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
第一部分
所以冠名為劄記，隻因以前從來不喜看書評，一直以為，不管多好的文藝理論評論家都不可能真的讀懂別人寫的小說，所以他們的評論也隻能代表自己。憤憤然，既然不能全麵理解作者寫作的初衷，何必還要費心去寫那些評論，指導（幹擾）旁人的閱讀與思考。要不就是作者請人來寫書評，意義不在評論者寫了什麽，而在於借助那些專門靠寫書評幫助作者出名的評論家們的名氣，炒作。
我就不知道書評該如何寫。有時看過一本自己喜愛的書，看完後也真的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幾乎就沒寫過類似的東西。認為最好不要去評論，把自己擺在一個與作者不同的平台上去指指點點的說三道四。
至於劄記就不同，可以在閱讀完別人的著作後，任憑自己胡說八道的借題發揮，甚至可以發揮出文章以外的話題，天馬行空。
看到過一段故事，當初莫言讀了《百年孤獨》後說，小說居然還能這樣寫。於是便寫出帶有自己獨特風格的怪誕小說，於是後來就得了諾貝爾。不明白這裏麵真的有什麽關係，還是莫言在故弄玄虛，還是一些人在鬧妖兒。反正是因莫言得獎，而後寫字界們也評論過一段，鬧哄過一段。
最近看了幾本書，是與老北京有關的。因為是連續看完的，突然感到有想寫點體會的衝動。不是想去評論，那三部小說（？）的作者都比我強，人家的寫作初衷我無法體會，隻是想作為讀書劄記，記錄下一些我看完那些文字後受到的啟發和自己的想法。我不太善於劃分文章的屬性，把文章歸類於小說還是散文。有時感覺大概隻能算是雜文吧。好像雜文並不入流，隻是我感覺這幾篇文章真的不該算是小說，但又確實是小說，因小說多是虛構。也許人家是在虛構，隻是我誤以為真。
說是幾篇，其實也就三篇，故事裏麵的內容時間跨度比較大。先看的是馮唐的小說《北京 北京》。描寫的時代大概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距本世紀看起來有些遠。第二篇是北島寫的（這篇該算作回憶之類的）《城門開》，橫貫了半個二十世紀。最後一篇是李敖寫的《法源寺》，那可就更加古老了。
同是寫的北京，風格卻完全不同。從不同角度看到北京的一連串曆史與國家個人及民族的演變，使得北京人穿梭在幾百年的輪回中，卻發現，原本是站在大地上的北京人，在經曆了從戊戌變法後的百多年後，有意無意間的就漂浮起來。也許是與作者本人的閱曆有著太大的關係，也是與作者生存的年代有著不同程度從文化上的銜接度。他們筆下的北京，近代反而比遙遠的過去更加虛無起來。
李敖，我不太喜歡他的嘴，卻對其人的知識敬仰。此人善辯，屬於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一類。然後，盡管我不太喜歡他那張嘴，偶爾聽聽卻也發現很多“道理”是可以那麽樣講的，如同莫言發現小說也能像《百年孤獨》那樣寫是一個道理。
李敖進過監獄，深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他懂得說話是需要證據支持，所以在用那張爛嘴巴講話時便東拉西扯的使勁兒往證據上靠攏。這裏本來可以用引經據典，但把這類文詞用在李敖身上似乎過於奢侈。
李敖有戀北（京）情節，與他童年有關。說起來他家該離開我家並不遠。都屬於東城區那一片。他的小學在府學胡同，我在史家胡同，都算東城區的名校，但府學不如史家出名。因李敖回鄉省親，再探母校才把府學胡同小學重新拉近在現代人眼前。而我當年知道府學胡同小學還是因為那時的乒乓球比賽，東城區小學聯賽，幾乎每次冠亞軍爭奪都是在府學與史家之間，而史家隊主力又都集中在我所在的班級。對於府學胡同小學也就是這麽點淵源，更多的了解還是在大約半個世紀之後，來自李敖返校後的一係列報道。
離開史家胡同更近的是新鮮胡同小學，文革時期，我在演樂胡同工人俱樂部看過一場演出，很多節目的組合，多是一群工農兵們占領上層建築的舞蹈之類的。那時缺少娛樂，所以盡管現在看來都是一些很爛的表演，我卻看得津津有味。就像現在的流行歌曲那樣，不會在我心裏留下痕跡。唯一使我難忘的是新鮮胡同小學的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片段。給我的感覺是，隻要有條件，整本兒的舞劇人家也能拿下。我那時已經是中學生，可是感覺那些女舞蹈演員們要比我還成熟。懷疑是以前新鮮胡同小學畢業的老學生冒名的。十幾歲孩子，女孩子要比同齡的男孩子發育早，舞劇裏男演員大多要比女孩子矮半頭，再加上女孩子一努力腳尖挺立，洪常青就比吳瓊華憑空矮了一頭多。
以上那些回憶也是在讀北島的《城門開》間或冒出來的。我與北島算是同齡人，所以看北島的文章真能幫我回憶起很多當年的往事，不過現在是在說李敖，北島帶給我的那些回憶先往後推推。
一
李敖說北京，他在北京時這座城被稱為北平，可是李敖沒有講北平，話題扯開去，說的是北京，從北京城裏憫忠寺的起源說開來。
憫忠寺就是後來的法源寺。
在這之前，我一直有個誤區，認為法源寺在北京的西邊。看過李敖的書才知道，原來在南邊，該是以前宣武區，想是已然被新北京的建築商們給取代了。
說是取代有些不妥，應該是被包圍了。
按說法源寺我該是見過的。那年在南城邊上上班，幾乎每天都騎著車，急匆匆的在那一帶為了生計奔忙，無暇顧及寺廟道觀之類的地方。倒是動過心，曾經想過有機會到那邊兒轉轉，隻是好奇心吧，牛街的清真寺，還有附近的佛學院，雖然從小就在北京，卻幾乎沒去過，也確實不知道有一段時間每天都看見的就是法源寺。
這次閱讀《法源寺》該是第二遍了。
第一次是看書，一位台灣朋友那裏借來的。匆匆看完就還了，幾乎沒什麽印象。第二遍是因朋友送我一本電子閱讀器，幫我裝進去好幾百本書，也是因此才引發我又一次的閱讀興趣，重讀《法源寺》。看完第二遍才意識到人需要時間和閱曆。
