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毛與他的幾個對手

這幾個對手是劉少奇、周、林、斯大林、赫魯曉夫和蔣介石。

老毛有一句有名的話：八億生齒，不鬥行嗎？說實話，我到現在為止仍然無法完全摸清老毛此言的心理。八億人，不鬥為什麽就不行呢？按照我所能作的理解：在他看來，鬥爭是唯一能夠讓中國的八億老百姓過上平等生活的方式。

很多毛當年的同事和下級，包括後來的曆史研究者，都有一個共同觀點就是毛琢磨不透，翻手雲覆手雨。在我看來，毛的內心裏有兩座基石不允許旁人捍動：身前的權力，身後的名譽。他的權術，都是在這兩座基石上搭建起來的堡壘。篡改辛棄疾的一句詞：君王心中事，身前身後名。

(一) 毛與周

周在黨內的地位在很長時間裏高於毛，周不僅在黨軍兩邊人脈極廣，也曾經利用自己的地位排擠過毛，當然，他對毛的排擠是出於公。

毛在遵義會議前得到了周的關鍵支持，才有了他在會議上的勝利。周此舉也是出於公，因為毛在軍事上的才能得到許多人，尤其是軍事將領們的認可。

長征後，周大部分時間不在延安，基本上在南方，中共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至少在名義上有兩個中央：延安的中央，和周的‘長江局’。相比延安，長江局與蘇聯/第三國際的關係要親密得多，也更受蘇聯的看重。周的遠離延安，是他刻意與毛的勢力範圍保持距離，因為憑他的敏銳，已經對毛越來越了解。出於這種了解，加上周本人的性格，使得周在以後的歲月裏，小心翼翼地不觸動毛敏感的權力神經。在不少時候，他的這種沒有原則的謹慎小心，沒有起到他這個地位所應該起到的平衡和製約作用，完全被毛的意誌所左右。在毛的一些決策得不到其他大多人的讚同（往往隻是毛一個人的主張）的情況下，周經常是第一個轉變態度支持毛的人，他的轉變態度對這些決策的最終出籠起了關鍵的推動作用。誌願軍入朝作戰、反冒進、反右、劉的下台、包括第一次廬山會議都是例子。在我看來，如果周在需要的時候敢於擔當，敢於擔負起一名真正共產黨人的責任（且不說對國家民族的責任）的話，很多曆史將會重寫。

延安七大後，劉在毛的提協下上升為黨內第二號人物，毛在黨內終於有了一個強有力的幫手來對抗周的勢力。周實際上樂於看到自己與毛之間有另一個人存在，這個人無論立場如何，客觀上都是他與毛之間的緩衝層。劉下台後，林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也取代了劉的緩衝層角色。

第三次廬山會議上，林沒看清形勢，錯誤地攻擊了張春橋，遭到毛的強力反擊。周立刻意識到林即將不保，於是在一次非正式的會議上說了一番頗耐人尋味的話，就是“年輕時候官癮重”的那番話。其動機曆來眾說紛紜。周在講話裏向與會者透露自己以前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這對一向講話滴水不漏的周來說，十分不同尋常。在我看來，周已經意識到自己將是毛的下一個目標，因此提前給相關幹部打預防針，免得自己被打倒的時候，他們隻能被動接受官方宣傳而不了解任何真相。

周的預感沒有錯，‘批林批孔’很快就與‘批周公’掛上了鉤，身心俱疲的周先於老毛離開了人世。不過，毛也並沒有獲勝。他的打算是推一個沒什麽資曆的人（張、王洪文或華）到前台擔任接班人的職務，後台由江青來掌控，但其實他心裏很清楚：他死後，江青等人長不了，被弄下去是遲早的事。去世前幾個月，自知來日無多的毛對身邊的人和親信悲哀地表露過：“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公平地說，自從毛成為一把手後，周活得相當不容易，超乎尋常的累，說他鞠躬盡瘁一點都不誇張。他和他所身處的那段曆史，倒底是誰成就了誰，卻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二）毛與林

