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嗯，挺愛幹的活兒。
“孤立的群體有時會表現出病態的認知方式
對他人或者整個社會表現出與日俱增的懷疑
這就是所謂的邪惡的歸因謬誤
當人們錯誤地認為自己受到了過分的監視
且這種監視是出於他人蓄意的敵對
過高估計自身受到的關注時
就會出現邪惡的歸因謬誤現象”
集大成者！世界最牛法學家解析陰謀論
[作者]卡斯·桑斯坦
【格致夫按：
陰謀論往往與社會危機或悲劇性大事件緊緊纏繞伴生，這次首先發現於武漢的新冠疫情災難也不例外，謠言滿天飛，陰謀論肆無忌憚，早已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是什麽因素導致了虛假陰謀論的產生和傳播？它有威脅性嗎？還是隻是些引人發笑的飯後談資？政府針對這種思想做了些什麽？
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譽為“我們時代最頂尖的、涉獵領域最廣的、話語被引用最多的、影響力最大的法學家”卡斯·桑斯坦，在《陰謀論和其它危險的想法》一書中，深入探究了產生、維持、傳播陰謀論的心理和社會機製。今天轉發的部分是該書關於陰謀論的運作機製和傳播途徑摘編。】
陰謀論的定義和運作機製
怎樣才算得上是陰謀論？那些相信陰謀論的人到底錯在哪裏？對於這些問題，人們一直有爭議。我們可以暫時把這些難題放一放，用現實一點兒的眼光來看。隻要有人含沙射影地說某些權貴人士或者大人物在刻意不露麵，但又不忘推波助瀾地促成某類事件或者行動時，這種解釋或行為本身就足以構成陰謀論。
在不同的圈子裏，下麵這些看法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認可。
—— 美國中央情報局是1963年約翰·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的主謀。
—— 醫生故意製造了艾滋病病毒。
—— 1996年環航航班在長島附近發生爆炸並墜毀，是由美國軍方的導彈造成的。
—— 氣候變化理論是一種故意欺詐行為。
—— 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於1968年被聯邦特工暗殺。
—— 2002年明尼蘇達州自由民主黨參議員保羅·威爾斯通乘坐的飛機失事，這是共和黨政客蓄意為之的結果。
—— “阿波羅11號”宇宙飛船登月事件純屬美國自導自演的一出喜劇，它從來沒有發生過。
——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其他猶太銀行家是多個國家元首死於非命和亞洲地區經濟蕭條的背後推手。
—— “大蕭條”是富人試圖減少工人薪資水平間接導致的。
有些陰謀論最後一語成讖，並非子虛烏有。民主黨國家委員會所在的水門大廈的房間，1972年遭到了共和黨人的竊聽，而這種竊聽行為的幕後主使竟然是白宮。20世紀50、60年代，中央情報局的確借超級項目來管理諸如LSD藥品（一種半人工致幻劑），從而研究能否對人腦進行思想控製。在冷戰期間，臭名昭著的諾斯伍茲行動對外宣稱是由美國國防部開展的恐怖主義行動演習，古巴應為此負起責任，但實際上它是美國高層官員提出來的。當然，這個計劃沒有實施也算是萬幸。1947年，外星人的確曾在新墨西哥州的羅斯韋爾登陸，不過政府出麵隱瞞了這起事件。（也許事實並非如此，誰知道呢？）
我在這裏要澄清一點，本章的重點是明顯虛假的陰謀論（比如有關“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種種猜測），而非真正的陰謀論。本章的最終目標是揭示公職人員應該如何破除虛假陰謀論，同時明白真正的言論是需要引起人們重視的。
有了虛假陰謀論這一概念後，明確可能有害的陰謀論非常重要，但並非所有的陰謀論都是有害的。比如孩子們深信不疑的聖誕老人的傳說，他們認定住在不知名的遙遠地方的聖誕老人會在聖誕夜給大家分發禮物。其實，這種虛幻的理論本身是通過一個強勢的群體（父母）的“陰謀”出現的，他們不願意直接展示自己贈送禮物的身份。其實很多節日傳統都來源於這些自欺欺人的信息，比如複活節兔和牙仙。可惜並不是所有的陰謀論都有這般美好的願望。
陰謀論一般歸結於某些擁有強大力量進行策劃、控製、保密等活動的機構或者媒介。那些相信這些機構或者媒介擁有超凡能力的人不太可能相信戳穿陰謀論給出真相的人。在他們眼裏，這些給出真相的人才是背後最大的主謀，該為一切可能發生的噩夢負責。由於敢於站出來說真話的人可信度不高，所以政府可以通過提供事情的真相阻止虛假陰謀論的傳播，這是最簡單的做法，但在麵對陰謀論時並不奏效。也正因為陰謀論本身足以抵製政府矯正謠傳的行動，才讓人格外擔心。
