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很久前寫的，已經一年多了，不，快兩年了吧，斷斷續續修改了多次。上次我見到張永振是在北京。吃飯吧，我們上樓。那個湘菜館的菜很好吃，不太辣。我記得他一直在擦汗。我們一起吃過好幾次飯，我得出結論：他真的完全不在意吃飯這件事，就像文中說的，他真的隻是在完成咀嚼的動作。他關心什麽？看他說什麽吧。他和我聊他研究的病毒，他的求學經曆。他的生活挺殘酷的，在新疆的生活和後來在上海的生活，都過於堅硬了。我會感到他這個人也是如此，直，是這個詞，這樣的人會很容易得罪人吧？這兩天他給我發來那些已經上了新聞的消息，我好像覺得如果不和他坐在那堅硬的地板上，就會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他去過很多艱險的地方尋找病毒，洞穴啊，野山啊，他摔斷過自己的骨頭。他的生日是1月1號，每年他會隨著世界長一歲而老一歲。你知道科學家的生命有多久嗎？你知道病毒的生命有多久嗎？剩下的日子，那種生活，除了研究病毒之外，他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麽，像一個普通的老人那樣買菜鍛煉身體然後吃飯嗎？我說了他不熱愛吃飯這件事。他隻覺得世界上還有好多好多種病毒是人類沒見過的。我們渺小。對世界一無所知。是，他就是過於關心病毒本身了。
—— 旁立
張永振
一個病毒學家的編年史
2022年北京的冬天幾乎都有陽光，不像上海很多陰冷的天。張永振有一年多沒有回北京了，這裏也是他的家。這次回京是一個機構請他做演講，主題是如何發現及認識病毒。
2023年1月6日我又見到了張永振，距離我們上次見麵剛好過去了一年。他看起來沒有什麽變化，還是穿著那件深藍色西裝，眉頭依然皺著。我們談論的也還是那些讓他付出很多代價的回憶，這些回憶從2020年1月開始，其中大部分讓人心灰意冷。
2020年張永振帶領團隊鑒定出新冠肺炎的病原體——新冠病毒，並率先向全球公開分享基因組序列。新冠病毒的及時鑒定與病毒基因組序列的全球共享，讓全球病毒檢測試劑和疫苗的研發得以提前，用哈佛大學教授Sabeti的話來說，張永振的做法，間接挽救了無數生命。他因此被《自然，Nature》雜誌評為2020年度十大科學人物之一，也入選了《時代，Time》2020年度最具影響力一百人，以及《海峽時報》2020亞洲風雲人物榜等。
三年多了，新冠病毒已經變成了奧密克戎，人類研發出了多種新冠疫苗，絕大多數國家早已進入了新的階段，而他的個人境遇卻在這三年變得飄搖又沉重。
談到2022年，張永振說，這一年又發生了很多事，但在年底終於有點讓他高興的事了。2022年12月6日，他在迪拜獲得了第七屆“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知識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的華人科學家。
張永振說獲得這個獎讓他意外，因為在對方正式通知他之前，沒有獲獎的任何信息。
去迪拜是2022年12月4日，那時中國一些城市還處在管控中。他三年來第一次出國，正是迪拜最舒服的季節，不冷不熱，穿一件薄長袖就很舒服，街上沒有人戴口罩。
迪拜政府的文化顧問、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知識獎的秘書長Jamal bin
Huwaireb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You save the
world”。2020年的時候，他也收到了許多不相識的外國民眾發來同樣話的郵件。
在2022年獲得“知識獎”的3人中，除了張永振，還有最先研究出抗新冠病毒mRNA疫苗的凱特琳•卡利蔻（Katalin
Kariko）博士和德魯•魏斯曼（Drew Weissman）博士。
在迪拜，張永振感受到了社會對為人類的知識與科學創新做出貢獻者的尊重。這次獲獎主要是表彰他與團隊在病毒學上的成就及鑒定並向全球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這是國際上對他的再次認可。在這個時候，迪拜頒發的這個獎讓他感到些許寬慰。
12月11日，張永振在核酸檢測陰性後從迪拜回中國。在廣州入境後佛山的一個隔離酒店裏，他被發現感染了新冠。在哪裏感染的？他不清楚。十二天後他從隔離點出來時，外麵的世界已經大變了。
在張永振被隔離的那段時間，朱同玉每天都給他打電話，問他感染後的身體情況，吃了什麽，心情如何，過得好不好。朱同玉是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副院長，他和張永振的友情是在他任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時建立的。他離開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時，送了張永振一塊牌匾，原先掛在他自己的辦公室，現在掛在張永振宿舍的沙發後麵，上麵寫著：惠風和暢。
但張永振的人生並沒有那麽惠風和暢。他說自己的一生很曲折，很不順。但他不後悔自己在一些重要時刻做出的決定，盡管這樣的決定讓他承受了很多很多。哪怕在人生的至暗時刻，他都始終保持著異於常人的樂觀豁達、堅毅果敢。
2021年底，在上海的一個晚上，我和張永振以及他的學生正在吃晚飯，朱同玉也來了。朱同玉幽默溫和，而張永振略顯惆悵。朱同玉擅長用玩笑去化解張永振的憂思，他說，老張別去跳樓啊。張永振說，我才不跳樓呢，曆史上很多人都挺悲慘，我要更沉靜，讓曆史來評價我。我所遭遇的也可能是一個能留下點曆史記憶的人所必須承受的。
2023年1月5號，張永振發了一條微博：3年前的今天早上所做的事（判斷與建議）經受住了曆史的檢驗。
張永振是為數不多有國際影響力的完全由中國本土培養出的病毒學家。他研究過免疫，也研究過細菌，最後轉向研究病毒。他做過狂犬病與出血熱等病毒性傳染病的防治，參加過非典抗疫、汶川抗震救災等。三年新冠疫情中經曆的事更讓他刻骨銘心。
張永振不是那種左右逢源的人，他性格耿直，說話很直接，不繞彎。他團隊成員陳燕玫博士說，他對自己和學生都很嚴格，近乎“苛刻”。他自己每天七點多就到達辦公室開始工作，晚上工作到很晚才睡覺，一周7天，也就是“8-10-7”工作模式。有些學生適應不了他的工作節奏，離開了。網上有匿名的評價說，在他那工作的日子“生不如死”。然而，張永振在實驗室開組會時常說“做科研不拚命幹，落後的我們怎麽能趕上發達國家的同行們，科學上沒有彎道超車”。
他58歲，但看著比實際年紀要大。他從來沒有專門去旅遊過。他吃東西似乎隻是完成咀嚼這個動作，快！他說他不在乎這些，他的解釋是“時間有限，要學習、要做科研”。全年有350天以上他都在工作，他的休息方式是在某個月的某一天選擇睡大覺。他得過癌症，後來開始注意鍛煉身體，每天走一萬步。唯一的愛好是攝影，他拍各種動物，洞穴，病患，一些樣本，裏麵都藏著他感興趣的病毒。
接下來我們要敘述的，隻是張永振個人故事的一些片段，跨度很大，有58年。在漫長又短暫的58年裏，他從新疆到了廣州，從廣州到了昆明，又到了北京安家，2018年又到了上海。
如果你有耐心讀完他人生的這些片段，也許會理解2020年1月張永振為何會做出那個舉動，為何能做出那些正確的判斷。
第一篇
1968年
張永振得了腦炎，醫生宣布他活不了多久了。這年他三歲。
他記得那個夏天，在江蘇徐州沛縣一個鄉鎮醫院。他也模糊記得旋轉的吊扇、有點冰涼的水泥地板。入院不久，病越來越嚴重。他媽媽後來告訴他，很快他就完全不能說話，四肢僵直，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了40多天。醫生勸說張永振的父母放棄，並說即便治愈，也會是個傻子。但他的父母堅持救治。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後，他奇跡般地好轉了。病房裏時不時進來新病人，有個年輕女孩也得了腦炎，紮針一直哭。
