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苦難的童年

第二章  苦難的童年

 

叔 叔

進城後，在叔父家落腳，這是我們唯一的親眷。

叔叔劉壽華是父親僅有的兄弟，他比父親小了十多歲。生性活潑好動，

自小就受到祖母和父親的嬌慣。不喜念書，倒愛演戲。十歲那年，因為逃學，父親逼他下跪。可他非但不跑，反而號啕大哭，邊哭邊往大門外跑，口裏還大聲叫喊，要我讀書，不如死了算了。嚇得祖母拐了一雙小腳在後麵追，眼看到了一口水塘邊。叔叔回頭一看父親和祖母都追了上來，他幹脆就往塘裏一跳，祖母嚇得大喊救人，父親也嚇白了臉。他們都不會水。叔叔卻在水裏一沉一浮地邊浮水邊紮猛子，口裏哇哇大叫我怎麽沉不下去，我怎麽就淹不死！弄得祖母呼天搶地後他才從水裏爬上來。隻一次就把祖母和父親都鎮住了。從此以後他就擺脫了讀書的煩惱，上學的事就任其放任自流了。

有一天他在街上閑逛，看見一群人圍著在看布告，他也湊了上去。一

個鄉下人挑了擔空籮筐，手裏捏了個生蘿卜，一邊吃一邊也往人群中擠。那鄉下人不認得字，央求叔叔念給他聽，叔叔也就一本正經地大聲念，“嶽陽縣政府，禁止吃蘿卜。”鄉下人一聽，把正在嘴裏吃的蘿卜抽了出來，叔叔接上一句，“吃了打三百，”鄉下人連忙把蘿卜往地上一扔，叔叔又補上一句，“丟了要打二百五。”鄉下人聽到這裏，轉身就跑，連籮筐也不要了。

叔叔回來後把這事講給我們聽，大家都哈哈大笑，誰也不信真有此事。可那天倒真讓他撿了一擔空籮筐回來，也不知是怎麽來的。

叔叔就這樣混到了二十多歲，靠父親的麵子在機關裏當了個普通辦事員，一輩子不求功名前程，反倒使他的晚年命運比父親要好。嶽陽解放後，他跟著父親成了新政府裏的留用人員。他沒有在國民黨裏當官，談不上什麽曆史問題，肅反運動也就沒有觸及他，父親判刑以後也沒有因之立即打掉他的飯碗。但是他卻無法逃脫反右的厄運。一九五七年夏天剛過，他這個曆史反革命的親弟弟理所當然地成了嶽陽第一批右派分子，被從縣政府裏清洗了出來，分配在農場勞動。因為他一輩子玩世不恭，他的那些話實在和右派言論難掛上鉤，所以好歹還保留了他的公職，也沒有遣送回新牆河的農村老家。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顛沛坎坷，時光流轉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他六十歲那年，鬼使神差地他一下子成了共產黨的離休幹部。（按工齡計算，他是一九四九年歸順的公職人員）居然享受到了特別退休待遇。和父親在獄中被囚致死，就因為愛讀書不讀書，兄弟之間真有天壤之別，此是後話了。

叔父共有三子二女，加上祖母和嬸嬸，也是一大家人了。母親帶著我們兄妹三人去投奔他，原來的八口之家又加上了四個人，困境自是不必說了。且不說每餐要吃，連住都成問題。進城才兩天，為了減輕負擔，母親就到一位鹽業公司的幹部家去當保姆，條件是母親帶二弟三毛同去；主人管母子二人的吃住，工錢當然也就沒有了。

叔叔家住河巷子，這地方是城中天嶽山的最高處，所以登河巷子要先下一段石級，然後再下一段麻石鑿成的階梯，叔叔的房子就建在這天嶽山西麵臨河的山腰上。按說，也就是這傳說中巴蛇骨骸的中部。順著這麻石階梯可以一直下到河灘。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河。也不知是為什麽，嶽陽人把洞庭湖習慣上稱為河。每逢春汛秋潮，老人們總是愛說，河裏又漲水了，或者說，河水退了。這種叫法至今如是。如今看來，把湖叫成河，可能是取和的意思。利用和的諧音求取和合美好，以求避去洞庭湖漲水時的災難。這也是一種對上天的祈禱吧。

河裏退水時，河灘上多的是河蚌、河蟹、河蝦，順河灘一路走去，隨手可拾。河裏有張著白色、黃色帆蓬的漁船，還有拖著長長黑煙的洋船。更多的是順流而來停靠在河灘上的木排。這些木排編紮得很大，就像一個個排列整齊的足球場、順著這一個個足球場可以一直走到河中心去；在河中心可以釣到鱖魚、鯰魚和死黃皮魚。

紮排用的竹纜是用破開的竹篾編成的。竹纜經常要更換；換下來的斷纜就成了孩子們獵獲的對象、撿回家去當柴燒。每天我都要到木排上去撿竹纜，自我來叔叔家後他們家就沒有再買過柴燒了。撿竹纜的孩子很多，往往是發現一根竹纜後幾個人去搶，爭來奪去弄不好手就會被竹篾劃破，流血不止。有一回我和一個比我大的孩子爭一根竹纜，那個大孩子一用力，我從兩個木排之間的間隙掉下水去，當即就看不見人了。那孩子嚇得哇哇大哭，幸好當場有大人在，我掉進水裏後手裏還死死抓住竹纜不放，大人們一把抓住了即將沉沒的竹纜，把我從木排底下的水裏麵拖了上來。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遇險，也是從死神手裏奪回生命的一個奇跡。凡是從竹排中間落水的，無論大人小孩必死無疑。即使會水的掉了下去，隻要稍微偏移一下落水點，就再也無法冒出水麵來。成片的木排像一個碩大無朋的蓋子蓋在湖麵上，而木排之間的間隙又那麽小，一般最多就一尺來寬，隻是這個大木蓋上的一條小縫，除開縫隙，誰也別想從蓋子底下逃出來，連屍體也無法打撈。我又冷又嚇，臉色發青，渾身水淋淋地回到叔叔家裏，卻因為沒有撿回第二天燒的柴，被嬸嬸罰不許吃晚飯。

盡管叔叔家裏生活不寬裕，但是他和嬸嬸的生活習性卻不因此而改變。過去跟著父親時家境一直較好，穿著打扮也就不同於一般人家，現在雖然家道中落，原來的習性卻不是一下子能改過來的。口紅、眉筆、旗袍之類還是須臾不能離的。若送有舞會票那是場場必到的。這樣每月的生活靠叔嬸二人的工資收入本來就很拮據，現在又憑空添了兩張吃飯的嘴。沒有多久，嬸嬸就開始抱怨了。叔叔倒是不忍心將兩個走投無路的親侄子趕出家門，但是嬸嬸的臉色越來越陰沉。兩個月後家中終於爆發了夫妻大戰；到第三個月，我們兄妹倆隻好含淚走出了叔叔的家門

 

小叫花子

媽媽幫人的那家鹽業公司十部，男的不知為什麽被開除了公職，保姆自然是當不成了。叔叔替我們在塔前街寶塔巷口一家姓宋的雜貨店老板家的貨房裏租了一角，我們母子四人就在這房裏住了下來。叔叔從家裏拿來了衣被，沒有床，好在這貨房裏存放了幾千雙草鞋。把草鞋堆碼平整輔上被子就成了床。隻是被子下的草邦硌人，睡在上麵要不停地翻身，小清和三毛自小就胖，肉多，他們倒不擇地方，倒頭就睡；母親和我就睡不好了，尤其是媽媽，總是起得早，睡得遲。生活沒有來源，媽媽經人介紹，去 211 工廠（今三五一七工廠）基建工地挑土。我帶著小清和三毛，每天出去要飯。

城裏要飯比鄉下要容易些。宋家雜貨店對麵就是當時城內唯一的一家基督教會醫院（今市二醫院）。醫院每天要倒掉很多病人吃剩的飯菜，一般人家嫌不幹淨隻有挑去喂豬。我們兄妹三人當然顧不了這些，就在那成堆的剩飯剩菜中隨自己的口味挑來挑去大口吞食，不但果腹，而且可口。尤其把裏麵的魚刺、骨頭、肉片和筍子之類撿回來，加些青菜，放在火上煮成一鍋，那味道絕不比富戶人家酒宴上的大菜來得差。

多年後讀曾國藩家書，說到他自己生平最愛吃湘鄉人的和菜。這和菜其實也就是把各種菜肴煮成一鍋大雜燴，五味俱全，可口宜人。我想，這種吃法應該算成是叫花子的專利；當年曾大帥率領湘勇進軍天京時，軍營裏就是這種夥食，既節約軍費又還營養可口；所以至今湖南人還把吃和菜叫做吃曾國藩，這倒讓他可以與東坡肉齊名了。隻是不知這位夫子小時候是否也和要飯的打過堆。

媽媽每天天不亮就走了，天不落黑總也回不了家。中午我還要給媽媽送飯。那地方可真是遠啊！從寶塔下的塔前街到嶽陽樓對麵的 211 工廠總怕有十多裏地吧；每次動身時我總是先吃飯，可等到我走得到時肚子又餓了。媽媽接到我送去的飯，總是看也不看幾下就吃光；那裏挑土的女人家就她一個，她不願在男人的目光下表露吃相。這些挑土的男人中有不少都是在大革命浪潮衝擊下的國民官員舊屬和過去的落魄文人。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複返，隻好不約而同地從事這種最原始的勞作以解決肚皮問題。這種肩挑手挖的強體力勞動都是男子漢的事情，誰也不願收留一個女人，可能是看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份上，破例地讓母親成為他們隊伍裏的一員。若不是這些人的看顧，母親可真要和我們一起上街要飯了。