盡管在開放的社會中，有無數證據表明政府行為不可能保密很長時間，但人們會普遍高估政府官員的能力和官僚主義的裁量，認定政府背後常暗潮湧動，醞釀著巨大的陰謀。政府一方麵要掩蓋在自己的領土上發動恐怖襲擊或者暗殺政治死敵的事實，另一方麵要讓公眾相信自己根本沒有參與炮製這類陰謀的舉動，那該如何大費周章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覺呢？在封閉的社會中，保守秘密要容易得多，人們不相信政府官員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開放的社會中，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很多，陰謀論一旦傳播開來，就能過分地渲染事實，也更難讓人反駁。在言論自由和分權製衡的社會中，政府不可能長久掩蓋自己的陰謀。
其實我說這些，並不是說所有有關陰謀的理論都言過其實，在言論自由的社會中也是如此。但是，體製的分衡不可能讓權勢群體一手遮天，至少那些涉及重大事項的秘密不可能保密很久，這的確能夠減少陰謀論的發生概率。
不管陰謀論是否真實，也不管其初衷是否有害，關鍵是陰謀論是否成立，是否應該存在，這與真相是兩回事。真實的信仰未必正當，正當的觀念也未必就是真相。我可能認為地心有火，這固然正確，但如果是因為火神伏爾甘托夢給我，說地心有火，這種想法就未必正當了。相反，人人都認可聖誕老人的存在，因為父母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兒童相信父母的話，當然無可厚非。但是一旦他們發現聖誕老人是全世界父母編造的謊話，他們就有理由相信，這其實就是父母們的陰謀。
陰謀論是否有存在的正當理由？其發生需要怎樣的條件？認識論和分析哲學中有很多爭議。這其中涉及的理論並非完全互相排斥，每種理論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在此要判斷孰優孰劣，實在沒有必要。為了方便下文的闡述，在此我簡單做一個介紹。
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陰謀論忽略了政治和社會行為普遍存在的意外後果。陰謀論認定所有後果都是人們蓄意為之的結果。這種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很多社會結果，包括經濟領域的大規模變動，都是一些人無心所致，而非刻意為之。20 世紀30 年代的“大蕭條”並非任何個人刻意推動的結果。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房價或者油價的上漲，反映了市場的壓力，而非個人蓄意所為。雖說如此，人們依然相信凡事皆有因，尤其是所有行動都有個“為了誰”的問題，這樣一來，陰謀論受眾人青睞也非偶然。卡爾·波普爾曾說，相信陰謀論的人往往遵循著啟發式的思路。當然人雲亦雲會出現係統失靈的情況，尤其是經過社會發酵，信息失真隻是最基本的效應。
波普爾抓住了某些陰謀論的重要特征。把一些無以名狀的現象歸結為某些人的陰謀，陰謀論在這方麵大放異彩。我們麵對的很多現象其實都是受看不見的手的推動，也有很多現象隻是偶然出現，但是很多人偏偏就是不願意相信這些。陰謀論恰好迎合了這類人的思想，他們寧可相信是某個人的陰謀，也不願意接受很多事情本身就無法解釋的事實。陰謀論認定社會結果必然是人們蓄意所為的，忽略了隨機力量和自發自生秩序的作用。
波普爾也闡明了普遍存在的人類心理：絕大多數人不相信重大事件的起因是運氣，更願意認定是非隨機因果鏈作用的結果。當然，波普爾的解釋的應用範圍有限。很多陰謀論，包括那些涉及政治暗殺和“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理論的確蓄謀已久。陰謀論出錯，不是因為錯在認定眾多重大事件乃人們蓄意為之，而在於錯誤的歸因對象。
相信陰謀論的人對知識權威機構普遍持不信任的態度，而這種不信任會傳染，這一點說明陰謀論很難成立。其實，這些人壓根兒就很難相信任何東西。認定是美國政府轟炸了世界貿易中心並掩蓋自己的罪行，這本身就說明這次恐怖襲擊事件的罪犯、國會領導者、聯邦調查局和媒體要麽是陰謀的參與者，要麽就是陰謀論的受害者。然而，相信這些，無異於要求人們摒棄其他信仰，因為任何信仰都是以人們相信政府和社會創造的知識權威機構這個前提為保障的。如果人們連各類參與者認可接受的觀點都不相信，究竟還有多少其他事物也不該被相信呢？