很多年後，張永振說他絕對不哭。小學二年級他得過急性黃疸性肝炎，初中得過瘧疾，疾病很早就找上了他，但又像一種預示，讓他這輩子都從事病毒研究與傳染病防治。
1980年
初中未畢業，由於家庭原因，張永振跟隨回家探親的嬸嬸前往新疆。之後他就和叔叔嬸嬸一起生活。叔叔是兵團農五師八十四團團部的一名會計，嬸嬸是團部的醫生。叔叔自己有三個兒子，都比張永振小。叔叔嬸嬸待他很好，像父母一樣，但他心裏清楚這不完全是自己的家。在叔叔家，他十分謙讓，比如少吃點飯，多做點家務活，像個哥哥樣。
1981年
有一些他無法接受的事情發生了。父親在這一年春天去世，他未能回家見父親最後一麵。
這年11月16日，中國女排戰勝日本女排奪得第三屆女排世界杯冠軍。第二天，《人民日報》用整個頭版發出了“學習女排，振興中華”的號召。在張永振所在的新疆兵團農五師八十四團中學，老師鼓勵大家學習女排精神，努力拚搏，考上大學，為建設四個現代化添磚加瓦。團部偶爾會放電影，《廬山戀》、《天雲山傳奇》等都有，張永振給自己立下規矩，不考上大學堅決不去看。
1982年
張永振選擇了理科，在班上成績排第一，但學校地處邊境線上，教學質量一般，能考上大學就很不容易了，考上好學校的概率幾乎為零。到農五師師部所在地博樂考試時，4個人睡一個房間，晚上他睡不好，發揮很差。
錄取通知書發到了他叔叔的單位。師部有人打電話給他叔叔說，你侄子考上大學了。但張永振沒有太興奮，他的目標是浙江大學，而錄取他的學校是新疆石河子農學院。
在石河子農學院，張永振學的是畜牧專業，他並不喜歡。但是多年後他判定，大學四年對他影響巨大。他喜歡用一種總結式的表述進行論證：第一，明確了自己的人生目標；第二，形成了做事的思維方法；第三，養成了刻苦的習慣，積累了知識；第四，學好了英語。
大學四年，張永振僅有的一次假期離校就是第一個寒假回叔叔家過年。上大學時，嬸嬸給他做了一套新衣服，藍色的，底部有很長一段被折疊起來縫在最裏麵。幾年下來，衣服洗了又洗，最外麵的那層已經發白，他個子長高些後，拆掉線，折疊部分放了下來，衣服顏色分成了兩截：上麵一大截衣服舊得發白，下麵一截是新鮮的藍色。很多年後他還記得這件衣服。大學四年，他很節儉，從不主動向家裏要錢，幾乎沒有買什麽衣服，節衣縮食，把僅有的一點零花錢全部用來買了英語詞典等參考書籍。以至於後來2019年石河子大學70年校慶，他被作為傑出校友應邀返校，學校領導問他本科四年的感受時，他的回答隻有一個字“餓”！（節儉的品質一直保持到現在。學生說，每一張紙他都會雙麵打印。他的衣服大都穿了十幾二十年，襯衫領子袖口破了，襪子、鞋子磨出了洞都舍不得扔。學生開玩笑說，他的每一雙鞋都證明了陪他所走過的不平凡的路，平時走在路上沒人會認為他是科學家，但做學術報告時他會把自己收拾得很得體。）
大學四年，張永振不看電影，沒有娛樂活動，至今也不會跳舞。他知道如果要改變命運就隻能學習。
學校很多老師是當年響應號召從內地大學來的，有些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右派。有位叫王正的廣東籍老師教遺傳學。遺傳學染色體觀察的實驗課一共做了兩次。先做雛雞的骨髓細胞染色體觀察，然後做果蠅唾液腺巨染色體觀察。兩次實驗的步驟大體相同，隻是第二個實驗缺少“低滲處理”的過程。張永振對此提出疑問。王正說，那你加上去，看看有什麽不同。晚上，王正打開實驗室，讓張永振在裏麵做了一組對照實驗：加低滲處理組與非低滲處理組。實驗結果表明，低滲處理組的效果更好。王正又讓張永振當著他的麵重複實驗，結果仍然相同。那時已經深夜了，王正沒說什麽。一周後，王正老師把張永振叫到他的房間說，你是一個有培養前途的人，你應該能在科學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他要求張永振從此在以下幾個方麵鍛煉自己：對每一個知識點要問是什麽、為什麽、有什麽用；鍛煉總結問題的能力，每門課學完一章寫摘要；鍛煉正確的思維方法。為此他到當地的新華書店買了本《形式邏輯》，開始自學。
包括馮玉美、柳平均等很多老師都對張永振說過類似的話。大學四年唯一的一次度假回到叔叔家時，他從石河子買了柿餅等幾袋東西去看望高中數學老師章忠倩。章老師是上海知青。老師說，你要有更高的目標，得考研究生，不要局限自己。
這些鼓勵雖然很小，但能持續很久，最後變成了一種激情。他從教他們班英語的李瓊芝老師那得到了一套《新概念》影印版教材，在暑假和寒假，他一個人在校園裏生活，跑步、背書、學習、複習、吃飯、睡覺。到三年級結束時，自學完了《新概念》，而且做到能背下每一篇課文。他雖然不喜歡畜牧專業，但他喜歡遺傳學與發育生物學，也一直努力自學綜合性大學的基礎生物學課程，如學習蘭州大學鄭國錩先生編寫的《細胞生物學》、劉祖洞先生與江紹慧先生編著的《遺傳學》等。由於遺傳學學習優異，為他們班講授《遺傳學》的沈文津老師讓張永振為全班同學講授有關伴性遺傳一章。
四年的大學生活，他自己也總結出了成才的五要素：目標、方法、毅力、環境、導師。
八十年代是一個朝氣蓬勃積極向上的年代。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標定位於科學研究，想當科學家，甚至在大學第四年的時候，還做起了在雞蛋孵化期間能否用雌激素改變雞胚性別的試驗。
大四考研究生他報考的是生殖生物學。該方向往年基礎課考的是有機化學，但那一年突然改考高等數學。他幾乎來不及準備，考試隻得了48分。這次的考研失敗又讓他意識到數學還學得不好，又開始自學南開大學編著的數學專業用的《微積分》、武漢大學編著的數學專業用的《線性代數》、同濟大學王福保先生編著的《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教材。張永振認為，這些早期的高等數學學習不但進一步鍛煉了他的邏輯思維，更為後來從事科學研究中如何做科學奠定了基礎。
快畢業時，室友問他：“張永振，剛上學的前兩年我們經常聽見你晚上睡覺在哭，哭什麽？”張永振並不知道自己哭過，他那時才意識到父親去世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
1986年
大學畢業後，張永振被分配到新疆建設兵團農五師。
他說當時新疆缺人才，為了確保他們到分配的單位工作，離校時學校沒有發給他們畢業證書與學位證書。他的畢業證書與學位證書都是到農五師報到上班後在師組織處領的。農五師在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與哈薩克斯坦接壤，前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六軍十六師，這支部隊曾經參加過南昌起義、長征、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和延安大生產運動。建國後，部隊跟隨王震到了新疆，創建了哈密墾區。1960年到1963年，農五師遷往博樂市，開始大規模開發建設博爾塔拉墾區。
那一年隻有3位大學生分到兵團農五師工作，張永振的英語好，被分到農五師的外資項目管理辦公室。這個辦公室主要負責一些世界銀行貸款在中國新疆的重大項目，幫助新疆農業進行綜合開發。張永振也負責分管了一些項目，比如畜牧項目、衛生改水項目等，以及參加一些師裏的對外經濟與外事活動。
剛去時，他也犯過小錯。譬如，有次在一份文件上將兩個部門公章蓋得有點重疊，領導看到後，當著所有人的麵撕毀了文件。這件事對他教訓很大，他開始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很細心。在農五師工作的六年間，每天早上，他至少提前20分鍾到辦公室，先打開水，再掃地擦桌子，為老同誌倒上一杯水，下班時間延後半小時離開。一年後，有人說“外資辦新來的小張真不錯”。
1988年
前一年的下半年，張永振參加世界銀行項目《新疆農業綜合開發項目的擴初設計》，他和來自項目單位86團、89團、90團的三位畜牧師（都是六十年代畢業於重點農業院校的大學生）負責其中的畜牧業部分。隨後，他又獨自完成了整個項目的財務經濟分析部分。該設計先後通過了兵團與國家兩級組織的專家審核。擴初設計的出色表現，也讓他得到了農五師當時主管外資項目工作師領導陳忠師長的欣賞與信任。
