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天涯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前段時間我在讀兩位曆史學家各自撰寫的世界史，一本是美國的L.S．斯塔夫裏阿諾斯（L.s.stavrianos）寫的《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後的世界》（一部書分成兩卷），另一本是德國人曼弗雷德•馬伊的《一口氣讀完世界史》。剛讀完第一遍，目前還在仔細消化讀過的內容，邊想邊寫，就有了這篇短文。拿出來獻個醜，歡迎愛好曆史的朋友們一起探討。
本 文的題目稍微大了點，我無意（也欠缺足夠的學識）去總結歐洲曆史發展的特點。寫下這個題目的時候，腦子裏想得其實是中國曆史，暗自把歐洲曆史與中國曆史在我有限的知識範圍內做了點比較。因此本文所說的“特點”，其實是與中國曆史相對而言，側重於中國欠缺或者情況不同的特點。
必須先說明一下，歐洲發展進程中起最根本作用的兩個因素是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有關這兩個因素的相關論述著作可以說浩如煙海，遠非一篇短文所能涉及，以後有時間，再整理這方麵的思路，本文暫且不談它們。
第 一個特點：歐洲在絕大部分時間裏，在權力結構上幾乎沒有形成過一個統一持續的大金字塔，而是數十個不斷變化的小金字塔，這一情形如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在歐洲，沒有一個勢力能夠不受另一個（或幾個）地位相等的力量的製衡而獨立存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歐洲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分”的時期遠長過“合”。 查理曼帝國雖盛極一時，但存在的時間很短，不到五十年就一分為三；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即使在其巔峰時期版圖也始終沒有覆蓋今日的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地區，而且這個帝國名義上雖然一直存在到19世紀，但實際上從12世紀起一直處於鬆散的聯邦形式，而不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非常象中國的東周末期。
即使在一個國家內，君主也絕非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橫的方向，羅馬教皇的地位基本上高於君主，本國教會的地位不僅與君主平起平坐，而且在地方的勢力很大。教俗之間有合作（9-11世紀），也有相互爭權，但基本上彼此之間有相互製衡的關係存在。縱的方向，領地內的貴族（後來過渡發展成商人階級/資產階級）也對君主勢力既互相依賴（聯合抵禦外來侵略或教會勢力），也互相製約（稅收利益分配、對領地的實際管理權）。
就這個特點來說，中國曆史的情形即有相似也有不同。從秦朝算起，中國以中原為中心形成的統一（包括蒙族創立的元朝），約1000年左右，而分裂時代大約1300年 （春秋戰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分裂時代長於統一時代，雖然兩者在量上差距不大，但可以說基本與歐洲相似。不同的是，在任何一個統一時代，在統一區域內都有一個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而沒有與其地位相等的製衡者存在。換句話說，中國曆史在幾乎一半時間裏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形態穩固的金字塔。
第 二個特點，歐洲的發展中一直存在來自上層和民間的、自始至終的對商業的支持和對商人的尊重。商人階層是技術革新（尤其是工業革命）和民主政體的背後推動力。十字軍和後來各種海上探險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基督教（消滅異教徒）和尋找財富（黃金），以這些探險為直接動力，導致了航海技術的極大進步和之後其他工業 技術革新。皇室與商人、平民平等地參與對海外探險的投資，並直接導致股份公司這一新事物的出現，推進了商業契約的進步。
商業在中國的情況有些蹊蹺。雖然從文官集團、地方鄉紳到普通百姓，沒人和經濟利潤過不去，明著暗著追錢逐利的反倒是不少，可是在官方話語和現實中，旗幟鮮明地追求利潤的商人（即使是正當合法的商人）的社會地位卻曆來很低。
