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是它了?不走尋常路的納粹驚悚電影

文章來源: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被閱讀 次)

不知不覺中,距離3月10日奧斯卡頒獎典禮已近,沒出資源的熱門提名電影已寥寥無幾。而最佳國際影片獎(前最佳外語片)的最大熱門,去年戛納評審團大獎影片,由喬納森·格雷澤執導,克裏斯蒂安·富裏道爾、桑德拉·惠勒主演的《利益區域》,已於2月20日(本周二)上線北美流媒體。

影片改編自怪才作家馬丁·艾米斯於2014年出版的同名小說,以真實人物為原型,截取了1943年的一個時空片段:大屠殺實施者、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克裏斯蒂安·富裏道爾 飾)與妻子海德薇(桑德拉·惠勒 飾)、兩兒三女住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旁一棟優雅寬敞、花園精致、被美麗自然風光環繞的田園別墅中。
電影所描繪的就是霍斯家在集中營不遠處,優渥閑適、瑣碎平靜的日常生活。

焦點倒轉,創造性顛覆大屠殺電影定式
從二戰結束至今,納粹大屠殺題材電影的數量之多,儼然已足夠構成一種類型。這些電影或紀實或虛構,陳述角度不一,但總的來看,像《辛德勒的名單》《波斯語課》這樣還原或搬演集中營內可見可感的血腥罪惡、直接壓迫觀眾道德神經、頌揚黑暗中一絲人性光輝的情節模式,固定了多數觀眾對大屠殺電影的刻板認知。

這種路線的成功是理所當然的,它既和類型片的三幕或四幕劇創作規律兼容性良好,同時也符合觀眾的接受直覺。
正如法籍立陶宛猶太哲學家列維納斯指出的,“他者”脆弱的麵孔就最直接地給人施加了“不可殺人”的道德律令。

直接麵對受害者麵孔的時候,再凶惡的人,也必然越過巨大的心理鴻溝。這就是為什麽即使殘暴如納粹,也必須使用毒氣來隔離殺人者和被害者,保證殺人者的精神穩定。
同理,對於觀眾來說,也沒有任何圖像和聲音,能像屠殺的直接呈現、被害者麵容和身體呈現的脆弱恐懼一樣觸目驚心。以《辛德勒的名單》中那場著名的集體“淋浴”為例,電影裏哭喊的悲慟使得觀眾產生巨大的心靈驚愕,從而生發出對災難的恐懼、敬畏感。

不過一方麵,此類直接呈現苦難的創作路線已有不少名作珠玉在前,持續產生影響,並為大屠殺電影寫定了類型公式,發展空間有限;另一方麵,包括《辛德勒的名單》在內,此類電影其實一直承受了某些“過分煽情戲劇化”、“剝削苦難”的倫理批評——集中營裏悲劇的分量太重,重到連片場裏的模擬、再表演,都不免有種矯揉的“做戲”感,顯得輕佻、廉價。

在更嚴苛的倫理呈現要求下,在先鋒派藝術家的探索路上,大屠殺電影需要進入新的紀元,創造更具深度的文化記憶,同時展現當代電影的前沿成就。
而由英國前衛大導喬納森·格雷澤十年磨一劍完成的《利益區域》,就是這種野心驅動下產出的又一部重量級新作。

格雷澤在《利益區域》前隻執導了三部電影長片:2000年的黑色犯罪喜劇《性感野獸》,2004年的靈異愛情電影《重生》,和2013年的科幻恐怖片《皮囊之下》。格雷澤電影的市場表現向來一般,觀眾評分也不出彩,但卻被評論界和學術界公認為英國電影藝術的領軍人物之一。

無論是作為創作周期長、以實驗手法聞名的名導,還是作為有猶太血統、想要嚴肅探索民族曆史傷痛的後裔,格雷澤一旦涉足該題材,就必然承載沉重的包袱,不會滿足於拍攝又一部老套、同質的情節主導電影,而是決意用石破天驚的實驗手法革新大屠殺電影的呈現倫理。

很顯然,《利益區域》最為人所稱道的基本思路,同時也很有可能就是催生整部電影靈感火花的那個革新概念就是刻意回避對集中營內苦難的直接表現,反其道而行之,拍攝劊子手的日常家庭生活——歲月靜好是前景,苦難成了若隱若現的背景。

這是一種反直覺的模式,按一般的思維慣性來看,是“焦點”對錯了。然而正由於屠殺即使被刻意隱藏,卻不可能不是所有觀眾都心領神會、無法從腦中抹去的潛背景。
台前的家庭生活越波瀾不驚、悠閑恬嬉,那個麵積巨大的黑色背影反而更有存在感,在觀眾心上投射著巨大的恐懼、壓抑不安、荒誕,從而令觀眾更加為這種反差下的極惡所震動。

在對《利益區域》的許多評論中,再次出現了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廣為人知的“平庸之惡”概念——納粹屠夫們在生活中似乎並非魔鬼般的極惡之徒,往往還是好父親、好丈夫、好同事、好下屬,但他們缺乏思想、唯唯諾諾,失去個人價值判斷,在麻木不仁的遲鈍感中成為屠殺執行者。