與毛同時代的人裏有兩位最了解毛，第一位是周，第二位就是林，而且排名順序隻能是周在前林在後。

林從紅軍時期開始，就被毛看成心腹，即使是個別時候林對毛的指揮有公開異議（林的信《紅旗還能打多久》），毛也沒有將他另眼相待。和周一樣，林也是個謹慎的人，林的謹慎在軍事上表現為沒有六成取勝把握的仗一般不打，這與粟裕形成鮮明對比。

建國後，林在59年以前基本遠離政治中心，一副無為姿態。而且林的性格，也決定了他不是一個權利欲很強的人。廬山會議林被老毛拉上山當援兵，他的表現沒有讓毛失望。幾年後七千人大會，劉在發表那次著名講話後，林是唯一一個旗幟鮮明力挺毛的政治局常委，立刻得到毛的積極回應。

從林的日記透露出的信息看，林對毛的方法手段相當了解，因此定下了明哲保身的策略，“主席劃圈我劃圈”，無論大事小事，小心跟隨，絕不輕易主動表態或者作決定。林的許多作法和言談，葉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無法忽視。在相當多的情形和場合下，葉群不僅充當林的代言人，更是毛林之間關係的調和者。林在建國後尤其是文革期間的言行，究竟有多少是林本人的想法，又有多少是葉的主意，現在幾乎無法弄清。

劉倒台後，九大論功行賞，文革勢力和林的人馬各有所獲，相對來說林的勢力稍占上峰。這些人在文革中充當馬前卒，助了毛一臂之力，毛不可能不有所表示，但實際上，對毛來說林已無利用價值，勢力太大反而又引起毛的警惕。而毛看中了張春橋接班（名義上），於是找機會半公開地和林挑明，就是“你覺得小張怎麽樣”那番話。林聽了當時沒吱聲。

第三次廬山會議（70年）是林命運的轉折點。會議前，幾位老帥和林的幾位幹將分別找林談話，表達對張春橋的不滿，希望林替大家出頭，在會議上放一炮。而汪東興也有意無意給林透露了一個錯誤的小道消息，說毛對張、江幾人其實很不滿。有了這些定心丸，林準備了一份講稿，並且事先與毛通了氣。兩人談了半小時，毛沒看講稿，但同意了林在會上講，同時告訴林“不要提具體的人”。林照辦了。

林的講話自然引起了大部分與會者的熱烈反應，其中包括林的人馬、老帥、陳伯達、汪東興、和其他不明內情但同樣對張不滿的人。這些人裏，汪東興的表現頗耐人尋味。毛後來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這個“勢”其實不小程度上是汪哄起來，而他會後與毛之間的對話，又讓毛認為林是點火者，目的是國家主席這一職務。這究竟是汪的故意，是交流中的誤解，還是毛欲加之罪，現在很難弄清楚。

總之，林的講話引起的效果遠遠超過毛的預計，當然，這個效果是毛所不希望的，因為它觸動了毛最敏感的兩根神經中的一根：對文革的評價。

前麵講過，毛對林表露過讓張當接班人的意思，但林還是在廬山會議上對張開了炮。其中原因，林也許是沒有仔細琢磨毛的話，也許是他也沒料到自己的講話會出現那樣難以收拾的局麵。結果，毛被激怒了，以淩厲手段逼迫林的人馬檢討，包括林自己。

這裏不得不說的是，林沒有當國家主席的意圖。原因很簡單，毛曾經給林交過底：設兩個主席，不好搞，我有經驗（大意）。話已如此，憑林的謹慎，他怎麽可能還會去爭什麽國家主席？

周的一生中寫過不止一次檢查，除了紅軍時期以外，其它基本都是交給毛的。而林，在我閱讀過的史料裏，沒找到資料顯示他寫過任何一份檢查。這顯示了林性格裏強硬的一麵：他可以當追隨者，可以喪失原則給別人當槍使，但麵對強加到自己頭上的委屈，絕不低頭。在林看來，自己已經事先征得了毛的同意，毛卻在事後翻臉不認人，逼迫自己認錯。麵對這種屈辱，林決定不低頭。

林的身死，疑團很多。我個人傾向於他本人是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被迫登機，在飛行途中得知飛機不是去廣州而是去蘇聯後，試圖迫使飛機返航。

