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蔸湖
原創作品，謝絕轉載。
“天翻地覆慨而慷。”
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底，農場的學校處於癱瘓狀態，學生都不去上學了，精力旺盛的他們沒有學上，沒有書讀，腦袋空空，無所事事，整天東遊西蕩，在河裏遊玩累了，就去偷公家和私人菜地的瓜果，雞鴨也偷來做燒烤，有的小孩還將人家熟了的大南瓜用小刀挖個洞，拉上一坨屎在裏麵然後把洞複原蓋上，他們吃飽了就去打派仗。
暖月皎潔，六隊菜園西瓜地裏一個個花皮西瓜在月亮的照耀下閃著藍光。一群少年頭戴草製偽裝帽，分成一線，在草叢中一寸寸向瓜地摸去。瓜棚中央高高的守瓜棚上，菜農譚漢高拿著手電警惕地觀察著瓜地的動靜，當他發現有一群小孩已進入瓜地時，他溜下棚來就去抓他們。這些小孩腿腳快，一人摘了個西瓜就逃得無影無蹤了，氣得譚漢高跺腳用南縣話罵道：“日裏日裏搞，夜裏夜裏搞，捉到後把你們的皮都剮嘎！”
孩子們中分成了兩派，白天在隊辦公室擺開擂台，兩派各占據一間辦公室，隔著一堵山牆互相投擲土磚塊，把辦公室的文件櫃和家具打的稀爛，電話機也被他們撤除了。
晚上，孩子們在湖壩的水塘兩岸修築工事碉堡，在夜幕的掩護下互相投擲石塊打仗，時常有人受傷掛彩。
這樣鬧騰了一段時間後，五完小的老師下隊走訪來了，姚國棟老師到了我家，告訴我爸爸說分場開設了初中班，要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複課鬧革命”。爸爸對老師十分尊敬，滿口答應同意我返校，還對我說要聽老師的話，“天地君親師”，老師就是父輩，“一日之師，終身為父”，雲雲。盡管經過“文革”的洗禮，老師成了“臭老九”，爸爸尊師重教的傳統文化觀念卻沒有改變。
1968年學校舊的教材被作為“封、資、修”的毒品禁止後，學校開學沒有教材，姚國棟老師就用一本毛主席詩詞作為教材，他一首一首講析，先是時代背景、政治含義，再講藝術創作方法。記得姚老師對毛主席詩詞中的“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這句極為讚賞，說其視野、其膽識和胸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姚老師上課很負責，每周都要寫一篇作文，批改完後要對優秀作文進行評講，然後抄錄後貼在黑板報上。姚老師當過農場日報的主編，對寫新聞經驗豐富，他自開了一堂“新聞寫作課”，傳授當記者寫新聞的秘訣。一些新聞術語如“主標、副標、從標、簡標、要聞和頭條”等新名詞是第一次從他那兒學到的，為我初中畢業在野豬灣擔大堤當“喇叭筒”通訊員，再到後來上高中時擔任主持班上文宣要務的“通訊組長”，再到大學畢業後到湖南廣電擔任新聞記者，一路走來都是從姚老師的新聞寫作課起步的。
教數學的是曹國坤老師，沒有課本，曹老師自編講義，從正負數講起，初中兩年，經常下鄉支農，當時中蘇關係惡化，生產隊都在教怎樣防範核武器的攻擊，隊隊開始挖防空壕。農場地勢低窪，都是海拔29米左右的沙灘，不利於挖防空洞，分場武裝部就指示各隊挖彎曲的“之”字形防空壕，說是這種壕既能防核武和飛機空襲，又能阻止坦克前進，是平原地區戰略防備的關鍵設施。學校也挖出了防空壕。
除了支農、戰備、挖壕、軍事演習和拉練等活動，學校還有頻繁的政治學習和開批判會等活動，真正上課的時間很有限。曹老師的數學課斷斷續續，敲敲打打，兩年也沒教完初中代數，三角和幾何沒有沾邊。
那時沒有物理和化學課，學的是“農業基礎知識”和“工業基礎知識”，連最簡單的牛頓、焦耳、氫氧水分子等一些基礎術語也未提及。好在這些初中的數理化的缺陷，我以後在讀高中時自學補上來了。
政治課是車新安老師執教，印象最深的是他講的解放戰爭時期的“三大戰役”，嗨得口沫橫飛。他在黑板上畫滿了紅藍箭頭，把國共激戰的作戰形勢圖活生生地搬到了黑板上，他的政治鼓動的本領，口若懸河的口才，把這些課教得風生水起，小朋友們個個被他嗨得雙目圓睜，嘖嘖讚歎。
車老師政治課的曆史性貢獻是他講到的著名的“孟良崮戰役”，這個戰役10年後成了1978年全國高考曆史統一試卷中的一道名詞解釋題，為我1978年考上大學拿下了寶貴的5分。
英語、中國和世界曆史以及地理課沒有開設，音樂課倒是開了，毛主席語錄都譜了曲，一堂課學唱一首。
學習沒有目標，“知識無用論”盛行，有文化的人遭到歧視。學校的書記對一位戴眼鏡的老師看不順眼，那老師問他本人又沒幹壞事，為何看我不順眼，這位書記說，你看電影中戴眼鏡的不是特務就是叛徒，全是壞人，那教師哭笑不得。
學生看不到前途，學習也就沒有動力，大多數學生是在那兒長身體，而沒有長多少知識。更為嚴重的是讀書無用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謬論已擊垮了人心，學生絕大多數都沒有返校複課，過早地成了農民童工。記得文革前六隊每天放學回家排隊時有120幾個學生，複課後隻有我、胡錢糧和甄滿三人行。
“文革“造就了一代文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