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中，又隕落了一位。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曾評價他是：“現今在世的最重要的心理學家”。
當地時間3月27日，普林斯頓大學發布訃告，該校尤金·希金斯心理學榮譽退休教授、普林斯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榮譽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丹尼爾·卡尼曼去世，享年90歲整。
丹尼爾·卡尼曼（1934·3·5-2024·3·27）
丹尼爾·卡尼曼一生的際遇堪稱傳奇，對於他學術生涯的總結或許用“著名的決策心理學家
”最為貼切，可卻因為對人類決策偏差和直覺思維的研究而啟發了眾多經濟學家，獲得了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卡尼曼被譽為“行為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其理論和發現包括框架效應、錨定效應、損失厭惡、基率忽視等等。尤其是“前景理論”，不僅引發了一場心理學革命，更是打破了學科的藩籬，對經濟學、市場營銷、公共政策等領域造成了深刻影響。
一個不太恰當卻相對直觀的比方是，在經濟學領域，“理性經濟人”假設的重要性，不亞於“1+1=2”之於數學的重要性。
但卡尼曼卻直擊這一經濟學的基石，提出——人類是非理性的，我們都會犯很多不合理的錯誤。
2011年，卡尼曼將自己畢生的思想精華寫成了《思考，快與慢》一書，中信出版於2012年翻譯出版了其中文版。
這是一本對人類自身根本性問題的全麵探究，討論了“思考”這一活動背後的理性與非理性問題。
書中提出的“光環效應”，如今更是成為了中文語境中無人不知的日常用語。
對於《思考，快與慢》的在人類知識史中的地位與價值，《黑天鵝》作者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評價最為中肯，他認為
當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處於同一水平。
如今，巨匠已逝，但其思想將如一盞知識聖殿中的長明燈，給予一代代後來人以指引。
在一個因AI等科技加持而不得不被裹挾著飛速向前的時代，或許我們更需要傾聽這位90歲智者的忠告：
思維的速度並不代表其質量。有時候，放慢腳步，深入思考，才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自己。
中信出版特出此文，對丹尼爾·卡尼曼致以最高的敬意。
少年經曆塑造了敏感、懷疑與悲觀的卡尼曼
對於任何一位思想家，其成長經曆，無疑是我們洞悉其深邃思想的最佳入口。
解讀丹尼爾·卡尼曼也是如此。
丹尼爾·卡尼曼
1934年3月，當母親正在特拉維夫探親時，丹尼爾·卡尼曼出生了，而他的父親則是一名猶太化學家。
當時歐洲所處的動蕩氛圍自不必多說，一家人先是從立陶宛移居到法國，二戰爆發後，父親又因為其宗教信仰被捕。
一次宵禁時，丹尼爾很晚才回家，路上遇到一名身穿納粹黨衛軍黑色製服的德國士兵招手讓他過去。
按照當時德國人的規定，猶太人必須將六芒星的徽章佩戴在衣服前胸上。為了不讓別人看到這個令人感到恥辱的標誌，丹尼爾·卡尼曼將衣服反著穿。
出乎意料的是，那名德國士兵非但沒有為難他，反而抱著他舉起來，用德語熱情地說著話，並打開錢包取出一張男孩的照片給他看，另外還給了他一些錢。
這件事連同之後四處逃亡的經曆，讓隻有六七歲的丹尼爾·卡尼曼將“不能相信任何人”從此奉為畢生信條，他認為隻有如此才能活下來。
雖然丹尼爾·卡尼曼說：“人們總是認為童年對人的一生具有重大的影響，但我不確定這種觀點是不是正確。”
但這些人生閱曆，無疑成為他今後將人類錯誤行為作為研究方向的重要人生背景：
為什麽納粹政權在歐洲肆虐時，許多猶太人產生了誤判，在有機會逃離的時候卻選擇留下來？
為什麽那名以抓捕猶太人為使命的德國士兵，卻未能發現抱在懷裏的小孩竟然是猶太人？
1954 年，卡尼曼獲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心理學學士學位。同年晚些時候，他加入以色列國防軍，被分配到心理學部門，負責評估新兵。
21歲的丹尼爾·卡尼曼創立了一套後來被稱為“卡尼曼量表”的方法，用於預測應征者在不同崗位上取得成功的概率，幫助以色列選拔優秀軍官。
這套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並且一直沿用至今。曾在色列國防軍擔任5年首席心理師的魯文·蓋爾說：“有一次他們想做些大的調整，但測試效果變差了，所以又恢複了原樣。”
