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善齋主：《河東四子》之二 譚子

譚子

譚子愛詩。說他“愛”詩是因為他張口閉口總要引上那麽一兩句詩一樣的東西，我們一下子聽不懂，他就會露出一副不屑的模樣，弄得我們好生惶恐，好生慚愧。
 

譚子皮膚很黑，人也很瘦，鼻粱上架著一付咖啡色眼鏡，文質彬彬的，挺有點詩人氣質。春節回揚州，到他家去玩，認識了他爸爸，一個豆製品廠的會計，也像譚子那樣，又黑又瘦，說起話來有點兒神經質。他家房子不大，卻顯著古老，堂屋的牆壁都鑲嵌著木板。正麵掛著毛主席畫像，畫像下麵供著一疊紅寶書，爿著一個歪歪斜斜的“忠”字。與一般人家不同的是，毛主席畫像兩旁掛著一付綾裱的對聯：
 

百世澤長流，開天辟地熒日月

三陽東有兆，乘風破浪定乾坤

譚子不無得意地對我說：“這對聯是我爸作的，暗含主席的名字。”
 

堂屋兩側發黃的木板上左一處右一處白乎乎的粉筆印兒，朦朧可見“秦淮曉月隨入夢，維揚夜雨細無聲”的字句。看上去，譚子愛詩乃屬家傳。那天，他爸爸強拉著我喝酒，兩杯酒下肚，他們爺倆就醉的語無倫次。他爸爸拽著我的手說：“老弟，人生何處不相逢，酒逢知己千杯少。來，來，幹杯。我這兒子可就托付給你了。”譚子在一旁歪仄著笑道：“爸，你喝高了。我和李子平輩論交。慨以當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李子，幹杯！”
 

譚子他媽長得人高馬大，帶著譚子的五個弟弟妹妹們在另一張小桌上吃飯。桌上的菜大都是缺胳膊斷腿兒的豆製品，素雞、腐竹、千張、茶幹。她一邊給孩子布著菜，一邊罵罵咧咧：“幹杯，幹杯，幹你個頭。滿嘴的豆腥味，掉個什麽文。哼，老母豬衝天叫，冒充高射炮。少灌點黃湯子，有本事多弄幾個錢來，不比那勞什子強？背槍子的，望什麽呆？吃飯！”
 

譚子他爸苦著個臉：“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譚子愛古詩，愛得拘泥。他作古詩講究得很，一定要“平仄”什麽的。我學他，也五個字一行，七個字一行的寫了不少。可我寫的“詩”經常被他貶得一塌糊塗，要麽“平仄”不調，要麽“失黏失對”。日子長了，我也略知了一二，想報複一下，挑挑他的不是。我說這句應該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你寫成“平平平仄仄平仄”，錯啦。他一翻白眼：“懂不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沒輒，再挑吧。好不容易又找到一句，隻有一個平聲，這次可逮住了，不但“平仄”不對，而且是“犯孤平”，乃詩家大忌。他又翻翻白眼：“看看下一句，隻有一個仄聲，這叫‘拗春體’，下句救上句。”我也不知究竟誰是誰非，反正譚子是“墨索裏尼，總是有理”。
 

不知道“文人”是不是都這份兒德行，說得好聽點是“情緒化”，說得難聽就是“神經兮兮”。譚子就有點神經兮兮的，他會為讀了一首詩、聽了一首歌而抱頭痛哭，慘不忍睹。譬如他喜歡纏著顏子拉一段“病中吟”，顏子拗不過他，可沒拉幾句他就捂著臉跑了出去。我們抄來“知青之歌”，纏纏綿綿的，本來騷子的男中音唱得挺撩人，可搭上譚子尖細的嗚咽就變得了無生趣。高崗子上挖墳時我寫了一首打油詩：“野草覆黃土，朽木掩枯骨，誰想百年前，生龍又活虎”。給譚子看了，他發癡發呆，熱淚長流，隔天眼睛還紅腫腫的。可另一方麵，他也會促狹地捉弄人，而因此笑得喘不過氣來。
 

