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裏的基督——俄羅斯思想斷片

我們這代人的俄羅斯情結幾乎和“蘇聯”無關。真正深切而溫暖我們的可能是高爾基的《童年》；因為他的童年比“中國的童年”更像我們的童年。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俄國人的印象是由相反的兩部分記憶構成的，關外斷續著老毛子的奸淫擄掠，關內倒錯著紅與白的東施效顰。前不久看鳳凰台一個關於俄羅斯的節目，讓我想起中國作家怎樣普羅旺斯，中國學者怎樣言必稱希臘。長得像包子一樣卻一定要去追狗，這就是中國人的外國文學。不過在那三個人當中有一位好像還多一些誠實：他承認他在俄羅斯最多隻能進入阿赫瑪托娃的廚房，根本無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桌；因此他的俄羅斯遊記無法競言。他最好到此為止。炒賣魯迅和紅樓，我就假裝你們是專家了；但中國人一定要外國文學，就會陷入困境——你不可能理解你根本不懂的東西。僅以俄羅斯繪畫為例。一方麵，隻有“極北之地”的人才能對俄羅斯的風景畫冷暖相知和感同身受；另一方麵，隻有東正教的俄國信徒才能那樣認識列賓《曠野裏的基督》，和波寧諾夫的《基督和淫行婦人》（Vasily Polenov，Christ and the adulteress）。你如果對基督教東正教和神學一無所知，你的俄羅斯遊記就隻能是中國式的旅遊——在天安門前照一張相和在雅典廟前照一張相說我來過了是一樣的。我這樣說絕非要謬托知己或藉著抬高話語對象將自己分別為聖；而是要與諸位分享：俄羅斯思想是一個獨特的福音現象，而今天中國剛剛抵達這條神學歧路的始點。

 

一、羅斯受洗

僅僅了解那幫子殘暴而詭詐的蒙古匪徒對俄羅斯近300年的蹂躪是遠遠不夠的。蒙古人送給俄羅斯人的主要是酒精和軍事製度，以及男人從軍女人執政的遊牧式的女性主義。但是，真正全麵塑造俄羅斯前世今生的曆史事件，乃是“羅斯受洗”（Baptism of Rus' ，Christianization of Kievan Rus' ）。別爾嘉耶夫無疑在告訴中國讀者一個常識：“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化中，宗教問題具有決定意義”。斯拉夫（slova）這個字的基本含義是“語言”，這個名字可以是人類在巴別之後因混亂語言而分地居住的一個見證——同語則同族。“羅斯”可能是一個地名，或羅斯河，或別處。這個名稱可以追溯到聖經中的“羅施”（?????）以及瑪各、土巴和米設（???????，Mesech，莫斯科？創世記10:2；以賽亞書66:19；結38:2-3，39:1）。?????的基本含義是“頭”或“源頭”（創世記2:10，1:1）。俄羅斯的文明史的第一階段被稱為“基輔羅斯”（882-1283年），然後經過蒙古入侵，進入莫斯科公國（1283-1547年）和沙皇（1547-1721年）以及帝國（1721年—1917年）時代。俄羅斯文明史首先是基督化的曆史。而俄羅斯的福音曆史是從一個女人開始的；從此似乎奠定了俄國神學和俄國文學的女性（母性和情人）根基。

這個美麗的女人是一位遺孀，名叫（聖）奧麗加（Св. Ольга；Olga of Kiev，890-969），她是基輔大公伊戈爾•留裏科維奇（Игорь Рюрикович；約877-945年）的夫人。如果說伊戈爾是俄羅斯國家的第一個王朝留裏克王朝的實際創建者；那麽奧麗加則是俄羅斯第一位受洗歸入基督的貴族。不僅如此，這位“母親”也是基輔的慈禧。奧麗加於955年或957年前往帝都君士坦丁堡，她在那裏受洗成為一名基督教徒，並得到一個基督教名字葉蓮娜（Елена，De Ceremoniis）。一個大國的最高領袖成為基督徒，而且她還是一位女性，這兩方麵的事實對俄國思想的影響都是至關重要的。從此以後，俄國心靈一方麵要苦苦尋找奧麗加取代傳教士所詮釋的那位基督；另一方麵，俄國作家在受到任何傷害之後，寄身於奧麗加的溫暖，如同冬夜的獵人投宿將殘的燈火。俄羅斯的基督，一直是冬天裏的基督。馬克思在中國成了一盤臘肉，而基督教在俄國從“父與子”演繹為“母與子”。

