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喜歡孔子這種理念：“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說君子沒有什麽可與別人爭的事情。如果有，一定是比射箭了。比賽時，相互作揖謙讓後上場。射完後，登堂喝酒。這是一種君子之爭。“君子無所爭，其爭也君子”，這是一種崇高的境界，非真君子而不可達也。所謂君子，天下為公，所以，從根本意義上來說，沒有什麽可“爭”之事，即便有爭，也是為公而爭；為公而爭，出自公心，必心懷坦蕩，不雜私念。而為己而爭者，小人也；既為己，必心地黑暗，行止齷齪，不擇手段，諸惡敢作。故小人之爭不為“爭”，小人有爭必然是“鬥”；爭之與鬥，一公一私，一明一暗，一正一邪，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誠然，社會的發展和個人的提升都離不開競爭，但競爭必須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公平、公正、公開的基礎之上，遵從規則，恪守底線；其目的是公有所獲，己有所進，此為“君子之爭”。相反，貪圖名利，循私舞弊，逞一己之私欲，喪失良知，不擇手段，邈視律法；對社會造成損失，為個人博得私利，此“小人之爭”也。
要說這人世間的爭與鬥，最殘酷慘烈者莫過於戰爭，一部人類文明史，戰爭一直伴隨人類社會的前進的腳步。我們知道，戰爭的本質是國家間政治鬥爭，是國家間政治鬥爭的延續；這種本質屬性就決定了戰爭是殘酷而血腥的。
然而，就是你死我活的戰爭，其殺戮方式也有著君子與小人的不同。諸如兵不厭詐、欲擒故縱、笑裏藏刀、趁火打劫等等，無一不是小人的伎倆。然而，說起來難以置信，上古之時，劍拔弩張的血腥殺戮中竟然也充滿了君子之風。
春秋時期的兩國交戰，先敵而後兵是作戰的基本原則，再怎麽樣的國限家仇，絕不偷襲，更不可趁人之危；開戰前必下戰書，約定地點和時間；戰書由使者送至敵國，敵國必須酒宴款待。戰書措辭極其委婉，比如晉楚“城濮之戰”，楚將子玉使下戰書給晉文公：“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什麽意思？“我請求和君王的鬥士作一次角力遊戲，您可以靠在車橫板上觀看，我子玉也可以借您的光看一看。”這那裏是約架，分明是相約看熱鬧。
兩軍對陣，開始打仗，但不是上來就幹，而是要等待雙方排好陣布好兵，主帥陣前拱手唱個大諾，才動刀動槍的。春秋戰國時代的交戰，大多是車戰，一般來說，很少有那種什麽以少勝多的做法，雙方戰車配備旗鼓相當，戰車數量均等才能開戰。就是動手打起來了，也有規矩的；比如戰場上“不重傷，不禽二毛”，即不再傷害已經受傷的人，也不俘虜頭發斑白的老人。“不逐北”，對方打不過你，轉身逃了，你不能追；即使要追也可以，以五十步為限，過了五十步就必須停下來。晉楚“邲之戰”中，晉國敗，開始逃跑，但在逃亡中，晉國有一輛戰車陷在坑裏走不動了；追擊的楚國人便停下車，等對方修好再追。可這晉國人根本修不好車，於是這個楚國人跳下戰車，跑過去幫晉國人修好戰車。然後，晉兵繼續逃，楚人上車繼續追。可沒逃兩步，晉國戰車又壞了，楚國人又下車幫晉國人修好馬車，又教晉國人拔掉兜風的大旗，扔掉多餘的重物，這才順利逃走。這類看起來幾近喜劇的戰事，在當時乃是經常發生的，史書上記載清清楚楚。
這就是古人推崇的“君子之爭”，也是我們古代的戰爭倫理。盡管戰爭是與野蠻和罪惡相連的，但有了建立在職業倫理之上的戰爭倫理的規範和約束，如果參戰者都能遵守其作為“戰士”的職業道德，就會減少戰爭帶來的人身與財產的損失。輸和贏全憑實力，不搞陰謀詭計；贏也贏得光明正大，輸也輸得口服心服。
所以，古代戰爭，不辱降卒，更不能殺降，這是鐵律；白起坑降卒二十萬，永遠遭到世人的唾棄。由此引申，古代政權更迭，隻奪其位，不辱其人，更不可隨意殺戮。當然，許多奪得天下者根本做不到，但理想的規則永遠都在。
於是，我們想起了近代歐州的決鬥，這種起源於中世紀末的意大利的“榮譽決鬥”，他們堅信雙方手持同樣的武器進行決鬥是最公平解決爭端的手段。據說，決鬥最為流行的19世紀巴黎，幾乎每天報紙上都會刊登決鬥的各種消息，歐洲每年因為決鬥而死傷的人成千上萬。應該說，這是中世紀騎士精神的一種延續與發揚，也是紳士精神的一種體現；這種“公開、公平、公正”的決鬥，完全是一種“君子之爭”。
在我的故鄉，村民之間也常有相爭，但也一樣，君子是爭，小人是鬥。爭講道理，守規矩，可以互懟，但不能互毆，誰先動手，誰就虧理，有理也占了下風。即使要開打，絕對不可偷襲，不可持器械。尤其是男不與女鬥，不傷老人，不涉幼嬰；也就是說，不能對婦女、老人和小孩動粗。這一切，無不具有古代君子之遺風。當然也有不守這些規矩的，那就是小人之鬥了，不僅會遭村民唾棄，而且鬥至極端時，容易觸犯刑法。
任何社會都有競爭，但願多一些君子之爭，少一些小人之鬥；於是，則人類之大幸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