一天晚上，我們都坐在河東宋大爺家屋前的空地上抽旱煙。宋大爺家的兩個遠房侄子，一個叫宋銀元，一個叫宋美元，也和我們一起湊熱鬧，胡天海地的瞎聊。這哥倆都二十郎當歲，父母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餓死了，小哥倆要了幾年飯，才保住小命。家裏窮，沒錢娶媳婦。弟弟美元到江西幫工割稻子，拐回來一個贛南小姑娘，明鋪暗蓋地合了房。家裏就一間草屋，哥哥銀元沒地兒睡，鋪蓋一卷上了河工。可這不是長久之計，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哥倆兒輪換著外出打工，那江西小媳婦也就“共產共妻”了。這事兒村裏人人知道，動不動指著銀元美元，問小媳婦懷裏咂著奶頭的孩子誰是他爹。今個正輪到他哥倆換班的時候，一人捧著一大鬥碗大麥碴子山芋粥，蹲在地上，呲溜呲溜地轉著邊喝，不時地同我們瞎掰咧。
 

銀元說：“知道不？‘文攻武衛’上天了。”我們一頭霧水，不知道他說的個啥。銀元看我們沒反應，補充道：“公社話匣子裏說的，還會唱‘東方紅’哩”。譚子鬥然哈哈大笑，撲倒在騷子身上，我們一楞神兒，也大笑了起來。“什麽‘文攻武衛’，那是‘人造衛星’”，騷子一口旱煙嗆得直咳嗽，邊笑邊糾正。
 

銀元臉上有點訕訕的：“唉，還是知青能。要上點學，也不遜你們。農民苦，老天爺派的，命中注定！”銀元話音剛落，譚子尖細的笑聲又冒出來，揉著肚子半天才緩過氣，指著銀元美元說：“你們窮的不是命，窮的是名。你瞧你倆的名字”，譚子用旱煙鍋敲著美元手裏的大鬥碗，像說快板兒似地：

宋銀元、宋美元，

銀元美元都是錢，

哥倆白白把錢‘送’，

不怨名字反怪天？

說罷又笑絕在地。我們雖然也陪著笑，心裏卻覺得譚子有些尖酸刻薄，拿人家老實人咂味兒。
 

也許是先天不足，也許是後天營養不良，譚子的身子骨夠薄弱的，動不動會暈過去。隊裏不敢給他派體力活，就讓他曬個草，看個場，轟個麻雀，一年下的工分連個口糧都掙不回來。逢年過節的，我們回揚州，他一個人留在隊裏，那是因為連船票都打不起。他爸爸一個人賺的那三十幾塊錢要養活七八口子，譚子即便回去，他媽媽也不會給他好臉子。我們知道他家窮，沒錢買肉，就時不時地給他捉點田雞、河蚌什麽的補補，可這些玩藝兒沒醬沒油的怎麽做都不好吃。自打那次在高崗子“遇鬼”後，譚子愈發病重了。他不止一次地告訴過我，他真見過鬼，那鬼是他死去多年的外祖父，不說話，光向他招手。他常常一個人坐著發呆，自言自語，哭一陣兒，笑一陣兒，讓你瞅著汗毛直豎。
 

秋裏，大隊結了幾條船，披紅掛綠地到公社糧庫交公糧。我們男知青都上了船，把譚子也捎上了，不讓他撐篙搖櫓抗笆鬥，隻靠在船頭一堆稻草上打草把子。公糧入了庫，我們打道回村。河東小隊的小隊長拿著簸箕把倉底的稻子掃出滿滿兩笆鬥，路過代銷店時換了兩掛子肥肥囊囊的豬肉。這是每年交公糧的保留節目，用“倉底子”換肉，然後大家美美地撮上一頓。譚子打的草把子立馬兒派了用場，把一座土坯爐子燒得紅旺旺的。小隊長切著肉，一邊嚷嚷：“嘿，都來瞧呀，五指膘，比得上河西張寡婦那團腰”。
 

