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人間：大衛之隊

大衛是我的鄰居，我們雖然住在同一個社區，但並不屬於左鄰右舍的範疇，所以平時也見麵不多。他的小兒子和我兒子同歲，在同一所學校的同一個年級上學，而且他倆是好朋友，因為這個，我和大衛總免不了要偶爾見麵，慢慢就熟了。 

大衛是個木匠，手藝精湛，因此平時的活計不斷。教育孩子的任務，自然落在他太太身上。但是我總覺得，實際上他對孩子在教育上的關心程度，要超過他太太。 

有一次在學校門口碰到他，他問：“你知道嗎？咱們的學區可能要變了，變成XX小學。” 

這裏不得不先介紹一下美國的中小學學區分配。美國的中小學按照居住的社區分配學區，孩子上那所學校完全由住址來決定。學校當然有高低之分，如果想送孩子上好學校，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好學校所屬的學區買房子住下。當然，某個社區屬於那個學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每年各社區的居民人數都會變化，如果分配不當，會出現某所學校人滿為患，而另一所學校學生不夠的狀況。實際上，學區的劃分幾乎每年都要重新調整。當然，有可能被調整的隻是那些位於兩個臨近學區的社區。換句話說，如果住在學校對門，是永遠不會被調整的，除非學校搬家。我和大衛所在社區正好就是處在兩個學區的中間地帶。 

我說，我聽說了這件事，但是從一般的標準看，這兩所學校都不錯，上那所都一樣。 

“不，不一樣。”他搖著頭。“要換成的那所學校體育場非常小，遠不如我們現在這一所。” 

“可是...我們對此無法改變，不是嗎？”我說。 

“不，是有辦法改變的。”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傳單樣的紙。“縣教育委員會為這件事情要舉行兩次公開聽證會，第一次就在下周，時間地點在這張紙上。你能來嗎？”說著他把傳單遞給我。 

我遲疑地接過來。“我可以去。但是。。我還是那個意見，我不覺得換所學校是件壞事。” 

“好，到時候見。”他跟我握了握手，開車走了。 

聽證會那天，我去的晚了點，進入能容納五六百人的會場時發現裏麵已經座無虛席，連走道裏都站滿了人。心裏感歎沒想到老美對孩子學校的關心程度並不比我們中國人差多少。 

聽證會開始，在縣教委的一名官員介紹了聽證內容後，全體教委成員開始聆聽公眾發言。每位發言者有三分鍾的時間，發言開始後，一個計時裝置立刻啟動，從三分鍾開始倒計時，時間一到，發言者麵前的麥克鋒將自動關閉。 

大衛的發言顯然沒有經過太多準備，多半是即興的，想到那兒說那兒。我聽後覺得，不知道教委的人怎麽想，至少我沒有被說服。 

聽證會結束後，我在停車場碰到大衛。他也顯然對自己的發言不滿，但是他說：“我們還有一次機會，下次聽證會我要好好準備。你瞧我的吧！” 

第二次聽證是兩周以後。一開始的情形和第一次差不多，甚至我已經開始覺得有些枯燥乏味。很快，輪到大衛出場了。這次，他還沒開始發言我就已經看出他是經過精心準備的，因為他不是一個人來的，而是十個，而且每人身穿統一的藍色T恤。 

這十個人分成了五組，每組兩人。每次發言上去一組，一個人講，另一個人站在旁邊舉著一塊一米見方的紙板，紙板上是為配合發言內容而專門製作的各種圖表。舉紙板的人根據發言者講話的內容不斷更新（翻動）紙板上的圖表。發言完畢，下一組繼續。這支由五個組組成的團隊分別從交通距離，社區人口，文化多樣性等五個方麵，對更換學區的提議提出反對意見，每一個組重點闡述一個方麵的內容。發言者口齒清楚，語言流暢，發言內容有理有據，條理清晰。不僅如此，這個團隊顯然經過了精心演練，每個組的發言都被精確控製在了2分58秒到3分鍾之間，基本上都是話音剛落時間即到，絲毫不差！ 

說我不吃驚那是裝出來的。不僅我，在場所有聽眾都幾乎沉浸在他們的精彩表現中，很多人幹脆不再關心他們的發言內容，而紛紛拿出照相機給他們拍照，教委的成員們也紛紛點頭表示佩服。 

他們的發言結束後，全場掌聲四起。大衛和他的團隊站成一排，麵對大家鞠躬致謝。 

兩個月後，我在當地報紙上看到消息：我們這個學區的變更計劃被取消，原定學校不變。文章說，這是本次所有學區變更計劃中唯一被取消的一個，原因是“（對該計劃表示反對的）辯論團隊在聽證會上的表現，是十年來最令人難忘的一次，令人無法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