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關
讀書，走路，吃遍天下
烈日炎炎，忍無可忍。我家大人揮一揮手說，走，到“渦戈”投奔劉阿貴去。
汽車在崇山峻嶺裏逆溪流而上。幾小時後，柏油馬路旁，出現一個路標：渦戈鄉。老爹說，這個鄉解放前曾經是這一帶有名的集市：大煙館，妓院，賭場林立，人們 也在這裏交換藏民手裏的毛皮，而鹽巴和茶葉也從這裏運輸到更深的山裏去。我老爹的幾個舅舅都曾經在這裏活躍過，有個舅舅販賣過鴉片，而另一個跟著國民黨去 了台灣了。
汽車轉過一片水潭，老爹說，1976年地震的時候，這裏的山垮了，一個村子整村被埋了進去，現在就在這水潭底下。全村隻有兩個在縣城上學的小孩僥幸逃脫。 地震後的第二年，我老爹就到這附近的藏族自治鄉衛生院做了院長，而炎炎夏日我們要去投奔的劉阿貴，就是老爹帶的赤腳醫生之一。那年我爹22歲，劉阿貴比他 小三歲。雖然隻是三歲，去年我爸爸按照風俗給自己做壽衣的時候，劉阿貴還是按照子侄的輩分，和我們姐弟兩一起，給我爸爸送上衣料錢。
記憶裏，那個鄉衛生所是個大院子。下雨的時候，在院子裏就能聽到附近山澗的水聲，大人們有時候還說，聽，娃娃魚在叫喚。衛生所門口有棵大核桃樹，下麵就是 白馬河。也就是“史記”裏，“西南諸夷，白馬為大”的那個白馬族人聚居的地方。林業局在那上遊伐木，大原木順流而下，兩岸的人有時候就去撈起來自己用。零 星就聽到人說，某某在激流中被木頭撞死了。
史書上的白馬人後裔依然生活在那裏，我隱隱忽忽記得小時候，那裏類似潑水節的節日。到了那一天，小夥子們高舉著黝黑的鋼釺搖頭擺尾，走過寨子，人們就潑水 到他們身上。而那鋼釺平時是用來剝樹皮的，有運輸木料的車在寨子裏暫歇的時候，人們就蜂擁而至，用鋼釺把樹皮剝下來，曬幹之後燒火用。
我爸爸在那裏待了十年。而我媽媽也在那裏做過一年多的大夫。那時候，父母分別出診，他們都挎著醫箱，一個背著我，一個背著我弟弟到了病人家裏，就讓老鄉把 雞蛋黃裏放上糖攪成糊糊。一家又一家，一山又一山。那個時候，出診是不要錢的，老爹說：共產黨一個月給你28元錢的工資，就是讓你做這個的。隻是收點兒藥 費。院子裏有時候有幫我們劈柴的白馬婦女，也許那是連幾分錢藥費都出不起的人，那些婦女穿著藍色的長裙，頭上纏著一圈黑布，黑布上有大大的白環，頭發長長 的編成辮子，在腰間一捆，再拖下去。
我記憶最深的家，是鄉衛生所的一個內外套間。爸爸休息的時候，就帶著槍去山裏轉，打了錦雞回來，放在廳房裏，錦雞的尾巴特別長，一直拖到裏麵的睡房裏。有一次，我被媽媽背在背上，同時，她還抱著比我小一歲的弟弟，鄰居說，哎，背一個抱一個的。
這些都是我最初的一些零星的記憶片段。
話說，我們到渦戈的時候，劉阿貴正站在他家門口等我們。我一見他就笑了。
我想起了一路上大家說起的劉阿貴的傳奇了。
劉阿貴這些年來，做些小營生，販藥材，販野菜，也不乏各種法律的擦邊球：販木料和動物毛皮，當地人很多都這樣。我老爹說，劉阿貴的車開壞幾輛了，卻從來沒 有考過駕照，也沒有上過車牌。他敢開著他沒有車牌的車到綿陽，甚至成都去。隻要被交警抓住，他就再也聽不懂漢語了。我想象裏，他就摸著他斜著戴的黃帽子， 一口白馬藏話：阿壩洲來的，你懂伐？還未開化，你懂伐？你滴漢話我滴不懂，你懂伐？要錢滴沒有，要人俺就跟你走，你懂伐？
雖然他的車也常被扣，但是不管在哪裏，他都能找到辦法把車撈出來，我老爹說完不一會兒，迎麵馳來一輛沒有牌照的車，轉過這深山峽穀間的青山碧水，絕塵而去。
我記得父母說，當年我小時候，全家人的糖票給我換成奶粉我也餓得常哭，大人們忙的時候，劉阿貴總抱著哄我，給我教他們白馬族的歌謠，有可能就是“漢民把我們趕上山，藏民奪了我們的田”之類的白馬人被漢人驅趕，又被藏族同化的世代相傳的老調子。
我笑著再次看到劉阿貴，他早已不是唱曲子的少年，也不是那破黃帽子的苦相。他發福了，開始謝頂的頭上，已然白發生。
二
劉阿貴的家，是一棟三層的石頭樓。劉阿貴的家原來在山上，那年地震後，政府要求山上的人搬下來。其實，這些年退耕還林，山上的耕地少了，而山下的營生越來 越容易，遷到河穀地帶，本來就大勢所趨。這些新建的村子，以整村推進的的原則修建。這個村子，是用石頭修葺成白馬人傳統的樣式。政府負責修兩層。之後，村 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往上修。劉阿貴有五個孩子，所以他又修了第三層。這也是他當年那麽辛苦營生的原因。
不過苦盡甘來。他大兒子考上公務員，在另一個縣城裏工作，他給兒子買了車，買了房。其餘幾個也都各有各的門路，一會兒他女兒也開著車從別的鄉來看我們，那小外孫女兒，穿著複雜的白馬藏人的花馬甲。劉阿貴的妻子繡的馬甲，能賣上很高的價錢。
剛進屋子，父母輩們，就各自組團，各占屋子打麻將去了。我卻是第一次來。