211 工廠是軍需工廠。閑雜人員是不能隨便進出的。送飯的人隻能在大門口等裏麵的人出來吃飯、有一回討回的飯不夠吃，我隻好空肚子去給媽媽送飯。來回走了二十裏路以後，隻餓得嘴裏吐清水。好容易回到家，正好小清和三毛從醫院裏要回了半缽吃剩下的炒蝦，肚子特餓，我一口氣就把這半缽蝦吃了個精光。也不知是什麽原因，到了晚上肚子一陣絞痛，引起了一陣狂嘔，連胃裏的苦水也跟著吃下去的蝦一起嘔了出來。從此以後，我聞到蝦味就要作嘔，一輩子再也不吃蝦。

有天傍晚，天已經黑了，媽媽還未回來。我們兄妹三人隻好自己回到宋老板的草鞋房裏去。剛走進門，就看見房中間站了一個高個的白胡子老頭。房裏沒有燈，但那長長的銀白色的胡子格外顯眼。

誰？我壯著膽子問了一聲。沒見人回答，我嚇得退了回來。退到門口碰到了宋老板，我把這事說給他聽。他聽了後，半天沒做聲，但後來還是去拿了一盞洋油燈和我一起再進房去，卻沒有看見任何人了。真是見了鬼了。我們兄妹三人同時看見的白胡子老頭哪去了呢？

媽媽回來後，我把這件事說給她聽，媽媽的臉色當時就嚇白了。媽對我說，這房裏是吊死過一個白胡子老頭，所以誰也不敢住，隻好用來堆雜貨。不然宋老板也不會讓我們住進去。這吊死人的事千萬不能告訴小清和三毛。我聽了後，渾身隻起雞皮疙瘩，媽媽，我怕。

怕？那我們能住到哪裏去呢？媽媽狠瞪了我一眼，唉！然後又重重地歎了口氣。

老天總也不時關照一下窮人。這件事情過去沒有多久，教會醫院裏進駐了一連解放軍。三毛和小清馬上就和解放軍的炊事班混熟了。北方來的大兵們真好，他們兩人一去，大兵們就把正吃著的饅頭分給這兩個小叫花子。三毛小清自小就胖，那個山東口音的炊事班長特別喜歡胖娃娃。不久，我也和炊事班長搞熟了，見我們兄妹三人每天都去討吃的，班長就開始問我們家的情況，我馬上就把不久前在黑房予裏看到吊死鬼的事一五一十地說給他聽。

你們難道不怕？班長聽了後替我們著急。

媽媽說的，要是怕，我們就隻能住到馬路上去了。我們沒有其他地方去。

嗨！班長狠狠地咳了一聲，人和鬼怎麽能住到一起呢？這樣，我來替你們設個法，替你們蓋個草房吧。

那當然好。我喜出望外。不過，你們不能再對人說你們的爸爸坐牢去了，知道嗎？

當晚我就把這天大的好事告訴了媽媽，媽媽聽了後卻搖搖頭，我們哪來的地方蓋房呢？

有，三毛和小清搶著說，寶塔邊上的廁所旁不是有塊空地嗎？就是我們挖蚯蚓的地方。

於是媽媽花錢買了些稻草，從解放軍那裏拿來了十幾根竹子，再從宋老板那裏討來了一扇破門，釘好，在解放軍的幫助下，隻半天時間，就伴著寶塔邊的廁所後牆搭起了一間茅棚，我們這幾個小叫花子就在這唐朝開元年間修建的慈氏古塔下，開始有了自己的蝸居。

 

我要上學

轉眼間我已經快八歲了，媽媽要我上學讀書。

不少人聽了媽媽的話後都隻覺得好笑，飯都吃不上，還想去念書？讓他到街上去賣糖果餅幹，一天也可以賺一千多元（舊幣），也省得你天天去挑土。有好心人勸媽媽。

這上街叫賣糖果餅幹的事情倒也不難。剛剛解放，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未來得及開展，那些賣冰糖、麻花、甜酒、燒餅、米豆腐、包麵的個體攤販和挑擔到處都是；小販們成天麽喝不絕地在大街上招攬生意。

看著他們賺錢，我心裏也癢癢地隻想一試。我們沒有小販們的本錢，隻好在宋老板家裏借了個菜籃子，又央求宋老板在小販的攤上賒了一些糖果燒餅，這就提籃子上街叫賣開了。這上街賣東西必須麽喝，不然就沒有人來買。可我從來沒有麽喝過，況且誰也不像我一樣提個菜籃子叫賣，到街上轉了個整天，東西一樣也沒有賣出去，於是我就想了個主意。

正是抗美援朝的時候，街上的大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唱：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中國好兒女，齊心團結緊，

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狼！

第二天我上街時把三毛也帶上了，我提個籃子走在前麵大聲武氣地吆喝一聲，燒餅油條！三毛就在後麵稚聲嫩氣地喊一句，抗美援橋（朝）！

我再吆喝一聲，糖果粒粒！三毛接上一句，打倒美帝！

冰糖麻糖薄荷糖！打敗美帝野心狼！

兩個男孩子在大街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輪渡流叫喊，也許是這種新穎叫法不同於小販們的吆喝，居然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目，隻一個上午，籃子裏的東西就賣了個差不多。

這種隨口叫來的吆喝，朗朗上口，好聽好記，想來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口頭作文。上了中學後我才知道，這種作文居然無意中巧合了毛偉人在某次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所謂文藝為國民政治服務的首要標準；而且也還符合國內教材中的所謂文藝起源於勞動之類的正統理論。

盡管我已經能賣糖果賺錢了，但是媽媽的主意依然未變，我必須上學讀書。於是我去報考貞信附小。

貞信女中原來是美國人辦的一所教會學校，解放後政府沒收了教會財產，改女子中學為師範學校。大姐原來是教會女中學生，改製後依然還在這裏就讀。師範學校培養教師，為方便學生實習，又增設了師範附小。

師範學生住全都免費，我倘能考上師範附小，就能同大姐在一個學校了，我也就可以混在大姐的同學當中吃不要錢的飯了；所以我要讀書就隻能報考貞信師範附小（後來改名嶽陽師範附小）。

附小因為初辦，招生學生不多，不容易考上。而且往往是幾個年級學生編成一個班，叫作複式班；複式班隻招收插班生，大姐到學校一打聽，今年學校初小部隻有二年二級招收插班生；我在鄉下發蒙，因為父親判刑連一年一級都未讀完，這兩年沿街要飯，原來認得的幾個字也都差不多還給老師了，算術更是一竅不通，這個樣子去考附小對我來說還真是個難題。臨考前半個月，大姐教我算術，我隻好把自己的手指頭腳指頭都搬了出來，不夠時又找小清三毛借了些；算來算去，少不了挨了些大姐的耳光，總算是弄清了一些最簡單的加減法；但是對考試仍然還是全無把握。

也是我的運氣來了，正在此時，就在我家茅棚不遠處的一戶人家出了事。這戶人家剛從長沙搬來不久，過年時他家門口貼了付對聯，寫的是：

蔣匪毛匪誰是匪，

親美親蘇不親民。

這對聯的意思我也多少明白一些，無非是說共產黨國民黨都不愛老百姓，都不是好人。當然，這對聯貼出來隻一天就讓人給扯了下來，那家人的一個白胡子老頭也被抓走了。但令人意外的是，這件事居然為我考學校幫了個大忙。

貞信女中雖然已經改成了師範學校，但是原來的老師卻大半都留了下來；他們還是按照傳統的美國教學方式任教。學生考試不重筆試重麵試；小學生更是如此。筆試主要考算術，我把每個題目都做了一遍，也不知做對了多少；接下來，就是麵試了。

主考的是一位足登高跟皮鞋、身著素花旗袍、戴了一副金絲眼鏡的中年女教師；這和我平日裏看慣了的那些幹部們所穿的中山裝、列寧服、解放鞋全然不一樣。她先用國語問了我的姓名年齡後就劈頭問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問題，她問，蔣介石好還是毛主席好？

這個問題大姐可從來沒有教過我，我一下子給問住了；但我馬上想起了前不久那戶人家裏白胡子老頭被抓的事，那老頭子不就是因為說了蔣介石毛主席都不是好東西才讓人給抓走的嗎？想到這裏我連忙答應，都好，兩個都好！

微言大義，出自童稚之口，也不知我的回答切合了這位教會學校女教師的何種微妙之想，聽了我的回答，她竟然滿意地點了點頭。

發榜時我居然取了個第二名。入學後我才弄清楚，我之所以能考第二名，就是因為那個問題答得好，不少考生不是答不出來，就是胡亂說一個，但都不能符合要求。

媽媽拆了條舊褲給改成個書包，我又上學了。

 

天 災

公元一九五四年，洪水齊天。

洞庭湖泛濫了。原來的河灘、灘上的木排、排上的小屋，屋邊的沙洲。

才幾天時間就都不見了，連天上的飛鳥都不知去向，一隻都看不到了。空氣裏散發著濃重的魚腥味。絳黃的湖水，吐著白色的池沫，低聲呼嘯著爬過河灘，爬上石砌的台階，又從台階上一步一步地爬到了街麵上，滾滾黃水，從湖心裏、地底下不停地冒了出來，於是，街上搭起了浮橋，商店都關了門，學校也開不成課了。三毛和小清把一隻破了的腳盆放在水裏，用棉花堵住了漏洞後當成了他們的小船，在大街上劃來劃去，高興得都不喊肚子餓了。