關於這套方法的價值，因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的關注，而更加凸顯。
這就是丹尼爾·卡尼曼，
一位堪稱不世出的天才，但骨子裏對一切都充滿了懷疑，對外界的評價極度敏感，對未來充滿了悲觀。
84歲，已經早就功成名就的卡尼曼在與一位學者聊天時坦言：“我的性情很大程度上是立場導致的，你找不到比我更悲觀的人。”
這些性格上的底色，對於們了解丹尼爾·卡尼曼本人及其思想都至關重要。
小白鼠VS巨蟒
卡尼曼與沃特斯基合作的開始
丹尼爾·卡尼曼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都離不開他的搭檔阿莫斯·特沃斯基。
兩人於1969 年相識，從此開啟了一段為期十多年“不算和睦”的卓越合作曆程。
這段故事，被邁克爾·劉易斯寫進了《思維的發現》一書。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間的複雜友誼，劉易斯的總結極為形象，他說：
把丹尼爾和阿莫斯放在一起，就像把小白鼠扔進了巨蟒的地盤，可待你回頭再看時，卻發現小白鼠在滔滔不絕，而巨蟒蜷縮在角落安靜地傾聽。
小白鼠就是卡尼曼，多疑敏感，缺乏安全感。而那條巨蟒則是特沃斯基，有著極高的理論造詣，為人更加沉穩。
合作模式上，往往是由卡尼曼先提出一個問題，或者僅僅是一個想法，然後特沃斯基會將這個想法規範化、理論化，給出一個科學嚴謹的結構。很多時候，一些研究成果基本就是，一個人說了開頭，另一個人完成了結尾。
兩人合作的第一個成果，是題為《小數定律之我見》的文章。
這篇文章指出了人們——包括許多訓練有素的統計學家和心理學家——的一個思維偏誤：認為小樣本亦能反映群體特征，從而錯誤地用局部代替整體。
這一偏誤在處理隨機事件時顯得尤為明顯。
從這一發現開始，他們將研究的興趣拓展到了人類思維領域：在對不確定的世界進行概率判斷時，思維是如何運行的？人類不是偶然，而是係統性判斷錯誤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關於人類判斷之謎的探討，他們發表了一係列文章。他們認為，麵對不確定性的事件，人的大腦並沒有順理成章地去計算正確概率，而是用經驗法則代替了機會法則，他們把這些經驗法則稱為“啟發性”的。
丹尼爾還提出了著名的“希特勒假想”，這一假設如今也會被高頻引用：假設，希特勒實現了最初的夢想，如願以償地成了維也納的一名畫家，會怎樣？
特沃斯基（左）和卡尼曼（右）
揭秘人類判斷之謎之後，丹尼爾和阿莫斯接著挑戰了經濟學中著名的“期望效用理論”，這一理論假定人是理性的，人們做決策時，總是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
但“效用最大化”、“風險規避”可以解釋購買保險等看似有悖於期望值最大化原則的經濟行為，但仍然無法解釋人們為什麽會買彩票。
丹尼爾首先提出“後悔理論”來解釋這個悖論以及人類的其他行為。
但是丹尼爾和阿莫斯同樣看到，“後悔理論”仍有無法解釋的現象：為什麽麵對損失時人們會甘冒風險賭一把。
於是他們完成自我否定，又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剛開始取名為“價值理論”，後來又改成“風險價值理論”，並最終定名為“前景理論”。
“前景理論”不僅完全顛覆了人類理性決策的經濟學經典假設，也對世界帶來了深刻改變。
經濟學方麵，理查德·塞勒受此啟發，開創了“行為經濟學”。
公共決策領域，曾擔任奧巴馬政府時期白宮信息與監管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卡斯·桑斯坦，基於前景理論的框架效應，對美國社會保障體係進行了調整，他與理查德·塞勒合撰的《助推》一書，提出了“自由主義的溫和專製主義”的主張。
基於前景理論，人們發現了市場營銷中更多的規律或方法。
二人的合作成果豐碩，但是裂痕卻隨著學術的前進在不斷加深。
阿莫斯·特沃斯基收到了斯坦福大學的邀請，而丹尼爾·卡尼曼沒有，最後去了普林斯頓大學。
人們把麥克阿瑟天才獎單獨頒給阿莫斯·特沃斯基，美國國家科學院新任院士名單上，阿莫斯名列其中已近10年，而丹尼爾·卡尼曼依然榜上無名。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莫斯·特沃斯基的每一個收益，都會被視為是丹尼爾·卡尼曼的損失。
思維就是這麽殘酷，即使是發現了思維運行秘密的兩大天才，也會受到“錨點效應”、“損失厭惡”等規則的影響。盡管丹尼爾·卡尼曼並非耿耿於懷之人，阿莫斯·特沃斯基也為自己單獨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等事情深感痛苦。
學術生涯的後期，他們之間的分歧多於合作，丹尼爾甚至覺得阿莫斯為回應外界質疑而撰寫文章是“無用之事”。