但是無論如何，俄羅斯從荒蠻走向文明的曆史開始了，這恰好在耶穌降生的1000年。第一個1000年福音征服了西方，第二個1000年福音征服了北方，第三個1000年福音必將收複東方。但這不是一個業已完成的事工。奧麗加的孫子（聖）弗拉基米爾•斯維亞托斯拉維奇（Св.Влади?мир Святосла?вич，教名瓦西裏；約955或960-1015年）完成了在羅斯徹底或正式的基督教化，基督教成為國教。“羅斯受洗”因此是和弗拉基米爾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988年，第聶伯河的上空仿佛天開了。不過羅斯人首先看見的不是十字架和複活，而是拜占庭的教堂怎樣比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更加“悅人眼目”；特別是，隻有基督教不妨礙俄國人繼續作酒徒，而東方教會更鼓勵政教合一。值得一提的是，在瓦西裏的“歸正”中，女性的作用同樣是關鍵性的：988年，拜占庭帝國皇帝瓦西裏二世和康斯坦丁八世“被迫”將安娜公主嫁給弗拉基米爾大公。而弗拉基米爾的童年幾乎是高爾基童年的先聲：由於他的父親“斯維亞托斯拉夫幾乎一生都在遠征中度過，童年時的弗拉基米爾•斯維亞托斯拉維奇更多地是待在祖母奧麗加的身邊”。

希臘正教或東方教會的聖母崇拜與西方教會略有不同。如果說羅馬的聖母更多在於造就了一種騎士精神；而在“第三羅馬”，聖母崇拜更多地造就了一種全新的母子關係，甚至是一種戀母情結。11世紀初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把一個聖母像送給了羅斯托夫-蘇茲達爾大公國的統治者弗拉基米爾•莫諾馬赫的外孫，這幅畫後來成了東正教的聖物，被稱為“弗拉基米爾聖母像”。這個聖象不僅僅是聖母像，而是聖母子像——不僅馬利亞，而是馬利亞和聖子的關係，成為俄國靈魂的真正安慰。很多時候，俄國作家關於父子關係的惡性記憶，進一步成為他們戀母文字的靈感源泉。這些女性化的文字似乎總是讓人想起蒙古人的原始宗教即薩滿教。不僅如此，摩梭人的母係文化中的老祖母，是否可以與高爾基的祖母相提並論尚待考究；但我同意這個觀點：母係社會的出現與加強，實與男子經常長期外出，長時間從事貿易或者軍事戰爭有關（哈裏斯，1977）。金帳汗國（1242-1502年）殺害了很多俄羅斯男子，但是，他們很有可能加強了俄語中母係文化的勢力。

俄羅斯人的女性情結從“索菲亞情結”到對十二月黨人妻子們的移情，一脈相承。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凝聚俄羅斯民族的不是血液，而是信仰”；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信仰不僅是中國文學完全無知的，也與神學中的信仰不同。奧麗加之後的“馬利亞”是索菲亞•帕列奧羅格，原名佐伊•帕萊奧洛吉娜（Софья Фоминична Палеолог，Sophia Palaiologina；1455-1503）。索菲亞是拜占庭帝國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之後，她在莫斯科成了大公伊凡三世(伊凡雷帝的祖父)的第二任妻子。索菲亞不僅帶去了象征拜占庭帝國榮耀的雙頭鷹國徽，在她的影響下，莫斯科成了 “第三羅馬”。十六世紀早期正是西方近代史的黎明，是“新教”的紀元；而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在那些早晨，第一個叫醒俄羅斯男孩子的是這位偉大的女人。索菲亞之後的“俄羅斯女人”是葉連娜•瓦西裏耶芙娜•格林斯卡婭（Еле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Глинская ，Elena Vasilyevna Glinskaya; c. 1510 -1538年），她是莫斯科公國大公瓦西裏三世第二任妻子和俄羅斯攝政（1533至1538年），也是伊凡四世的母親。