大水衝來了各地的難民，難民們個個麵黃肌瘦，拖兒帶崽，肩挑手提著各種籠子、箱子、鐵鍋、棉被……成千上萬的難民從四麵八方湧來，街上凡未被水淹沒的地方到處都住的是人，連我們茅屋四周都擠來了人。

難民一多，我們兄妹討飯就成了問題。醫院裏的剩飯剩菜早已不複存在，解放軍也被調去救災，我們乞討無門。自我上學之後，就由小清帶三毛去要飯。小清是女孩，膽小，又特好哭，好哭的孩子大人是不喜歡的。三毛倒是討人喜歡，但好玩，經常玩得不曉得肚子餓而忘了去要飯。那些平日裏向我們施舍的老主顧們也漸漸地不再理會我們了，加上討飯的人一多，我們就經常地開始挨餓了。我還問題不大，可以隔三岔五地混在大姐同學中間到學校食堂裏飽脹一餐，小清和三毛就慘了，討不到吃的，眼看人一天天在瘦下去。

實在餓慌了，我們就到李老師家去想法子。李老師是大姐的班主任，他的太太姓沈，和母親是老鄉，也是四川人。因為是師生關係，又有同鄉情誼，隻有他們家才接納我們這些小叫花子。李老師有四個兒女，年齡也和我們差不多，薪水菲薄，家徒四壁，自己也剛好隻夠糊口。我們一去，他就隻好打發兩個兒子大蒙子、小蒙子去學生食堂打飯。說是打飯，其實也就是偷飯，每次都是兩弟兄提了個捅去，打一桶飯後，李老師的學生們就把兩個孩子裹在中間，然後一擁而出食堂大門，以逃過守在食堂門口總務先生的眼睛。偷來的飯先讓我們飽食一頓，然後把吃剩下的用一個書包裝上，混過校門口守傳達的老頭一關，帶回來下頓省著吃。這樣偷了幾回後，終究還是被發現了。雖說是孩子偷吃，但教師帶頭破壞校規，怎麽也說不過去，於是這條路也斷了。

李老師原來是國民黨的校官，五七年時和叔叔一樣被劃為右派，帶上右派帽子後又判了徒刑，後來死在勞改農場，沈太太在丈夫被判刑後，也被開除了公職，於是他們家也一下子和我們一樣了，兒女去要飯，母親去打零工。在當時才一萬多人口的嶽陽城裏，這類情況的家庭總在百數以上。做工和討飯的命運使這類家庭的子女相聚在一起，很多人自小就相互認識，長大成人後因為父輩們的相同出身促使他們彼此間同呼吸、共命運，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毀滅性的政治打擊，這是後話了。

媽媽還在挑土。女人挑土本來就賺不了幾個錢，這錢要交我的學費，還有一家五口的衣物——總不能讓女娃娃打光屁股吧，剩下的錢就不夠買米了。況且米價又因水災漲上了天。於是就有好心人來勸媽媽，為了能讓孩子活下去，就送一個給別人帶養吧，反正兄弟姊妹多，街上的難民不是每天都有人將自己孩子送人的麽？媽媽當然不肯，再苦也得熬，熬到哪天算哪天，況且眼看洪水也在慢慢消退，與我們爭食的難民見天也在減少，日子有希望回到原來，我們眼巴巴地望著洪水趕緊退走。

但是秋水退盡後，緊接著是六十年一遇的特大冰凍又伴著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寒氣滲人地提前來到了。

北風呼嘯，寒流襲人，刀割似的冷風似乎不是從天上吹來，倒像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吱吱叫的老北風直往人身上鑽。我兩條腿凍得隻打抖，抖不了幾下，走路就邁不開步了，兩隻腿變得又僵又硬。

洞庭湖結冰了，河邊起伏的沙灘上都亮起了白晃晃的冰它子，大大小小一個一個就像從地底下伸出來的無數個拳頭在向人們示威，又像無數個亮晶晶的大鵝卵石布滿了沙灘。夏日裏曾經不可一世的洪水，而今不但老老實實地消退了下去，而且還被結結實實地給壓回到河床深處去了。河裏的冰層越來越厚，半個多月後，終於傳出來一個消息，有人大著膽子從河灘上踏著冰層越過湖心走到了河對岸的君山。所有的船都被固定下來了，整個湖差不多給凍成實心的了。

街道上的一切車輛都停了下來。人們外出都必須在腳上套一雙防滑用的草鞋，宋老板那黑房子裏存放的幾千雙草鞋，不幾天就全都賣光了。孩子們用兩塊竹片墊在腳下，在稍有斜麵的街道上橫衝直撞地練習滑

冰。臨風而立的寶塔上原來高築的鳥窩，還有塔頂上的樹枝，被凍得吱吱叫，風一吹，凍裂了的樹枝帶著厚厚的冰棱，像鐵棍一般朝著寶塔四周的房屋，結結實實地砸了下來，屋頂上的瓦被砸得粉碎，過路的人一不小心就被打得血流滿麵。寶塔四周的房屋中，唯一幸免砸不爛的還隻有我家的茅草篷。

已經無法再出門去要飯了。

沒有棉衣褲，兄妹三人隻好成天縮在被子裏，我也上不成學了。媽媽挑土來的錢買的一點米，規定我們每天隻準吃兩餐，我們就幹脆省成每天一頓，

挨到後來，連這一頓也維持不住了。一連幾天，隻能喝一點熬的米湯度命了。實在撐不下去了，那些好心的鄰居們在送我們送來一碗熱麵湯的同進，又來勸說媽媽送個孩子給別人家帶，這回連領孩子的人都一起帶來了。眼看活不下去了，媽媽隻好眼睜睜地看著來人把妹妹小清領走了。

領走小清的是一位姓何的木匠，夫妻二人多年沒有生育。他們來的時候帶來了一件花棉襖，還有一匣五顏六色的餅幹。看見小清長得白白胖胖，夫妻二人都很高興，親手替她換上了新棉襖，把餅幹給了三毛，還從口袋裏掏了些糖給我，並對我說他們家裏沒有女孩子，想接小清到他們家去玩。已經好些天沒出門了，聽說到他們家去玩，小清高高興興地跟著他們去了。臨出門時何木匠又塞給我三十萬元 ( 舊幣），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多錢，就高高興興地交給媽媽，我們明天就可以去買米了，還要給三毛買件棉衣，我們有錢了。

三毛馬上就從床上跳了下來，那我可以出去玩了嗎？媽媽一把從我手

裏把錢拿去，順手啪地甩了我一個耳光，我莫名其妙地被打得眼前金星亂冒，可是看見媽媽臉色寡白，我就不敢再吱聲了。

近來媽媽總是無緣無故打人，我知道她心裏煩，挨了打也不敢吱聲，三毛一看馬上就縮回了被窩，連頭都蒙了起來。

第二天媽媽上工去後，隔壁嚴伯伯到我家裏，告訴我們小清是到有錢人家裏去過好日子去了，那裏有吃有穿，要我們不要欠掛她，更不要在媽媽麵前提小清的事，還要我們多聽媽媽的話，少討些打。那幾天，媽媽總是天不亮就走了，很晚才回來，我們幾乎沒有和媽媽說話的機會。

可是，七天後的一個晚上，小清又被何木匠夫妻給送回來了。原來小清到了他們家，頭天還算好，第二天起就又哭又鬧地要回家，木匠夫妻拿好東西給她吃，又帶她去買了雙新鞋子，可她什麽也不要，日夜吵著要回家。鬧得夫妻倆白天不能出門，晚上不能睡覺，幾天下來，小清的眼睛也腫了，嗓子也啞了，人也瘦了，連何木匠也跟著掉了一身肉。萬般無奈，夫妻倆隻好送她回來了。

看見被送回來的小清，媽媽眼淚雙流，你這不懂事的丫頭，何家待你那麽好，給你一條生路你不走，你要我怎麽辦？這一家人怎麽活啊……

三毛看見媽媽哭了，就從床上溜了下來，悄悄地摸到媽媽身後，拉著媽媽的手，小聲說，媽媽莫哭，我聽話，姐姐不去我去。媽媽莫哭了，我去就是。

聽了三毛的話，媽媽一下子哭出了聲，我和小清出跟著哭了起來，隔壁的嚴伯伯也跟著直掉淚。嚴伯伯把三毛拉到自己懷裏問，伢崽，你真乖，你說的是真話嗎？你真的願意去？三毛又點了點頭，嚴伯伯就把媽媽勸到他們家裏去了。

又過了幾天，嚴伯伯家裏來了一位姓王的工人，這回是嚴伯伯把三毛叫到他家去讓那姓王的見了一下麵，那老王沒說什麽就走了。

第二天，那老王夫妻倆來到我們家，是嚴伯伯帶來的。媽媽不在家，他們一進門，三毛就自己從床上爬起來了。我和小清沒做一句聲，在嚴伯伯的安排下，三毛就這樣默默地跟著他們走了。

三毛走的時候，剛好五歲。我是眼淚汪汪看著三毛走的，沒有和他說一句告別的話，連歎氣都沒有來得及他就走了。

 