這裏未必就有明顯的邏輯矛盾，但是陰謀論者最好認真思考自己深信不疑的諸多觀點。為什麽要反對產生知識機構的眾多論斷和判斷，反而相信其他的論斷呢？羅伯特·安東·威爾遜在評論否認“二戰”大屠殺的人提出的陰謀論時說：“任何一個能欺瞞600萬人死亡的人都能編造各種各樣的理論。要讓大屠殺修正主義者相信‘二戰’曾經爆發、羅斯福總統在1933~1945年一直擔任美國總統，或者瑪麗蓮·夢露其實比金剛或者唐老鴨更加真實，需要他們實現思想上的飛躍。”
以陰謀論為核心的電影《刺殺肯尼迪》的導演奧利弗·斯通曾說：“我其實對於哥倫布、華盛頓、解放黑奴製的美國內戰、‘一戰’和‘二戰’以及其中所謂的反對日本和納粹的鬥爭是否真的發生過表示懷疑。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的出身，也不能肯定我父母的身份。”
我說這些，並不是說陰謀論就是錯的，也不是說陰謀論根本沒有保障。我們知道有些陰謀的確存在。假如知識權威機構比較可信，在開放的社會中，存在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信息溝通渠道通暢，陰謀論往往就站不住腳。而如果人們所在的社會有著嚴格的思想審查體係，或者社會體製不完善、偏見盛行，知識權威機構就會有嚴重的意識形態傾向，也就是說人們沒有言論自由，權威體製將嚴格控製人們的思想。這樣一來，普通老百姓不相信官方的說法就情有可原了。而對這些民眾來講，不管陰謀思想本身是否可靠，陰謀論都更容易成立。（缺乏民主的保障，人們就更加容易輕信散布的陰謀論。）
同理，人們所處的環境比較單一，或者所在的圈子獲得的信息有限，就更容易相信虛假陰謀論，哪怕這些陰謀論毫無道理，但人們因為獲得的信息有限，就會相信這樣的理論。我們對於深信不疑的事實，往往親身經曆或者直接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我們無法通過親身經曆或者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得知地球是圓的，火星的確存在，莎士比亞（英國大文豪）、哥倫布（西班牙航海家）和巴比·魯斯（美國棒球運動員）確實存在過，我們也不可能憑借肉眼判斷物質是由原子組成的。我們掌握的知識絕大部分來自其他人的陳述、觀念和行動。所處環境比較偏遠、社會圈子狹小的人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因為他們相信了別人的看法，這樣毫不懷疑地相信雖然不合理，但也不少見。否認戰爭大屠殺的人就屬於這種情況。離群索居的人置身於開放的社會中，他們的理論從整個社會大環境來看沒有什麽道理，但是從他們自身的角度看，隻要他們不改變自我封閉的狀態，就能自圓其說。麵對這些情況，就要創造條件消除這個群體或者圈子的信息隔離。
由此可見，陰謀論的核心特征是抵觸任何糾正行為，可以是直接否定，也可以是政府官員的澄清演說。陰謀論者認為發起陰謀的人或者機構擁有超凡的權力，因此，即使有相反的證據證明陰謀不成立，也不過是有關人士欲擒故縱的伎倆。自圓其說的陰謀論讓一切消除陰謀思想的做法顯得更加無力，政府也不能排除在外。直接澄清很容易被認為是陰謀論者背後推波助瀾的一種手段，主要是為了掩蓋罪證。這樣看來，我們絕不能低估陰謀論者的創意和編造能力。
任何否定陰謀論的說法很容易被誤解為“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辯解，而用來澄清的證據不僅不能推翻陰謀論，還會起到宣傳確證的作用。幾年前，自由黨派和保守黨派的人都收到可靠消息，小布什政府承認自己錯誤地估計了伊拉克已經啟動非傳統武器項目。但就在收到此類“確切消息”過後沒多久，保守黨派人士更加堅信伊拉克已經持有此類武器，而且還在大力發展這類武器。（自由黨派人士也沒少受這種思想的影響。）
如果有人強烈反對你的主張，你的本能反應就是努力捍衛自己。這其中涉及你的動機。如果你深信某種觀點，你就會對此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在它遭到攻擊時，你會拚命保護。還有一個原因在於，如果你認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堅持自己的觀念，那麽別人的否定就隻能讓你更加堅持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本身對其持有懷疑態度，看到人們堅持不懈地否認這樣的“事實”，你肯定覺得其中必有蹊蹺，不然大家為什麽極力否認呢？