伊凡四世•瓦西裏耶維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1530-1584年）被稱為伊凡雷帝，他是“沙俄”的真正締造者，或俄國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這位沙皇一直是俄國知識分子厭惡的對象，原因之一是莫斯科主教菲利普（Philip）因譴責伊凡四世的殘酷統治而被勒死。列賓的油畫“伊凡雷帝殺子”（或伊凡雷帝和他的兒子，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兒子）讓我們看見俄羅斯思想對父權和父子關係經久不息的厭惡；這種表情深深掩映在《卡拉瑪卓夫兄弟》的字裏行間。 贏得知識分子好感的俄國男性統治者好像隻有兩位，第一是彼得一世•阿列克謝耶維奇•羅曼諾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1672-1725年）。“俄羅斯思想”願意對彼得大帝表示尊重，主要是因為他的西化改革。亞曆山大一世•巴甫洛維奇（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 1777- 1825年）部分地分享了彼得大帝的榮耀，他因擊敗拿破侖成為“神聖王”和“歐洲的救世主”。但是亞曆山大一世是殺父（保羅一世）繼位的，我不知道這場殺父罪惡多大程度上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創作激情（特別是《克拉馬卓夫弟兄》）。第二位就是末世沙皇尼古拉二世。對尼古拉二世的尊重是遲到的尊重和補償式的尊重——被披露出來的列寧黨徒的滅門暴行，以及英國以東人式的隔岸觀火（英國拒絕提供政治庇護），激發了俄國天鵝絨般的傷情。

然而在彼得大帝和亞曆山大之間，屹立著葉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謝耶芙娜（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Catherine II或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年）。俄國的“崛起”實際上和這位女皇密切相關。中國文痞在妖化了妲己-武則天之後，凱薩琳二世或凱薩琳大帝成為他們的第二個武則天。而同情十二月黨人的中國知識分子更願意汙化這位德國公主。向鄰舍進行道德和性道德報複是中國文痞和中國潑婦共享的種族習性之一。中國隻在肚腹和褲襠之間思想和神學，經營稱義和成聖。凱薩琳二世原名索非亞•奧古斯塔•弗雷德裏卡，（Sophie Augusta Fredericka），是德國安哈特-采爾布斯特親王的女兒。1745年她與彼得三世結婚並皈依東正教，改名葉卡捷琳娜。俄國作家筆下的彼得三世不僅是醜陋不堪的昏君，而且另有新歡。這位索非亞和伏爾泰、狄德羅等法國啟蒙先鋒交往密切，這使得她得“神學思想”帶著德國和法國固有的反教會傳統。值得一提的是，葉卡捷琳娜統治時期發生的普加喬夫起義，雖然被中國洪秀全的繼承者們津津樂道，但實際上普加喬夫的真正“信仰”隻是“彼得三世複活”。普加喬夫從來沒有在東正教國家獲得過洪秀全在中國的地位。

 

二、百年惺忪

曆史到了十九世紀。我同意這個觀點：俄羅斯人隻思想了一個世紀。但我不同意“分號”後麵另外那半句恬不知恥的話：而我們中國都思想或博大精深5000年了。事實的真相隻是：俄羅斯還畢竟思想了100年，而中國人還從來沒有思想過。沒有基督就根本沒有思想，或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思想。“任何一種認識都以信仰為基礎”（英諾肯大主教）。沒有上帝的思想就是一場侏儒的醉話。隻有瓜娃子和別有用心的小市民，才會把醉鬼及其昏話當成學習和傳講的對象。狂人或騙子、蠢貨和小販，構成人類思想史或人本主義文化的兩極。中國文人隻是一群永遠被耽誤風騷、卻靠抱怨仍然可以風騷的乞丐，而中國教會隻是一群相信上帝無所不在的薩滿和佛教徒。東方-北方-西方在思想譜係上的位置，大約可以按這個方式排列：妖精-白癡-罪人；或者：災民-農民-市民。“北方人”是道德白癡（好人）和土裏土氣的農民；“西方人”是蒙恩罪人和市場中的商人，基本上是真實的人；而“東方人”隻是成精的災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可以指俄國知識分子；但他的《群魔》用來映射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更為精確。

不過北方人的思想同樣是一條歧途。我很慶幸俄羅斯隻思想了100年，就從黃金時代的道德偶像完成了向白銀時代語言偶像的終局。今天俄羅斯思想是一片廢墟，但廢墟也比丘壇更有希望，正如白癡總比妖魔更有指望。當然，當代中國連廢墟都談不上，因為廢墟的昨天還聳立過拜占庭的建築。這裏從未建築，隻有箭豬。妖魔的意思還不僅僅指每個人都在道德吃人，而是每個罪人都不認識自己的罪，卻在吞吃別人的過程中演上帝。這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每個罪人都是上帝的國度，因此才是世界上極其可謂、實在太可怕了的“神州”。隻有上帝和上帝之間的爭戰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機變百出、趕盡殺絕的，因為“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別的神”。東方思想與北方思想相差1000年，和西方思想相差2000年；這與“聖誕”在不同方位發生的時間大致相當。俄羅斯的今天總是中國的後天。需要儆醒的是：中國妖人正在從“我君子你小人”的薩滿階段，向“我聖靈內住你沒有生命”的薩滿階段轉移。麵對中國群魔或中國上帝，“孫長老快收了神通吧”，就是中國教會福音的第一預工。

