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之楚地，湘水洞庭，衡山嶽峰，一方的山水孕育了一方的人，不同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不同的人文環境，古人所謂“秋風胡馬塞北，春雨杏花江南”，蓋即此之謂也。故曆來有湖湘文化、楚文化的闡述與詮釋，近百餘年來，中國社會處於大動蕩、大分裂、大變革之時期，多少湖南人以天下為己任，敢為天下先，幹出了無數驚天動地的偉業，於是湖湘文化已成顯學，逐漸成為湖南人的驕傲。近日，湖南又有開展“湖南精神”討論之舉，踴躍參與討論者眾，吾為地道湖南土著，祖輩生於斯，死於斯，身邊的人，多為湖南老鄉，身邊的事，多有湖南特性，故不揣愚陋，作此解說，如有對湖南老鄉之不恭，萬望諒鑒。
湖南精神是什麽，四字可概之也，即一曰“霸蠻”，二曰“結筋”， 霸蠻、結筋，湖南之精神是也。
何謂霸蠻？霸蠻為正宗湘方言，其意為執著、堅決，吃得苦，認死理，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思，所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種性格，在社會生活中，突出表現在幾個方麵。
一是勇敢無畏，不怕犧牲；二是敢為人先，不避艱險；三是吃苦耐勞，敢於冒險。這些個性特點，無疑是成就人生，成就事業的優秀品質。
何謂結筋，這是一個不見於辭書的湘方言詞，隻要是湖南人，都知道這個詞的內涵。結筋與霸蠻有某些相同的含義，但二者又絕然不同，霸蠻著重指行動，結筋著重所指思考，有較真、執拗的意思，不服氣，不服輸，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認準了的路，就一定會義無反顧地走下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表現亦是三個方麵，其一是堅韌頑強，不屈不撓；其二是堅持真理，九死不悔；其三是鬥誌昂揚，從不服輸。毫無疑問，“結筋”與“霸蠻”一樣，是成就人生與事業必不可缺的品質。也正是“霸蠻”與“結筋”，幾千年來，湖南人做出了世人矚目的成績，也贏得了湖南人自己的驕傲與自豪！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也是我國古老哲學的重要命題，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任何東西，包括優秀的品質，無疑都是一把雙刃劍，湖南精神亦然，“霸蠻”與“結筋”，固然有如以上多方麵的優秀的因素，但同時也有著致命的缺陷，試分述於下：
“霸蠻”與“結筋”性格的缺陷有三，一是生性倔強，導致聽不進不同意見，容易剛愎自用；二是生性好強，故鬥爭多於中庸，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時有急躁，甚至莽撞，遇事缺乏冷靜，有時不計後果；三是生性張狂，有時不講道理，尤不善圓通，一條路走到底，一根筋逼到死。由於固執、任性，所以很難聽進別人的意見，如果自己的認識是正確的，那麽他就成功了，但如果別人的意見是正確的，他就必然失敗。
決定了去做一件事，就是九頭牛也拉不回，有時甚至不顧及這件事的利與弊，他需要的是這個過程。這樣的性格，的確能讓事業最終成功，但是，往往不是任何時候的決策都是對的，如果是錯誤的目標，則較之常人，往歧途走得更遠。尤其是成就任何一件事情，都有著主客觀諸多因素的影響，不顧客觀條件，單純憑主觀努力，斷然是成不了大事，故“圓通”之道，萬勿缺失。湖南人有一句俗話，叫做“寧肯死崽，不可立廟”。意即寧願遭受滅頂之災，也不會向他人屈服，誠哉偉丈夫也。隻是在許多時候，立個廟，能讓子不死，也未嚐不可，古人謂“大丈夫能屈能伸”，蓋即此理也。有時候，立廟也是一種策略與智慧。舉個簡單的例子，上世紀抗戰時期，如周佛海、汪精衛之流貪生怕死，賣國求榮，投靠日本，做了漢奸，遺臭萬年，這樣的“立廟”決不可能。但是，1936年，劉少奇臨危受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麵對黨組織多遭破壞，幹部嚴重缺失的局麵，報告中央，讓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蒲一渡、郭瀾濤、安子文等六十一位同誌，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示”上按上手印，得以平安出獄，這樣的“立廟”，絕對是必要的。誠想，沒有當時中央這一偉大決策，六十一名黨的優秀幹部勢必慘遭國民黨或者日寇殺害，黨的事業會受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
正因為湖南人性格有著對立的矛盾，所以，在不同的社會曆史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或者說所成就的事業是不盡相同的。簡言之，湖南人的性格精神較適合於亂世，而不太適宜於治世，亂世多要霸蠻的精神，要冒險的精神，要有勇往直前、不計後果的勇氣，要有不折不撓，死不回頭的堅韌。而在治世，因為少了些許慎重，缺了許多圓通，尤其是自我精神太濃，逆耳之言難進，更容易造成人際關係緊張，給成功帶來許多阻力。