陰謀論的產生和傳播的途徑
陰謀論者的偏好和殘缺認識論。若陰謀論全是胡說，也沒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那為什麽人們還是會相信呢？從個人病理學的角度很容易得到答案。陰謀論是精神疾病的產物，如恐慌或者自戀情緒。誠然，相信陰謀論的人裏有精神不正常或者愛幻想的人，但是在很多國家、地區，相信陰謀論的人往往頭腦清醒，思維正常。但若要說在一個普遍相信陰謀論的國家或者地區，所有人都有毛病，這話肯定欠妥，也不符合邏輯。相信重大陰謀論的人未必隻有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
下麵我們把病理原因放一邊，人們是否傾向於認可陰謀論的確存在個體差異。看一個人是否相信陰謀論，隻要看他信不信那些不可靠的流言蜚語就行。隻要相信某個陰謀論（比如美國聯邦調查局殺了馬丁·路德·金），這個人就有可能相信其他陰謀論（如氣候變暖隻是一個惡作劇）。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表明人們相信陰謀論的傾向不隻局限於相信看似獨立的不同的陰謀思想，連那些彼此矛盾的陰謀論，雖然表麵上完全出於杜撰的思想，人們也會深信不疑。也就是說相信戴安娜王妃製造了自己死亡假象的人，也可能同時相信戴安娜王妃是被謀殺的。而相信現實社會中陰謀論的人（即相信約翰·肯尼迪總統是死於組織性的暗殺行動），也更有可能認可某些流行的社會現象根本不存在，諸如紅牛功能飲料的成功不過是為了滿足社會學家的臆想罷了。
有些人的確表現出了輕信陰謀論的傾向。雖然看似很離譜，但很多人相信互相矛盾的陰謀論。比如很多美國人認為美國特種部隊在搜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老巢時就已經將他擊斃，而這些人同時也在懷疑本·拉登可能根本就沒死。有些人認定在這個世界上，當局就一定是社會上各種陰謀的主角，哪怕這些陰謀本身互相矛盾。陰謀主義（認為世界不是由一連串偶然事件組成的，每一事件都受陰謀集團控製、按照陰謀集團的計劃進行）是一種內在的意識形態，並非各種思想的集合。也就是說，相信陰謀論的意願是關鍵，這足以掌控人們的思想。
事實上，有證據顯示，如果一個人相信某項特定的科學發現是杜撰的，這個人也更有可能認定其他科學發現是編造的。假設某些人認定人類登月從不曾發生，是美國航空航天局編造的，那麽這些人就更有可能認定地球的氣候變化也是騙局。誠然，陰謀主義思想涉及的領域可能和科學毫不相關，這就讓人們認定科學發現絕不可能是陰謀的產物（FBI 暗殺馬丁·路德·金怎麽也不可能和科學扯上關係）。有意思的是，那些相信陰謀論的人本身很有可能就是熱衷於搞陰謀的人。
願意相信陰謀論的人身上有很多典型的特征嗎？我們對此沒有全麵的答案。但是研究表明對政治不屑一顧、憤世嫉俗、不夠自信、喜歡挑釁權威的人更容易認可陰謀論。其中的因果關係是雙向的，一個人越是相信陰謀論，越是不太熱衷於參政議政。
可以肯定的是，要理解陰謀論傳播的原理，最有效的方法是檢查人們獲得信仰觀念的渠道。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備受拉塞爾·哈丁教授所說的受損認識論的困擾，也就是說人們知道的消息很少，而且他們獲得的消息往往是錯誤的。很多極端主義者就屬於這一類。他們奉行極端主義並非因為他們缺乏理性，而是因為他們獲得的信息不全麵，他們的無知導致了他們的極端思想。陰謀論就具有這種特點。比如，相信以色列是“9·11 ”恐怖襲擊事件的主謀，或者美國中央情報局刺殺了肯尼迪總統，他們對待自身接收到的信息信號往往非常理智，這並不矛盾。