因為這個項目，張永振得到了一個出國機會。1988年5月，農牧漁業部組織了一個到澳大利亞考察澳洲畜牧業發展的考察團，張永振代表新疆農五師前往。組織給了他一筆置裝費，是他好幾個月的工資，說千萬別穿太差了。出發前，陳忠師長把自己的一塊表遞給他戴著。這是他第一次出國。
代表團從北京首都機場出發，乘坐國航的波音747飛機經停廣州，十多個小時後到達墨爾本，又從墨爾本飛去了悉尼。在澳洲考察的20多天，張永振感受到澳大利亞的地大物博，人均資源的豐富，畜牧業的現代化程度是他在國內難以想象的。另外他也感歎當地的物價太高了，一雙皮鞋要60-80澳元，而在新疆，最好的一雙皮鞋隻要30多元人民幣。張永振那時一個月的工資100元多一點，而澳大利亞牧場一位剪羊毛的女工告訴他，自己每天的薪資80多澳元。
一個星期天，考察團去了悉尼歌劇院，在歌劇院靠海灣方向的平台上，有一個樂隊正在演奏。很多人坐在地上安靜地聽著音樂，也有人隨著音樂起舞。他也席地而坐，靜靜地聽了一會音樂，望著遠方的大海。
回到新疆後，一位師領導問張永振：中國與澳大利亞的差距有多大？張永振說：“中國與這些發達國家的差距至少50年吧。”
1989年
張永振常去北京出差。1986年他在北京參加農牧漁業部舉辦的的英語口語強化班學習時，班上有些同學來自江西和廣東等地，他們說，要是將來能調來北京，擁有一份工作，再有輛車就好了，這就是他們當時的夢想。
這年4月，張永振經同事介紹，和同樣畢業於石河子農學院的趙斌秀女士結婚了。
他們先從新疆回到張永振的家鄉江蘇徐州沛縣，拜訪了部分親人後，坐火車北上去了北京。4月27號那天，他和妻子在街上散步，打算回住處時，突然發現地鐵停運了。兩天後，他們收拾行李回到了新疆。
世行項目的工作還在進行，一些進口農用機械陸續運到了新疆。美國的約翰迪爾大馬力拖拉機和翻轉犁最先到貨，這家公司是美國乃至全球最大的農用機械製造公司，生產的設備很先進，團裏的人都不知道這些機械該如何使用，美國公司派來了一位工程師專門講解安裝和使用方法。
美國工程師示範安裝一架機械時，發現某些零件不見了，他懷疑是中方弄丟了。張永振記得他錯誤地使用了一個詞“偷”，這把在場的人惹惱了。張永振據理力爭，最後判定是美國公司漏發了零件。但畢竟是“外國友人”，吵架後的那個晚上，張永振請他們看了文藝演出。
在兵團農五師六年的各種工作曆練，不但讓他徹底成為了一名兵團人，而且開闊了眼界，拓寬了知識麵，鍛煉了管理與組織協調能力。張永振說，這期間對他影響最大的人是一直分管農五師外資項目工作的原農五師陳忠師長。到農五師不久，張永振就感覺到陳忠師長有戰略眼光，有水平，他便暗暗地跟著陳忠師長學習如何提高自己的“觀察力、總結力、洞察力”。
1992年
為了提高自己的綜合能力，也是想看看廣東這片熱土所發生的經濟奇跡，這年秋天，他考上了華南農業大學動物科學專業的研究生，去了廣州。
冬天，他的女兒出生了。女兒和妻子依然生活在新疆。他們一年見一次麵。報考研究生時，陳忠師長盡管開始沒同意，最後還是放行了，但必須定向培養，要求他畢業後一定得回來。
在讀研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張永振在第一軍醫大學（現南方醫科大學）做免疫學研究，感到免疫學很有意思。1995年，他想繼續讀博士，學習免疫學。他報考了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直到現在，他還記得免疫學專業課考試題目包括20個名詞解釋，8道簡答題（任選4道作答），但每題回答不得少於1000字。其中一道題目是：免疫學從開始到現在有多少人獲得諾貝爾獎？這些人的成就是什麽？
張永振說，在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三年多的學習，讓他對“什麽是科學，如何做科學”有了認識。
1998年
這年10月，張永振博士研究生畢業。他本想再出國學習深造，但在準備申請國外實驗室博士後前，有一次中午做完實驗後，他正準備起身離開時突然昏倒了，完全失去了知覺。幸好有兩個女工作人員上班趕到了實驗室，要是沒人在，他可能就沒命了。醫生判定，這是太過疲勞導致了大腦嚴重缺氧所致。他覺得命運總是捉弄他。
最後他到了北京，前往中國預防醫學科學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跟隨徐建國所長做博士後，從事感染免疫研究，也是第一次接觸到了細菌。
第二篇
2001年
在張永振的人生中，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年，至少，這是他未來事業的開端。
他本已決定離開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也已聯係好了新單位，對方答應的條件也很好。但經不住徐建國所長長達半年多的思想工作，最後還是答應留下來。以前本科學習的是畜牧專業，畢業後做的是外資項目管理；研究生與博士後主要是學習免疫與從事包括抗感染在內的相關免疫學研究，而這一年他開始接觸一個全新的領域——病毒學。
張永振後來用重要性來解釋這個選擇。人類發現了抗生素，他認為細菌已經有辦法對付了，但是病毒還是太神秘，研究病毒更重要。剛好出血熱室缺高學曆的人，於是領導讓他負責出血熱實驗室。但在這個機構中，張永振的位置有些尷尬——他在研究細菌的所裏研究病毒，出血熱實驗室也是所裏唯一從事病毒研究的實驗室。另外，當時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內還有一個國內頂級的病毒學研究所，力量強大，人才濟濟。
有人開始表示懷疑。張永振在此之前從未接觸過病毒，在很多人眼裏，他也不是名校及醫學科班出身，隻是一個完全由中國本土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有人說，張永振是個外行，他行嗎？
但張永振自己認為，自己經過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的學習與鍛煉，有了較為紮實的生命科學基礎；在來北京前，自學了醫學院基礎醫學專業的基礎知識，也自學了病理學、傳染病與流行病學等；病毒不就是生命科學中的一個部分，它肯定遵守生物學的基本規律，隻是有其特殊的地方。同時他也給自己立下規矩，工作一個月內，若衛生部有出血熱疫情分析等相關任務，自己如果不能獨立完成，那就表明自己是個笨蛋，沒有培養前途，不適合這項工作，趕快換單位走人。
實驗室在昌平，離北京市區非常遠。張永振幹脆住在辦公室，先用了一個月查出血熱的曆史背景、國內外的研究現狀、主攻方向與存在的問題。他發現以往中國的研究都側重在對出血熱的普通流行病學研究上，對於其背後的生態學和遺傳學規律並沒有多少研究。他好奇的是，這個病毒和宿主之間的關係是什麽？傳播規律又是什麽？他認為不能簡單地去認識理解病毒，要把病毒視為整個生態係統中的合法存在，要尊重大自然，主動去理解認識病毒。隻有這樣，才能在人類和病毒之間建立一套預警機製，避免讓一個未知的病毒引發傳染病甚至帶來大流行。
從那時開始，張永振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沒有星期天與節假日休息日，有時長達2個多月不回家，每年大年初二就到辦公室工作。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格，沒有事情不要離開實驗室；要有怨言也可以，願者上鉤，適應不了也可以離開。
他解釋說：“每個人都是一個腦袋，兩隻手，我又不比別人聰明，拚的就是勤勞，還有什麽其他辦法？在知識這個問題上，它不像財富，可以從老爹那繼承。科學上，我們又遠遠落後於西方，要想獲得國際同行的認可，在國際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他們不會因為你是中國人，你的英語差、科研底子薄而降低標準，反而會要求更嚴更高。因此，你隻有不斷積累信譽，做出一流的成績，別無選擇。”
沒多久他似乎就得罪了一些人。他也有過反思，自己的性格喜歡挑戰，比較較真，提問的科學問題比較尖銳，一針見血，這就會得罪一些人，但他改不了。
他說：“如果我事事顧及別人，我的生活會相對容易一些。但長此以往，若養成習慣，再碰到科學問題也會有所顧忌，就會不敢堅持，這樣在科學上就很難有獨到的見解想法及一流的科學發現了。”