說幾個湖南人的例子吧，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湖南最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愛國主義者。成就他輝煌人生業績聲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湖南人霸蠻、結筋的性格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王夫之生活於明亡清興的動蕩時代，公元1646年，清兵南下，勢如破竹，大明滅亡已成定局，在那個政治舞台上，當然也有史可法以身殉國的士大夫，但於平民而言，即使心有反抗，然屈於淫威，也隻有雉發改裝，做了大清的順民。然而，王船山則不然，他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順治三年，也就是公元1646年，清兵南下，夫之先是赴湘陰上書湖北巡撫章曠，提出調和南北督軍矛盾，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的建議，未被采納。後又與管嗣裘、僧性翰等人在衡山組織武裝抗清失敗，最後赴肇慶，任南明永曆政權行人司行人。連續三次上疏彈劾東閣大學士王化澄等貪贓枉法、結奸誤國，幾陷大獄。順治八年，回原籍，誓不剃發，輾轉流徒，四處隱藏，1660年，吳三桂在衡州稱帝，其黨強命夫之寫《勸進表》，遭到憤然拒絕，逃入深山。他曾自題“六經則我開生麵，七尺從天乞活埋”， 就是他的“霸蠻”精神的生動寫照。關於王夫之的著述，人們的研究太多，但卻忽略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夫子為文，最重氣勢，所謂“氣盛神旺，理直氣壯”，?千古以來，唯唐人韓愈有此文勢，而湖南文人，著述諸文，多有乃風，最典型的是毛澤東，其文勢之壯，空前絕後，這不能不說是湖南人之性格使然。
再說第二個例子，“戊戌變法”是國人最熟知的近代史上一件大事，變法失敗之後，慈禧下令輯捕逃亡的康有為、梁啟超，並逮捕了譚嗣同、楊深秀等六人，殺害於菜市口，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然而，事發之前，譚嗣同是完全可以出逃的。變法失敗之後，他置自己安危不顧，奮不顧身，營救光緒，勸梁啟超東渡逃難，而自己則明確以死來殉變法，他慷慨道：“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照後起。”重義輕生，慷慨赴節，這就是真正的湖南人。當然，我們決不可責備譚氏是舉之不妥，但暫時出逃，留得的青山在，亦未嚐不可。
再說曾國藩，在近代史上，這個湖南人把事業做到了極致，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曾國藩的成功，時勢起到了最為重要的作用，以曾國藩這湖南人的性格，若是治世，恐怕難以有此成就。1841年，也就是他三十一歲時，便作《裏胥》，直道民間疾苦，鞭笞吏治腐敗。1850年（道光三十年），又上《應詔陳言疏》，直揭官場“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當講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引起當局者不滿。到1851年；洪秀全已在金田起事，作為吏部侍郎的他，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使得鹹豐皇帝“怒擲其折於地”，欲斬之。隻是後來太平天國如洪水猛獸，清統治岌岌可危，賴曾氏“湘軍”殊死作戰，最終保住了大清的江山。若長此下去，曾氏別說升遷，連身家性命也難保。當時之勢，無曾氏則無湘軍，無湘軍則無人敢抗太平天國，所以，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給了曾國藩許多殊榮，倘若不是那個亂世，曾氏處在乾雍之世，恐怕早已成為刀下魚肉，否則，他要麽改變自己湖南人的性格。
當然，曾國藩之最後成功，並能全身以退，天壽而終，關鍵還在於他思想上的儒道互補，對於湖南人的性格而言，儒道互補是非常重要的。道家的清靜無為、忍隱身退是修正湖南人性格缺陷的最佳選擇，曾氏就是時時以道家思想融注於自己性格之中，儒道相參，儒道互補，才使自己履險而安，全身以成。
以上三例，頗有代表性，王夫之“霸蠻” 之士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當時士大夫為遺民者眾，大多是隱居山林，潛心著述，誓不仕清，以全名節，而不是如王氏之強而為之反清複明。譚嗣同“結筋” 之舉也，能不死而自赴死，固然驚天地、泣鬼神，但“六君子”作“五君子”，似乎也可，作無謂犧牲，勇敢但不智慧。曾國藩氏則足以說明亂世成就湖南人也。今天，時代不同了，人性也多有變遷；但作為湖南人，對湖南精神要有全麵的理解和清醒的認識，既要感到驕傲與自豪，對於湖南精神，自當珍惜；但同時也一定要能清醒認識到湖南人性格中的缺點，於實踐中發揮其長處，克服其短處，不斷修正完善自己，以達於勝境
曾左之類的人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曆史好時機，讓廣大湖南人民見到了讀書做官當兵吃糧都有可能封侯發財的機會，就把霸蠻發展成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因而近代湖南幾乎不出大商人，寧可造反被抓砍頭， 也不願去做買賣，就是這個道理。
改開之後的湖南，靠霸蠻去鬧革命機會被減到了零，讀書做官是有機會出人頭地的，湖南人也挺熱衷的，更與曆史上的湖南人不同， 一批湖南騾子（不是貶義）把官場戰場上的霸蠻精神， 放到了商場上，那個勢頭絕對也是勢不可擋的，另外包括娛樂甚至”洗腳“，也被霸蠻得全國第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