少年三毛

三毛一走，媽媽掉了魂。媽媽不洗臉，不梳頭，也不和我們說話，在床上一連睡了兩天，第三天天剛亮就又去上工了。斷黑回來，吃了點飯後還是不理我們。

往日，這是一天中最高興的時候了。晚飯吃過後，我在灶上洗碗，小清就把吃飯時特地留下來的一點菜肴和三毛在床頭一起開飯館，小清當老板，三毛是食客，食客拿出糖紙或畫片當錢向老板買東西。經常是食客出了錢，東西被老板吃掉了，於是兩人又打又鬧。隻到媽媽下聲命令，都來洗腳。這才三雙腳伸到一個盆子裏麵，不是你踩痛了我的腳，就是我怪你踩翻了盆。一直鬧到洗完腳上床，媽媽說，我給你們講個故事。或是從口袋裏摸出一粒糖、半截麻花分給我們，這才真正地安靜下來。

現在媽媽陰沉著臉，我和小清誰也不敢作聲，兩人老老實實地回到床上。見媽媽沒有上床，我們也不敢睡。就這樣默默地坐著，過了一陣，小清忍不住睡著了，我雖然睡意沉沉，卻還是努力撐起眼皮不敢睡著，後來實在撐不住了，正要迷迷糊糊地睡去忽然聽見媽媽一聲長歎，我的三毛啊！

就像被窩裏潑進了一瓢冷水，我一個激靈，睡意全消。

又不知過了多久，我終於還是睡著了，可是沒有睡穩，渾身一戰抖，又睜開了眼睛，隻見媽媽兩手抱著頭，伏在椅子上，像是睡過去了。洋油燈裏的油也熬得差不多了，燈焰一晃一晃，把媽媽映在牆上的背影拖得老長老長……

兄妹中三毛最小，也是媽媽最疼愛的滿崽。按說，滿崽最嬌，可是因為家裏窮，三毛從小就沒有誰去嬌慣他。看見別人家裏和他一般大的孩子都有玻璃彈子、洋畫片，還有花炮，他就死纏著要媽媽給買，有時媽媽被鬧得來了火，拉到懷裏扒開褲子“叭！叭！”幾下死巴掌，屁股打得通紅，可他還是死死地抱住媽媽的腿不放。媽媽急著要上工，見他打也不怕，隻好又回轉身來哄他，乖崽，等媽媽回來給你買。明知媽媽回來天已黑淨了，鋪子早已關了門，三毛也隻好改口，那你喜歡我啵？

喜歡，媽媽喜歡你。三毛這才放手，可到第二天，洋畫片還是沒有，媽媽又要走了，三毛抱住媽媽的腿，又重複昨天的話，你喜歡我啵？

喜歡，媽媽最喜歡你。聽了這句話，三毛就心滿意足地笑嘻嘻地走開了，這就是三毛自小得到的唯一嬌慣。

要過年了，街上來了些玩采蓮船，耍龍燈和打三棒鼓的外地人，這些外地人來自湖北，那裏的風俗是無論過年，還是嫁閨女之類的大事，都興走門串戶去討錢。這叫討年或是討嫁妝，他們每到一家店鋪門口，就開始劃采蓮船或是舞龍燈，而且邊舞邊唱，店鋪前麵也就圍滿了人看。他們唱的大都是：

恭喜老板大發財，金銀元寶滾進來。

老板發財我曉得，臉上帶點桃紅色。

財有進，喜有添，荷花出水朵朵鮮。

若逢店鋪老板正吃飯，沒來得及搭理，那就唱得更凶，

你在吃，我在看，心裏好比鑽子鑽。

老板隻好拿出一些錢或東西來打發他們。不然的話，他們不走，店鋪前麵圍滿了人，生意也做不成的。

看見別人家的孩子過年有新衣新鞋，還有花炮、火子槍，三毛更是眼饞得不得了。於是他就成天跟著那些湖北佬在街頭上轉，有時混在當中討回來幾個炮仗或是張洋畫片他就歡喜得不得了。

看見三毛歡天喜地的樣子，我就想了個主意。我約了幾個鄰家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學那些湖北佬的樣子，也紮了一條龍；我們沒有布，就用一根草繩紮在幾根竹棍上麵，紮成了一條草龍。幾個孩子一陣亂舞，就從寶塔下麵舞到了街上。草龍當然沒有什麽人看，但是我們依然舞得汗流滿麵，而且專門在那些賣炮仗和洋畫片的店子前麵轉，口裏也自編自唱，舞龍燈，討蠟燭，沒得蠟燭討炮竹。

一個圈圈舞回來，居然也能要回不少鞭炮畫片。

三毛小，不能參加舞龍燈，就跟在後麵專門收討老板給的爆竹；兩個口袋裏塞得滿滿的。回到寶塔下麵後，我說，把各人口袋裏的東西掏出來平分。三毛討得最多，一聽說要平分，咧嘴就哭，死活不肯往外掏。我來了火，揪著他的耳朵去掏他的口袋，他一急，反口就在我手背上咬了一口。我順手一巴掌，三毛鼻子當時就出了血，這是我們兄弟之間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打架。

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如令三毛走了，再沒有人和我爭炮仗了。

直到二十年後的一個冬天的晚上，全家人正圍著烤火，有人敲門，媽媽開門一看，進來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燈光下，媽媽沒有看出來這人是誰，而且絕時想不到來人會是誰，直到來人自己說，媽媽，我是三毛！

一聲媽媽，雙淚滴滴！

離群的雁兒終於飛回來了。

三毛大了，媽媽也老了，這期間的風風雨雨留待後文再來細說。

 

一輩子忘不了的那堂課

三毛走了後沒有幾天，學校來了通知，我要再待在家裏不去上課，學校就要除名了。我隻好把小清寄放在嚴伯伯家裏，又去上課了。

自從冬天的冰凍開始以來，我已經好些天沒有出門了，走到街上，精神不由得陡然一振，雖然是天寒地凍，冷風在耳朵邊像子彈一般吱吱地尖叫；也許是人凍得習慣了些，我朝著學校一路小跑，雖說隻穿了一條單褲，倒也不覺得冷；可是到了教室裏一坐下來，人就受不住了，四十五分鍾的一堂課簡直就不得完。

我們的班主任姓遊，叫遊利發，長沙人，和大姐一個學校都是嶽陽師範畢業生。科班出身的老師課就講得逗人聽，同學們都喜歡他上課，可他是我們的班主任，對我們也就要求特別嚴，逢他的課，紀律也就特別好，我們對他又喜又怕。我在班上算是年齡小的學生，加上個子不高，坐在頭一排。在遊老師的眼皮底下，我是不敢亂動一下的。

可今天一來，頭節課我就堅持不下去了。我身上隻有一件原來大姐小時候穿過的舊棉襖，又薄又小，下身一條單褲，光腳上套一雙破膠鞋，渾身不由自主地直篩糠。開始隻是牙齒得得地響，後來連桌椅也跟著我直搖晃。遊老師看見我的臉色已經在發青，就停下課來時我講了一句，你把腳在地上跺一跺。我就開始在地上跺腳。可是我一頓腳，後麵的同學枕像得了傳染病似的一個個也跟著頓起腳來。頓腳的聲音越來越大，課堂裏像來了一群馬。等不到打下課鈴，遊老師隻好提前下了課，這在他還是第一次。

下了課，遊老師把我叫到他房裏去。他是單身漢，又是外地人，房裏沒有生火，冷冰冰的。他要我把膠鞋脫下來，看見破鞋子裏麵濕淋淋的，兩隻光腳凍得又紅又腫，他不由得使勁抽了一下鼻子，眼淚差點沒掉下來。他對我說，我也窮，沒法給你燒火烤，下堂課改為自習，你就不用去上課了，在我的被子裏捂一捂吧。我凍得實在沒法，也就顧不上老師的麵子了，把兩隻又濕又髒的腳伸進了老師給我攤開的被子裏麵，捂了好一陣才算發了點熱。

中午放學時，遊老師對同學們說，劉飛虎同學家裏很困難，同學們回家後誰家裏有不穿的舊棉襖、舊褲子、舊鞋子，請大家發揮互助友愛的精神，支持他一下。

下午上課等到我來到教室裏時，發現我的桌上已經堆滿了舊衣物，衣物上麵還有十幾雙大大小小的舊鞋子，有的鞋子裏麵還塞有舊襪子。同學們今天都不約而同地來得特別早，誰也不願讓我曉得我收了他們的東西，怕我難為情。兩個女同學來在我的後麵，她們每人手裏抱一件花棉襖，怪不好意思地走到我麵前說，是我媽媽硬要我拿來的。我接過棉襖，滿臉通紅地把頭深深地埋在花布裏。

我已經要過了好幾年飯，從來沒有感到什麽難為情，可是讓我接受同學們的施舍，卻不知為什麽，心裏隻覺得好像刀子在紮，難受得實在抬不起頭來。

上課鈴響了，遊老師走進了教室，班長喊了聲起立，我卻像沒有聽見似的依然把頭埋在棉襖裏麵；我覺得同學們的眼光一齊刷地射到了我身上，我就更不敢動了。遊老師看了看我，默默地擺了擺手，同學們一個個慢慢地坐了下去。