霍斯一家所生活的的花園別墅和奧斯維辛集中營間的物理距離恰當,既近,又剛剛好遠在一眼看不見牆、“眼不見為淨”的視線距離之外。別墅被妻子海德薇比作“我們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這是納粹合理化侵略的術語:“擴張領土以奪取德國的生存空間”。
奧斯維辛由此被分為“生存空間”和“罪惡空間”。生存空間內,霍斯作為好父親、全家作為“正常人”的人性,和實施、默許屠殺的平庸之惡毫不費力地被隔離開。隻有遠景處的煙囪能在視野裏被看見,偶爾會有血跡和人骨從溪流上遊的罪惡空間衝過來被發現,汙染日耳曼家庭的生存空間。

霍斯一家的夢想就在於這塊滿足了一切小市民理想的生存空間。出身寒微的海德薇母親見女兒住的房子如此之好,感歎她混出了頭,全家人都將別墅視為不可放棄的物質利益,這反映的是邪惡意識形態籠罩之下,德意誌市民品格根本性的虛無、墮落。

所以,如果說前年曾引發廣泛熱議的德國電視電影《萬湖會議》隻拍一群衣冠楚楚的納粹開會決定事實滅絕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已經足夠諷刺、令人警醒,那《利益區域》對“平庸之惡”的表現,就更加極致,幾乎到達了邏輯上的極點——那種隱藏在家庭生活正常麵孔之下,漠然的非人性。

超寫實”視聽,帶來身臨其境的震撼效果
當然,光有概念和指導思路,成就不了《利益區域》。作為精研場麵調度的形式大師,格雷澤的手法又將這場極限的倒轉敘事實驗推到了極點。
作為格雷澤首度涉足非幻想題材(《性感野獸》雖無超自然元素但卻是高度扭曲現實的後現代犯罪片),加之題材分量千鈞,《利益區域》自然要脫離格雷澤過往的超現實基調,靠向寫實。

但格雷澤卻又繼承、某些方麵放大了過往電影中的視聽策略,創造了一種強形式感、寫實程度到達超現實級別的現實,或者說是“超寫實”。

首先,《利益區域》完全是一部“4D級聽覺電影”。
受自然主義美學浪潮和當代聲景理論的影響,世界藝術電影普遍追求極端逼真的聲音環境,而《利益區域》在營造立體豐富、真假莫測、令人身臨其境的環境音效方麵,堪稱做到了標杆級水準。不少觀眾在銀幕前的聽覺經驗是“過於寫實”。而與此同時,強調怪怖、壓抑氛圍,又極具現代感的合成器音效和配樂同樣精到準確。

然後,分毫畢現、極端準確的數字攝影同樣製造了一種“複製空間”般的“超真實”。
作為《修女艾達》和《冷戰》兩部全固定鏡頭電影的攝影指導,波蘭學院派名匠盧卡斯·紮爾為《利益區域》打造的視覺秩序極端規整,接近於一種類似人工智能生成的窒息感。影片少有的幾個運動鏡頭均為單調平移,其運動的穩定程度過於“非人”,和整齊劃一的納粹美學高度同頻。

最後,是影片整體對瑣碎、平淡素材的組織,大部分遵循再現真實時空原則的自然主義拍法。這和歐洲藝術電影的偉大傳統相關,也無疑受到東歐、第三世界的“慢電影”浪潮影響——而這種特征在英美電影中,過往並不多見。
以上三點結合在一起,和2019年的匈牙利大屠殺題材電影《索爾之子》相似,《利益區域》每個鏡頭內和整體剪輯的控製感都被拉到滿格,形成了一種具有整體風格、令觀眾高度體感身臨其境的超寫實”電影,也因極端真實,所以極端殘酷、震撼。
但前者是手持運動長焦鏡頭為主,是一種更貼近第一人稱的“有限視野”的真實;

後者主要是固定廣角鏡頭,單個鏡頭內看見從前到後整個環境,有一種“空間標本”式的真實感,像是導演對空間的解剖或審判。兩部電影分別代表了大屠殺電影,乃至曆史再現電影在視聽語言探索的前沿成就,策略相反,但又殊途同歸。
雖然《利益區域》的“超寫實”思路不算開天辟地,但能做到如此出色的執行效果,確實是隻有全麵、精準地綜合當今數碼時代的電影技術才可能實現。

總結
最後,超寫實的電影語言製造了一種鋒利的銳度,使觀眾感到電影場景除一絲不苟的秩序美之外,更多的是一份怪異和不可名狀。就像霍斯一家表麵一塵不染的生活一樣,其實本身就是一種“腳底沾滿血”的罪惡
又比如格雷澤在片中,偶爾插入的兩段完全超寫實拍法的熱成像段落,以及某些尖利到有未來感的合成器音效——導演其實沒有離開《皮囊之下》恐怖片的本行,隻不過這次他瞄準的“恐懼對象”,是扭曲、分裂、令人惡心的曆史現場,和仍縈繞在世界之中,納粹邪惡遺產的幽靈感、“鬼氣”。

說實話,以往格雷澤的電影雖然新奇立體、又充滿博物館裝置藝術的先鋒感,或多或少有些概念先行、過於形式化、信息容量有限的弊病。這次,因為題材的嚴肅性、格雷澤個人的情感投入和形式內容的平衡對稱,《利益區域》有資格被稱為是格雷澤的代表作,也將是納粹大屠殺題材電影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剛結束不久的英國電影學院獎頒獎典禮上,《利益區域》已獲得最佳英國電影、最佳非英語片和最佳音效獎。
看風向,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的《利益區域》,現在也是最佳國際影片和最佳音效兩獎的超大熱門,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文/阿拉紐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