雖然經曆了許許多多的曲折，但他至今仍然保持這樣的風格。他想保持科研上的激情。後來，2020年11月，他在武漢第一次見到饒子和院士時，饒子和院士對他說：“到現在，張永振你仍是中科院的人”。
這一年，他也認識了實驗室的老主任陳化新主任技師與中國工程院院士俞永新研究員。他說兩位老先生都給予了他很多無私的幫助。直到現在，90多歲的俞永新院士還經常電話或微信聯係他，詢問他的工作進展，鼓勵無論麵對什麽樣的困難都要堅持，同時保重身體等。
這一年，他還參加處理了北京市實驗動物中出現的漢坦病毒疫情，帶領團隊完成了北京市所有實驗老鼠的漢坦病毒檢測任務。由此，他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認可，獲得了不小的科研經費支持。
2002年
這年1月，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簡稱中國疾控中心或中國CDC）正式成立。這個中心是由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衛生部工業衛生實驗所、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國農村改水技術中心整合而成。它的一個重要職能是：健全公共衛生應急體係，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張永振隨之也進入了中國疾控中心。他所在的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改變為傳染病預防控製所（簡稱傳染病所）。
他覺得命運再次開了一個玩笑。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體係內，盡管他在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隻有他一個實驗室做病毒學研究，但屬於合理存在。然而在中國疾控中心體係下，傳染病所的職能定位是細菌性疾病的防控及其相關科研工作，所內對病毒性傳染病的防控與病毒學研究工作就不再支持。
對他來說，這是巨大的生存危機，徐建國所長等也勸他改做細菌或細菌的感染免疫。不過他還是堅持認為病毒更重要，他也喜歡上了做病毒研究。他克服了重重困難，想盡了所有的辦法，非常艱難地維持實驗室的存在，並給自己製定了科研上的三個目標：
1.一定要在SCI期刊上發表論文；
2.一定要在SCI期刊上發表一定量的論文；
3.一定要在高水平的SCI期刊上發表論文。
2003年
中國爆發“非典（SARS）”。當時疾控體係不健全、疫情上報係統不透明，成為初期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4月，張永振作為專家加入國務院督察組，前往湖南湖北兩省調查真實的“非典”疫情與督促疫情防控工作。
他們這個組負責的是湖南湖北兩省。督察組把重點放在湖南省。當時的一個疑問是，廣東病例很多，為何與其緊密相連的湖南卻很少？湖南是否有隱瞞？為了獲得真實情況，在長沙，督察組晚上坐出租車向司機打聽當地疫情。當時的規定是，如果在市區打了120電話，救護車20分鍾內到場才算合格。張永振和另外一位督察組成員跑到街上撥通了急救電話，稱自己從北京來，這兩天咳嗽很厲害，還在發燒。半小時過去，救護車始終沒有到來。
4月22日，督察組去了湖南省疾控中心，在聽完了湖南省領導的匯報後，督察組的負責人問疾控中心負責人：“你們的疫情數字是怎麽來的？可不可靠？原始資料還在不在？能不能提供原始數據？能不能提供密切接觸者的姓名和電話號碼？”並讓張永振與另一位成員去核實這些數據。
調查完長沙後，督察組按計劃準備去嶽陽。4月25號中午，大家正準備坐下來吃午飯，突然收到一條消息：一列從廣東開來的火車上有個SARS病人，該車已進入湖南省內。車次是5303次，在24日晚8點從深圳發車至懷化。上午11點，列車長發現17號車廂有一名女乘客一直在咳嗽，對方說，自己可能在深圳感染了“SARS”，便與男友回家鄉湖南。
湖南省政府與督察組馬上和鐵道部商議讓列車停了下來，停靠地點為漵浦縣低莊車站。張永振對領導說，督察組得有人去往現場才行，他申請過去，他是做公共衛生的，從衛生口出來的，應該去一線。下午，張永振和專家組另一位成員坐上車，在山路上繞了十多個小時後，第二天淩晨一點多到達漵浦縣。
兩個疑似SARS病人被隔離在醫院。張永振要去醫院對病人做流行病學調查，他必須判斷他們到底是不是SARS。這個判斷將影響其他乘客的去留。從中午1點到晚上11點多，兩個車廂裏的270多人接受了檢查，到了深夜，他們隻能睡在當地提供的簡易房屋裏休息。
沒有防護服，張永振戴上口罩，穿了一件工作服進了病房。這對情侶分別隔離在兩間病房。省裏派去的臨床專家判斷，兩人應該不是SARS，就是個普通的感冒，但最終需要督察組的人下結論。張永振發現兩人沒有與SARS病人的相關接觸史等。他說，我也相信省裏醫生的診斷。回到賓館後，他與另一位同事決定，兩人問題不大，可以讓其他乘客離開，這兩位病人留下來觀察即可。
5月9日，在SARS恐慌達到頂點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頒布。其中第二十一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對突發事件，不得隱瞞、緩報、謊報。
也正是這次國務院督察工作，他認識了對他影響很大的原國家人事部戴光前副部長。張永振說：“戴部長不但是長輩，更像忘年交，從那以後給了我許多的關懷、指導，支持與幫助。哪怕在《參考消息》上看到有關傳染病防治相關的新聞，他都問我看到了沒有，最好查查英文原文”。張永振說，過去二十年，戴部長一直在關心與鼓勵著他。
2004年
這一年，國內狂犬病疫情開始上升。由於狂犬病是老病，很難爭取到經費，沒人願意研究這個病毒。
張永振意識到，做出血熱研究在科學上可能會有所建樹，但做狂犬病主要是防治，能夠吸引大眾對動物源性疾病的關注。他接受了衛生部疾控司領導肖東樓副司長的安排，除出血熱外，同時開始研究狂犬病毒及做狂犬病的防治工作，由此認識了美國佐治亞大學的華裔病毒學家傅振芳教授，並成為好朋友。
世界衛生組織的幾個狂犬病專家在這一年先後來到了中國。他們在中國各地疾控中心宣講狂犬病防治知識，張永振對他們說的“十日觀察法”、“健康犬不傳播狂犬病”等觀點產生懷疑。張永振要做一場實驗，用實驗結果去論證“健康犬是否傳播狂犬病毒”。當時已對狂犬病毒頗有研究的嚴家新教授認為他是一個“敢於挑戰權威的勇士”，並且不是通過口頭進行挑戰，而是通過科學研究。
他去了貴州的安龍縣，這是狂犬病疫區。縣裏在這一年報告了十多起狂犬病病例。一個35歲的男性被確診為狂犬病，這位患者還有兩個孩子和一對年邁的父母。當時，這個得了狂犬病的患者還很清醒，他睡在床上，話不多，出現典型的狂犬病症狀，問一句答一句，四肢都被綁在床的四個角上。這個場景一直衝擊著張永振，但他無能為力。他在離開這家人時，給他們留下600元錢。
這一年的冬季，他們在安龍縣找到了100多隻流浪狗，用當時的國產診斷試劑從中篩查出了15隻檢測狂犬病毒抗原陽性疑似患有狂犬病的狗，在一個農戶的豬圈裏將每條狗單獨圈養著。半年間，張永振的合作夥伴——貴州省疾控中心的老主任王昭孝帶著人每月到現場觀察采樣一次，他自己從北京多次到現場觀察采樣。最後一次，張永振、王昭孝、傅振芳教授、美國CDC狂犬病研究室的主任Rupprecht
CE博士等一同來到現場進行現場觀察、取樣檢測驗證，再加上回到北京後的實驗室驗證。最後結果顯示，這些長期存活狗的唾液腺中並沒有狂犬病毒。這次實驗證明，健康的狗不傳播狂犬病毒，張永振也認可了“十日觀察法”適用於中國，並與美國專家Rupprecht
CE、傅振芳等聯名在國際專業雜誌上發表了論文，受到國際同行的高度認可與評價。
這一年，張永振的實驗室因疾控中心內部機構改革差點被關閉。
