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史筆記之二：農與商

在曆史上，歐洲的農業一直不算發達，這大部分是由於地理氣候因素導致的。

中國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使得黃河長江流域雨水充沛，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水稻能夠一年兩熟，黃河中下遊地區存在大麵積衝積平原，那裏的土地在曆史上相當長時期內十分肥沃，這些因素使得中國主要食物（粟，穀，小麥，水稻等）的畝產量比歐洲主要糧食作物的畝產量高5到6倍。中國成為農業國，地理和氣候因素至關重要。

這一點，在蘇美爾和埃及文明中體現的同樣明顯，它們二者也都是建立在大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兩河 （底格裏斯河、幼發拉底河）與尼羅河形成的衝積平原 土地肥沃，風調雨順，農民幾乎不需要付出太多勞作即能獲得不錯的收獲。在尼羅河地區，這一特點更加突出。當地農民每年隻需要把種子撒進土地，不需要做其它，秋天就能有不錯的收成。

能夠帶來肥沃土壤的河流，適宜的氣候，相對廣闊的國土和足夠的人口，是農業文明能夠生根並生存下來的主要因素，而這幾點，歐洲都不具備，或者說，具備的不夠充分。

希臘的國土上山嶽眾多，既沒有大河，也缺少大麵積平原，加上氣候因素，適合種植的農作物很少，除了黑麥、大麥等糧食作物，橄欖油和葡萄酒是最主要的農產品。農產品品種少，產量不高，單純依靠農業，希臘無從生存發展，更談不上形成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在某種意義上，商業是a  choice of no choice。

希臘能夠成為歐洲地區最早的文明發源地，地理原因也是一個主要因素。希臘是個半島，地處愛琴海和地中海之間，這一位置使得希臘在當時成為連接小亞細亞、中亞和的歐洲樞紐。歐洲早期的幾個大帝國，迦太基帝國、羅馬帝國、亞力山大帝國，都在地中海沿岸，甚至幹脆整個國土圍繞地中海，原因隻有一個：海洋是商業貿易的命脈。雖然來自陸地的貿易也是重要渠道，但相比海洋貿易，陸地貿易數量較少，成本較高，而且相對危險。即使後來開通了包括絲綢之路在內的連通歐亞的陸上通道，但海上貿易一直是歐洲主要的貿易渠道。

羅馬帝國時代，意大利北部是最適合農業生產的地區，在東歐地區的農業發展起來之前，很長時期內是歐洲的糧倉。但即便在產糧最多的時期，這一地區在經濟上的重要性也從沒接近港口城市比如威尼斯和熱那亞。

中世紀初，歐洲在文化上相對倒退，采邑的出現，使農業技術也陷入停滯。采邑裏的土地，一般被分割成條狀，由采邑主出租給農民耕種。農民在這段時期的身份接近於農奴，除了特殊情況（見《歐洲史筆記之三：教與俗》），他們在未經采邑主許可的情況下不能搬到其它采邑去居住。他們從采邑主那裏租地種，收獲後付給采邑主地租，每年還要以勞役、兵役的形式為采邑主服務。在大航海時代前，這一社會形態存在了近一千年。

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各采邑開始出現一定規模的手工作坊，但一直到17世紀之前，歐洲的手工業製造水準，相比拜占廷帝國和中國有不小差距，這些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導致十字軍東征的經濟因素，也是大航海的動力之一。

歐洲的商業貿易，從希臘時代到中世紀中前期，貿易品種以奢侈品為主，皮革、香料、絲綢、玻璃製品、裝飾品等等。從中世紀晚期開始，歐洲各地手工業發展迅速，貿易品種增長很快，而且地區分工日漸成熟。裏昂地區的亞麻布、北歐的毛織品和木材、佛羅倫薩的尼絨、英國的羊毛、德意誌地區的鋼鐵製品、西班牙的皮革、低地國家的礦產等成為各地區的特色產品，此外還有糧食、水果、蜂蜜、鹽、穀物、魚子醬、肉類、海鮮製品、傳統的葡萄酒和橄欖油等生活必需品，貿易對象從上層階級迅速擴大到中下層，商人勢力迅速壯大，對傳統社會結構造成巨大衝擊。