第一次看完《法源寺》，可能唯一存有印象的就是袁崇煥的悲哀。我特別不願多想的一段曆史。因為每次接觸到這類題材時，都會產生莫名的悲哀。也是後來看到康有為與佘法師的那段談話時會感到內心的激痛。也許更多的該是懺悔。
之所以要懺悔，並不是起因對袁崇煥，而是對曆史上自己並不了解，而被某種輿論所誤導而參與過的大批判。
袁崇煥式的悲劇，在中國本不是唯一。按照李敖的故事分析，本來該是明朝抗清的大英雄，卻被淩遲處死，遭到萬民唾棄。可見輿論，尤其是被操縱了話語權的輿論會成為殺人的利器。而前因呢，竟然是滿清無中生有的離間計。在京城百姓眼裏，袁崇煥該是漢奸。而之所以是漢奸，如何成為漢奸的一係列過程來自於衙門的審判，也就是說，隻要被當權者確定為首惡，不為奸也是奸，不為盜也是盜。其實輿論的導向完全在他們手中，百姓們不可能知道真相，卻向來都輕信一麵之詞。所以輕信屬於大眾文化的一種，國民認知的習慣也是隨著民族性吧。其實我不該輕下結論，因為民族性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有曆史、有傳承、善、惡什麽的，會有包括人血饅頭之類的故事。再有，這類民族性大概不應算是單個國家的特產，該算是人性的一部分。相對普遍的是，不管是哪類新聞報導，多是以官方說法為準。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權與真理該是劃等號的。
確實，在我們的過去和將來，被輿論左右並不會結束。我們能夠知道的，都是權貴希望更多人知道的，而更多的不知道也許永遠都會成為迷案。何況在界定史實時專家或個人還會依據個人的好惡各取所需。久而久之，曆史會麵目全非。
再次閱讀，最初抓住我的是康有為與佘法師初識時的那段對話。也許因後來我對佛教的興趣，對於書裏康、佘的議論有所觸動：
……
過了一會，青年人把右臂舉起，把手撫上石碑，開口了：
“法師認為，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還是憫忠寺好？”
和尚對突如其來的問話，沒有任何驚異。順口就答了：
“從對人的意義說，是法源寺好；從對鬼的意義說，是憫忠寺好；從對出家人的意義說，兩個都好。”
青年人會心地一笑，法師也笑著。
“我覺得還是憫忠寺好，因為人早晚都要變成鬼。”
“寺廟的用意並不完全為了超度死者，也是為了覺悟生者。”
“但是憫忠寺蓋的時候，卻是為了超度死者。”
“超度死者的目的，除了為了死者以外，也為了生者。唐太宗當年把陣亡的兩千人，都埋在一起，又蓋這座憫忠寺以慰亡魂，也未嚐不是給生者看。”
人們往往在 “好”與“不好”的界定上類似黑與白有著明顯的分界，顯得很突兀。其實更多的時候好壞是有模糊地帶的。這個道理現在被更多人所接受，但是在遇到具體事情時還會不自覺的先用“好壞”、“對錯”來進行最初的判定。這也是與文化有很大關係的。
上麵那段關於法源寺與憫忠寺的對話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不過也是要看對話者是如何思考的。從另外一層意思看，這裏就不僅僅是寺院的名稱問題，因為佛教的道理對於寺院的取名有其深層的理解。“法緣”與“憫忠”是兩種不同的解釋。似乎“法緣”相比“憫忠”涵蓋的意義更多些。佛法更多的是為了生者，對死者的懷念就是為了警惕生者的。
“對唐太宗說來，唐太宗殺了他弟弟元吉，又霸占了弟媳婦楊氏。後來，他把弟弟追封為巢刺王，把楊氏封為巢刺王妃。最妙的是，他把他跟弟媳婦好生的兒子出繼給死去的弟弟，而弟弟的五個兒子，卻統統被他殺掉。照法師說來，這也是以慰亡魂，給生者看？”
“也不能說不是。”和尚不以為奇。“在中國帝王中，像有唐太宗那麽多優點的人很少，唐太宗許多優點都考第一，當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點，他在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大多。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有些卻不該做他做了。做過以後，他的優點又來收場，我認為他在事情過後，收場收得意味很深。蓋這憫忠寺，就是證明。他肯蓋這憫忠寺，在我們出家人看來，是種善因。”
對於統治者來說，為了統治集團的利益是會做虛偽的善行，是可以先給個嘴巴然後再揉揉，於是便天恩浩蕩。先殺一儆百而後再恢複名譽，震懾依然存在，心存疑慮便更加誠惶誠恐，於是出現更多趨言附勢之徒，也叫狗腿子。
“會不會是一種偽善？”
“判定善的真偽，要從他的做出來的看。做出來的是善，我們就與人為善，認為那是善；如果他沒做，隻是他想去行善。說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認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後悔後做了、還是懺悔後做了、還是為了女人寡婦做了、還是為了收攬民心做了，不管是什麽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難說他是偽善。隻能說他動機複雜、純度不夠而已。”