這棟樓雕梁畫棟，一側的牆上畫著白馬人的女子，正在把酒而唱。他廚房裏掛著臘肉，他妻子說，當地養豬場的肉不好吃，這些肉都是過年的時候，開車去更深的山 裏麵買來的。院子裏，一根黑色的管子源源不斷地流淌著大股的水，我去接了一些，隻覺得冰寒刺骨。原來是從高山上直接接下來。後來，就是用這水做的玉米麵幹 飯，真是讚不絕口。
當地一戶村民的房子：
老爹常說過，劉阿貴在給自己搬新家之前，一直都是我家搬家的主力軍。
我媽媽隻在藏鄉待了一年多，就調回了縣城。爸爸雖然還在鄉下，不過卻已經在縣城買了塊地，修我家第一棟房子。那是土木結構的二層樓。那些木頭就是劉阿貴和 我爸爸天天在寨子附近的林子裏轉的時候找的：遙想那時候巨木參天，這二十幾歲的兩個青年商量說：這棵樹適合做大梁，而這一根是多好的椽子啊。他們相互說 著，就開始帶人砍了。然後，裝上車，把別人送的煙再送給檢查木頭的卡哨的人，這樣過了關，再進了城。
就在那個兩層的木樓裏我渡過我的童年，我家的圍牆是紅磚的，牆角有個小水缸養金魚。院子裏石榴樹和梨樹長得比房子還高。樓上木走廊的梁上常常吊著個秋千，葡萄藤有時候就盤進了木欄杆裏。
等到我七八歲吧，爸爸從那白馬藏族的寨子調到了縣城的醫院。那個時候，人們開始說，醫院裏居然沒有錢就不給看病，大家都不可思議地歎著世風日下。而現在，沒有錢就不能看病，這是就和太陽升起來一樣理所當然。
那時候的劉阿貴，是一幅土而苦的形象。回想起來臉紅，小時候，我特別以貌取人，那時候我家有條狗叫“點點”，遇到西裝革履的客人，它就搖頭擺尾，一副親昵 可愛的模樣。而農民模樣的，昔日的老鄉找我父母看病的，它就撲上去咬住褲腿。正像是那時候年幼無知的我心裏藏著的那份自以為是。
也就是那個時候吧，我老爹那個去了台灣的舅舅終於傳來消息要回來探親了。不過他到了距離縣城幾十公裏的鎮子的時候，他特意打電話過來說，侄兒外甥他一概不 認，不要問他要錢，他隻認他的兄弟姐妹們。後來等他見到了我的奶奶，我奶奶堅決拒絕了他的錢，並且說，我的兒女都有工作，生活得非常好。那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在別人眼裏是也是窮人。
我家後來又一次搬家。就是把原來的的木樓拆了修成了鋼筋水泥結構的，三百平米多平米的建築麵積外加四十平米的地下室，有乒乓球室，樓頂還有葡萄棚。而原先 養魚的水缸，修成了帶著假山噴泉養著睡蓮的魚池。我們姐弟早已到了外地了，而劉阿貴的女兒在縣城上學的時候，就常常住在我們這屋子裏。
父母家小院裏小水池：
這個時候，台灣那個舅爺的女兒從定居的加拿大第一次回老家探親。而我正在準備出國，老爹阻止說，還是別出去了，感覺外國也不是很好，你看你這個表姑，還是個碩士，吃穿用度，都顯得捉襟見肘。
最近，新聞裏說，有些房地產商忽悠人到歐洲買房子，比如忽悠人說買25萬歐元的房子，就可以全家移民去希臘。我對家人說，如果老爹把老家的院子和他們現在 市區的住所都賣掉，就可以湊夠去希臘買小農莊，他們的退休金加起來換算也有一千多歐元了，如果能有醫療保險，那麽已經可以去希臘養老了。後來一想，退一萬 步說，就算不是忽悠，到希臘養老，未必比到“渦戈”養老更好。然而，我們普通的百姓，能在經濟上平視西方人了，這些卻是三十年前，我們在藏鄉的時候，二十 年前，我們住在木樓上的時候，甚至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
有個經濟學家說，他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他還曾鄙視說中國的草民們隻關注經濟的不平等，而忽視了政治的不平等。
然而我輩草民們卻從生活中深知，經濟不平等幾乎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神仙們打架何須問，但是一路自己走過的路，利益核心之所在，卻容不得旁人忽悠。
村裏的小街道和議事廳
柴火
村口的學校
地勢比較高的地方的民居
大家都在打麻將的時候，我出去走走。這寨子有六條街道，街道整潔，水渠裏流水潺潺。村子中央是村民的議事廣場。那天，我使用了幾個村民的廁所，都相當幹 淨。以前，我從事過野外工作，盡管我小時候也在農村生長過，但是後來再讓我去適應農村的廁所可真困難。突然想起，有朋友說，現在農村人也幹淨了，隻要有條 件，誰不想幹淨呢？
這裏是周圍幾個縣城的人農家樂的一個去處。而這附近的另外一個村莊，以飼養冷水鱒魚知名，而成為周圍居民吃魚的去處。老爹說，現在這村裏，除了在城裏買 房，家裏還能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人，比比皆是。老爹這幾年身體不好，動了幾次大手術，他說，要是農民的話，可以報銷掉百分之七八十。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那天下午又去登山。山澗水清又急，居然還有小蝌蚪在裏麵搖搖擺擺。回看來路，艱難險阻，來之不易。
希望你父親能保重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