俄羅斯盛產道德白癡，因此我同意別爾嘉耶夫的定義：知識分子是典型的俄國現象。從根本上說，俄羅斯思想是一種人學，而不是神學，所謂人本主義或人類學。但“聖母子”為俄羅斯思想提供了一個叫醒服務，隻是俄國人花了100年的時間用來起床或惺忪。這個惺忪過程就是俄羅斯思想史的本質。俄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敏感和大地情懷，是對福音的深刻誤解造成的一種白癡現象。中國的人本主義或人類學並不關心道德問題，他們的道德是一種政治，而他們的政治是一種謀生方式。中國道德哲學主要服務於人與人之間爭奪生存資源的需要，旨在降低競爭成本，提高競爭優勢。換言之，中國道德與道德無關，隻是一種魔鬼式的謊言。而俄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敏感是真實的白癡。“白癡”不僅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恰達耶夫的反諷，更是一種現實：俄國神學隻關注人，而且是關注聖經已經解決了的人論。聖經關於人是什麽已經充分而簡要地解決了，但俄羅斯知識分子視而不見地彼此竟相炫耀他們關於人性沒完沒了的新發現。俄羅斯思想中的人論不僅僅是盲人摸象，更是毫無意義的重複。

聖經還從來沒有真正成為俄國的讀物，而他們所引證的基督還不是聖經啟示的基督。實際上，聖經翻譯成斯拉夫語，對俄國人的影響是有限的。聖經說：人就是罪人；人算什麽；神愛罪人，使之得救。白癡和蠢人總是驚呼：人怎麽可以是罪人；並且這個罪人要用一生的時間寫一個罪人怎樣是罪人或如何為罪不安。沒有基督，更沒有基督的赦罪，複活和稱義。在聖經和基督之後另辟蹊徑“對生命進行理性思考”是瞎眼的。別爾嘉耶夫1946年出版的《俄羅斯的思想——19世紀到20世紀初俄國思想的基本問題》，本身就是俄國思想的基本問題。卡拉馬卓夫不過是人；卡拉馬卓夫是誰根本不重要——但是，卡拉馬卓夫是一個焦慮不安的罪人竟然耗盡了俄羅斯思想的全部熱情。俄羅斯知識分子以西方主義、斯拉夫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以及極權主義的方式兜售人的道德不安。其中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則兜售他們塵世千禧年的白日夢，並在狄奧尼索斯和禁欲主義之間候鳥一般地飛旋。這群疲倦的候鳥中途歇腳的地方不是耶穌，而是聖母。俄羅斯的聖母可以同樣是三位一體的：聖子的生母、大地母親以及女性化的索菲亞（“智慧”）。

俄羅斯文學是從共濟會和諷刺小品的“道德訓誡”中啟程的，到十二月黨人完成了文學領導革命的夢想。別爾嘉耶夫這樣評論從維諾科夫到拉吉舍夫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殉難史：“在俄羅斯，道德因素永遠比智力因素占優勢”；“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預見到並且規定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點。當他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說‘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時，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便誕生了”。普希金也說：“上帝則像而我們俄羅斯一樣憂傷”。普希金被稱為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太陽，萊蒙托夫、果戈裏、屠格涅夫、契坷夫、恰達耶夫、赫爾岑、格拉諾夫斯基、別林斯基、索洛維約夫、費奧多羅夫、羅紮諾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披薩列夫、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基列耶夫、霍米亞科夫……一直到20世紀初的布爾加科夫、弗蘭克、勃洛克、伊萬諾夫、梅尼日科夫斯基以及舍斯托夫，和所有“彼得堡時代的漂泊者”一樣，他們都是俄羅斯上空的道德星辰，他們都“非同一般的善良”。白光一直閃爍到阿赫瑪托娃這位俄羅斯的月亮。的的確確，他們一生都在燃燒，但卻過早地燃盡了生命。波洛克這句詩在我看來是一種雙關：“我在俄羅斯上空遠遠看見，火遼闊而沉靜地燃燒”。俄羅斯思想的道德終點一定站著布爾什維克——道德成了肉身。希加耶夫說：擺脫了無限自由以後，我就被無限的專製所包圍。