整整一堂課我都有沒有抬頭，我一輩子忘不了的這一堂課。

靠著同學們送來的舊衣舊褲，我才熬過了一九五四的冬天。

回校上課沒多久，轉眼就是期終考試。我一段時間沒到校上課，但待在家裏的那段日子裏，課本我卻沒敢丟，回校趕了一段課後，期考我還是保證了門門及格，但是品行鑒定，我卻過不了關，差點讓學校開除。按照校規，三次遲到作一次曠課處理，曠課三天學校就可以除名。且不說我一連二十多天沒到學校上課，就是在平常的日子裏，我的遲到次數至少也在百次以上。校務會議上教導主任堅持要將我除名，這時候，遊老師挺身而出為我說話了，這個學生的情況我清楚，他每天都要遲到，但他必須每天遲到才行。他家裏太困難，困難到每天都得去討飯回來把弟弟妹妹吃完後才能來上學，所以遲到在百次以上。他又把我在課堂上凍得發抖，班上同學送我舊衣舊鞋的事情在會上說了一遍，末了他說，我堅決反對除名，這樣的學生能堅持到每門功課及格就很不容易了。老師們都不再作聲，最後還是教導主任轉了個彎，校規不能因這個學生的特殊情況加以更改，該生品行鑒定降到三分，記大過一次，但不當眾宣布。

當時學校一切都按蘇聯模式，記分用五分製。絕大多數同學品行鑒定都是五分，犯有嚴重錯誤記大過一次品行降到四分。那學期品行鑒定為四分的全校才兩個人，三分的當然就隻有我一個，兩分的倒也有一個，那是幹了壞事，被當眾開除了。

可是，誰又能想到，我的好班主任，我的好老師，十五年後，“文化革命”期間，這位在校務會議上竭力為我的品行辯護的遊老師，又在一次次批鬥會上，竟然竭力批判我的反動思想，那時我才是一個二十過頭的青年，是我的老師總結了我的所謂反動材料，送我進了監獄。老師，您竟然還不了解您親自教出來的學生嗎？當年為我眼紅掉淚的老師到哪裏去了？

人世滄桑，物欲橫流，這後來要發生的事，是我和老師當時都所始料不及的。

 

繼 父

嚴寒終於過去，新學年開始。走進校園，發現原來學校張貼通告的大黑板上，寫了幾個醒目的大字，徹底清算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滔天罪行！辦公樓上的高音喇叭，原來總是播放我們最愛聽的讓我們蕩起雙槳這支歌，現在也聽不到了。反複播送的是：

提高警惕擦亮眼睛，

叫一切暗藏的敵人無處藏身，

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暗藏的敵人，

他們破壞革命，為害人民，

我們要把他們徹底肅清，徹底肅清！

這胡風是誰，我弄不明白，也懶得去搞清楚。老師上課也隻簡單地向我們講了一下，大家誰也不去關心這件事情，可是社會上清查暗藏階級敵人的運動，聲勢卻越來越大，一個多月後，媽媽從 211 工地上垂頭喪氣的回來，挑土的事搞不成了。原因很簡單，媽媽是反革命分子家屬，有暗藏敵人之嫌，不能隨便進出軍需工廠的大門，這唯一的經濟來源斷了，生活一下子又陷入了絕境。

這期間，居民聯防會找媽媽談話，勸媽媽和父親離婚，離了婚就不再算反革命家屬，生活上有困難，聯防小組可以救濟一些，對孩子們日後也有好處。更有好心人上門勸媽媽幹脆另外找個人，解決生活困境。

和父親辦離婚手續再也簡單不過了，隻要媽媽在法院送來的離婚證上簽個名字，婚約就算解除了。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是不需要反革命分子本人同意的。這場清查暗藏敵人的運動過後，凡在強製勞動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差不多都收到了一份法院寄來的離婚判決書。

解放後政府一直把離婚率的高低看作是衡量社會製度好壞的標準之一；人們被告知，家庭離散是資本主義社會才有的罪惡。所以在一般情況下，老百姓是很難辦成離婚的。這在客觀上既維護了社會穩定，也符合中國社會傳統的一女不事二夫的儒家倫理觀念。但是像母親這類人的離婚卻出奇地容易，新婚姻法不保障這類夫妻的結合，我們這樣的家庭是被摒棄在這個社會之外的。

和父親離婚後，母親下決心另外再找個人。條件很簡單，一是要人老實，二是要是四川同鄉。經媽媽的四川老鄉介紹，一九五五年秋天，一位姓王的中年人來到我們家中，媽媽要我們稱他為伯伯。他就是後來和我們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繼父。

繼父叫王執金，四川遂寧人；全家幾代人替地主當長工，沒有讀過什麽書，在家一直老實巴交地種田。父母去世早，自小無人照看就落了個滿臉麻子。一九四五年被國民黨抽壯丁給送到了昆明，後來又被轉送到東北。隨著解放戰爭的進展，他所在的部隊在天津被解放軍打散。從部隊潰散下來後自行流落到嶽陽。先在一家糖坊老板家靠挑水度日，後來學會了熬糖，因他做事時能吃苦，被老板留了下來，活到四十歲，一直沒有成家。在我們家境最困難的時候，伯伯來到了我們中間。他把他多年的積蓄一個子兒不留地全拿了出來，一共大約三百多元錢。花了三百元錢在城內玉清觀買了一間大約二十平方的木結構瓦房，把我們從蝸居了近五年的廁所旁的茅棚中搬了出來。然後買了一張舊床，借了一張舊桌，鍋瓢碗盞倒是現成；我們搬進了新家。

我的一生大半年代是在這裏度過的。在這裏，我們一共生活了三十四年。當初搬進去時，全家連大姐在內隻有五口人，到一九八九年離開那裏時，五口之家已經演變成一個家族，這個家族包括祖孫四代，二十五人。

 

玉清觀

玉清觀位於天嶽山下正南方。按地理方位說應是張說當年的嶽陽樓舊址。張說的官邸花園搬走後，這裏就成了市民們的雜居之地。離這裏大約兩百的地方就是我們原住地寶塔。

寶塔修建於唐開元年間，叫慈氏塔。嶽州城的曆史差不多都是伴這古塔演變出來的。小時候，聽人講過關於這慈氏塔的傳說、相傳有兄弟倆一同在玉清觀學道，修行多年之後一天，兩弟兄在道觀裏閑談時談到各自的道行功底，互不相讓，決定略加比試。弟弟指著桌上的硯台說，我把這硯台裏的墨水喝下去就能化成一條烏龍；攪得洞庭湖洪水齊天。哥哥說，你敢興風作浪，與民為害，我就有辦法降伏你，不信你就試試。話剛講完，弟弟端起桌上的硯台，把硯台中的墨汁一飲而盡，天空中立刻電閃雷鳴，大雨如注，弟弟化成一條黑龍，破窗而出。洞庭湖水陡漲三丈，整個嶽州城在風雨中飄搖，猛漲的洪水像是要把嶽州這塊土地衝到汪洋大海中去；哥哥見此，立刻拿了一張白紙，用剪刀剪了幾個紙枷，接二連三向洞庭湖中拋去，紙枷到了水裏就變成了鐵枷，死死地枷在正在興風作浪的烏龍身上，烏龍就再也不能亂動了。但是龍頭和龍尾依舊在攪個不停，為了防止烏龍複出，哥哥一不做二不休；在龍頭上壓了一座大塔。龍尾上壓了一座小塔。大塔就是慈氏塔。小塔位於嶽陽樓以北的七裏山，解放後被雷擊毀。

鐵枷也確有實物，實物在嶽陽樓河下，一共五個。深深地埋在河灘的砂土裏麵，地麵上隻能看風一個個狀似剪刀的形狀。日本侵華軍到了嶽陽後，曾找了一些專家對鐵枷進行了一番考察，搞來搞去也未弄清鐵枷究是何物。日本人以為是一件神物，想把鐵枷弄到日本去；他們把鐵枷套上鋼纜後，來了幾部大拖拉機一齊又拖又拉究竟也沒有把鐵枷從河灘裏拖出來；鐵枷與河灘已鑄為一體，誰也休想把它弄走。

這鐵枷倒也真是有點神，小時候我初見它的時候是在冬天水退後，河邊沙灘上有五個剛好露出地麵的剪刀形狀。而今四十多年過去了，洞庭湖的淤積已使河床抬高了好幾米，而鐵枷卻就像能浮在沙土麵上似的，隨著沙灘的增高而增高，沙灘上依然是不多不少剛好露出地麵的那麽一點形狀，至今人們還未弄清鐵枷產補什麽年代，連鐵枷的用途也未搞清楚。

這慈氏塔壓著孽龍的頭，為了祭塔，離塔不遠的玉清現就修建了寺廟。

早年間，這裏有戲台，旅店，還有妓院，成了市井中心。緊靠玉清觀的那條街叫做乾明寺，據說與乾隆爺下江南有關。這位風流天子到了嶽州後就宿在這裏的妓館裏。

清朝年間，這裏的寺廟有兩座，一叫玉清觀的道教寺院，另一座叫乾明寺，是佛教寺廟，乾明古寺的名稱據說就來自這位風流皇帝的禦筆。緊靠乾明寺邊有一座小丘叫印山，又傳說是這位風流皇帝至此地來嫖妓居然將皇帝玉璽丟失在山上了，當地民眾為讓後人記得這件荒唐事就將小丘改名叫了印山，立此存照，這也是民眾對官家的有口皆碑吧。到我們搬來後，這裏的寺廟，戲台，妓院早已蕩然無存，住在這裏的都是些小商小販，或以打工為業的市井之流。

搬來玉清觀住下後，生活才算真正的安定下來了，伯伯每月三十多元錢的工資全部交給媽媽。媽媽也就不去挑土了，我也不用去要飯了，小清也可去上學讀書了。大姐也從學校畢業參加了工作了，經濟雖然還很緊，卻和以前提吊膽的日子真有天壤之別了。