“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師不一樣。談到一個人的善，要追問到他本來的心跡，要看他心跡是不是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轉出惡果，仍舊無損於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惡，便算惡，盡管轉出善果，仍舊不能不說是偽善；進一步說，不但存心惡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惡，但並沒存心為善，轉出善果，也不能說是善行；更進一步說，存心不善不惡，但若有心為善，轉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稱道的，這就是俗話所說的‘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上麵所說，重點是根本這個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內發出，而不是有心為善，有心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質有衝突，善的本質是沒有別的目的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於無心為善，更不足道，隻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為惡卻反轉出善果來的，當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謬的事莫過於存心為惡，反而轉出善果，這個作惡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頌，這太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為，是一種偽善。”
“剛才我說過，判定善的真偽，要從一個人做出來的看，而不是想出來的說出來的看。這個標準，也許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觀。你口口聲聲要問一個人本來的心跡，你懸格太高了，人是多麽複雜的動物，他的心跡又多麽複雜，人的心跡，不是那麽單純的，也不是非善即惡的，事實上，它是善惡混合的、善惡共處的，有好的、有壞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為人的、有為我的。而這些好壞明暗高低人我的對立，在一個人心跡裏，也不一定是對立狀態，而是混成一團狀態，連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跡既是這麽不可捉摸的抽象標準，你怎麽能用這種標準來評定他存心善、還是存心不善不惡、還是存心惡、還是有心為善呢？心跡狀態是一團亂麻，是他本人和別人都難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辦法是回過頭來，以做出來的做標準，來知人論世、來以實踐檢驗真理。我的標準也許比較寬，寬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類——就是存心不善不惡、有心為善、甚至是存心惡的三類都包括進去了，隻要這四類都有善行表現出來，不管是有意的無意的好意的惡意的，隻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說，唐太宗肯蓋這個憫忠寺，是種善因。”
是故事，也是李敖對善惡的解釋，不過是借他人之口講出來。
我年輕時，幾乎對“人性”這個詞沒有概念，可以簡單的說，不懂“人性”，但不能說沒有人性。所以後來，當“人性”被掛在嘴邊上時，自然而然便也被帶進了另外一種誤區。
初到西方，想要了解西方社會最重要的該是人家的文化。西方文化的關鍵在於宗教，根深蒂固的種植在基督教社會中。很多人認為，中國需要全麵西化，從科學技術到人文教育，我覺得這是在說夢話。首先一點，人家的宗教文化中國人就根本不可能學到。哪怕是來到西方成為一名虔誠的教徒，隻是從骨子裏仍然還保留著東方人那種去除不掉的文化遺跡。他們對人性的認知，是從宗教轉化而來。比較典型的來自希臘神話。屬於文化傳承，千百年的轉換過程，才有了現在的西方文化。
那時我很淺薄，雖然也開始對善有了些認知，但是對人性卻幾乎不知為何物。在一次與比利時朋友的爭論中，我努力為“人之初性本善”辯解，搬來剛剛看過的佛教書籍裏麵的論點，極力否認著“人之初性本惡”。這確實是西方宗教與東方宗教的最大不同，從而產生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
佛教認為，人一生下來是純潔的，後來的惡是因為社會的汙染造成的（人之初性本善）。基督教則認為，人生下來就帶有罪惡(原罪)，所以一生都要贖罪，要懺悔（人之初性本惡）。其實佛教也說過，人來到世界是帶有惡業的，而這個惡業是從上輩子帶來的，是上輩子沒有修行好，當然，所謂“業”，也包括上輩子修行積攢下的善業，與輪回有關。這些都是從書本上看來的，隻是照搬過來加以比較。這樣說來，我倒是覺得如果認為自身帶有性惡，也許可以產生敬畏心，隨時警惕自己別再造惡。有些人自然也包括我，有過一段無法無天的時期，尤其是文革期間，盡管因出身問題不可能成為造反派，骨子裏未必沒有希望造反的因子。這些也是受當時文化的影響。善因與惡因同時存在，以至於無法區分什麽是因善因造成的惡行與惡因造成的善行。天使與撒旦隻是在一念間。
這些都是從宗教意義上的解釋。而我缺少的正是對宗教的了解。
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存在宗教意識。在日常生活中每每都能體現。比如對偶像的崇拜，基本可以說是來自某種宗教儀式。
對神的崇拜與對人的崇拜多是基於宗教情節,屬於精神迷失，往往失掉的是內在自己。盲目崇拜的後果也會造成善惡不分。偶像的確立成為心目中的權威，導致行為準則失控。這點從路西法現象中可以體現。
路西法在基督教中最初代表了光明。是帶來光明的使者。類似中國神話中的太白金星。農民也管它叫啟明星。