所謂571工程，是林立果幾個人搞的，林毫不知情。如果是林這樣一位身經百戰的元帥親自動手策劃，不會弄出這樣一份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漏洞百出，而且授人以柄的東西出來。

林的案子，隻要中共執政，絕不會平反。

（三）毛與劉

從遵義會議起，劉就是毛堅定的支持者。他多年領導工人運動的背景，與毛的農民運動領袖的身份相得益彰，符合毛走工農道路奪取政權的一貫思路，因此毛很快看中了這位同鄉，劉也作出了積極響應。“毛澤東思想”這個詞，不是劉首先發明的（發明者是鄧拓），但卻是劉將之發揚光大的。他這麽做是出於一種回報和一種鬥爭策略。通過這個舉動，劉把自己綁在了毛的戰車上。很快，劉確立了黨內二號人物的地位。

劉是有才幹的，也是務實的。建國後，劉長期處在第一線負責中央日常工作，毛則繼續喜歡待在幕後，“研究研究哲學”，看看古書，琢磨琢磨人和事。

57年，毛訪問蘇聯後開始產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想法，這一想法直接導致了“大躍進”的開始，劉起初是“大躍進”的積極推動者。61年，劉在經過實地考察後，思想產生變化。在七千人大會上，講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這番講話，顯示了劉真正共產黨員的本色，也體現出他是一位有擔當、付責任的領袖。這一點，強過周林鄧和其他大多數毛的同代人，隻有彭德懷可與其一比。

很多研究者認為，毛是在七千人大會後開始產生換劉的想法。我個人認為，從毛在大會隨後幾年的動作看，毛至少在當時還沒有罷免劉的想法，否則依毛的一貫風格，劉不可能仍然一直負責一線工作好幾年，並在64年再次當選為國家主席。

真正讓毛產生換人念頭的是“四清”運動。64年底，毛劉就“四清”的工作方針問題產生激烈矛盾，毛此時才意識到，劉的想法與他截然不同。在毛看來，劉不僅代表著毛一直試圖消滅的特權階級，而且劉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響應了赫魯曉夫對中共政策的指責，雖然這種響應並不是劉的意圖，他隻不過是試圖扭轉大躍進的失誤。

69年，劉去世。從嚴格意義上說，文革到此時就結束了。之後直到76年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文革引起的一係列的權力重新分配。

80年，劉被中共大張旗鼓地平反，這是向全國和全世界發出的第一個明白的信號：文革的錯誤的。

（四）毛與斯

斯大林一直不太看得起毛領導的中共，認為他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按斯大林的話，如果蘇共是黃油，那麽中共就是人造黃油。盡管如此，在毛取得中共領導權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都認可了毛的中共領袖地位。至少在名義上，中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不象鐵托。

斯大林出於對蘇聯利益的考慮，對蔣政權重視得多，他在49年以前對中共的指導方針一直是促使毛與蔣合作，盡力維護蔣的合法地位。基於這個原則，斯後來又否決了毛的另外幾次試圖利用抗戰打擊蔣的意圖。從後來的曆史進程看，斯大林的作法在客觀上更符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全局利益。

西安事變發生前，延安多次與張學良秘密接觸，雙方關係友好，張數次贈送彈藥和現金給紅軍。張產生捉蔣念頭後，曾事先與延安通氣，延安（毛）極力鼓動張行動，並承諾一旦成功殺掉蔣，中共將支持張在西北獨立。得到中共的保證後，張楊大膽行動了。不料事變後，延安的殺蔣意圖被斯大林否決，斯大林力促中共與張楊和談，放蔣回南京。當周將此立場告訴張後，可以想象張的心情。他在九十年代獲得人身自由後，無視中共的百般示好，再也不願搭理中共，再沒踏進大陸半步，其心理也就不難理解了。

渡江戰役前，毛也與斯大林作過溝通，斯大林主張劃江而治，毛沒聽。建國前，毛製定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全麵倒向蘇聯。

49年12月，毛第一次訪蘇。一見到斯大林想抱怨幾句自己過去受到的委屈，剛一開口，就被斯大林一句“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輕鬆化解。這句看似簡單的話顯示出斯大林的敏捷和高明，它至少包含著這樣的潛台詞：你（毛）現在是勝利者，因此我不再象過去那樣指責你，但並不表示過去對你的指責不正確，也不表示你現在無可指責。