曾有人暗示恐怖主義更容易在缺乏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國家滋生。若此話當真，那也是因為恐怖主義並非抽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某種極端的政治抗辯形式。如果人們沒有表達個人訴求的渠道，他們就會訴諸武力。在一個公民權利和自由受限的社會裏，人們掌握的信息有限，而且人們認定來自政府方麵的消息也未必屬實。在這種情況下，陰謀論更容易傳播，恐怖主義發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謠言和猜測。有些陰謀論似乎是自發產生的，幾乎是同時出現在多個不同的社交圈內。這類情況下，陰謀論可能是對特定的令人不安事件的回應。有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或本地的社會經濟低迷形勢，或者是因為存在明顯的不公正現象助長了這類思想。還有一些陰謀論是由陰謀發起人有意製造的，陰謀發起人可能在陰謀傳播論的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能從散布這類理論中直接或者間接獲益。
由陰謀發起人製造的陰謀論，本書上文提到的暢銷作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法國暢銷書作家蒂埃裏·梅桑所著《“9·11”的驚世謊言》（9/11: The Big Lie ）中提到，“9·11”恐怖襲擊事件中，由一家軍工企業發射的導彈對五角大樓造成了破壞，這隻不過是一係列政變的前奏，這根本不是美國航空公司77號班機造成的恐怖襲擊。有關“9·11”恐怖襲擊事件的陰謀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些陰謀發起人的動機非常真誠，有些人是為了追逐名利，還有些人製造陰謀論是為實現特定的社會目標。就艾滋病病毒而言，很多人都曾製造散布過謠言，有些謠言根本就是陰謀。這些人的說法給人們造成了巨大的困擾和恐慌，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足以讓人聞風喪膽。對陰謀發起人而言，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麽有些陰謀論經久不衰，而有些陰謀論在人們心目中卻不過是杯弓蛇影。這個問題可能有比較理性的答案，但大多與隨機和不可預料的因素相關。
陰謀論能否成功傳播並非注定的。每當出現危機或者悲劇，謠言的傳播和人心的揣度便不可避免。絕大多數人憑借自身的經驗和能力，無法知道飛機失事、領導人被殺或者恐怖襲擊得逞的原因，也不能知曉為何爆發了經濟危機。這類事件總會產生各類揣測，其中不少想法都會指向陰謀。對某些人而言，這些揣度很有道理，因為這給他們提供了宣泄自身憤怒和歸因的渠道，或許揣測在某種程度上就能滿足人們的獵奇心理，或是在缺乏合理的解釋時，人們往往會陷入更強烈的不安。悲劇會產生憤怒，一旦人們開始憤怒，他們就會千方百計從利於平息個人情緒的方向查找事情的起因。而在此過程中，責怪他人的心情就會導致陰謀思想的產生。
先前存在的傾向和觀點是陰謀論成敗的關鍵。有些人表現出了相信這類言論的傾向，哪怕它純粹是臆測，人們也會輕信。有些人竟能產生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刺殺了馬丁·路德·金這樣不著邊際的想法。這種想法足以動搖人們對其他很多事件的看法。還有些人認為聯邦調查局是謀殺馬丁·路德·金的真凶，這個消息證實了其他判斷的準確性。對絕大多數美國人而言，若真相信美國政府攻擊自己的民眾，而且還策劃並製造了恐怖襲擊，那麽他們所持有的其他判斷都不可能成立。顯然，對於眾多伊斯蘭國家的民眾而言，美國或者以色列對此類事件負有全部責任的說法倒一點兒也不離奇。
其實這在各個地方都一樣，人們會在多種信念之間尋找平衡點。對於某種陰謀論是接受還是否認，取決於認可或者反對這種陰謀論會給人帶來內心的平衡。有些觀念的存在可以說是有強烈的動機的，人們隻是樂於接受或者不願意反駁。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們常獲得接受某種陰謀論的動機。對於刺殺政客或者在國內外實施某類暴行的陰謀論，人們是相信還是反對，主要取決於他們是否具有相應的動機以及他們此前已有的經驗和知識。