“宗教問題折磨著偉大的俄羅斯文學”。根本原因是白癡們無法洞見的：赦罪的是聖子，而不是聖母。當聖母而不是聖子站在罪與罰之間的時候，罪孽感導致的沮喪和“人神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人格論”（托爾斯泰）從兩個方向毀滅了俄羅斯。俄國神學最危險的結論就是“人的神化”，而這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位俄國天才或白癡共同達到的黑暗之巔，而索洛維約夫的《神人類讀本》和涅斯梅洛夫的《人的科學》以及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繼往開來。白癡的罪在這個地方：聖經讓希臘人“我是誰”的追問大白天下，但俄羅斯重新煞有其事地把人變成“宇宙中最大的秘密”。俄羅斯的星辰成功粉碎了“歐幾裏得的智慧”，但卻沒有到達上帝的智慧（就是基督），於是隻能半途而不廢地棲身在索菲亞的智慧之上。俄羅斯的女性氣質和無神論都是從苦難和同情中誕生的，“知識分子和人民”，這是一個俄羅斯的問題；人民幻象之後站著安娜和娜塔莎，慈母、嬌妻、和女恩人，這是俄羅斯另外一個問題。在討論俄國“女基督”之前，需要強調一個常識：俄國的無神論和中國的無神論也不完全是一個東西，至少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無神論比斯大林的無神論更充滿清教徒和苦行僧的特征，他對妻子的愛讓中國食物為天妻子為衣的無神論變得猥瑣不堪。而即使在斯大林的無神論暴政之下，本雅明告訴世界，莫斯科的教堂仍然存在，東正教的聖物仍然充斥著俄羅斯的大街小巷。

女人在俄羅斯思想和文學中至關重要。別雷說：“妻子”的象征對於我們來說變成了一道曙光。我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看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的時候，一定感動得熱淚盈眶。越是在冬天，越是在西伯利亞，俄羅斯精神越是充滿關於女性溫柔的狂信和依戀。“你們中的任何人早就不愛了”，但俄羅斯知識分子仍然相信愛情，幾乎無一例外。柴可夫斯基在冬夜裏說：“有時候我真的很希望能夠被一個女人溫柔的觸摸與疼愛”。俄羅斯的男歡女愛具有宗教性質，這一點，是西方人和東方人無法理解的。也許正因為如此，海德格爾和漢娜阿倫特可以和平相處，但本雅明和阿斯婭“這對戀人除了吵架什麽都不幹”。愛情是俄羅斯的十字架。柴可夫斯基和他的女學生安東妮雅•米露可娃（Antonina Miliukova）的婚姻破裂後，陷入自殺莫斯科河的絕境。這位作曲家的餘生也基本上是在這種“自殺般的幸福”中度過的：他和俄國鐵路大亨富孀梅克夫人（Nadezhda von Meck）保持了14年的通信和“柏拉圖式的愛情”，在通信被迫終止三年後，柴可夫斯基鬱鬱而終或自殺身亡。女人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冬之夢”。女人也是曹雪芹的信仰，但曹雪芹的女人隻是安慰的對象，而不是安慰者。普希金的夫人娜塔麗婭•岡察洛娃隻有在俄羅斯才是“聖彼得堡的天鵝”。

隻是女性依賴會產生一種“男怨婦”現象，托爾斯泰的《謝爾蓋神父》就充滿著這種情感悖論：女人的誘惑和女人的光輝閃耀在小說的黎明和黃昏。俄羅斯思想中的上帝同樣不在教會中，而在善良的帕申卡身上，偶爾在修道院和西伯利亞。良善不在拿撒勒木匠那裏，而在俄羅斯情人那裏。《謝爾蓋神父》仍然與神學無關，仍然是一場道德抒情或道德失敗的抗議，仍然是在“老祖母”帕申卡那裏安頓道德絕望。謝爾蓋神父一直記憶著曾經的羞辱，這種回憶著的道德神學，這種謝爾蓋及其軟弱和失敗很重要的關切，恰恰是俄羅斯思想的羞辱或悲劇。因為人本來就是那樣的，而且你這“斷腕的裝士”也那樣，你就是那人；所以我們需要基督和教會。人不過是泥土，而連上帝都體諒挪亞和摩西不過是泥土，因此泥土謝爾蓋神父就多此一舉。俄羅斯思想沒有能力從這個人本主義的泥潭中仰望基督，他們留在各各他山上，沒有能力返回加利利海，更從未到達橄欖山。俄羅斯繼續“在死人中找活人”。他們因找不到活人而痛哭，他們看見墳墓邊上的馬利亞而幻出玫瑰色的戀情。但耶穌複活使我稱義，所以你們要去；這才是信仰，這才是解放，這才是神學，這才是自由。