一九五六年的工商業改造

時不多久，一九五六年的城市工商業改造運動如同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般鋪天蓋地地來了。

通過三反五反運動後的資本家們，深知在新社會裏為富的苦處，眼見那些農村裏的貧下中農都將已經分到手的土地拱手交還給合作社，城裏的有錢人家也就迫不及待地把廠房、店鋪，紛紛交給政府，表示自願走社會主道路的誠意。一夜之間，那些原來黑底金字的老字號招牌都換成了白底紅字的公私合營的標記，報紙上接二連三的套紅標題都是報道全國各大中小城市幾天之內或是一個晚上就實行了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偉大勝利。

白天是工人、手工業勞動者們敲鑼打鼓地在大街上歡呼遊行；晚上，城裏的資本家和攤販業主們組成了提燈會，他們每個人手裏提了個燈籠，也在大街上列隊行走，向政府表示不走黑道奔向光明的決心。

實行公私合營之後。原來的老板們都成了改造的對象。伯伯這樣的受苦人一下子吃香起來。

新成立的糖果糕點廠是城裏唯一的國營食品企業，廠裏成立了工會，伯伯擔任了工會組長、和土地改革時一切權力歸農會一樣；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標語布滿了大街小巷、在伯伯的一生中，當工會組長是他最顯赫的時候了。

可是這工會組長還未當到三個月，就讓人給撤下來了。那是在全廠召開的職工憶苦思甜的大會上，伯伯作為世代受苦人的代表上台發言，要他向年輕人講舊社會的苦和新社會的甜。伯伯上台後張口就說，我受了一輩子的苦，要說也說不完，說遠了怕你們年輕人搞不清楚，就講一九五四年漲大水那一年的事情，餓死了好多人啊……主持會議的人一看伯伯說走了樣，馬上走過來對他說，王師傅，你向大家講一講過去替資本家做長工的事情就可以了。

那好，伯伯馬上改口，我就講在工友糖坊幫資方尚老板的事情。我是

一九四九年到的嶽陽，到尚老板那裏做工時，工友糖坊連我一共才五個人。我挑水，尚老板自己帶幾個人熬糖。那時哪來的自來水呢？一擔水從河裏挑到廠裏有三裏多路，一天要挑二三十擔水，逢到用水多時，尚老板也一起跟著我挑水，從早一直挑到天黑才完。老板後來看我做事肯吃虧，每月給我五塊光洋。那時候米才二元錢一石。吃住都是老板的，五元錢還是滿可以的了。

我結婚，老板還送了我一個金戒指。我是一個外鄉人，四九年到嶽陽要不是尚老板收留我，我也不曉得現在流落到那一方去了。我看尚老板這個人還是一個很講良心的人，要是沒得良心他怎麽能發家呢？他的工友糖坊不發家，哪來的現在的國營糖果糕點廠呢？

聽到伯伯講到這裏，坐在下麵的幾位原來糖坊的工友們跟著隻點頭。會議主持人一看不好，就對他講，老王，莫盡講這些不相幹的事。又怕伯伯下不了台，隻好轉個彎，你就講解放前在家鄉替地主當長工的事情也行。

一提到四川老家，伯伯更來了精神，我們四川和湖南一樣，又出大米又出紅苕。我自家窮，隻有紅苕稀飯吃，隻有到地主家去幫工才吃得上白米幹飯。越是大戶人家吃得越好。我們遂寧最大的地主叫劉揚太，我到他家幫工，桌上的臘肉有耳巴大一塊，盡你的肚皮裝。

眼看伯伯的話越說越離譜，會議主持人再也顧不得他是今天工會唯一的發言代表了，老王，今天就講到這裏了，下麵還有工作要安排。在一陣稀稀拉拉的掌聲中，伯伯笑嘻嘻地走下了講台。散會後幾位領導一碰頭，一致認為伯伯在會上的講話完全是在放毒。念及他自小受苦沒文化，才不去追究什麽責任。但工會組長自然是當不成了。好在他這組長原本就是領導指定的，

要撤掉他也是領導一句話就行了。

 

反右派鬥爭

五六年冬天，媽媽生了一個妹妹，從大姐曼娜的名字，取名叫曼玲。

大姐從學校畢業後，分配在嶽縣陽步仙區的桂林完小教書，她每月二十多元錢的工資除掉夥食費後半數交給媽媽，以貼補家庭開支。大姐比我長七歲，參加工作時才十六七歲，在我們弟兄未成年前，家裏的生活來源之一是靠大姐每月給媽媽的那些錢。

大姐認識了一位在縣兵役局的少尉軍官，姓蔣。大姐帶著他來到了玉清觀，第一次在我們這樣的家裏出現了一位肩章大蓋帽的解放軍軍官，不知怎麽的，媽媽本能地感到不合適。可是這位年輕軍官一見鍾情，和大姐過往甚密，這位蔣少尉根本不在乎什麽父親的反革命曆史，隻要大姐在家，他差不多總是形影不離，尤其是晚上，風雨不誤。

就在兩人的初戀開始不久，五七年夏天的反右鬥爭開始了。教師隊伍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首當其衝，學校提前放假，鄉下學校的老師也被召集到城裏搞運動，集中學習，改造思想。

大姐原來的班主任李老師是當然的右派，因為曆史問題嚴重，又成了右中之右的極右分子。少不了每天都要被批鬥。我們小學生也被組織起來參加了批鬥會。小學生搞不清什麽右派言論，就專門組織起來在會場裏呼口號：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

坦白從寬，杭拒從嚴！

對抗到底，死路一條！

然後又要我們排成隊，一齊來到了李老師的住地。我們的隊伍把屋子子團團圍了起來，老師領我們一起唱：

右派，右派，像個妖怪，

當麵說好，背麵說壞……

李老師家的牆上畫了一條蛇，蛇頭就是李老師本人。看見李老師的畫像，我就想起了他叫兩個兒子到食堂給我們偷飯吃的事情，我就不想再跟著唱了。而且生怕李老師會突然看見我也在隊伍中。好在他們家的門窗已被大字報糊得嚴嚴實實，不走出門來是不會看見我的。於是我就死死地盯住房門，不知怎麽的，我覺得門好像要開了，我就借口撒尿，趕緊從隊伍裏溜走了。

大姐參加集訓班，不許離開住地回家，蔣少尉當然也就不上我家來了。

集訓班結束後，大姐回家住，他卻依然也沒再來。後來我才知道，他倆的事情被兵役局的領導知道了，現役軍人是不許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結合的。蔣少尉受到了組織上的嚴厲批評和指責。這樣，大姐的初戀了就隨著反右運動結束了。

大姐從城裏回到鄉下學校，沒有多久，又認識了一位當地區政府幹部。

這位貧農弟子姓彭叫承森，在家排行第八。大概是家中滿崽的緣故，自小沒種過什麽田，倒是讀了些古書。土改時，因為出身貧農，又有些文化，被提拔成幹部。由於土改幹部中有文化者甚少，他自然成了其中佼佼者。沒有多久，他就從鄉下調進了城，在縣委農村工作部工作。原在老家時，他曾結過婚，並有了一個兒子。後來卻離異了。

進了城後即與自己的鄉下女人離婚，這大概是當時進城的共產黨幹部的通病。新中國成立後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新婚姻法旗幟鮮明地反對農村裏的封建包辦婚姻。這就為那些想要拋棄自己鄉下黃臉婆的農村幹部們提供了法律依據。他們打著反對封建包辦婚姻的旗號理直氣壯地與鄉下的結發老婆辦理了離婚手續，然後進城去另覓新歡。

城裏的資產階級的太太小姐們在受到革命的嚴酷洗禮後，正在驚慌失措地另庇護所，他們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這些太太小姐們的革命保護神。大姐恰在這時和他相識，這個時候出身不好的子女能和工農幹部結合成了令人羨慕的事情。因此，相識不久，大姐就和他登記了。盡管他要比大姐的年齡大十歲。

大姐的新房，是借用縣委會的一間辦公室。革命婚禮當然十分簡單。結婚那天，媽媽和伯伯都沒有去；我去了，吃了幾顆糖。

 

老師和校長

滿十歲那年，我由初小升入高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小學六年學製和現在不一樣。小學四年級念完後隻能是初小畢業生，進入五年級必須要像現在小學升初中一樣參加升學考試，錄取後才能入學成為高小生。那一年嶽師附小一共招收三個高小班，被錄取的新生中年齡相差頗大，大的到了十六歲，和實習老師差不多大，小的還有比我小一歲的。按年齡分班，大的在八班，中等的在九班，我算小的分在十班。

十班的班主任姓謝，當時才二十來歲。皮膚很白，頭發很黑，長了一個圓圓的娃娃臉。第一天上課，他先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三個字，謝炯光，邊寫邊對我們說，這是我的名字，你們可以記住。我坐在頭排。馬上就脫口念出了聲，謝煙光。聲音不大，但還是被聽見了，謝老師噗地笑出了聲，還謝火光呢。全班同學轟的一聲大笑，我一下子給鬧了個大紅臉。

下課後，謝老師叫我到了辦公室，告訴我炯字的正確讀音，然後對我說，我當著大家的麵笑你認錯了字，這是老師不對的地方，可是你發言不舉手也是不對的，希望我們今後共同來改正錯誤，說完之後又仔細告訴我炯和煙的區別，還告訴我煙字有另一種繁體字寫法。從此以後我養成了對字形和讀音的注意，無論是寫作文還是打報告，我會盡量注意不要出現錯字別字，而且開始對同音異體的字和繁體字產生了興趣。