個人的判斷力在陰謀論的傳播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這其中包括了社會影響力的因素。每當災難發生時，社會影響力就顯得舉足輕重。有多少人是憑借個人的直接經驗或者調查獲悉“基地”組織策劃發動了“9·11”恐怖襲擊事件，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是刺殺約翰·肯尼迪總統的真凶？又有多少人能肯定所謂一目了然的飛機失事肯定是事故而不是人禍？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2013年波士頓馬拉鬆大賽上發生的爆炸的真正起因是什麽？單憑一己之力，就能找出這些現象背後的真相嗎？顯然，人們肯定得依靠他人的看法，才能成為知情者。為了接受陰謀論，有些人可能需要大量有說服力的證據，有些人則不需要。認可還是否定這些陰謀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底線。要說服人們對陰謀論做出判斷，就要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證據。還有一種渠道影響人們的判斷力，那就是告知有多少人接受（否定）了這個陰謀論。這種情況會導致社會流瀑效應，包括信息和聲譽流瀑。
第一種陰謀流瀑是信息的作用。要了解信息流瀑的運作機製，我們需要想象一下一群人正在試圖為某些人的死亡追究責任。假設群體成員輪流發表自己的看法，每個成員都要關注其他人的看法，這無可厚非。首先發言的是安德魯斯，他表示這起事件是一群有權勢的人的陰謀。巴恩斯現在知道了安德魯斯的判斷；如果她本身就同意這種看法，她肯定會讚成安德魯斯的判斷；如果她本身對這件事情不是很了解，聽了安德魯斯的話，她也有可能認定該事件就是陰謀。
現在輪到查爾頓了。假設安德魯斯和巴恩斯都讚成陰謀論，那麽雖然查爾頓認定這兩人的看法有失偏頗，但由於自己手頭的信息有限，查爾頓也可能暫時不管自己心裏怎麽想，隨聲附和。畢竟安德魯斯和巴恩斯都言之鑿鑿，除非查爾頓認定自己掌握的線索比安德魯斯和巴恩斯掌握的信息更有說服力，否則他就會隨波逐流。若果真如此，查爾頓就處於信息流瀑中。當然，查爾頓如果掌握了充足的證據，就能證明安德魯斯和巴恩斯的說法荒唐，否則他肯定不會毫無把握地反駁前麵兩個人的說法。
假如查爾頓對安德魯斯和巴恩斯的看法產生的回應並非源自自己掌握的信息，而之後輪到發言的戴維和埃絲特都明確聽到了前麵一些人的觀點，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不管後麵這幾個人自己的看法如何（我們假定他們對這個問題還沒有下定論），他們都會讚成前麵的觀點。戴維和埃絲特可能會自問：“安德魯斯、巴恩斯和查爾頓都這樣認為，他們三個不可能都說錯了！”哪怕安德魯斯一開始的說法讓人不免揣測且可能未必屬實，但是巴恩斯和查爾頓都讚成，也就確實可信了。殊不知，也許巴恩斯和查爾斯並沒有獨立的判斷依據，他們不過是沒有反對安德魯斯的說法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原本隻是一種個人的揣測，就轉變成了多人參與的信息流瀑，大家都認可了一種沒有多少事實依據的陰謀論。
當然，這隻是一個典型的設想。陰謀流瀑實際上產生的機製更加複雜，取決於不同人認可或者拒絕不同理論的基準線在哪裏。在標準情況下，接受陰謀論的人其信息認可的要求不高，我們很快就會說到，有些人對信息是否真實的確會有要求。也許，陰謀論僅在這群人所在的圈子流傳。但有時，出於信息的壓力，大家都讚同某種觀點，因此即使是信息認可要求較高的人也會從眾，對自己未必讚同的意見表示認可。就這樣，信息的壓力不斷增大，人們紛紛加入這個讚成陰謀論的團體中，尤其在封閉或者社交圈與外界隔絕的人群中，陰謀論會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第二種陰謀流瀑是聲譽的作用。僅靠信息的力量，陰謀論無法廣泛傳播。出於禮貌或者避免被排擠的風險，很多人會讚同陰謀論，這種想法至少壓抑了個人合理的猜疑。名聲的壓力能很好地解釋陰謀論經久不衰的原因，它能盡快推進陰謀流瀑產生社會影響力。
在聲譽流瀑裏，人們有自己的是非觀念。但由於害怕脫離群眾，人們就會選擇從眾。假如阿爾伯特認定美國要為世界上發生的某起恐怖事件負責，芭芭拉表示讚同不是因為阿爾伯特的意見正確（也許私底下芭芭拉認定阿爾伯特有時候說話不著邊際），隻是她自己不願被人當成傻瓜而已。如果阿爾伯特和芭芭拉認定美國應對恐怖襲擊負責，辛西婭也不想公然說出自己的反對意見，不是因為她本人認可這種說法，而是因為她不想駁斥阿爾伯特和芭芭拉，使兩人對自己產生敵意，也不希望別人拿自己當傻瓜。
如此一來，陰謀流瀑的產生原理顯而易見，一旦阿爾伯特、芭芭拉和辛西婭都認定美國就是恐怖事件的真凶，他們的朋友戴維即使認定這些人的觀點有誤，也會礙於麵子不說。而這些人一致的說法向眾人傳達的信息是，他們的看法肯定是正確的。戴維哪怕有很充分的理由不讚同，也不會公開表示。他會選擇沉默，這進一步對其他人造成了信息和聲譽的壓力。
