任政治委員。他們召開朝鮮士兵大會，通過了《在日本法西斯軍隊內朝鮮人士兵要求書》，號召朝鮮士兵“絕不為日本天皇而死，要為自己的民族而犧牲，打回祖國去!”
“咱們的敵人不是八路軍，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軍閥、財閥”
在中國的以日本和朝鮮戰俘為主體的反戰組織，在抗日戰爭中尤其在瓦解敵軍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發揮了特殊作用。
“反戰同盟”的主要任務有五個方麵：
一、編寫日文宣傳品。“反戰同盟”成立3年多時間裏，就編寫宣傳品100多種、印刷80餘萬份。“反戰同盟”山東支部先後編印出版了《士兵之友》《陣地通信》《曙》等宣傳刊物，特別是日文雜誌《覺醒》《士兵之友》，很適合日軍口味，非常受日本士兵歡迎。這些宣傳品對於日軍官兵了解戰爭性質、戰局真相和八路軍的寬俘政策、幫助日軍官兵從戰爭中覺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參與八路軍、新四軍組織發動的政治攻勢。戰場喊話是瓦解敵軍的重要手段，但八路軍官兵不懂日語，所學的日語喊話口號數量有限，效果不明顯。“反戰同盟”成員參加戰場喊話後，局麵很快就打開了。
“我們是延安日本反戰同盟派來的日本朋友，來慰問你們。”“反戰同盟”盟員加藤對吳城日軍據點喊話，“過去我們也是日本軍隊的士兵，3年前當了八路軍的俘虜，送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現在我們明白了，咱們的敵人不是八路軍，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軍閥、財閥，我們為他們打仗賣命太沒意思了。日本在戰爭中是打不贏的，因為來中國殺人放火侵略人家，遭到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太平洋戰爭注定要失敗。在中國也打不了幾天。戰爭中得利的是軍閥、財閥，受苦、受難的都是你們和日本的勞苦大眾，是我們的家人。希望你們和我們一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軍閥、財閥!日本軍隊徹底失敗之時，就是咱們返回日本和家人團聚之日。”
據點的槍聲停止了，日軍士兵在靜靜地聽著，後來據點中有人向八路軍投誠。
三、協助八路軍、新四軍做好戰俘工作。“反戰同盟”成立後，日軍新戰俘的教育爭取工作大都由“反戰同盟”負責。鬆山一郎是在戰場上走投無路準備舉槍自殺時，被八路軍俘虜的。被俘後他在地上耍賴，讓八路軍殺死他，當八路軍一名戰士背他時，他狠狠地咬了那個戰士一口，掙脫後又躺在地上嗷嗷叫，讓八路軍打死他。他被幾名八路軍抬回駐地後，“反戰同盟”的盟員田中、東忠多次教育開導他，他了解到田中被俘前是日軍少尉軍官，非常震驚。他看到八路軍沒有殺田中，而且田中還成了日本“八路”，開始相信八路軍的寬俘政策，最後終於覺醒。他悔恨自己當初不該傷害救護自己的那位八路軍戰士，加入了“反戰同盟”，成為一名反戰勇士。
四、與八路軍、新四軍並肩作戰。“反戰同盟”主要是承擔瓦解日軍工作，一般不讓他們承擔軍事戰鬥任務，但一些特殊的軍事任務會讓他們給予協助。1944年10月，日軍對八路軍冀東根據地進行大掃蕩，配備了大量軍犬，這些軍犬一嗅到我方人員的氣味就狂叫不止，給八路軍偵察員偵察日軍的掃蕩情況帶來極大困難。為了搞清日軍用什麽辦法讓軍犬區別敵我的秘訣，“反戰同盟”盟員宮本主動請戰。冀東分區領導考慮到宮本曾在日本軍犬訓練隊當過馴犬員，便同意了他的請求。宮本潛入日軍軍營進行偵察，終於搞清了日軍的奧妙在於帶不帶白胡椒。這為八路軍反掃蕩創造了有利條件。宮本在完成偵察任務撤離時，光榮負傷。
機槍手秋山良照曾是個頑固的日本兵，1941年在戰場上負重傷後，被八路軍俘虜。開始他死不認罪，經“反戰同盟”現身說法，慢慢地覺醒了，後來也加入了“反戰同盟”。八路軍對日作戰，他經常請纓上戰場，在日寇“4·29”鐵壁合圍時，他端著機槍奮勇衝擊，從重圍中殺了出來，使日寇聞風喪膽。劉伯承師長在太行《新華日報》上寫文章讚揚秋山良照：“多次在槍林彈雨之中，親自拿機槍去協助我們作戰。”
秋山良照後來把太行日本“反戰同盟”發展到十六七人，他任負責人，配合八路軍與日寇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抗戰勝利後，秋山良照和他的戰友回到了日本。
回國後，秋山良照加入了日本共產黨，撰寫了《八路軍中的日本反戰士兵》等書，記述了抗戰時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戰鬥經曆。1981年他重返中國，受到了他當年在八路軍中的老領導宋任窮的親切接見和盛情款待。
日本“反戰同盟”還教八路軍如何使用繳獲的日軍擲彈筒和歪把子機槍。八路軍在戰場上拚刺刀多以人多取勝，一對一就不是日本士兵的對手。“反戰同盟”的盟員就教八路軍戰士如何刺殺，把“氣、鍘、體”一致起來，也就是喊殺聲、刺殺方向、猛撲對手三者要一氣嗬成。為了增加臂力，盟員讓八路軍戰士頭頂烈日，練習槍舉過頭，一舉就是上千次。盟員們還自製了棒球用具，開展棒球運動，在比賽時，被劉伯承師長看見了，他認為這項運動可增進部隊的體力和靈活性，命令在全軍開展這一運動，請日本“反戰同盟”盟員當教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五、敦促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日本“反戰同盟”兩次發出通電號召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朝鮮獨立同盟”也對日軍中的朝鮮籍官兵發出了向八路軍和新四軍投降的通電。日本“反戰同盟”和“朝鮮獨立同盟”的盟員還隨同八路軍、新四軍進出敵戰區進行接收工作。日軍獨立混成第5師團被八路軍膠東部隊包圍後拒不投降，日本“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副支部長小林清進入敵營做工作，促使該部日軍向八路軍繳械。