他自己想了很多辦法，無法解決時，張永振在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找到了戴光前部長，向部長匯報了相關情況。戴部長了解到全麵情況後，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保留下這個實驗室更重要，更有利於工作，同衛生部分管疾控工作的部領導溝通協商。這樣，張永振實驗室得以保留。當張永振對戴部長說，因這些小事找您給您添麻煩，實在不好意思。戴部長說：“你是為了工作找我，又不是為了想當官找我，你不找我你還能找誰”。談話結束後，戴部長還把張永振送到人事部大門。
另外，俞永新院士與陳化新主任技師也多次通過各種渠道向衛生部領導、疾控中心與傳染病所領導反映問題，建議保留張永振在傳染病所的實驗室並支持他的工作。
2005年
這年底，他實現了在SCI期刊上發表論文的目標。有關“中國人狂犬病”的短篇論文在美國CDC辦的期刊《新發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上發表。
2006年
他在《病毒研究，Virus
Research》上發表有關中國狂犬病分子流行病學的論文，這也是中國發表的第一篇有關中國狂犬病的分子流行病學論文。
這一年，張永振邀請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教授Alexander
Plyusnin博士來中國訪問，並一起到了中國腎綜合征出血熱高發地區之一的內蒙古牙克石實地調查。他認為，赫爾辛基大學Alexander
Plyusnin教授是當時國際上在漢坦病毒遺傳進化研究上做得最好的病毒學家。也由此開始了他們兩人在漢坦病毒研究上的合作，並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
2007年
這時，張永振最感興趣的病毒是漢坦病毒。他認為漢坦病毒與其宿主（主要是老鼠）是從進化生態上研究新發傳染病非常好的一個自然模型。
早在2001年，他就申請到了國家社會公益重點項目，開始中國漢坦病毒的分子流行病研究。2002年，他在吉林琿春林區野外的大林姬鼠中檢測到漢坦病毒陽性，對病毒基因序列進行分析，發現這些老鼠攜帶的病毒與黑線姬鼠攜帶的漢坦病毒高度同源，均為漢灘病毒（國內又稱I型病毒），並認為大林姬鼠也是漢灘病毒的自然宿主，這無疑不符合當時國際上流行的漢坦病毒與宿主間一對一關係的觀點。
這一年，在知名期刊《普通病毒學雜誌，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上，張永振發表了團隊第一篇有關漢坦病毒的SCI論文，提出大林姬鼠也是漢灘病毒的自然宿主，地理生態因素對漢坦病毒的播散起重要作用。
另外，他還與王昭孝等在貴州發現了褐家鼠攜帶的漢灘病毒與漢城病毒發生基因片段重排的漢坦病毒。研究結果發表在《醫學病毒學雜誌，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上。
也是這一年，在杭州舉辦的一次狂犬病學術會議上，張永振認識了溫州市CDC的林獻丹。自此，溫州及其周邊地區成為張永振研究最重要的一個研究現場。林獻丹加入研究團隊後，為團隊采集到了最多的從海洋到陸地的各類生物樣本，為張永振團隊的科學研究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2008年
張永振帶領幾名由朋友支援他的外單位碩士研究生，在SCI收錄的病毒學主流期刊上發表了5篇有關漢坦病毒與狂犬病毒的科研論文。其中有關健康犬不傳播狂犬病的論文被牛津大學的病毒學家
Mary J Warrell等在《醫學1000》上給予了高度評價。
這年5月，四川汶川等地發生大地震，他第一時間隨隊到茂縣最偏遠的維城鄉參加抗震救災與災後防病。
2009年
這年9月，張永振在北京協和醫院體檢中心進行例行體檢。醫生摸了摸他的脖子後，建議他去做一個B超。做完B超後醫生發現情況不妙，說需要做一個穿刺，從病理切片判斷是否是腫瘤。隨後他被告知自己患上了甲狀腺癌。
下午接到檢查結果後，他立即打了一輛車從市區趕往昌平的辦公室。到了實驗室，張永振把學生與工作人員召集起來，安排好每個人的工作。到了晚上，張永振說，我和你們一塊吃頓飯，
我生病了，需要住院治療，後麵再見。
那場手術做了近8個小時。後來有個去看他的老朋友問張永振：老張，全麻是什麽感覺？會做夢嗎？
張永振說：沒感覺，什麽都不知道，應該和死去是一樣的。
手術做完一個禮拜後，張永振回到了實驗室。脖子是腫的，不能扭頭。至今他那側的脖子與肩膀仍沒有知覺，還是麻木的。
這一年，他帶領團隊在美國CDC辦的《新發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雜誌上發表兩篇有關出血熱的長篇研究論文。
2010年
前一年的春天，中國疾控中心接到報告，淮陽山地區（位於湖北、河南、安徽的三省交界處地區，由桐柏山、大別山、張八嶺組成，地理上合稱淮陽山）的多名農民被蜱咬傷後出現了發熱、出血等症狀，嚴重的出現死亡，感染源不明，很長時間內都無法查找到致病的病原。
3月26號晚上，傳染病所領導徐建國所長讓張永振負責找出病原體。張永振答應了下來，並提了幾個要求。第一，讓他獨立做實驗與分析，不要有任何幹擾。第二，必須給他臨床樣本。第三，得配備高等級的實驗室設備與條件（注：張永振實驗室當時連一台像樣的PCR儀都沒有）。
張永振團隊一直很小，2001-2020年間他在傳染病所招的研究生總共也就9位，朋友支援送來及他在新疆石河子大學招的研究生是他科研的主力軍。
承擔這一任務時，他隻有3個學生，其中兩位是他在石河子大學招的碩士研究生。他先讓學生整理出兩張表，第一張表為新出現疾病病例的臨床特征、血常規指標、生化指標。另一張表為國際上已知的和有相似症狀的疾病的臨床特征、血常規指標、生化指標。沒有人知道新發的傳染病是由病毒還是細菌引起。張永振習慣了兵團人領兵打仗的思維模式，首先明確戰役的戰略方向是什麽，這就要首先判斷引起這種新發傳染病的病原體最有可能是什麽，細菌還是病毒？然後再解決戰術問題尋找突破口，怎麽找。
他首先排除了細菌，但還有四個科的病毒能引起出血熱：
1、黃病毒科（乙腦病毒、登革病毒等）；
2、布尼亞病毒科（包括漢坦病毒，能引起腎綜合征出血熱（中國稱流行性出血熱），中國也是腎綜合征出血熱危害最嚴重的國家）；
3、沙粒病毒科（在中國少見，會引起腦膜炎與出血熱）；
4、絲狀病毒科（其中的埃博拉病毒與馬爾堡病毒，能引起嚴重出血熱）。
他認為這種新發的傳染病最有可能是由布尼亞病毒或沙粒病毒引起的，在設計PCR引物時，他要求學生要采取簡並原則，設計的引物要以屬為單位，每一個檢測體係要能覆蓋檢測到屬內所有已知的病毒，這樣才有可能發現未知的新病毒。
這年4月，張永振團隊前後僅用了兩周就確認了病原體是一種屬於布尼亞病毒科白蛉病毒屬（現為布尼亞病毒目）的新病毒。依據研究結果與其最先流行與發現的地理地點，並按照當時的國際病毒分類命名規則，張永振將其命名為“淮陽山病毒”。
在4月20日上午中國疾控中心的內部會議上，張永振與另一位“千人計劃”教授（鑒定工作主要在美國完成）同時報告了湖北與河南交界地區出血熱類疫情由新布尼亞病毒引起。
張永振團隊立即又從武漢新洲區2009年的一位農民患者家狗窩裏采集到的長角血蜱中發現了該病毒。隨後，張永振親自帶領團隊前往湖北的麻城、隨州、孝感，河南的信陽等地開展了長達半年艱苦的現場流行病學調查，證明了長角血蜱是該病毒的儲存宿主與媒介。
經過新布尼亞病毒（淮陽山病毒）生態與流行病學現場調查與研究的曆煉，這一年已加入團隊多年的武漢市CDC的田俊華，成長為如溫州市CDC林獻丹那樣的現場研究人員，他與林獻丹成了張永振現場研究的左膀右臂。後來張永振對他們兩人的評價是：不怕髒、不怕苦、不怕累，克服一切困難，想盡一切辦法超額完成任務。
這一年，他在美國CDC辦的《新發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期刊的第八期上發表當期的首篇論文——《中國人與動物中漢坦病毒的感染》，這也是一篇綜述性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後，張永振的鄰居，傳染病所的老教授範明遠先生還專門到他家祝賀，並語重心長地說：“小張，不簡單，好好幹！”
2011年