如果說俄羅斯思想為“人為什麽是人”而自責，中國人用“別人為什麽是那樣的人”而吃人。俄羅斯文學擁有真正的道德敏感，那是一種道德抑鬱症；但中國的道德從來不是一種自我的道德敏感，隻是擁有針對別人的道德敏感。謝爾蓋神父的掙紮是俄羅斯思想的主題或自我折磨；但謝爾蓋神父的醜聞在中國思想中隻是消費和饕餮的對象。很多時候，“謝爾蓋神父”是中俄文學的共同主題，但托爾斯泰關切謝爾蓋是為了表達：在上帝、人民和女人麵前，我就是他。霾國箭豬借著謝爾蓋若非映射私敵，則總是暴露他們吃人的魔性：但我不是謝爾蓋，我不像這個稅吏。由於從來缺乏宗教精神，中國文人隻能通過耍流氓和政治熱情、兩性控告來解決才華和野心之間的致命衝突，以及通過陰間般的殘忍或嫉妒，來消解成名太早和後繼乏術之間的張力。所以謝爾蓋神父在中國會被謝爾蓋神父會同蕩婦淫娃們吃掉；但在俄羅斯，他還可以流放到西伯利亞，在俄羅斯大地和女性身上從重新夢遊。中國文明中天空和大地都撤去了。俄羅斯同樣是沒有天空的國度，萬裏無雲也是伊萬諾夫和索爾仁尼琴永恒的悲傷。但俄羅斯大地似乎大的足夠容納一些流放者，使沙皇和革命黨人至少可以存放一些懸而未決的殘忍與冥思。隻有中國是絕對走投無路的。這裏沒有大地，更沒有天空。或者中國人偉大到這種程度，可以將天空變成大地又把大地變成天空，然後住在這種“境界”中擺開吃人的筵席：每個人都是上帝。像西藏，一塊孤獨的石頭坐滿整個天空（海子）。

 

三、永失吾愛

別爾嘉耶夫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羅斯彌賽亞意識最卓越的闡釋者，並且因此和托爾斯泰相比，隻能在更小的範圍內獲得注意。這話部分是真的。托爾斯泰臨終仍然是俄羅斯知識分子，而且轉向東方關於涅槃的騙局。懺悔的貴族托爾斯泰不願承認他的絕望，他致力的方向是示範俄羅斯上層要深感自己有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絕望的方式顯示他的不甘。後者比前者深刻的地方在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於揭露“神人”和“人神”之間致命的對立，不斷深化他關於“無形教會”的想象。陀氏的神學悲劇是雙重的。一方麵，他不斷用雙方的和好或“複調文學”來放棄他的絕望，泰山和北鬥總能在人身上看見神性的光亮。他看見了宗教大法官和所有人、所有政權都接受了魔鬼在曠野中的三重試探；但他作品中的“亮光”卻成了北方的末底改和以斯帖，又成了一種試探。那是一個不需要基督也可以的異教方向。另一方麵，他所有關於教會的理解，不是在新娘和新郎的愛情之間完成的，而是在教會和國家這個假問題之間“創作”出來的。因此他和所有十九世紀的白癡都不能接受“有形教會”和教會領袖、基督徒人性的缺陷，他們都要另辟蹊徑、誤入歧途。在這條歧途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結伴同行。

俄國文學具有暴露癖。這首先是對人的暴露或揭露，這是含對挪亞的事業。但是，俄羅斯文學暴露的不僅僅是別人的罪惡，也包括自己的罪惡及個人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負責將人示眾，並因同時暴露靈魂深處和同時暴露很多人而成為文學恭維的對象。但他所有關於人是什麽的“驚人的思想”、“關於人的偉大發現“都是聖經中的常識。罪與苦難、多重人格、分裂的人格、地下室裏的人、潛意識，這種文學批評和加爾文主義的新概念神學是一個路數，如果不是故弄玄虛，就是同義反複。也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藝術上日漸成熟，但在思想上卻日漸白癡——《窮人》、《雙重人格》、《被淩辱的與被羞辱的》、《死堡手記》、《地下室手記》、《賭徒》、《罪與罰》、《白癡》、《群魔》、《少年》、《卡拉瑪卓夫兄弟》——“人那點破事兒”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使命。這個死刑犯也許被“死”嚇破了膽，“生”從地下浮出水麵，人生和人性，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禮拜堂。