謝老師教我們語文，在給我們上作文課時，他不喜歡給出作文題目，而是規定了文章的體裁後讓我們自由命題寫作文，這就給我們想象上以很大的自由。

有一回謝老師因事沒有來上課，由校長代上作文課。校長給我們出的作文題目是記一次春遊。同學們大都是寫的是不久前學校裏組織的那次春遊活動，我卻想起了今年開春時我隨大姐下鄉去時的沿途所見。於是我寫了去鄉下時看到的農村的房舍，路邊的水塘，田野上的小河，河上的石橋，田間的小路……末了，我把記一次春遊的題目索性按照自己的想法改成為“田間小路走不完”。

這一下引起了一些麻煩。校長吹胡瞪眼地要我把作文重寫，說是文和題都不對。謝教師和教導主任卻把這篇作文當成範文在八、九、十班上朗誦。後來又被嶽陽師範的老師拿去翻印成中師學生的課外閱讀文章。

盡管校長大光其火，謝老師還是介紹推薦給學生時代雜誌社、直到雜社給刊登出來了，校長這才隻好承認了這篇作文。為此，特地碩發了我一份優秀作文獎狀。

意想不到的一次小小成功，卻對我產生的大大的觸動。它不但極大地提高了我對文學的興趣，而且還使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要死按別人規定的路走，照自己的想法去認真地做，也是能夠成功的。我在小學階段受到的最大教益莫過於此了，這最大的教益應歸功於謝老師的自由命題作文。

我還有一個新奇地發現，謝老師總愛穿背帶褲，這大都是工廠的女工上班時才穿的工作褲。我好奇地問，您為什麽老穿女人用的背帶褲？他笑著說，背帶褲可以省得係褲帶。我又問，您為什麽不喜歡係褲帶呢？

他說，係了褲帶不自由。

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

校長姓周，教我們的體育，體育課原本是我們最喜歡的課程，但是周校長上課卻讓人索然無味；他老是要我們列隊走步或是做體操，還有就是賽跑；

女孩子們倒無所謂，男同學可就忍不住了。有一回上體育課，周校長又叫我們上操，我向他提出了要求，我們要打籃球，為什麽不教我們打球？同學們也隨聲附和，我們不願老做操，我們要打球。

周校長看了看我，忽然把兩隻手向前平伸，然後把手掌一合，對我說，

看見沒有？我十分納悶；要我看什麽？看什麽？周校長的聲音一下子嚴厲起來，你眼睛沒瞎吧，我一隻手長，一隻手短，是在抗美援朝戰場上讓美國佬給打傷的。同學們圍上去一看果然右手要比左手短半個巴掌，於是大家肅然起敬，難怪周校長不能打球，他衛國保家致殘了，他是一位最可愛的人。

第二次上體育課，也許是怕我們中有人反對做操，周校長不要我們再排隊列，而是要男女同學圍成一圈，對我們說，今天我教大家跳集體舞。所謂集體舞，也就是大家邊轉圈子邊拍手，周校長領著我們唱：

大家來跳舞，大家來跳舞，轉一個圓圈，大家來跳舞。

我跟著唱了兩遍後就覺得有些不對勁，這是一首幼兒歌曲，小時候在家時大姐就教我唱過，我記得的歌詞是：

大家來跳舞，大家來跳舞，轉一個圓圈，又轉回來了。

左邊鞠個躬，右邊行個禮，轉一個圓圈，又轉回來了。

於是我向周校長提了出來，歌詞的第四句唱錯了，應該是轉一個圓圈，

又轉回來了。而且也不老向一個方向轉圈，要先向左轉半圈，然後再向右轉半圈才算是跳完一周舞。校長聽完後竟然勃然大怒，你是老師還是我是老師？幾回都是你名堂多，回到教室裏去，寫份檢討下課交來。

我平白無故挨了頓罵，垂頭喪氣地離開操場，一個人坐在教室裏發呆，

我又沒有錯，這檢討如何寫？我越想越不是味，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行字，那有一首歌四句調裏唱三句大家來跳的現話，我沒有錯，三跳老師。

下了課同學們回到教室，看了我寫在黑板上的話，大家哈哈大笑。從此以後，我們不再喊他周校長，叫他周三跳，當然隻敢在背後喊。

時間一長，背後叫周三跳的同學越來越多，讓校長知道了。這還了得，

周校長暴跳如雷，一定要重重處分，簡直是無法無天！

謝老師把我叫去談話，你也太沒名堂了，怎麽不懂得尊重師長呢？怎麽能給老師取外號呢？還取得這麽難聽，什麽周三跳。

我倒反而覺得委屈，就把兩次上體育課和校長發生頂撞的事情向謝老師講了一遍。當我說到周校長不能教我們打球是因為兩隻手不一樣長時，謝老師問道，你看清楚了，真的不一樣長？我說，我們全班同學都看到了。奇怪，謝老師疑惑的眼光望著門外自管自地說，他倒是從朝鮮前線回來的，可怎麽從沒聽說他受過傷呢？

聽了謝老師的自言自語，我想了一下，突然有些明白了。我站起身來，

平伸兩手，然後照周校長的做法，把手掌合攏，兩隻手臂當然一樣長，但是隻要我稍微把合攏後的手臂向左或是向右偏移一點，一隻手就會比另一隻手短半個巴掌。這樣簡單的事情我們竟然沒有看出來，而居然相信了他在戰場上受傷致殘的話，我感到受了一場莫大的愚弄，馬上就要找周校長問個明白。

謝老師一把拉住我，你不要衝動，這件事情看來老師和你都有些責任。

不管怎麽說你給老師起外號是不對的。你說周校長愚弄了你們，他也有他的難處。他從朝鮮部隊轉業回來，安排在我們學校當校長，他文化不高，隻好教你們的體育，他自己從來沒有打個球，怎麽教你們打球呢？他的這些難處又不好對你們說，隻好編個法子誆你們一下了。好了今天這事就到此為止，你不能向其他同學講，不然的話我真要找你算賬了。我聽了後半天沒有做聲，

後來我又問，既然他什麽課都教不好，為什麽還要他當校長呢？謝老師苦笑了一下，這就不是你應該曉得的事情了。

可能是謝老師向周校長說了些什麽，也可能是叫周三跳的同學太多，以後，學校再沒有提要處分誰的事了。

背後，周三跳的名字我們照喊不誤。

 

第一次的性覺醒

學校裏成立了文學小組，謝教師是輔導老師。他要我帶頭參加文學小組，並指定我當第一任組長。

文學小組成立後不久，城裏來了一部新電影叫夜半歌聲，家裏窮，平時從沒想到要看電影，也從不去打聽什麽新片名。可這部電影的海報卻一下子吸引了我，那上麵寫著，恐怖片，十二歲以下兒童不宜。越是不能看，我就越好奇。這部電影是解放前攝製的，大姐和媽媽原來都看過，我也就聽說過它的內容。於是，在星期六下午舉行文學小組活動時，我向大家講了這個故事。

一位小姐和一位演話劇的小生相愛，而另外一個有錢人家的少爺也喜歡這位漂亮小姐，要和她結婚，小姐當然不答應，於是這位有錢人家的少爺就遷怒於話劇小生，派人用鏹水毀壞了這位小生的麵容，弄得他的形態像鬼一樣猙獰可怕，小姐知道後精神失常發了瘋。這個像鬼樣的小生不能再和任何人見麵，就在每天半晚唱歌，用自己的歌聲去慰撫小姐受傷失常的心靈。淒涼的歌聲發自一個惡鬼般的軀體，影片的恐怖也就在此。後來這個鬼樣的人利用演出機會，在舞台上殺死了那個害人的少爺，為自己也為小姐報了仇。殺人後，他自己也投河自盡了。

這是一個頗為悲慘的故事。我在開始講的時候，還隻有幾個平日裏和我相近的男生圍在一起聽，講到後來，幾個女同學也不由自主地圍了上來。在小學階段，十一二歲孩子們中間，男女生的界限是分得十分嚴格的。除了上課回答問題，誰要是平日裏隨便和女同學講了句話，馬上就會被人叫做騷烏龜，弄不好還會有人用紙撕成一個烏龜形狀，偷偷地貼在他的背後。被人當作騷烏龜那是最讓同學看不起的。但在文學小組裏，因為人不多，加上共同的興趣愛好，男女生之間的界限就不像在班上那樣涇渭分明了。不然的話，再好聽的故事，女同學也不敢圍攏來的，要聽至多也隻能遠遠地支著耳朵偷偷聽。

故事講完了，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大家都更想去看這部恐怖片了。可是電影院不賣票給小學生，怎麽辦呢？我又出了個主意，我們何不以文學小組的名義去找謝老師幫忙一起買團體票呢？大家都說這個主意好，馬上就在人向我交錢，我準備收錢，卻有一位姓袁的女生在一邊說，有票也不行，守門的不讓進，前天我爸爸給我買好了票帶我去，結果守門的硬把我堵在門外，連我爸爸也沒看成。