春天，他帶領兩名團隊成員，回到他曾工作過的新疆兵團農五師與農九師，開展節肢動物病原學調查。在老朋友與老同學的幫助下，不到20天的時間裏在新疆的博樂與塔城兩地采集到2萬多隻蜱。隨後他又帶著學生到溫州、鹽城、武漢、濟源、內鄉等更廣泛的地區采集各種節肢動物，為後麵研究RNA病毒的遺傳進化奠定了物質基礎。
這一年秋天，張永振的妻子趙斌秀被確診為肺癌。
他妻子是中國疾控中心環境與健康相關產品安全所消毒室的一名主任技師，從事消毒相關的疾控與科研工作。他妻子先後做過3次手術。隨後8年裏，為了讓張永振能更好地工作，到醫院看病大多是她一人去，甚至在節假日還隨同張永振一起到昌平的實驗室，並住在那裏。
2012年
這是張永振在病毒學科研上實現轉折的一年。他帶著幾名碩士研究生，在國際最權威的病毒學期刊《病毒學雜誌，Journal of
Virology》上連續發表了3篇論文。
第一篇論文，提出了褐家鼠遷徙導致了當今漢城病毒的世界性分布，這篇論文也是該期刊當期的亮點論文。
第二篇是他們在溫州發現，當地的社鼠攜帶的漢坦病毒是完全獨立的新種，取名為“大別山病毒”。但在研究這個病毒時他們發現，在漢坦病毒種的形成過程中至少發生了9次跨種間傳播事件。他們提出了“跨種間傳播在漢坦病毒種形成中起決定性作用”。
第三篇是有關淮陽山病毒的生態、多樣性及其進化的研究，提出了中國湖北河南交界地區生態因素的改變是淮陽山病毒感染人並引起淮陽山血熱新發傳染病疫情的主要因素。
張永振在漢坦病毒研究上取得國際學術界認可後，當時已是國際頂尖病毒學家的悉尼大學教授（澳洲科學院院士與英國皇家學會會士）愛德華·霍爾姆斯博士開始和張永振合作，後來成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張永振走向大病毒領域的研究上，他提供了不少幫助。
愛德華時常懷疑張永振是不是不睡覺，因為張永振在夜裏回複他的郵件總是很快。
2013年
2011年底，張永振團隊認為蝙蝠可能在漢坦病毒的遺傳進化中發揮作用。隨後的一兩年內，他們在浙江龍泉、湖北武漢等地采集的蝙蝠與其他動物樣本中發現了以下病毒：
在浙江龍泉地區的中華菊頭蝠中發現了龍泉病毒；
在湖北黃陂地區的普通伏翼蝠中發現了黃陂病毒；
在內蒙古牙克石地區的東北鼩鼱中發現了牙克石病毒；
在雲南梁河的四川短尾鼩中發現梁河病毒。
借助新發現的漢坦病毒，他們對全世界發現的漢坦病毒進行了係統的進化生物學研究，研究結果以封麵論文的形式發表在國際權威的病原學雜誌《美國公共圖書館—病原學，PLoS
Pathogens》上，封麵上的評論是“在中國新發現的漢坦病毒挑戰了其來源於齧齒類動物的傳統觀念”。
鑒於他短時間內在漢坦病毒遺傳進化上的這些研究，赫爾辛基大學的Alexander
Plyusnin教授對該校的中國留學生常說：張永振的進步太快，在漢坦病毒遺傳進化研究上他已經超越了我。
張永振認為，他們研究的最終目的並不是僅為發現新病毒，而是要查清病毒在自然界中的本底，揭示它們的遺傳進化、生態，以及播散規律，希望有朝一日能對它們進行天氣預報式的預測預報預警，為新發傳染病的主動防治提供理論依據與技術支撐。
也在這一年，張永振對他的學生說：在漢坦病毒的遺傳進化研究上，目前我們已經站到這個領域的山頂上，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個山頭上，我們一定要跳到更大更高的山頭上。
這一年三月，愛德華應張永振邀請來到中國CDC傳染病所，與張永振團隊進行了麵對麵的交流，非常仔細地參觀了實驗室的所有工作，察看與詢問每一實驗細節。張永振又帶著愛德華到了溫州與龍泉，實地察看林獻丹帶領的溫州等地的現場工作是如何進行的。他在中國CDC與溫州市CDC也分別做了學術報告。這次訪問更加堅定了他對張永振的信任及與張永振的合作。後來他安排他的學生來中國參加張永振團隊的研究工作。他的學生說，愛德華回澳洲後說發現新病毒與進行病毒進化研究，張永振能抓住重要科學問題，其現場合作夥伴太好啦，必須與張永振合作。
這一年的六月，赫爾辛基大學Alexander
Plyusnin教授第三次來訪張永振實驗室。他住在中國CDC的專家公寓，由於時差原因，他早上不到6點就到了張永振的實驗室。到了實驗室，他看到了正在辦公室折疊床上睡覺的張永振。這令他很意外。然而這對於張永振來說，睡辦公室早已習以為常。在中國疾控中心傳染所的20多年間，他就是這麽過來的。
2014年
四年前（2010年）在研究淮陽山病毒時，在湖北荊門地區采集的微小牛蜱樣品中，張永振團隊發現了兩條與黃病毒科病毒的NS3和NS5基因同源全新基因片段，按照當時黃病毒科的分類標準，這兩個基因片段應該代表一個新的病毒屬，根據發現地的地名和宿主，張永振將這個病毒命名為“荊門蜱病毒”。
依據經典黃病毒的基因組結構，NS3和NS5這兩個基因片段應該在同一條RNA鏈上，中間與兩邊還有其他的基因序列。但張永振團隊始終無法將兩個片段連接上，也擴增不到其他的病毒序列。在後來近四年的時間裏，這個問題一直沒人能解開。
2013年夏天，張永振突然想到，獲得的NS3和NS5這兩個片段會不會本身就不在同一條RNA核苷酸鏈上？
這個未知的病毒是否是一種分節段的病毒？7月21日下午，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兩位博士生，他們在那天晚上反複分析驗證後，證明了這個大膽的猜想。隨後又找到了另外兩條編碼結構蛋白基因片段。令人驚奇的是，後找到的兩個片段與當時已知的所有病毒序列無同源性。
判斷這四個基因片段代表一個前所未知的嶄新病毒，風險巨大，張永振認為這是他科研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戰。
張永振說，關於基因組分節段和不分節段病毒的起源問題是病毒遺傳進化領域的重大課題，涉及到病毒的生物學定位，一直是困擾科學家們的難題。
一些實驗室裏的模擬實驗結果提示，在病毒的進化過程中，基因組分節段與不分節段的兩類病毒間應該有著進化上的關聯。然而在當時，基因組分節段和不分節段的兩類病毒之間看似沒有任何聯係，也未能在自然界找到一個能明確證明兩者之間有遺傳進化關聯的病毒。直到荊門病毒的發現，這個病毒建立了基因組分節段病毒和不分節段兩類病毒間進化的橋梁。荊門病毒的發現不但挑戰了原有病毒分類規則，同時為研究基因組的進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鑒於荊門病毒的特殊生物學意義，論文在《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發表後，劍橋大學的生物學家Hayley M. Bennett博士立即以
“新發現的蜱病毒撥開了迷霧”為題在頂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評論，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發表了評論文章。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編著的經典病毒學教材《病毒學原理》第四版（2015）與第五版（2020）圖文重點講述了荊門病毒的故事及其生物學意義。
鑒於在節肢動物中發現了具有重要生物學意義的荊門病毒，張永振認為找到了金礦，帶領團隊開展了節肢動物中病毒多樣性與進化的更加係統深入的研究。
這一年，做海洋生物研究的陳驍加入了張永振團隊，是張永振從事海洋病毒研究最有力的助手。
愛德華第二次來到張永振實驗室，討論進一步加強病毒進化的合作研究。張永振帶著他到了武漢市CDC，看了武漢周邊地區地理生態、湖泊與河流，也去了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2015年
這一年，在70種節肢動物中，張永振團隊發現了112種全新RNA病毒，其中包括基因組最複雜多樣的RNA病毒——楚病毒。包括楚病毒在內的這些新病毒的發現，充分證明了所有負鏈RNA病毒具有共同的祖先。另外，他們還發現了缺少編碼糖蛋白基因或核蛋白基因的病毒，以及節肢動物在病毒的進化與播散中起重要作用。
長達26頁的文章發表在《eLife》上。當時期刊的主編是Randy W.