文革中的我們自認為造反是新舊社會的變革，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正義行為，在這種意識的主導下，善因造成了惡行。說“善因”，其實不是，嚴格說該是“惡因”，帶著一顆善良的心在做惡事。與路西法效應相對應，孩子們認為自己的行為代表了正能量。
影響當年中學生的恰恰也正是心目中的偶像、權威（這裏所指的偶像、權威不該是某人，而是在一代人中）。未必不是一種類似宗教信仰造成的惡果。把自己幻化成救世主的樣子去拯救世界，好像中國的未來真的就掌握在下一代人手中，自己就是給人類帶來光明的使者，合格的接班人。
當然直到現在，我越發感到自己的無知，因我不是出生在西方。即便是出生在東方，由於文化斷代造成的知識斷層，也是東不成西不就，可謂怪胎。也就對人性更加迷惘。就像康、佘二人對善的爭論解釋那樣，我認真讀過多遍，還是在真善偽善之間繞不出來，朦朧中感覺他們就是在講“人性”，隻不過用詞不同罷了。而“人性”不可能被規範化，更不該是非黑即白。
當麵對“人性化”這個詞時，我更加感到莫名其妙，難怪很多事由上自下的說不清道不明，就因為話語權是被沒有人性的權威壟斷的，解釋權掌握在這類人手中，我懷疑他們不過是拿人性來說事，為了在不懂人性為何物的人們麵前掩飾自己的無知。
他們閹割了人性，現在卻又大談人性化。卻不知，人性本身也包括了性惡，因此人性怎麽可能被 “化”。很多本來該是正常的作為，卻被冠以人性化，說明了什麽？就如現在很多被自封為正能量的提法，裏麵未必都是正能量，不過是被愚昧文化掩蓋著，更何況，當正能量被掛在嘴邊時，也就說明社會該是出了很大問題，以至於分不清好壞，尤其是道德底線崩潰後，需要人為的強化人道。
康、佘的爭論僅限於那時的道德，如果拿到現在討論，會有不少人出來攻擊他們，大概裏麵能夠說到點子上的不會很多，而爭論到最後會麵目全非，轉換成對宗教的蔑視。因為偷換概念的文化已經被很多人所接受，認為是一種哲學思辨的學術問題，尤其是在辯論時會是很有力的武器。邏輯思維與偷換概念也如同善惡，在人的心理距離上也就相隔了一層紙。
二
討論知識，正是我所缺少的，遇到了閹割文化的年代，缺課甚多，對曆史和中國本身的文化傳承知之甚少，盡管後來補課也是一知半解，不得要領。更談不上可以議論，往往說不到點子上。
本來想把下麵這段刪掉，重新又讀了幾遍，裏麵的道理心領卻說不出，還是保存下來的好，盡管是李敖的發揮，與我還是有些教義的：
“法師真是佛心，喜歡與人為善，到了這樣從寬錄取的程度。”
“寬是寬了一點，但也不是不講究分寸。像我說唐太宗蓋這個憫忠寺，是種善因，並不是做善行，這就是分寸。”
“照法師這麽說來，蓋了這麽個大廟都不算是善行，隻算是善因，那麽怎麽才算是善行？”
“這要看對誰來說。如果某甲有一兩黃金，他出九錢蓋廟，哪怕隻能蓋一磚一瓦，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萬兩黃金，他出一千兩蓋了整個的廟，他的善行，比起來像善因，很難算是善行。”
“你說的不無道理，我懸格太高了。可是，大人物犯的錯，都是大錯。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會這麽苛求了。因為，從曆史上看，當時高麗並沒有威脅到唐朝，高麗雖然欺負它南邊的新羅，但對唐朝，還受唐朝的封、還對唐朝入貢，唐太宗打它沒成功，蓋憫忠寺回來，第二年高麗還遣使來謝罪、還送了唐太宗兩個高麗美人。這些行為，都說明了你說的唐太宗不動手打別人，別人大了，就會打他的威脅性，至少對高麗來說，是擔心得太過分。我認為唐太宗打高麗，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天可汗’思想作祟，要君臨天下，當然也就談不到愛和平了。我承認，要求唐太宗那樣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別人的路線，那反倒不近人情了。”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為皇帝，當然不止是十萬兩的某乙，他蓋憫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況，他有權力根本就不使蓋憫忠寺的理由發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麗？不打高麗，就不會死人，就無忠可憫，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麗，那才算是他的善行。”
“照法師這個因人而異的標準，我發現法師懸的格，簡直比我還高。唐朝當時受到四邊民族的壓力，唐太宗不動手打別人，別人大了，就會打他，如今你法師竟用的是人類和平的標準、不殺不伐的佛教標準，來要求一個十九歲起兵、二十四歲滅群雄、二十九歲就君臨天下的大人物，法師未免太苛求了。”
“這麽說來，法師還是肯定唐太宗了？”
“當然肯定，任何人做出來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廢善。至於想去行善、說去行善，那隻是一念之善，並沒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兩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意淫，也算是政客的一種手段。成天喊口號鼓舞（籠絡）人心，而那些空洞的口號其實在當時的政權下是根本無法實現的。以至於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按照魯迅的說法叫做精神勝利法。這點在魯前輩生花的筆下一個被叫做阿Q的人身上集中體現出來。無論身處任何險境，隻要喊出幾句自己聽著舒坦的口號來，於是便心安理得，自我療傷。正是這樣，政客會抓住大眾的心理需求，也會接長不短的免費送幾個口號來給需要的人，以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至於行，就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口號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確實不可行。切記，政客隻為利益集團服務，從而達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法師這樣注意行、注意做、注意以實踐檢驗真理，這種思想，跟孟子以至王陽明的，完全不一樣。”