毛此行的目的是想與蘇方簽署新的互助協定，但在成行前，毛並未將此目的準確地轉達給斯大林，因此斯大林一開始並不清楚毛的訪問意圖，他以為毛隻是想簽訂一份公報之類的東西。在雙方第一次會晤中，毛剛提了一句互助協定，斯大林就打斷了毛，說蘇方不準備簽定一個新的協定，仍以之前與蔣簽訂的協議為準。斯大林的這個態度令毛很不滿，但他當場沒說什麽。

回住處後，毛開始玩起了太極，不主動提出會談要求，不見記者，甚至不怎麽出門。每次斯大林幾次派人來詢問毛此行的意圖（“我們是不是簽訂一份什麽東西”），毛都不正麵回答。不久，美國國務卿發表了一份對中國示好的聲明，使得斯大林開始重新考慮對中國的方針，因為他覺得，如果蘇聯不抓住中國，中國必然倒向美國。另外，毛在莫斯科一個月不露麵引起了西方的猜測，為辟謠，毛接受了塔斯社記者采訪。回答記者提問時，毛說此行的一個目的是與蘇方簽訂一份新的同盟條約，斯大林這才明白毛的真正意圖。

新的同盟條約規定，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入海口（旅順大連）幾年後將歸還中國，因此斯大林開始重新考慮金日成進攻南朝鮮的計劃。對斯大林來說，無論戰爭結局如何，蘇聯都將重新獲得入海口，或者在旅大，或者在朝鮮。不久，朝鮮戰爭爆發。

毛極力主張中國出兵朝鮮，其內心真實想法究竟如何，這些問題在史學界一直比較模糊。在冷戰史原始資料占有方麵有得天獨厚優勢的沈誌華，在他的著作中關於這些問題也沒有給出一個板上定釘的結論。不過，他給出的分析還是很有力的。毛對金日成在這個時候發動進攻原本並不支持，原因是中共當時的重點是解放台灣，還沒做好援助北朝鮮的準備。直到美軍打到了新安州，毛才改變了想法。他覺得，一但美軍占領了整個朝鮮半島，他們的下一個目標肯定是中國東北，與其到時候在東北打，不如這時候在朝鮮打。而實際上，毛的判斷是被麥克阿瑟不負責任的狂妄言論的誤導所致，美國政府其實一直在盡力避免戰爭擴大。

毛的這一判斷無論是否正確，至少在當時應該是一條很有說服力的出兵理由。可奇怪的是，在毛與政治局成員討論是否出兵的前幾次會議（彭還沒來）上，毛始終沒有大大方方地拿出這個理由來說服別人，卻找出其它一些很勉強的理由，比如“三架馬車，兩個都要朝前走，隻剩我們也隻好跟著走”（大意）。在我看來，毛對於出兵朝鮮，內心裏似乎還有其它不能明說的想法。

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結束後，中國無論在軍事和政治上都處於非常有利的地位。這時，當時對中國態度友好的印度在多方奔走後提出了一份停火議案，建議朝鮮南北雙方各自將軍隊撤回戰前位置（38線為界）；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半島；商討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美國從台灣海峽撤軍（注意這一點）。這一提案不僅被絕大多數國家接受，甚至美國也頂著國會的巨大反對壓力勉強接受了這個議案。對中共來說，在軍事上，誌願軍將美軍打回了38線；在政治上，中國既贏得了對頭號軍事強國的戰爭，也贏得了其它國家道義上的支持。如果中共此時接受這個議案，實現停火，可謂名利雙收，當然，也就不會有今天的台灣問題了。

可是，斯大林與毛拒絕了這個提案。這一來，中國背負上了不顧國際準則、對朝鮮有領土野心的不良形象，因此站在了大多數國家的對立麵。兩周後，聯合國通過了1771號決議，譴責中共為“侵略者”。非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裏，隻有印度和緬甸投了反對票。