第三，小金字塔相互之間存在競爭，並隨著商業的發展愈演愈烈，這些競爭帶來了科技進步，直接推動了國力的增強。海上霸主的幾度易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就是例子。
中國曆史上，來自外部的競爭也有不少，比如大大小小遊牧民族，有些甚至將中原政權取而代之，比如元清二朝，但是在大金字塔內部，促使技術進步的動力幾乎為零，這點後麵還會講到。
第 四，歐洲沒有“士”這樣一個社會階層。中世紀的歐洲主要有三個社會階層：封建（采邑）主和教士階層、騎士階層、農民（自耕農和農奴）。文化知識（主要是宗教有關的文學、語言知識和少量數學、天文知識）的掌握和傳播的權力在教會（修士）手中，而教會沒有或者缺乏對社會的世俗控製權（該權力在封建主手裏），因 此在歐洲，從來沒有形成在中國宋代以後實際管理國家的文人（士）階層。
我國宋代以前，政府官員主要來自地方有勢力的家族，或者來自皇族本身；隋朝開始的科舉考試，在唐代逐漸壯大，至宋代形成規模，來自社會各階層的讀書人得以大量進入各級政府部門，形成文官係統。到了明朝，這一文官係統極度膨脹，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帝國實際的管理者和操縱者。
文 官治理國家，這一點曾讓歐洲的知識份子羨慕不已，但是在中國曆史的文化背景下，情況並非聽上去那麽美妙。文官出身於底層、鄉紳或者商人階層，但是一旦他們進入文官係統，就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階層，在利益上既代表不了底層農民，也代表不了鄉紳商人。雖然在個體上他們不乏為本家族牟取利益的行為，但在整體上他們 代表的不是某個階層，而是一種“道統”。他們的思維方式有農民的成分，也有儒家的成份，因此行為方式也是這兩者的混合。在公眾視線裏，他們以“道統”的名義對下行使管理職能，對上向皇帝負責，至於他們在名義背後的心理動機，則十分複雜。龐大文官係統的存在，大金字塔的超級穩固結構，對商人的低視，中國相對 眾多的人口，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整個社會絲毫沒有推進技術進步的動力。
一個流行的觀點是儒家文化也是主要因素之一，我個人對這個觀點持保留態度，我的看法是儒家文化也是某種結果，而不是起因。
第五，人口相對少，資源相對不足，在中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土地的單位產量遠小於中國的水稻，因此對貿易的依賴程度相對較大。後來在商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歐洲對海外財富的興趣變得越來越巨大。
而在我國，除了天災造成的歉收以外，農民基本能做到自給自足，生存壓力相對小得多。在明代商業發展時期，中國充足的人口資源讓商業主很容易能將產品保持在低廉價格水平上，因此沒有改進生產技術的動力。
第六，地理的因素使得歐洲與其他地區的交流相對容易得多，尤其是早期與中東的交流（包括奧斯曼土耳其對歐洲的入侵），既擴大了歐洲人的心態和視野，也為日後的擴張政策埋下伏筆。
中國西部的險峻高山將中國隔絕在了歐亞大陸東端，既阻擋了來自西方的入侵，也阻斷了雙方的有效交流。明代的航海技術曾經是世界領先，但幾下西洋之後，遠洋探索行動最終被皇帝下詔終止，中國從此進入閉關鎖國狀態，直到19世紀被歐洲人從海上用武力打開大門。
第 七，文藝複興運動讓歐洲人從崇拜上帝向崇拜自己（人類）轉化。仍然保持對上帝的崇拜，但不再被動地接受命運、祈禱來世，而是相信人類的智慧，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力，注重現世。宗教改革（馬丁。路德發起）過程中，西歐地區（主要在英格蘭和法國）出現的加爾文教派，更是鼓勵通過個人的勤奮和節儉來改變命運， 這一精神後來隨著一部分加爾文教徒（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被稱為清教徒）移民美國而成為“美國精神”的重要內容。
我國沒有宗教傳統，對現世投入幾乎全部關注。對知識份子來說，儒家強調尊重等級，聽命於傳統；道家講清靜無為；禪宗主張“本來無一物”，在人生態度上都消極了點。廣大的底層百姓中信佛的不少，但絕大部分真正在乎的實際上仍然是佛對現世的好處。
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儒家思想，究竟誰是因誰是果？這個話題非常大，應該另有高人論過，就不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