“是不一樣。孟子認為發善情就是善，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謂善矣’；王陽明認為在內心就是善，所謂‘至善隻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這些抽象的檢定善的標準，我是不承認的。善必須要行，藏在心裏是不行的。”
同時還有要看受益問題，就是善因伊始的最後受益者是誰。比如，現在很多商人捐款，如果把捐款的全額給我，必定又造就了位百萬富翁。
但是，如果把這筆錢給捐獻者帶來的好處而言，也就是後續效果，因捐款而減免的稅收超過捐款幾倍，表麵看是在行善，而後是在為自己撈取各類好處。所以說，善行與善因也不是界定真善偽善的標準。但不能說這位商人就是奸商之類的，起碼他的捐款也許真的幫助了很多需要的人。好像真善與偽善在這裏都不好下定論，算是資本運作上的一種行為。趨利避害？
當年還沒有資本家，這也是佘、康二位所想不到的，不該怪他們。那時的人們畢竟太單純。
“法師這種見解，我聽了很奇怪，太不唯心了，佛教是講唯心的。”青年人露出一點取笑的神氣。
和尚好像有一點為難，想了一下，最後說：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執，釋迦牟尼與何羅邏仙人辯道時說：‘若能除我及我執，一切盡舍，是名真解脫。’我執就是主觀的心，善如果沒行出來，隻憑主觀的心認為已經是善就善了，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這種憑想憑說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訴人什麽是唯心的限度、什麽是光憑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說吃飯，必須吃，想吃和說吃並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為；善也是這類性質，善要有行為，沒有行為的善才真是偽善。”
認為宗教是唯心的，然後對唯心排斥，也是很多人的認知。其實我對唯物尤其是自稱為唯物主義者的那些人，反而感覺不那麽好。凡是能夠被科學證實的才是唯物，這樣的認識本身，從嚴格意義上講也該算是唯心的，是對科學的唯心。因為很多物質現在的科學也是無法證實其存在的。
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也是文革中常被掛在嘴邊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可恰恰就是這些無所畏懼的人們，到後來連認錯的勇氣都沒有。他們做了太多的錯事，卻都推給了姓毛的一人，讓他來承擔利益集團所該負的責任。我不知道心虛該算作什麽，大概是唯心？
自己奪來的江山，自己坐，其實也無可厚非。隻是因為怕別人說三道四會因此動搖地位，就玩文字獄什麽的開始鎮壓，精神到肉體。若幹年後再出來個什麽人物，美名平反，其實不是為那些錯抓錯殺的人平反，而是為了集團的利益，因為教條是不能改變的，如同聖經。當年在一片喝彩聲中幾十萬人被送去勞改，無數家庭因此破碎。幾十年後，又在一片喝彩聲中為這些人平反，因為這些人早已不能造成對集團利益的危害。而平反後，更能為自己塗粉。如同憫忠寺，當初是為了祭奠死人那樣蓋起來。
“對了，你先生真是好記性，這位程先生跟袁督師不但素昧平生，甚至可說還有點不愉快，因為他三次求見袁督師，袁督師都沒見他。袁督師被捕以後，他一再替袁督師喊冤，結果被判死刑。他死的時候，說我不是為私情死的，我是為公義死的。先祖是跟袁督師多年的仆人，他為袁督師做的，私情的原出占得很重。但這位程先生做的，卻全是爭正義、爭公道，在皇帝發了大脾氣要殺人的時候，他為袁督師仗義執言，他的為人，可真有性格。可惜他隻是一個布衣，沒地位，也沒什麽名。由這位程先生的事，可以想到袁督師的偉大，感人至深。我還記得程先生呼冤書裏的幾句話，他說：‘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惟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惟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這就是你先生看到的‘一對癡心人，兩條潑膽漢’的淵源。”
“噢，原來是這樣。
“程本直說袁督師‘一大癡漢也’，這五個字用得真妙。”
“法師也認為是？”
“照世俗的標準，當然是。當時明朝已經那樣腐敗，是非不明、宦豎當道，守東北的大將熊廷粥，剛冤枉殺淖，傳首九邊、田產籍沒、家屬為奴。而袁督師卻還來跳這個火坑，他不但不買朝廷裏奸臣的賬，並且殺了毛文龍，斷了奸臣貪汙的財路，這樣做人，豈不正是傻瓜幹法？從袁督師死了以後，我們廣東人，再也沒有在朝廷裏有那樣舉足輕重的地位了，也沒人要做一大癡漢了。”