女同學叫袁玉，在班上和我一個組。她家離我家不遠，我們放學還是一個路隊的。聽她這麽一講，大家一起喪了氣，看來硬是看不成了，隻好慢慢地散去。

等人走得差不多的時候，我使勁地咳了一聲，幾個平日裏相好的男同學便馬上又走了回來。我還有個辦法，我小聲地說，包你們能看成，隻是看你們敢不敢同我去？

什麽辦法？不敢去的是騷烏龜，你快講。

我住在玉清觀，電影院離我家很近，我們那裏的伢子看電影很少買票，

都是爬圍牆進去的，你們敢不敢爬圍牆？

一聽說爬牆，幾個伢子就更來了勁，看不要錢的電影，當然敢爬。也有兩個個子比我還矮一點的有點不放心，要是爬不上去呢？不要緊，我大包大攬，我在下麵幫忙掀屁股，包你上得去。今晚上七點鍾，我們到電影院門口碰頭，都不要戴紅領巾，更不能帶學校符號。

吃過晚飯，我到電影院門口時，幾個同學早就等在那裏了。我一點數，

連我一共六個人。我說了聲，跟我來。轉身就往電影院的後院走。正要走，忽然聽見一個聲音，我也要去。我回身一看，竟然是袁玉，也不知她從哪裏冒出來的。

你曉得我們去幹什麽？我問她。

我當然曉得，你們幾個想爬圍牆看電影，我聽到你們商量的事了。

曉得也好，那有帶女同學去看電影的？再說你又爬不上去。

那好，我就不去，我明天就去告訴謝老師。

袁玉因為眼睛大長得好看，又會唱歌，當上了文娛委員，是個班幹部。

一聽說她要告訴謝老師，大家都停了步，有人低聲對我說，就帶上她，隻要她爬得過去，不然都看不成的。

眼看電影快開始了，我隻好說，那好，我帶你去，爬不上去莫怪我。

這樣，六男一女，悄悄地來到了電影院的後院圍牆邊。這裏有一個土台，從土台上登牆並不太難，牆那邊又正好是個廁所，從圍牆上下去後再從廁所背後出來也不會引人注意。我向大家講清了翻牆的事項後，五個男同學很快就在我的指揮幫助下翻過去了。隻剩下我跟袁玉了。我對她說，來，我幫你上牆。可袁玉卻站著沒動，我一想，讓一個男生幫忙掀屁股上牆，她大概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正還不願意。我見她還沒有動的意思，就連忙說，那我就過去了

見我要走，袁玉隻好鼓起勇氣對我說，我隻要你幫忙在牆上拉我一把，

行麽？那好，我翻上了牆，然後回過身來彎下腰。伸出手說，來吧！一把拖住伸過來的手；往上使勁一提，她也就跟著上了牆。

等我們翻過牆後；先進去的幾個同學都不見人了。電影已經開始了，我帶著她摸黑走進電影院，電影院前麵幾排座位因為離銀幕太近。總是空著沒有人坐的，我和她一起在第三排位置上坐了下來。電影已經開始幾分鍾了，銀幕上一個渾身裹著黑布的人影在唱歌，這就是電影的主題歌夜半歌聲。歌唱得很淒慘，也唱了很久的時間。

我聽著聽著。忽然覺得渾身有些不自在起來。黑暗中我老是覺得眼前有一個白晳的東西在晃來晃去，仔細一想。見鬼！原來那是袁玉伸給我的一隻手。我側過頭去一看，袁玉的兩隻手絞在一起，好好地放在膝蓋頭上，正在神情緊張地看電影。

老實點！我警告自己。可是眼睛總也不願離開袁玉的那雙手，而且自己手上也產生了一種從來也沒有過的說不出的感覺。我突然有了一種怪異而大膽的想法，既然她已經和我拉過手，我何不再去摸一下她那柔軟、嬌嫩、白皙的手呢？

我試著向她靠攏了一點，躊躇了半晌，把自己的手偷偷地朝她的膝頭一點一點地靠攏去，最後，我一狠心，我的手死力向前一動，我們的手挨到了一起，可是，老天！我非但沒有什麽柔軟嬌嫩的感覺，反倒好像自己的手被狠狠地刺了一下似的；全身一個激靈，手飛快地縮了回來，我連忙從座位上站起身來，逃到後麵的一排座位上去了。後麵的電影也不知是如何看完了的。這是我回憶中第一次對異性產生想法，應該說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的性覺醒吧。

謝老師把我們班上平時男女界限分得最嚴的幾個男同學；在編排座位時有意地配上一個女生。我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和我同座的女同學姓李。開課的第一天，我就用小刀在課桌上劃了一條界線，以表示盡管老師把我們編在了一起，我的立場絲毫也不會改變、有時在課堂裏做作業；她的肘臂不小心越過了界線；我毫不客氣地猛地就是一拳，打得她半天做不得聲。因我帶頭班上其他男生凡有和女同學共課桌的一律都在桌上加了這條楚河漢界。女生們也默認了男生劃界的權力、隻要是因為是過線挨打，一般也不去告老師。

自從那天晚上和袁玉的手接觸後，不知為什麽，我對同桌的手臂也突然注意了起來。有事無事總要偷偷地望上一眼。甚至還希望她的手臂過界。可是因為我原來幾次打得她太重了些；她倒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了。倒是我的手臂有意無意地經常越過了線。把手肘伸到了那一邊，希望能和她的手臂挨上一下。

小學畢業後我去了鄉下，再也沒有和袁玉在一起的機會了。十年後我聽到了一個消息，袁玉在洞庭湖裏學遊泳時淹死了。死的時候才二十來歲。聽了這個噩耗後。當時我的心裏還很難過了好些天。

 

失敗的考試

八班的同學年齡比我們要大，有幾個男生去報考了城裏的技工學校。這個消息傳到了十班對我的吸引力比參加文學小姐的興趣還要強。技校隻考語文和數學，兩門隻要及格就行。不像升中學還要考曆史地理之類。一想到考上技校隻要半年培訓後就可以成為正式工人，當了工人後每天上班下班，不但再也不用和書本打交道，而且還能和大姐一樣賺了錢按月交給媽媽。我就再也無法安心在教室裏坐下去了。

我利用課間休息的時間，去八班找到那幾位已經報考了的同學，向他們打聽清楚了報名的手續，下午頭節是自習課，我從課堂裏溜了出來，徑直找到技校報名處報了名。

已經是六年二級的畢業班了，馬上要考初中，學校對畢業班抓得很緊。

謝老師給大家組織編寫了大量的中學應試複習資料；平時盡管沒有老師的批改檢查我都會像對作業一樣認真地去做資料上的每一個題目。可自從到技校報了名後，我對這些資料再也不感興趣了，上課坐在教室裏，一門心思在想自己上了技校後當了工人的得意形態，還有同學們的羨慕眼光，以及頭一次領了工資後媽媽和全家人對我的讚賞。越想越有意思，下了課後我就忍不住把這天大的好事悄悄地告訴了幾個要好的同學，那幾個一聽馬上就按我說的地方去報了名。

八班有個同學的家長為自己兒子報考技校的事情找到學校裏來了；教導主任大吃一驚，已經臨到中學會考了，畢業班的學生竟然擅自去報考了技校，學校方麵居然還蒙在鼓裏。校長馬上派人去技校招生處去查，一共查出了十幾個名字。不用說，我們全都給暴露了；學校方麵去和技校交涉，不許他們拉走畢業班的學生。技校方麵也不好惹，說是隻要符合他們的條件，不管什麽畢業班不畢業生，照收不誤。

和技校交涉無效，學校就通知了報考技校學生的家長來學校商議對策，卻不料學生的家長又分成了兩派。一派當然是站在學校一方反對自己的子弟去考什麽技校，另一派意見剛好相反，生怕自己的兒子考不起技校，理由很簡單，如今工人最吃香、有當工人的機會為什麽不去考？那些右派還不是多讀了書的緣故？

不用說，媽媽和謝老師的立場是一致的，盡管我的家庭經濟條件不好，

他們卻堅決反對我去報考什麽技校當工人賺錢。理由也再簡單不過，一是年齡太小，二是小學文化程度太低，所以一定要升學讀書。但我絲毫沒有改變主意的餘地。且不說我已經對當工人向往得入了迷，即使我想打退堂鼓也不行，我是我們班上報考技校的發起人，那幾個和我一起去報考的早已在我的慫恿下鐵了心，我這個帶頭人能當叛徒嗎？所以，我第一次開始了和謝老師的對抗。

對抗的辦法是不去上課，當然也不敢回家。成天泡在技校招生處，要他們無論如何也要收下我們這幾個義無反顧的學生。我們在外麵東躲西藏不讓家長和同學們找到我們。白天把各人身上的零錢都湊在一起，買些紅薯充饑，晚上就偷偷地溜到學校，伏在教室的桌子上打瞌睡；好在已經是五月的天氣，晚上已不覺得冷了，伏著睡覺是平時在校午睡時規定的姿勢，早就習慣了，完全睡得著。可是隻堅持了兩天，身上的零用錢一光，沒有錢買紅薯了，陣線也就開始瓦解。我自小有餓肚子的習慣，倒還不在乎。可那幾位隻要一餐不吃就撐不住了。第三天晚上照例回到學校睡覺，可等天亮我醒來時，教室裏隻有我一個人了。

肚子餓是最厲害的武器，天大的事情隻要一餓，就什麽事都解決了。

我老老實實地回到家裏，重新撿起久違的書本。可是為時已晚了。十天後，我參加了中學會考。考完後自己也覺得提心吊膽，坐立不安，果不其然，一個月後接到了通知單，我雖然還是被錄取，卻因為成績欠佳，被分配在嶽陽縣鄉下的月田附中。技校報考未成，初中考試又落了個如此下場。我十分沮喪，自己打點行裝，告別了我的童年，老老實實地下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