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要返回他的死刑犯和苦役犯的經曆，司各脫和巴爾紮克的影響，以及他不斷和俄羅斯“思想文化界”鬧翻的壯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裏埋葬了他過去的自己或神學自由主義；而借著《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讓整個俄羅斯精英和意見領袖都義憤填膺。這家夥幹得漂亮。但是，死堡和地下室走出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離開賈府的那位富家子弟走在一條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無處可去。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所提出的“複調藝術”及後來的文人學舌，都是一種偽學術。複調著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詡的那種創作自由和對象獨立，而是他自己的靈魂。這是一個沒有救主的世界，於是靈魂隻能處於“無主”的狀態，雅各和以掃，此消彼長。每個人坐在教堂裏眉飛色舞或泗淚橫流地講述自己的“個人見證”，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但真知道基督的人馬上就會起身離去——你絮絮叨叨的這些東西與真理何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理想據說是：人是一個謎，需要解開這個謎；我研究這個謎，因為我想成為一個人。這些被很多批評家看為深刻的自白其實不過是俄羅斯盛產的廢話。雅各本來就是雅各，以掃成為以掃，這有什麽意義呢？真理隻有一個，使命也隻有一個。基督，並且真知道祂。

正因為如此，我個人睡前的消遣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的作品，而是早期的幾個中篇。實際上我很喜歡《窮人》這個故事。當一個作家越深刻實際上越膚淺、越成熟實際上越白癡的時候，你還不如去看他的初戀。我從不欣賞任何一位文學家的思想，但我偶爾會翻閱一個文學家的文學。《窮人》可以圈點兩處。第一，似曾相識的文字讓我覺得他們好像剽竊了我的通信。第二、兩個窮人的愛情及其悲劇性的訣別，好像是俄羅斯思想的一種寓言：生存現實，殘酷而真實地奪走了俄羅斯知識分子道德的敏感和女性的溫柔。初戀結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整個俄羅斯追趕拖走瓦拉瓦拉的車子，絕望而無可奈何。涅克拉索夫和別林斯基讀到這裏淚流滿麵，這話我信。這是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和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最後一次通信。在沒有基督的世界裏，愛情是兩個天真而無助的小孩兒的一個下午。當日落西山，會有一種屬世的力量將兩個孩子永遠分開。對這種生活的暴政孩子是絕對永遠無能為力的。你媽喊你回家吃飯，但天父卻不在場。你所愛的人要嫁給別人了。

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致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該辦的事都辦完了，我的命運已經定了……明天我們動身。最後一次向你告別。我最親愛的，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親人！別為我悲傷，高高興興地活下去，不要忘記我，上帝會賜福給你的！我會常常想念你，常常為你祈禱。這一段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回憶不會給我今後的生活帶來多少樂趣，因此你留給我的記憶將會更加寶貴，你在我的心中將會更加寶貴。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在這裏隻有你一個人愛過我。我全都明白，我全都知道。你是多麽愛我，我的一聲微笑，我的一行書信都會使你幸福。從今以後你要把我忘掉！你一個人留在這裏該怎麽辦啊。你一個人留下了，有誰來安慰你，我善良的、寶貴的、唯一的朋友……你要常常想起你可憐的瓦蓮卡，她是那麽深深地愛你……那麽，現在我們要永遠地分別了，我的朋友，我的至愛，我的愛人，永別了！我現在多想擁抱你。再見了，我的朋友，再見了，再見了。你要高高興興地活下去。啊，我是多麽傷心，我的心是多麽沉重。貝克夫先生在喊我。……我的心充滿了，充滿了淚水。淚水壓得我窒息，撕裂了我的心腸。別了。天啊，何等悲傷，記住，記住你苦命的瓦蓮卡！”

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致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親愛的瓦蓮卡，我的至愛，我的寶寶。你就要被帶走了，你走了！現在他們要把你從我這裏帶走，這還不如把我的心從胸膛裏挖出來的好！怎麽能這樣！你在哭，你真的要走了？！從今以後你將跟誰在一起，又將如何在一起呢？在那個地方，你會感到悲傷、煩惱和淒涼。憂傷抓住你的心，將它撕成兩半。你的生命將會在那個地方被奪去，你將會被掩埋在潮濕的泥土下；也沒有人為你哭泣，貝科夫先生將一味地追獵他的兔子……我要跟你一起走，如果你不帶我走，我就跟在你的車子後麵跑，拚命地跑，直到斷氣為止……從今以後我在哪兒能找到你，我的小天使？我會死的，瓦蓮卡，我一定會死的。我的心無法承受這樣的痛苦！我愛你，像愛護上帝的光明，像愛護自己的女兒。我愛你的一切，親愛的，我的寶寶，我僅僅為你一個人而活。我工作，我抄寫公文，我來回奔走，我漫步街頭，我把我的感受傾注在紙上，寫成親切的信，所有這一切隻是因為你。你就住在這裏，就在對麵，就在我的身邊。這一切你也許並不知道，可是事情確確實實是這樣！你看，雨正下著……天啊天啊，你就這樣一定要跟著貝科夫先生到草原上去，一去不複返——我天上的安琪兒，這將變成最後一封信了，可是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封信變成最後一封……”