“在近代中國，為國家做大事很難，政治中守舊的勢力和小入勢力太大了，這兩大勢力都是明明擺在那兒的，所以想為國家做大事，什麽下場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來；既事先看得出來，還要不怕死、還要做，除了是一大癡漢外，還有誰肯幹？凡是肯幹的人，都要準備悲劇的收場。”
“沒有例外嗎？”
“例外？在近代中國曆史上可太少了。有的人也打破守舊的勢力，做點大事，但他必須安撫好另外一個勢力，就是小人的勢力。像明朝的張居正，他不安撫小人的勢力，他就不要想有作為；但安撫了小人勢力，他自己又算什麽呢？就算這些是不得已，但最後，張居正做的大事，落得些什麽呢？他一死，訂的法製給推翻了，家給抄了，大兒子受刑不過自殺了，家裏大門被封，人出不來，十幾口給餓死了，剩下的充軍了，整個的下場是悲劇。”
“聽法師談話，想不到法師對中國曆史這麽有研究，也想不到研究的結果，是這麽悲觀。”
“先生過獎了。悲觀倒是真的。因為悲觀，才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以後，才知道了多悲觀。哈哈。”
……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歲，經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國一般知識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書、應科舉。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卻給我極大的影響，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燒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國朝學案、右一本國朝名臣言行錄；左一本蒙古記、右一本詩文集……燒得滿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淚都流下來了，勸也勸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極為嚴肅，他臨死以前燒他一生著作，態度平靜而堅決，他古書念得那麽好，科舉也考到進士，可是臨死前，卻用行動表示了這些都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路，人該盡棄俗學，以行動救世。他這些意思，並沒空口要我們學生如何如何，相反的，他說得很少。隻在最後臨死前來了這段不言之教，等於現身說法。他雖在死前三十多年就離開科舉與官場，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講學著書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認為不切實際。他這一燒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後，我到北京來，開開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國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國子監，這是中國養成知識分子的最高學府，我走進大門、走進琉璃坊，看看鍾亭鼓亭，又看到蔣衡寫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時間，寫這八十多萬字的十三經石碑，第一流聰明才智消耗在這裏，現在對中國有什麽用處？中國要救的時候到了，可是這些十三經石碑，救不了中國啊！我買了很多書，經過上海，大量買了江南製造局和外國傳教士印的有關現代學問的著作，在家鄉南海的西樵山，閉戶研究了五年。我不會外國文，隻能看這些譯本，從譯本裏融會貫通舉一反三。五年下來，自信有點心得，認為救中國，必須走外國路子，變法圖強不可。所以，五年以後，這次到京師來，看看有沒有機會。這幾天正趕上過年，我對碑刻有興趣，特地到這裏來看看舊碑，幸會了法師。法師學問道德雖然隻領教了片羽吉光，可是就已令人景仰不已了。”
“哪裏哪裏，我們出家人，不足以語此。康先生是九江先生大學問家高足，又學貫中西，我們做和尚的，隻隨便看幾本書，哪能受得住你們行家過獎。並且康先生以天下為己任，康濟小民，可以有為，更不是我們出家人所能望康先生項背的。”
“法師慈悲為懷，所以難免開脫了許多當政的人的責任。我在南海西樵山研究經世致用之學，對中國災荒問題，也小有研究，俗話說‘天災人禍’，這四個字相連，的確有道理。天災的發生，我們以為是天禍，其實裏麵有人禍。就以水災而論，水災發生，是過多的河水無法宣泄，無法宣泄的原因，是許多供大河宣泄的小渠，因為官商勾結被霸占。小渠附近土地肥、灌溉方便，所以官商勾結，把小渠堵住，他們不但不肯掘開渠口，反而把附近加高，這麽一來，不該成低地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地方——反倒變成了低地，水一漲，就成了水災。所以這種水災，是人為的，不能賴在天上。這樣賴，老天爺也不服氣。”
“哦，原來如此。我這住在城裏的人，真孤陋寡聞。”