Schekman，他在2013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又在同期安排了由來自愛丁堡大學的國際著名病毒學家撰寫的3頁評論文章：《節肢動物是病毒進化的心髒嗎？》。同時，劍橋大學的生物學家Astrid
Gall博士以 “充滿病毒的昆蟲”為題在頂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評論，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也發表了評論文章。兩篇文章均高度評價張永振團隊有關節肢動物中病毒多樣性及其進化的科學意義。
也是在這一年，張永振與武漢市CDC的主任周敦金及餘濱主任醫師、武漢市中心醫院呼吸科的趙蘇主任等，聯合在武漢的醫院中開始開展不明原因呼吸道感染病原體監測及肺炎病原譜的研究。
2016年
動物分為脊椎動物與無脊椎動物兩個大類。過去研究動物攜帶的病毒主要集中於哺乳動物與鳥類脊椎動物。脊椎動物占整個動物種類不到4%，而無脊椎動物則占整個動物種類的96%以上。無疑，張永振認為解析了無脊椎動物中的病毒則能更好地理解認識整個病毒圈的全貌。
2016年，張永振團隊在《自然，Nature》上發表《無脊椎動物RNA病毒圈的重新界定》的研究論文，報道了1445種全新的病毒。這篇論文充分證明了自然界RNA病毒的高度多樣性與進化上的連續性，所有的RNA病毒具有共同的祖先，並且係統揭示了RNA病毒的遺傳進化規律及RAN病毒與DNA病毒、細胞生物之間的遺傳進化關聯，提出了RNA病毒基因組進化的模型。在無脊椎動物中發現了僅編碼RNA依賴的聚合酶基因病毒，加上2015年在節肢動物中
Maja Stanojević
發現的缺少編碼糖蛋白基因或核蛋白基因的病毒，這些特殊新病毒的發現也對現有病毒的概念提出了挑戰：什麽是“病毒”？
一位負責審稿的科學家說，這些新病毒的多樣性和基因結構毫無疑問地顛覆了人類對病毒世界的認識，是一項革命性的研究。同時他認為這篇論文是他審過的最令人激動的論文，甚至是他讀過的最令人激動的論文。
同時，頂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評論，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的編輯Ashley
York博士在《自然微生物評論，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發表題目為《揭開病毒圈的秘密》的評論文章。高度評價張永振團隊有關無脊椎動物中病毒多樣性及其進化的科學意義。
在中國疾控中心的官網上，我們依然能看到對這一發現的評價：“此次張永振團隊研究發現的新病毒數量很多，不僅充實了病毒的‘數據庫’，還填補了病毒進化上的主要空缺。同時也改變了病毒學的傳統觀念，為認識生命的起源進化提供了新的基礎。”
簡單來說，這些病毒的發現讓人類重新認識了病毒本身。愛德華·霍爾姆斯常常對張永振說：張，你改變了病毒學。
2017年
這一年3月，張永振接受赫爾辛基大學Alexander
Plyusnin教授的邀請赴赫爾辛基大學講授病毒的遺傳進化。5月，受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學教授Maja
Stanojević博士的邀請赴貝爾格萊德大學講學，並被醫學院聘為客座教授。11月，應俄羅斯國家病毒與生物技術中心研究員Liudmila
N. Yashina博士邀請，赴俄羅斯新西伯利亞訪問，講學、參觀考察，商討雙方合作事宜。
7月起，他帶領團隊成員先後赴新疆、河南、江蘇、浙江等地現場調查采樣。9月在浙江溫州文成山上采樣時，張永振掉到5米多的深坑，摔斷3根肋骨、一節脊椎骨骨裂。事後學生們調侃說，他是用生命在采樣。
這一年年底，鑒於團隊在病毒多樣性、遺傳進化等所取得的成績，國際頂尖期刊《細胞，Cell》與《病毒學年鑒，Annual Review
of Virology》先後聯係張永振，約請他撰寫相關評論文章。
7月，張永振與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聯合招的博士後陳燕玫博士進入張永振團隊，她原本是中山醫學院黨委書記吳忠道教授為吸引張永振到中山醫學院工作提前為他招的博士後。
10月底，愛德華.霍爾姆斯教授到深圳參加一個遺傳學會議。會後，他與張永振應邀先後到廣州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與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講學並探討科研合作事宜。
……
2018年
3月底，張永振團隊與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達成科研合作協議，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建設實驗室與研究團隊，開展病原學研究。（特別要指出的是：除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外，張永振在2018年前沒有在任何單位領取過兼職勞務費。）
這一年，張永振團隊在《自然，Nature》上發表了第二篇研究論文——《脊椎動物RNA病毒的進化曆史》。他們在海洋與陸地采集的186種低等脊椎動物中發現了214種全新病毒，尤其是在海洋魚類中發現了埃博拉類、沙粒類、漢坦類等RNA病毒。
該研究表明，自第一個脊椎動物出現後就一直有病毒存在，提示病毒隨著脊椎動物從海洋到陸地，論證了RNA病毒具有漫長的進化曆史。這篇論文與2014年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2015年發表在《eLife》、2016年發表在《自然，Nature》上論文的研究結果，對確立病毒的生物學屬性及其進化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
鑒於這篇文章的科學意義， 《自然，Nature》雜誌同期配發美國科學家Zeller和Andersen撰寫的題目為 “Backbone
of RNA viruses uncovered”的評論文章。同時，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評論，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的編輯Ashley York博士再次在《自然微生物評論，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發表題目為《走了同一條路》評論文章。南京師範大學韓管助教授等在《微生物進展，Trends in
Microbiology》上發表題目為《脊椎動物RNA病毒擴大的多樣性》的評論文章，以及TWiV邀請美國兩位病毒學家對該研究結果進行了長達10分鍾的評論。高度評價張永振團隊有關低等脊椎動物中病毒多樣性及其進化研究結果的科學意義。
張永振等在《細胞，Cell》上發表特邀評論文章。在這篇評論文章中，他提出：宏基因組（尤其是宏轉錄組）是發現新病毒的一個強有力工具，正在改變我們對病毒圈的認識。重新界定的病毒圈完全不同於我們原來所認識的病毒圈，總結梳理了病毒的進化機製，同時也指出我們在病毒的認識上每前進一步，都會更加意識到我們真不知道到底還有多少是我們未知的。
這一年3月，應德國病毒學會的邀請，張永振在德國當年的病毒學年會上作有關病毒的多樣性與遺傳進化的大會主旨報告。10月，日本岡山大學的鈴木教授邀請他先後在岡山大學、京都大學講學，以及在當年的日本病毒學年會上作大會主旨報告。
鑒於張永振團隊已開始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開展科研工作，愛德華.霍爾姆斯也是複旦大學與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客座教授，這一年7月，他來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工作一周。
值得一提的是，霍爾姆斯自與張永振合作，不管他自己來中國還是送他的學生到張永振實驗室工作的旅費都是由他自己在澳洲的科研經費中支付，更沒有從中國疾控中心、複旦大學、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獲得任何勞務費。他對朱同玉說，他來中國與張永振合作，就是為了科學與公共衛生。兩個病毒家對於科學的熱愛、執著，對個人品質的相互欣賞，讓國際合作變得純粹而愉快。
2019年
這一年，張永振應邀在《病毒學年鑒，Annual Review of
Virology》發表評論文章。這篇綜述係統評價了宏基因組學帶給我們在病毒圈認識上的巨大突破、病毒學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戰。
同年，張永振與歐美其他5位病毒學家應《自然，Nature》的邀請，發表評論文章，明確提出，病毒的分類規則是到了該改變的時候了以及如何改變。
這一年5月，愛德華.霍爾姆斯教授來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並與張永振、陳燕玫等一起到雲南考察，準備在雲南開展新病毒發現及遺傳進化研究。
到這一年，張永振的妻子趙斌秀已患病8年。
他們一起生活了30年。張永振陪伴家庭的時間很少，他對妻子和女兒一直覺得很虧欠。有時出差回來，他會給妻子帶點禮物。他曾從南非帶回一條項鏈，從芬蘭帶回一塊表，妻子都非常喜歡。2017年，他們一起去了貝爾格萊德，那幾天妻子特別高興，天氣也很好，他們喜歡晚飯後在校園和當地的街道散步。
9月11日張永振從上海出差回北京，12日在實驗室工作一天到深夜回家。13日是中秋節，早上妻子的身體有點撐不住了，張永振立即將妻子送到地壇醫院治療。她在地壇醫院住院期間，還催促他趕緊回去做研究。病情惡化後，任何藥物對她都不再有效。
10月13日早上，妻子去世。他說：“在一起生活30多年，都是她在操持著家，帶著女兒。她不在了，很多話，我沒有地方可以說了，似乎家也沒有啦。”