可見，人們采納、傳播陰謀論，聲譽壓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封閉的小型團體內，人們到處傳播陰謀論，自是不必說；而陰謀論能在社會中廣泛流傳，所謂的麵子也相當重要。如果你所在的宗教團體中有人認定，某些人正在籌劃反對該宗教團體的陰謀，你雖對之心存懷疑，也不會公然說這種說法不可靠。在特定的時間和情境下，懷疑陰謀論甚至公然表示不支持這種理論都是極度危險的，你隨時有可能被排除在外，甚至有更可怕的下場。有些陰謀論之所以能流傳開來，就是人們道路以目、三緘其口的結果。
第三種陰謀流瀑是效用疊加。信息流瀑和聲譽流瀑可以在沒有任何觸發事件的情況下發生。但是如果出現了顯而易見的特殊事件，或者人們認定已經存在陰謀的導火線，就會出現效用流瀑在多種高風險的情境下疊加的現象，比如由於恐怖主義、犯罪、經濟危機甚至環境災難等因素，特定的事件就會觸發陰謀流瀑。這樣的導火線就成為一種人們認定事有蹊蹺、危機即將爆發的象征或者催化劑，人們對此關注、揣測和擔心是否有道理，一般人不會深究。某一消息經由“眾所周知”的信息流瀑發酵，產生了極大的社會效應，這時就會產生效用疊加，信息流瀑和聲譽流瀑同時起作用。很多政客深諳此道，不管他們是為了個人的仕途還是為了大眾的利益，他們都能利用信息流瀑和聲譽流瀑的效用疊加，讓人們對甚至不存在的風險產生恐懼。
陰謀論的傳播機製也一樣。對於一個盡人皆知的悲劇，人們利用陰謀論既可以解釋悲劇何以發生，又能警告人們注意背後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於特定的國家和個人而言，美國或者以色列該為“9·11”恐怖襲擊事件負責合乎大眾的猜想，確證了他們對於某個國家侵略成性、滿嘴謊話的看法。認為“基地”組織是“9·11”恐怖襲擊事件的主謀，也能說明另一群人的猜測完全正確。陰謀論往往是效用疊加的結果。
第四種陰謀流瀑是情感的作用。目前的討論中，我們都沒有涉及感情因素，大部分是從認知角度闡述的。和所有傳播觀點的方法一樣，在傳播陰謀論的過程中，人們會權衡他人的意見、顧及個人名望的現象隨處可見。然而，任何謠傳得以出現，除了信息的作用外，個人的情感因素也不可或缺。人們經曆或聽聞某些影響深遠的事件（可能是災難或者戰爭），某些謠言的傳播能幫助人們證實或者鞏固自己從這些大事件中獲得的情感體驗，當人們處於極度恐懼或者憤怒的狀態時，更容易相信並傳播謠言。當謠言觸發了特定的情感時，其傳播就有了排山倒海的氣勢。
在類似的所謂都市傳說的情景裏，實驗數據證實了這一猜測。這個都市傳說包括了無頭摩托車騎手、裝在蘇打水瓶裏的老鼠和錯誤標記為金槍魚的貓食罐頭三項內容。當都市傳說觸發了人們強烈的感情時，人們就更有可能傳播這個傳說。網絡上，扣人心弦的故事更容易被傳播。在觀念的市場中，情感選擇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人們麵對離經叛道的行為可能產生道德恐慌，媒體非常關注路怒症和名為“壞死性筋膜炎”的食肉性細菌感染現象，情感選擇有助於解釋此類現象。這裏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情感雪球效應，即基於情感而非信息的失控選擇。
陰謀論產生的影響不言而喻。災難發生時，接受陰謀論可以平複人們的各種情緒，不安、受傷和悲憤都能在陰謀論中找到合理的解釋。下麵說說有關政治暗殺或者恐怖襲擊的陰謀論。這些理論常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進而引發推動陰謀論傳播的情感選擇。當然，證據還是非常重要的。隻要存在讓真相和謬誤對峙的機製，就能從根本上糾正錯誤的觀念。但有時並不存在所謂的糾正機製。就算存在糾正錯誤思想的機製，人們也會有充分的動機忽略正確的思想。
群體極化。流瀑現象和發展成熟的群體極化之間有明顯的差異。一個能審慎思考的群體在群體極化的作用下將無法思考，隻順著自己的喜好選擇極端的立場。在針對幾十個國家的數百份調查研究中，都發現了群體極化的現象。群體極化也會刺激陰謀論的傳播。
這裏舉一個群體極化產生作用的例子。多年前，我參加了一個探討人們如何形成自身政治思想的研究。我的合著者在科羅拉多將研究對象分為兩組，分別是自由黨人士和保守黨人士。我們請與會者談談針對以下三個問題的看法：氣候變化、平權行動和同性婚姻聯盟。我們要求他們針對每個話題分三步闡述自己的觀點。開始談話前，在第一階段，各研究對象私下以匿名的形式進行觀點錄音。在第二階段，我們要求他們一起探討這些問題，然後達成小組意見。在第三階段，我們要求大家在討論結束後，單獨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匿名錄音。