板門店談判期間，斯大林去世，使得中方放棄了一直堅持的多項談判底線，包括戰俘遣返的方式，最終簽署了停戰協定。

朝鮮戰爭，中國付出傷亡二十多萬人的代價，卻沒有獲得任何實際利益，還失去了統一國家的最佳機會。

斯大林一直擔心毛成為第二個鐵托，中共派兵入朝作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的這種擔心，拉近了斯大林與毛的關係。但總的來說，斯大林對待毛的心態，與他對待社會主義陣營裏其它國家沒有本質區別，都是一種家長心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斯大林首先考慮的，永遠是蘇聯的國家利益，其次才是意識形態。在很多時候，後者所占的份量非常小。斯大林也許殘暴、多疑，但他是個堅定的國家利益維護者。

（五）毛與赫

如果要問誰是對新中國幫助最大外國人，在我看來這個人應該是赫魯曉夫，雖然他的名字在中國不僅遠不如尼克鬆響亮，甚至名聲不佳。

赫上台不久，就在中國建國5周年的時候給毛送了份厚禮，包括把旅順大連歸還給中國，並中止了在中國老百姓眼裏有出賣國家利益嫌疑的四家中蘇合營公司。赫在作出這些決策的時候，頂住了來自蘇共內部各方的巨大壓力。

56年，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了著名的秘密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裏引發巨大震蕩。毛用一篇社論及時幫助了赫，糾正了秘密報告引起的思想混亂。隨後爆發的波匈事件，毛再次堅定地支持了赫。

此後直到59年，赫對中國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使中國在落後的農業國基礎上搭建起了工業建設和科研的幾乎全部規模。這一規模的巨大作用，如今很少有人意識到。實際上，它讓中國成為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沒有之一。這一點超過當時的蘇聯，也超過今天的美國、日本和德國。可惜的是，這一優勢並沒有被中國政府很好地利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不僅工業技術，赫對中國的另一個幫助是製造原子彈的關鍵技術。公平地說，沒有蘇聯的幫助，中國的原子彈爆炸不知道要晚多少年。這裏沒有不尊重兩彈功臣們的意思，但是原子彈這種東西不是飛機坦克，有圖紙就能造出來。有些部件，沒有專家的指點，就算有所有圖紙和技術資料，不會做還是不會做。這些事情，問問經曆過兩彈的中國工程師們就知道了。

毛在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受到熱捧，讓他開始有了當世界共運領袖的想法。為實現這一想法，赫成了毛無法繞過去的障礙。

58年，發生了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風波。從目前俄羅斯檔案館披露出的資料看，蘇方對毛在這兩件事情上的大發脾氣一直無法理解。單從兩件事本身看，蘇方的要求並沒有侵犯中方主權的意思，完全是商量的口吻。退一步說，即便中方全部按照蘇聯的想法來搞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那麽中方在國家利益上吃的虧也遠沒有50年初的中蘇互助條約來得大。要知道，中蘇互助條約的簽訂，可是以中共承認外蒙的獨立現狀為條件的。與互助條約相比，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這兩件事情根本算不了什麽。毛在這兩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背後有其個人動機。在我看來，這是他給赫下的第一份非正式的挑戰書。

赫前腳一走，毛就下令開始了之前有意推遲了幾天的炮擊金門。顯然，他是想讓外界以為，炮擊金門是中蘇商議後的行動，美國和老蔣果然上當。其實，赫事先對毛炮擊金門的打算毫不知情，吃了個啞巴虧。他對毛的反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赫59年與艾森豪威爾舉行戴維營會談，風頭蓋過了毛。另外，赫與美國總統的會談，將曾經代替蘇聯出頭與美國直接交戰的中共置於尷尬處境，引起毛的極大不滿。於是在赫回國路經北京的時候，毛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與赫發生激烈爭論，雙方不歡而散。

毛指責赫是修正主義，向帝國主義妥協，而自己的鬥爭路線才是列寧主義的真正繼承人。其實，這些主義之類的名詞不過是幌子，是攻擊對手前必須先撐起來的旗幟，與宋江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旗幟沒有本質區別，打旗人的動機才是所有問題的中心。對毛來說，這個中心就是國際共運的領導權。二十多年以後，毛向美國靠攏的速度，遠比蘇聯快得多，此時赫已作古，沒機會反問毛一句：倒底誰才是修正主義？