“我還不是一樣。我若不發憤搞經世致用之學，光念四書、五經，也隻會念《書經》的‘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或《孟子》的‘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也隻會徒發感慨，隻會怨天，不會尤人。但自從我走經世致用的路以後，我看古書，突然眼睛開了，慢慢發掘了真相。我看《宋史》食貨誌，看到有‘盜湖為田’的記載，說湖的附近被盜為田以後，‘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災，’結果‘所失民田，動以萬計’。我才知道水災旱災的人為原因是什麽。這時候，我看了邵伯溫的《聞見前錄》上說的伊水洛水水漲，‘居民廬舍皆壞，惟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水不入丞相府第，’才恍然大悟是怎麽一回事。”
“康先生看書，真是觸類旁通，叫人五體投地。”
“法師過獎了。隻不過我受了九江先生生前死前的身教，自己又閉門造車土法修煉五年，不墨守中國讀書人的老方法看古書，而有這麽點心得而已。”
中國很古老的故事中就有大禹治水的事，卻要從學習外國治世的經驗才醒悟。至於古訓，大多也是圍繞那個故事來複述的。隻堵不瀉必然會成災。自然如此，人事更是如此，這該是治國道理之一。用巨資去堵人們的嘴巴恐怕是不行的，會有積怨的。凡六十多年來，又真堵住了多少嘴巴。
學以致用，不在讀書多少而在精。灌輸式教育大概多是給老師讀的，而不是讀給自己的。顯然康有為是想從書本上找出讀書救國的道理，但是離開觸類旁通卻還是差些。
封建的教育多是先生講什麽，學生記什麽，其實現在仍然如此。在康有為的年代，五年的“土法修煉”仍然不可能擺脫習慣性思維的框架，也是中國知識青年們的悲哀。
“以康先生這樣的大才，這次到京師來，預備有怎樣的一番作為呢？”
“我想來想去，無可奈何之餘，發現隻有一條路，就是上萬言書，直接給皇上，如能說動皇上，根本上來一番大變法，國家才有救，一切問題才得根本解決。”
“曆史上上萬言書變法成功的，又有幾人？我知道的隻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後還是失敗了。守舊的勢力和小人的勢力，是中國政治上的兩大特色，越不過這兩關，就要準備悲劇的收場。”
和尚的閱曆顯然要比康有為深刻。康有為沒有和尚的閱曆，所以不能明白佘法師此番話的深意，而閱曆是需要經曆補充的。
“對我說來，要想演悲劇，還為時過早，因為我的萬言書還上不上去，法師曉得中國的規矩，沒有大官肯代遞，你寫什麽，皇上都看不到的，老百姓是不能直接上書的。老百姓直接上書，搞不好要發到關外做奴隸，乾隆時候就有這種事。”
“那康先生有沒有找到大官肯代遞呢？”
“找過，找過很多，都不行，大家都屍居餘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要做官，不要做事。”
“所以，冠蓋京華，康先生卻在大年初二，一個人，孤零零的到古廟裏研究起舊碑來了。”
“談到舊碑，我倒極有興趣，這次來京師，我買了許多碑本，預備研究點沒用的東西，轉一轉自己的注意力。沒用的東西，說不定在什麽時候，會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像王羲之的曹娥碑，競能使謝枋得在這廟裏見到就絕食，最後完成了自我，誰又能想到呢？”
“談到完成自我，謝枋得自己也早有一死的意思，他在走這條路。他在這廟裏看到曹娥碑，對他的自殺，隻是畫龍點睛，那條龍，他自己早已畫好了。你康先生也是如此，你畫的龍是變法救中國，你在走這條路，你也準備了許多年，隻差最後點睛了。點得好，就是飛龍在天；點不好，就是龍歸大海。不管是哪一樣，你都完成了你自己。”
“法師自己呢？”
“我是出了家的人。”
“出了家對中國前途，總不是不管吧？”
“我很關切。”
“關切並不等於管。”
“關切也是一種管。”
“照法師剛才指教的，善必須要行，藏在心裏是不行的，照這個標準，法師對中國前途所‘行’的，是不是不太夠？”
“我隻是一個和尚，康先生想叫我如何行呢？我的力量很小，我至多隻能自己不扶同為惡、不同流合汙、不去萬壽寺餡媚權貴，隻能潔身自好而已，像——像——像什麽呢？”
“像這廟裏的丁香。”康有為指著那一片丁香樹。
“姑且這麽說吧，像這廟裏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很多，它的丁香，在北京很有名，它在幾百年前就從廣東傳到北京了。在中國，丁香被用做藥材，用來溫脾胃、止霍亂、去毒腫和口臭。
“丁香潔身自好，也好看、也好聞。但要做中藥，得磨成粉煮成湯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隻是好看好聞而已。”康有為說。
我對輪回說還是覺得很有道理，世間很多事都是在不斷輪回中，所以讀史卻是很有意思的事。從佘、康二人這番話中，似乎看到更多的是曆史輪回的影子。
我對改良與或革命一直有些疑慮，無論是改良或革命都似乎有著不同的矛盾。改良可能流血會少些，可是一旦改良者們成為理想主義者，往往就離開社會現實遠些，隻是憑一些美好的理念抗拒社會的腐朽，麵對大多數知識貧瘠的人群，能夠有多少人是理解的。其實人最主要的是生存，一旦生存的環境發生變化，遭罪的總是老百姓，最後獲利的仍然是少數掌握了權力的利益集團。至於革命，必須是要用鮮血來換取，付出生命的代價最後得利的依然是少數統治者。
一次國內朋友來歐洲，我陪他們在歐洲轉圈，一路上閑聊，說起腐敗，朋友說，權力就是腐敗。很簡單的結論但不無道理。可能正如佘法師那樣，（對世俗社會）隻是關切，潔身自好。好像這也是我所讚同的。真正做到並不容易，是需要有一定的自律能力。而這個自律靠的是什麽？也是很難說清的，尤其是麵對失去傳統文化的現狀。
我學疏才淺，一方麵是那時本來就不是做學問的人，文科稍微好些，但是不喜掉古文，語文課很少的一點古文課往往被之乎者也搞得頭大；二一方麵是後來的失學。客觀上講，第二點不過是托詞，是為我當年的淺薄打掩護的。