英名永垂
為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許多經過教育改造的日本戰俘和日軍中的朝鮮戰俘，英勇地獻出了生命——
今野博在同八路軍武工隊深入敵戰區日照縣付瞳一帶活動時被捕，後遭日軍殺害;
鈴木宏在博興縣開展瓦解敵軍工作時，與八路軍敵工幹部林殿卿一起被捕，同時遇難;
黑田在日軍“九·二七”大掃蕩中，和八路軍並肩戰鬥，英勇犧牲;
藤勇在“反戰同盟”淮北支部任支部長，1945年夏在配合新四軍的一次戰鬥中，壯烈犧牲;
阪穀義次郎在1944年9月執行任務時，不幸被日本憲兵逮捕，他拒絕利誘，不怕刑訊，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鬆田在解放高郵戰鬥中主動請求入城談判勸降，不幸被日軍殺害;
宮川在瓦解日軍的戰場宣傳中，光榮獻身。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和朝鮮“獨立同盟”共有52人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其中日本“反戰同盟”34人，他們是：寺澤吉藏、今野博、安藤清、淺野清、黑田嗣、鈴木宏、鬆野覺、森增太郎、大野靜夫、後藤勇、阪穀義次郎、鬆田、田鈿恙、吉田武、福岡留、宮川戶吉、中西勉、中川秋夫、戶田益、高木敏雄、原廣見、小林春夫、青木定夫、中山正、初田清太郎、浜田真實、砂原利男、佐野甚七、與津、富田、紺野、宮崎、田中實、吉聖次郎。
朝鮮“獨立同盟”盟員18人犧牲，他們是：孫一峰、王賢淳、韓清道、樸吉東、石正、陳光華、胡維伯、金學武、金巴倫、文明哲、韓樂山、崔指南、李鏞寅、金永信、吳均、林平、韓震、金明華。
他們的英名永垂中華民族的抗戰史冊。
《瞭望》文章：戰俘回憶錄
日本投降後，日軍戰俘大都回到日本，他們紛紛撰寫回憶錄和回憶文章，訴說他們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的轉變過程。
“當時我真頑固”
1937年8月，我為“聖戰”的美名所驅使，胸中裝著帝國軍人的榮譽，佩帶著“正義之劍”勇敢地奔向中國華北戰場。
8月6日我在戰鬥中負重傷被俘。當時我真頑固，認準了隻有封建的武士道精神才是帝國軍人的靈魂。然而，由於周圍同誌熱情的國際主義援助，我這個頑固分子也不再墨守陳規了。他們幫助我樹立了新的人生觀，使我沿著中國同誌指出的真理道路前進。
——吉田太郎，《武士道精神垮了》
“我的第二誕生地”
我在28歲以前，還沒有“階級意識”。1937年春，我大學畢業後進入東京同愛紀念醫院內科工作。那一年7月爆發了日中戰爭，我入伍了。1939年5月，我所在的部隊西渡中國。7月末，在壽張縣的戰鬥中我的頭部負傷，成為八路軍的俘虜。當時我鐵了心，豁出去被殺頭，想設法逃跑。
一天，我突然感覺很不舒服，直打哆嗦，我得了傷寒病，最後失去知覺躺在床上，後來聽說我3天3夜沒有醒過來。待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火炕上，一個女護士在炕邊兒護理著我。她一會兒換水枕，一會兒燒火炕，忙個不停。我才意識到自己得了場大病，不過當時身不由己，隻覺心裏爽快，頭腦清醒多了。後來，劉伯承司令員特意從涉縣軍區司令部趕來看我，還送我一桶醬菜，這種東西在當時是十分昂貴的。在這種關懷和照顧的環境中，我不久便又穿上了白大衣，為傷員治病，不過這次我是出自真心，想站在八路軍同一立場上工作。在早晨和下班後的晚上自由支配時間裏，我讀《貧乏物語》和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書。晚上把油燈撥亮，記筆記，往往精讀到深夜。
我把山西省的太行山視為我的第二誕生地。那裏有我煩惱生活的記憶，也有脫胎換骨後難以忘懷的與親愛的同誌們共同度過的苦與樂，還有那許多令人思慕的回憶。
——山田一郎，《太行山——我的第二個誕生地》
“我在這種‘國際援助’的環境中成長”
常有人向我提出一個問題：“那些在日軍中受教育的人，為什麽竟在敵人那裏反起日本了呢?”
我們過去在軍隊裏曾作為“天皇陛下的赤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長官的命令當作天皇陛下的命令，接受嚴格的訓練。無論在學校，還是在現實社會中受到的教育都是把死看作比鴻毛還輕，把名譽看得很重。
我當俘虜是在1941年4月末。八路軍的幹部戰士和老鄉們，為了踏實地執行保護“國際友人”的指示，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他們為執行黨的俘虜政策，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不惜一切，耐心地教育俘虜，啟發俘虜的階級覺悟，使我們能夠覺醒過來並參加反戰活動。他們的行動，不僅在冀中、在晉察冀、在太行、在冀魯豫以及在冀南、山東、延安都獲得了成功。我在這種“國際援助”的環境中成長，下決心積極參加反戰活動。
——和田真一，《在戰鬥和學習中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