結果非常簡單，比較這三個問題前後三輪所發表的意見，我們會發現自由黨人士和保守黨人士在溝通後各自的觀點明顯更加一致且更加極端，這不僅表現在整體討論環節，私下匿名發表意見也體現了這個特征。小組討論讓保守黨人士更加懷疑氣候變化的真實性，對平權行動和同性婚姻的敵意更強烈，而自由黨人士的觀點則剛好相反。討論前，兩個群體成員的觀點呈現多樣化，自由黨人士和保守黨人士的觀點並沒有相差太多。但討論後，兩個群體的觀點分化非常明顯，這就是一種群體極化現象。
還有一項研究發現，反對美國並認定美國心存不軌、多有圖謀的人在彼此交談後會強化這種觀點。法國人在一起討論了美國及其國際援助政策後，對美國的懷疑和批評態度會變本加厲。由此可見，陰謀論經過坊間傳播，其“真實度”也會瞬間提升。那些認定以色列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主謀的人在一起談論了這個話題後，猜想就會變成無可爭辯的“事實”。
群體極化產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後果是，不同群體（無論是個人還是整體）會對陰謀論持截然不同的態度，這在科羅拉多的研究中就有體現。與誌同道合的人相比，有些人可能會認定陰謀論非常可信，而有些人則認定它很荒唐。
群體極化發生的原因與流瀑發生的原因類似，信息都發揮了主導作用。在任何一個具有特定觀念傾向的群體中，絕大多數人讚同的意見肯定會被強化。比如，一個群體的絕大多數人認定華爾街正在發動導致經濟崩潰的陰謀，該群體所有人都會聽到支持這個觀點的言論，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聽了大家的意見後，每個成員將進一步鞏固自己原有的想法，經過群體的誘導走向極端。在意自己的聲譽，這種傾向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人們希望能給群體成員留下良好的印象。有些人一旦聽到了其他人讚成，就會調整自己的立場，順從群體多數成員的觀點。
當人們擁有共同的身份、彼此團結時，群體極化的概率更高，也更明顯。明確這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陰謀論傳播的機製。社交網絡非常重要，處於緊密聯係的圈子內的人有可能同意陰謀論。在某些情況下，與群體無關的外來者所說的話缺乏說服力，無法降低群體極化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直接反駁廣泛傳播的陰謀論往往不會發揮太大的作用。
選擇效應。殘缺認識論不僅受製於信息和聲譽，也與成員對於自己是否歸屬於某些具有極端觀念的群體有關。一旦出現流瀑或者群體極化現象，大家的觀點就開始朝著特定的方向發展，而持有懷疑或否定態度的成員會離開，支持群體觀點的人會留下來。群體的總體規模將縮小，但是群體會吸納新成員，這些新成員往往表現出更忠實的維護群體立場的態度。通過自我選擇，剩餘的成員對群體極端觀點將更加盲從和崇拜。
為了保護自身不受外界的質疑，群體成員往往會與外界隔絕。群體領袖為了保護自身的地位和觀念不受外來信息或者論點的影響，往往會選擇強化這種隔絕。就算群體成員聽到了相反的消息或者觀點，這種言論也會遭到人們的質疑和嘲笑，以進一步確定陰謀論的正確性。就這樣，群體極化得以鞏固。
孤立的群體有時會表現出病態的認知方式，對他人或者整個社會表現出與日俱增的懷疑，這就是所謂的邪惡的歸因謬誤。當人們錯誤地認為自己受到了過分的監視，且這種監視是出於他人蓄意的敵對，過高估計自身受到的關注時，就會出現邪惡的歸因謬誤現象。
（人們自以為是他人關注的對象，無異於產生了放大的焦點效應。）讓群體處於劣勢的善意行為有可能被人當作蓄意的傷害。雖然這種情況和個人的病態行為類似，但並不源於個人的精神不健全。相反，邪惡的歸因謬誤往往源自群體所具備的社會和信息結構。在利益衝突的外衣下，人們無法理解其具有群體病態精神的特質。
謝謝提醒！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會有，有極端分子也不奇怪，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