由於商業帶來的巨大利潤，封建領主（采邑主）開始鼓勵在領地內建立貿易交易口岸和集市，領地間貿易口岸的競爭給商業帶來正麵促進。商業的繁榮，帶來手工業工資水平的提高，使得在采邑居住的農民開始越來越多地轉向手工業。越來越多的人湧進城市，帶來城市的繁榮，進而使以商人為主導的城市階級開始尋求更多的自主權，最終導致獨立城市的大量出現。

歐洲獨立城市的出現，根本原因是商業的繁榮，以商人為主導的城市階級力量日漸壯大，他們開始向封建領主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利。另一方麵，封建領主從農業所獲得的利潤越來越少，他們越來越多地從商業貿易中獲得利潤，在社會意義和經濟意義上都沒有理由拒絕城市階級提出的要求。雖然這一過程並不輕鬆，但最後以城市階級的勝利而告終。作為結果，歐洲開始出現大量的獨立城市，並開始出現以貿易保護和互惠為目的的貿易聯盟，比如萊茵河地區的漢薩聯盟。

拜占廷帝國滅亡之前，經紅海到地中海是歐洲海上貿易的主要通道，意大利沿海城市利用其天然的地理優勢，迅速走在商業經濟的前沿，開始出現銀行業，威尼斯和佛羅倫薩成為代表。沒有佛羅倫薩的富裕銀行家們，就不會有意大利文藝複興。文藝複興的話題，將另文討論。

這既是一個迅猛發展的時代，也是一個瘋狂而混亂的時代。商業文明既帶來了社會進步，也帶來了道德水平的下滑。湯姆森在他的《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中寫到：“道德水平象物價和財政收入一樣極不穩定，有時似乎已墮落到崩潰的邊緣。1300～1600 年間的歐洲大概是人類曆史上最無情的時代。”

富有意味的是，商業文化的發展並沒有直接帶來政治的進步，相反，因為商業發展而受到巨大衝擊的封建製度，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沒有消亡，反而以另一種麵貌得到了加強。城市的發展，讓采邑製度名存實亡，最後逐漸消失，采邑主原本擁有的權力自然而然地向國王集中。另一方麵，王國之間因為商業引發的衝突越來越多，采邑主的消失，使人民將希望寄托在國王身上，他們需要強有力的國王回應他們的要求。因此，商業的發展，至少在開始一段時期內，導致了王權的加強，而不是相反。民族國家的形成，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結果。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看法：中國沒有產生民主製度，主要原因是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不是商業文明。這個看法所暗示的商業文明與民主製度之間的邏輯關係，其實並不成立，因為歐洲曆史上的不同例證表明，商業文明並不能必然地導致民主製度。拜占庭帝國在長達千年的曆史上，商業十分發達，手工業製作水平超過歐洲，在對歐洲的商業貿易中占據優勢。但他們一直沒有建立起 民主製度，反而基本重複了中國周朝的命運。皇權一開始很穩固，後來逐漸被各地方勢力架空，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國力並沒有因為商業的繁榮而增強，最後被奧斯曼土耳其滅國。民主的關鍵不在是否是商業文明，而在於是否存在有效的權力製衡。歐洲史告訴我們：一個文明程度高的國家，其社會各層麵都具有一種有序的多元性。既有規矩也有空間，而且尊重規矩和空間，此為有序；擁有選擇和選擇權，此為多元。多元是民主製度產生的基礎，有序是民主製度成熟的標誌。

[秋色滿院]

民主製度早在蘇格拉底的希臘時代就已經實行了，羅馬開始也是沒有帝製的共和國（議會製度）。其實如果中國學者學人多寫點具體的社會生活，少點這種高度概括，高度抽象的結論性的文章，讀者自己可以得結論，不需要別人來灌輸些空而全的概念，對讀者或許更能娛樂和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