肉下了鍋，香氣四溢，幾條船上的老少爺們都攏了過來，鼻子糗糗地，一個個迫不急待。才燒到六成熟，小隊長就揭了鍋，順手還加了一瓢河水，說是去去火。既無筷子也無碗，且不管燙不燙，大家夥伸著手往鍋裏撈，油糊淋拉的大肥肉塊亮晶晶的，吃起來嘎支嘎支帶著響兒，可真過隱。不少日子沒見葷，嘴巴裏都淡出鳥兒來，我們幾個知青一點兒不比農民們遜色，一晃兒那一鍋半生不熟的豬肉就被搶了個底兒朝天。

譚子唆著手指頭，吟道：

無竹無肉半年長，

乍遇佳肴措手忙。

饑腸不辯生滋味，

入口饒饞二分香。

看上去意色闌珊，興猶未足。
 

我們唱著歌，搖著櫓，興高采烈地回村。還沒到“采花溝”，一個個就覺得肚子咕裏咕嚕不對勁兒。小隊長把櫓一扔，擄下褲叉子，連稀帶屁地噴薄而出，還不好意思地解嘲道：“媽媽的，吃滑腸了。”不一刻，船幫上撅出一排白晃晃的屁股，弄得滿川河道都是臭氣，船尾的漣漪裏泛著黃漿，水波上漂浮著油花子。這一來，譚子打的稻草把子又派了一回用場。怪得很，我們都拉得不亦樂乎，譚子卻像個沒事人似的，一隻手捂著鼻子哧哧地笑，另一隻手左一揚右一揚地給我們扔稻草把子。
 

回來的第二天，金子夾著鋪蓋到了我們組：“沒法住了，沒法住了”。原來譚子半夜裏開始上吐下瀉，竟然虛弱地出不了門，全嘔在自己的小屋裏，整個茅草房裏腥酸惡臭，怪不得金子躲到我們這來了。兩天後，美元家的江西小媳婦來找金子，說你們得想想辦法，再不譚子就要死了。
 

我們喊上大隊“赤腳醫生”到了河東，知青屋裏靜悄悄地，門大敞四開，幾隻麻雀在桌肚底下飛來跳去，看來騷子也逃出去避難了。譚子的小屋裏一片漆黑，還散發著一股酸腐氣。我們點起煤油燈，看到譚子鬼一樣佝僂在床上，滿臉青煞，眼窩像兩個黑洞。“赤腳醫生”給譚子打了兩針葡萄糖。譚子含著淚，拉著我們的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我們紮了個擔架，抬著骨瘦如柴的譚子到了縣城，打了張船票，送譚子回了揚州。那年年底，我回城進廠當了工人。忙亂過一陣，就去看譚子，他爸爸說譚子恢複得不錯，已經返回興化了。不久，我收到譚子從村裏寫來的一封信，裏麵夾著一首淒涼的詩：

寒夜驚殘夢，

孤飛雁遠聞。

遙知方向失，

更惜伴群分。

 

獨影空隨月，

悲聲報與君。

鄉音難托寄，

望斷萬重雲。

五年之後，我讀完大學，留校當了老師。一天下班回到宿舍，門口守著一個黑瘦瘦的身影，是譚子。他還在興化的那灣小村插隊，至今都七年了。二十多歲的譚子看上去像是個五六十歲的老頭，行動遲緩，眼神木然，當年那份兒瀟灑的詩人氣質蕩然無存，隻是還帶著那副咖啡色的眼鏡，眼鏡腿兒上纏著烏灰的白膠布。他要我幫個忙，寫一封信證明他患精神病，這樣才能辦理“病退”回揚州。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譚子。他走了，帶著我給他的五元錢，五斤糧票，還有那封證明他有精神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