大躍進等運動造成中國糧食短缺，農村有餓死人的事情發生。赫對中國的政策發表了一些諷刺性批評。這些批評，與當時劉少奇主導的糾正大躍進錯誤的行動交相作用，使毛認為劉是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直接導致了劉的下台。

作為最大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赫難得地具有超越狹隘意識形態的眼光。他認為兩大陣營之間，緊張是暫時的，和解是大趨勢，他曾真誠地謀求美蘇之間的和平。

他對毛的某些批評，包括當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大躍進的評價，現在看來是正確的。他下令撤回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也許衝動了點，但不能因此忘了他對新中國所給予的真誠幫助。

斯大林一直欺負毛，毛一直忍著；斯大林死了，毛把氣撒到赫身上。

老毛在講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句話時，也許他內心裏的意思是：我鬥故我在，不鬥行嗎？

（六）毛與蔣

寫作本文時本來沒打算包括蔣，原因是某些蔣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現階段還看不清楚，毛蔣兩人之間的成敗得失，不象前麵幾位那樣已經基本定論。

中國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統治，以一個大國身份躋身於國際舞台，並不是開始於49年，而是在1945抗戰勝利後就做到了。中國人民在蔣的領導下，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贏得了勝利和尊嚴，蔣功不可沒。

在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脅的大前提下，蔣具有改變中國社會麵貌的理想，這一理想所依重的力量是他出身於的士紳官僚階層，這與毛倡導的革命所依靠的社會底層大眾，在利益上是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蔣在大陸統治期間，其最底層的行政機關是在縣一級，國民黨黨務的辦事機構則連縣級都遠遠未能普及，在鄉村級別，蔣依托原有的宗族鄉紳實施代理管理；反觀毛，抗日期間的根據地和抗戰後的解放區內，行政和黨委機構都是建到村一級。在軍隊內部，毛的黨支部控製到連，即使拋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底層士兵中帶來的凝聚力不談，單單是這種極度嚴密的組織結構，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證了毛對軍隊的絕對控製權。而國民黨在軍隊內不設常駐黨務機構，相對“三民主義”相對寬鬆的意識形態約束，蔣更看重下屬對上級個人的忠誠，這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很難擺脫的思想局限，蔣自然也不例外。蔣對大陸的統治，起步於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雖然最終在表麵上達成了全國統一的局麵，但軍閥割據所帶來的各類後遺症在很大程度上仍普遍存在，這使蔣的實際統治權力打了很大折扣。

蔣對鄉村管理上的忽視，對嫡係以外軍隊的缺乏有效控製，使他的對手毛能夠在農村紮根，並以此為基礎迅速狀大。

國民黨內部貪腐成風，蔣即使想改變也無能為力，從他的日記中能看出，他對此也頗無奈。在中國曆史上，對物質利益的追逐始終是曆代官僚階層的一個常態，作為其中一份子的蔣自然不可能對此有所作為，即無心也無力。

上麵提到的這些因素，是蔣最終丟掉大陸的主要原因。 

作為一名出身士紳家庭同時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蔣雖然年輕時少不了聲色犬馬的放縱，但在總體上，尤其是登上權力頂峰和信奉基督之後，他變成了一個相當自律的人，此後終其一生保持著嚴謹的生活作風，做得比他的絕大部分部下好得多。

毛和蔣，都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曆史中吸收了豐富的精神資源，但側重點不同。蔣更循規蹈矩，以三民主義之名，行儒家統治之術；而毛偏愛法家，喜歡不按規矩出牌，以非常規之舉而達超常規之治，其一生的準則，或者理想。

蔣早年對中國政體發展的策略，有一個分三步走的想法和承諾，即軍政、訓政、憲政。台灣開放黨禁，是蔣經國替他父親實現由訓政到憲政的承諾。台灣的民主政治經過了一段探索中的曲折，目前逐漸走上了正軌。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文明水準方麵，台灣比大陸做得好得多。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成就可以被看成是蔣的遺產。我們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是五千年一路傳承下來的傳統文化，而蔣，終其一生，都是這片家園的保護者而不是破壞者，僅此一點，他就應當被重新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