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塵土飛揚或一個雨雪霏霏的黃昏，跑著追趕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漸漸遠去的車子，這一幕將俄羅斯思想史定格在曆史的地平線上。人追趕人的安慰，但那安慰我的也需要安慰，並且永遠不能再安慰我了——貝科夫先生擄走了我的瓦蓮卡。瓦蓮卡及其安慰，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真正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爾斯泰們更深刻的地方在兩個方麵。第一、他知道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的貧窮，甚至比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還要一貧如洗。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不能總是安慰心靈的祖母、妻子和女孩兒。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自己在命運的冬天裏瑟瑟發抖，百病纏身。她不是冬日曠野中的火爐，任何一股叫貝科夫先生的冷風都會熄滅她，如同卷走無根的秋葉。第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或俄羅斯知識分子會繼續追趕遠去的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直到累死在中途。正如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明明知道這是最後一封信了，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封信變成最後一封”——俄羅斯思想還會變幻出新的花樣，繼續追找他們可憐的瓦蓮卡。瓦蓮卡一次又一次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實際上他這篇處女作之後的每一部著作，就是和瓦蓮卡的一次通信，對貝科夫先生的反複鞭撻。

然而，在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和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這個愛情悲劇中，有什麽出路嗎？愛情悲劇具有普遍性，這兩個人的悲劇和所有名著中的愛情悲劇相比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可憐的瓦蓮卡和苦命的馬卡爾沒有能力讓玫瑰永遠開花。追上了也是一種悲劇，這是毫無疑問的。那麽，我們還相信愛情嗎？這一切不是真實的嗎？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致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的第一封信不是真實的嗎：“今天早晨一切有多美好呀！家家戶戶敞開了窗戶。陽光明媚，鳥兒啁啾。空氣中彌漫著春天的芳香。大自然蘇醒了——就連周圍的一切都和諧美好，春意盎然。今天我甚至連幻想也是極為愉快的，而我的幻想也總離不開你，瓦蓮卡。我把你比作天上的飛鳥，給人們帶來慰藉和使自然變得更加美麗的飛鳥。……你別以為我多麽羸弱，以為連蒼蠅的翅膀也能把我打倒。不，親愛的，我是不甘示弱的。我的性格就是這樣，是個頗為堅定沉著的人……”這是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的回信：今天我故意把窗簾掀起一角。早點睡吧。昨天我到半夜還看見你的蠟燭亮著……”實際上兩隻蠟燭通宵在彼此照亮。我喜歡“蒼蠅的翅膀”這個經驗，那場蒼蠅起來扮演天使天軍的暴行，已經被瓦蓮卡引發的百花開放、百鳥爭鳴徹底隔絕了。

那個美麗的春天和愛情所造就的堅強與一體，都是真實的。這不是幻覺。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和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實際上隔一條叫珀斯菲克的街道比鄰而居。他們真誠而純潔地相愛著，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句神諭要剝奪和拆毀他們的雅歌。現在的問題是，這份愛情為什麽不能地久天長。貧窮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任何人都是貧窮的，在愛情上都是窮人。窮人或兩個小孩兒本身，並沒有能力建成一個家。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和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應該從他們的春天學到一些寶貴的功課，知道那個春天並不是他們自己的愛情營造的。不，還有另外一個力量，另外一隻看不見的手，將夏娃帶到亞當麵前，放在已經造好的樂園中。如果沒有耶和華神，貝科夫先生就會把可憐的瓦蓮卡帶走，然後讓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風中哭泣。蛇就這樣奪走了夏娃，然後亞當表現得軟弱而醜惡。馬卡爾-阿列克謝耶維奇和瓦爾瓦拉-阿列克謝耶夫娜之間的通信是不夠的，亞當夏娃在天起了涼風之後的對話是不夠的。“貝克夫先生在喊我”。他們需要先知和使徒的書信。俄羅斯大地擁有成千上萬次開放玫瑰的機會，會有一對情侶將這個機會證明出來。

任不寐，201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