第三篇
2020年
1月1日
張永振過生日，吃了兩口學生買的蛋糕，收到了一些問候和祝福，女兒給他打了一個越洋電話。
1月3日
張永振收到了武漢CDC的田俊華常規采集的生物樣本，其中還包括武漢市中心醫院呼吸科趙蘇主任、武漢市CDC餘濱主任醫師等於2019年12月26日采集的一份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灌洗液樣本。
按照國家生物安全條例，不明原因臨床樣本可以直接在P2實驗室處理與檢測。但當時張永振團隊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P2實驗室正在裝修，實驗室沒有啟用，P3實驗室剛好有空檔期。下午一點半，張永振的在職博士生宋誌剛與另一位副研究員吳凡開始在P3實驗室做樣本處理與核酸提取。隨後其他學生建文庫與進行高通量側序。
在他們開始進行武漢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病原體篩查前，剛剛幫上海一家醫院完成臨床不明原因嚴重腹瀉病例的病原體診斷。
1月4日
張永振在辦公室忙碌了一天，晚上很晚回到宿舍，剛脫下衣服準備睡覺時（1月5日的淩晨兩點多），接到了一個電話，是他團隊的陳燕玫博士打來的，她在北京實驗室負責此次高通量病原體篩查病毒數據分析工作。陳燕玫告訴張永振，她在轉錄組的數據中發現了SARS類冠狀病毒的序列。
張永振讓陳燕玫別睡了，熬夜把全基因序列做出來。隨後他立即回到辦公室，並給他團隊中一個最熟悉冠狀病毒的學生王文博士（注：也是張永振的學生，傳染病所的職工）打電話，讓她立即從回龍觀的家趕到昌平的實驗室協助陳燕玫分析病毒序列。
1月5日
淩晨2點，張永振團隊通過高通量測序獲得了該病毒的基因組序列，早上6點前他們不但獲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而且對測序數據進行了全麵分析，同時繪製出了基因組圖譜，以及構建了進化樹，分析結果表明該病毒是曆史上第一次在人上發現。
早上7點，張永振給武漢中心醫院呼吸內科趙蘇主任打了一個電話，詢問與討論了該病患的相關情況。8點前，張永振做出了幾個判斷：
1、武漢出現的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體是SARS類冠狀病毒；
2、該病毒在病毒學分類上是一個新型冠狀病毒；
3、該病毒經呼吸道傳播；
4、該病毒的致病性與公共衛生風險一定高於高致病性禽流感。
8點，張永振讓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朱同玉主任趕快來到他的辦公室。他說，結果出來了，這肯定是個大事！要趕緊用最重要的渠道報上去。朱同玉說，你敢肯定嗎？如果報錯了，意味著什麽？
“我敢肯定！”張永振回答。
據《財新網》報道，“上海公衛臨床中心當日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並抄送上海市衛健委和上海市申康醫院發展中心。一份1月5日的內部報告提到，由於該病毒與造成SARS疫情的冠狀病毒同源性高，應該會經呼吸道傳播，報告建議在公共場所采取相應防控措施，並在臨床救治時采取抗病毒治療等。
5日下午，張永振團隊將病毒基因序列注冊到GenBank。
……
1月6日
中國疾控中心內部啟動二級應急響應。……
1月7日
張永振回到北京為逝去的妻子選墓地。
晚上，張永振把總結好的有關新冠病毒的論文投到《自然，Nature》上。
1月8日
下午，張永振乘飛機到達武漢。華中農業大學邀請他前去做一個有關傳染病與病毒遺傳進化的講座。當天晚上，他和武漢中心醫院呼吸科的趙蘇主任、武漢市CDC的餘濱主任醫師、田俊華副主任技師等幾位醫生一起吃了晚飯，進一步了解武漢疫情的實際情況，討論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並特別要求田俊華抓緊開展病毒溯源的現場調查與樣品采集等。
1月9日
在華中農業大學做完報告後晚上回到上海。深夜，《自然，Nature》雜誌的一位編輯發郵件給張永振，建議他可以發論文的預印版及把病毒基因序列釋放出去。張永振說：關於發論文的預印版，他回郵件時直接回絕了編輯，並告訴編輯，如這時發，別人會說他搶發論文，還是按《自然，Nature》雜誌的正常流程吧；釋放公開序列，你讓我考慮下。
1月11日
張永振早上8點30分的飛機回北京。6點從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出發去機場。8點25分，張永振收到新郵件提醒，是他的合作夥伴愛德華·霍爾姆斯教授發來的。
“香港等其他地方開始出現疑似病例，我建議你把病毒基因序列釋放出去，但是否釋放，完全由你決定。”
張永振立即打電話給愛德華·霍爾姆斯：“你給我一分鍾的時間思考一下。”
不到一分鍾，張永振又給愛德華打了電話：“愛德華，我授權你代表我把基因序列釋放出去。”
據《財新網》報道：“張永振研究團隊將該病毒基因組序列信息共享到‘病毒學組織’的Virologic.org網站和GenBank上，係全球最早公布該病毒序列的團隊。”
哈佛大學的教授、Broad研究所的成員、對埃博拉病毒進行測序的團隊領導者Sabeti博士對此評價：
“COVID-19大流行是一場全球性的災難。張永振領導的團隊在第一波病例出現後的幾天內就公布了第一個SARS-CoV-2基因組，這些數據讓全世界的科學家能夠盡早地開始開發檢測病毒的測試方法；使得全球醫療界穩步壓縮了感染和診斷之間的時間，幫助拉平了曲線，並在這個過程中挽救了無數生命。”
……
2月
張永振與國際上其他6位病毒學家應邀在《細胞，Cell》上發表評論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張永振指出：SARS-CoV-2的出現進一步說明了新病原體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出現的不確定性；我們還不知道新冠病毒來自何處及在第一個地點是如何傳給人的；這個病毒具有很強的傳播能力；同最初鑒定出的病毒相比，我們還不知道它是否已發生了變異、哪些變異、如何變異的，以及這些變異對流行的影響。
（省略）
3月
張永振去見曾經的一位領導，他沒忍住眼淚。領導問，你是不是最近過得太不容易了？張永振說，我不是為自己流淚，武漢那邊那麽悲慘，我忍不住。
張永振與愛德華·霍爾姆斯教授應邀在《細胞，Cell》發表評論文章。
他們在這篇論文裏指出：
1、可能有人有意或無意將感染性材料帶到華南海鮮市場，武漢隻是新冠病毒的暴發點，但不是源頭；
2、新冠病毒不是來自於武漢實驗室；
3、新冠病毒可能已經在人間經過了20多年的傳播與進化，到去年（2019）發生了關鍵突變，成為極具傳染性的病毒；
4、長期以來，科學家們注意了雲南的蝙蝠，其實很可能在其他地方已有新冠病毒的中間宿主；
5、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已經不可能再追蹤到中間宿主；
6、將來應擴大研究範圍，調查更多的動物，研究冠狀病毒家族的組成，以期對冠狀病毒有更多認識；
7、就新冠狀病毒而言，可能人類隻能與之長期共存。
這篇論文刊出後24個小時內的閱讀量超過了2.5億。
（省略）
4月
（省略）
5月
（省略）
6月
張永振回到北京，把妻子的骨灰帶到墓地安葬了。
7月
（省略）
8月
（省略）
9月
（省略）
10月
張永振不得不離開了他從事公共衛生與病毒學研究工作了20多年的中國疾控中心。
然而……
12月
這個月，張永振被《自然，Nature》雜誌評為2020年度十大科學人物。
12月15日下午，張永振開通了新浪微博，ID是“張永振2001”，他是從2001年開始研究病毒的，在短時間內粉絲達到15萬。
合作夥伴林獻丹說，很意外！一向忙碌的張永振教授為何突然有“閑心”玩微博了，而早前的他卻是很晚啟用QQ和微信的用戶，他覺得那很浪費時間。回首過往，他覺得或許是該寫回憶錄了。人生充滿太多的不確定性，試著把人生中重要節點發生的故事寫下來，也算是對自己和科學有個交代。而對讀者來說，他的微博是活生生的勵誌片、深奧的研究論文、很“硬”的科普，也是感知一位科學家作為普通人的一麵鏡子。尤其是對青年科研工作者來說，能從中獲得知識、汲取力量，科研的道路充滿艱辛，但總有堅毅的腳步指引前進的方向。這對後來人而言也許是一筆精神財富。
（省略）
2021年
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張永振斷斷續續發了一些微博：
1月9日微博：
“發？還是不發？”
6月17日微博：
“很長時間沒有發微博啦，許許多多的事，形形色色的人！！！”
（省略）
2022年
1月5日微博：
兩年了.........................
（省略）
2023年
1月5日微博：
3年前的今天早上所做的事（判斷與建議）經得住了曆史的檢驗。
1月11日微博：
做正確的事
病毒引起的傳染病是不會區分種族與國界的，是人類共同的敵人。隻有實事求是，尊重科學，公開透明，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世界才能更好地應對威脅人類生命的傳染病，打贏與它們的戰爭，才有可能更好地保護好每一個人與自己。
附：
問：如果要對您的職業生涯做個階段性小結，您最想說的是什麽？
張永振：感謝我還活著！從小時候得過嚴重的傳染病，到上大學立誌當科學家，再到從事病毒學研究與傳染病防控工作，冥冥之中與科學和公共衛生有不解之緣。既便本科畢業後也曾做了6年機關行政工作，但我還是想做科學研究。科學的道路確實非常曲折與艱辛，沒有什麽彎道超車，更不能急功近利。與許多人相比，我又不聰明，起點底，也沒有留學經曆，隻有踏踏實實，比別人付出更多，在科學上才有可能留下一點曆史的印跡，展現出中國人在病毒學上的科學貢獻。
毫無疑問，我是有不少缺點的人，個性強，性子急；說話做事過於較真，對學生要求過於嚴格，批評人非常嚴厲，有些人接受不了；有時也經常會無意間冒犯人。這樣的個性不大適合做行政，可能相對較適合做科研吧。人一輩子很短暫，一路走來雖然很累，但如果有可能，仍然希望能為科學與公共衛生再做點事，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