兩人最終漸行漸遠，於80年代中期“斷交”，不再有任何合作。
1996年6月2日，阿莫斯·特沃斯基與世長辭。
2002年10月9日，丹尼爾·卡尼曼獲悉自己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丹尼爾·卡尼曼在諾貝爾獎頒獎禮上
《思考，快與慢》中的“雙係統理論”
雙係統理論最初由彼得·沃森和喬納森·埃文斯提出，丹尼爾·卡尼曼對此做了區分，將之稱為係統1和係統2。
這是丹尼爾·卡尼曼《思考，快與慢》的理論基礎，該理論將人的思考分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排他的模式：
係統1作為直覺係統，簡單快捷，自動化，受情緒驅動，被習慣和經驗支配，很難控製或修正；
係統2作為深思熟慮係統，緩慢、理性、有意識，它耗費資源但不容易出錯。
通常情況下係統1是自主運行，它依賴情感、記憶和經驗，迅速作出反應和判斷，而此時係統2則處於放鬆狀態，特別是一切順利時，係統2會稍微調整或是毫無保留地接受係統1的直覺性建議。
但當係統1的運行遇到阻礙時，便會向係統2尋求支持，例如遇到“17×24 =
？”，係統1無法給出答案，係統2便被激活來解決問題。
係統1和係統2的運行分別產生了快思考和慢思考，這兩種思考方式分別對應了直覺性和嚴謹性兩種特征和性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丹尼爾·卡尼曼表示：“在近期的研究中，係統1的直覺性作用比我感覺到的還要大，它才是做出決策和判斷的幕後主使。”
那麽，係統1的直覺性判斷真的可信嗎？答案不言自明。
《思考，快與慢》中還列舉了更多直覺帶來的“陷阱”，例如典型性偏差、小數定律、光環效應、錨定效應、框架效應、稟賦效應等。
想要避免落入直覺的“陷阱”，我們就要激發更慢、更嚴謹、需要投入更多腦力的思考形式，也就是慢思考。丹尼爾·卡尼曼說，這也是機構比個人更容易規避錯誤的原因。
在善用慢思考的前提下，丹尼爾· 卡尼曼還分享了一些提高決策質量的具體方式。
書中寫到“避免係統1出錯的方法原則上講很簡單：認清你正處於的認知領域，放緩並要求係統2來加以強化。”
但丹尼爾·卡尼曼也坦言係統2並非萬無一失，係統2犯錯通常是因為它無法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所以保持持續地學習與研究，汲取更多的知識與信息，對於提高決策質量而言同樣非常重要。
“我們也許不能克服認知錯覺”
大多數以認知偏見為主題的書或文章都包括這樣一段簡短的段落，通常在接近尾聲處出現——類似於《思考，快與慢》中的這段：“關於認知錯覺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克服它們。我隻能說……情況不容樂觀。”
卡尼曼等人以穆勒-萊爾錯覺為基礎做了一個類比。
穆勒-萊爾錯覺（the Müller-Lyer illusion）
圖中有兩條兩端帶箭頭的平行線段，一條線的箭頭向外指，一條向內指。因為箭頭方向不同，下麵一條線段看起來比上麵的短一些，但事實上長度是相等的。
關鍵之處在於：即使我們拿尺子量，發現兩條線段一樣長，並且學習了一番錯覺的神經生物學機製以後，我們依然感覺一條線段比另一條短一些。
所幸在視覺幻象方麵，我們緩慢分析的思維（係統2）能夠辨認出穆勒-萊爾情況，並說服自己不要相信莽撞急進的係統1的感受。
然而在真實世界中，當我們麵對的不是線條而是日常的人與事件時，就沒那麽簡單了。
“糟糕的是，這些機智的程序在最被需要的時候，也最難被調用。”卡尼曼寫道，“我們都希望有一台警鍾，每當我們要釀成大禍時它就響個不停，然而你買不到這樣的鍾。”
卡尼曼的悲觀首先源於係統1對任何影響免疫。
“我看到圖上的兩條線段長度不等。”他說，“這時，目標是對我以為自己看到的東西產生懷疑，是要明白不應該相信我撒謊的眼睛。”對於視覺幻象，這樣的目標可以達成，他說，但對真實世界的認知偏見幾乎不可能。
卡尼曼認為，認知偏見最強有力的對手來自外部：比起我們自己，他人更容易覺察我們的錯誤。
雖然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中給出了一係列改善思考的建議。但“我的立場是，這些東西對係統1都沒有效果。”卡尼曼說。
“你不能改善直覺。也許經過長期訓練、大量交流和行為經濟學的學習，你學會了提示推理，就可以讓係統2遵循規則運行。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壓根不給你提示。而且絕大多數人在激烈的辯論時早就把規則扔到窗外了。”
“這就是我的看法，雖然我真的希望我錯了。”
關於他的理論，這是卡尼曼給出的一個充滿懷疑論的悲觀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