真對古文感興趣還是來自當年的批林批孔，開始還盲目接受，後來發現，孔子的很多話是可以有另外一種解釋的，也是因懷疑一切的逆反心理引發了很多思考。看過一些被封存的古文，因為基礎太差，還是要參考別人對古文的翻譯才能懂，那時剛從草原返城，為生活奔波和實用主義的心態，對求學的態度雖有轉變，一頭紮在為了應付工作的自學中，沒有閑暇花費更多精力和時間去嚼古文。但是仍慢慢感覺到中國古代文化博大精深不像當年權威學者在報刊文章上批判的那樣真的是腐朽沒落的。儒家文化中的精華被真正理解的很少，大多被無知學者批判引導的麵貌全非。其實，如果拋開階級鬥爭下的學術研究，隻是講治國救世的道理，也確實可以懂得很多。學問與權力結合，必然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但是還有另外一方麵的道理，卻需要自己來領悟。
這次看李敖，感覺《法源寺》是翻版的李敖有話說。無論從哪方麵都顯示出李敖的思維的活躍和另類。借用古人說事。上麵那段康、佘對話更像是李敖在自圓其說，但不無道理，是李敖的道理。
三
據說李敖是學曆史的，但是又不懂史，是個傳說。既然以小說的形式來寫，應該多是虛構，可能隻是我當真實來閱讀《法源寺》，不管是演繹還是紀實，就像大仲馬當年寫法國宮廷軼事那樣，談古論今。其實大仲馬筆下的法國宮廷“秘史”未必不是現代高層的翻版。李敖的故事從寓意上講，從野史上看，也還是能啟發更多思考的。
下麵一段比較長，還是照搬過來，希望李敖不會跟我打官司，既然是劄記，好像也是可以的，這是在穀歌搜索“劄記”的解釋時確認的：
進了飯廳，飯剛擺好。飯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飯，因為太貴。菜隻三盤，二大一小，大盤一盤是素燒白菜豆腐、一盤炒蛋，小盤是醬瓜。和尚請康有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這種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種坐法。飯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燙的紅漆桌，簡單而幹淨。正麵牆上掛著一幅橫幅，上麵寫著：
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饑渴，求死不死更無術。
精神時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為何物。
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
是謝枋得的絕命詩。把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遺詩，這樣掛在食堂裏，倒是一種含意深遠的對比。
和尚等康有為看完牆上的橫幅後，請康有為用飯。
“剛才有言在先，不為康先生特別準備，我們吃什麽，康先生就吃什麽，請用飯吧。在世俗標準，絕不好意思拿這樣菲薄的菜請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覺得失禮。”
“法師是真人。”
三個人就吃起來。和尚沒吃以前，把蛋分做雙份，說：“蛋由康先生和普淨合吃，我不吃蛋。剛才康先生看的橫幅，是一百年前廟上一位和尚寫的，康先生是行家，這字寫得怎麽樣？”
康有為看都沒再看一眼，隨便答道：“字是寫得不錯，寫了一手好趙字，隻可惜用趙孟頫的字體，寫謝枋得的絕命詩，未免太不相稱了。”
“這……我一時想不起來為什麽？”
“他們是同時候的人哪！趙孟頫投降了元朝，謝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謝枋得死而有知，發現他的絕命詩竟是趙體字，不是太可笑了嗎？”
“啊！康先生說得是。我們淺學，都看不出來，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為笑著，有一點自得的神色。和尚問：
“為什麽一百年前這位和尚寫了這手趙體字呢？這有什麽道理嗎？”“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時候，乾隆皇帝喜歡趙體字啊！所以流行趙體。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親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歡董其昌，所以當時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這是中國的特色。這也說明了，中國的許多事情，要辦，都得從上麵來。”
曆朝曆代中國社會全部以皇上為唯一，由此習慣形成了人治的文化現象。前一段在網上談論知青及文革，分成兩種不同觀點。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而我和流水友石則認為需要從每個個體反思文革。個體的變化才能導致民族性的變化。當然，這種變化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非常漫長的不斷演變的曆史過程才能完成。是大眾自我開智的漫長過程。我在網上與朋友探討問題時，寫過這樣一段話，“改革與改良隻要不觸動利益集團的底線也許沒有問題，反之是可怕的，盡管改革者們並不想流血。如果流年不利，偏偏遇到諸如慈禧們。
文藝複興運動是個啟發，但是我們對這段曆史知道的太少了。是不流血與少流血的經驗。我感覺那場運動沒有功利，與革命形成對照。當年紅軍鬧革命功利心太重，打仗殺人是為了將來自己過好日子。政權是建立在鮮血上麵的，因此保衛政權自然而然的也要靠流血，鎮壓，槍杆子裏麵出來的政權必須要靠槍杆子保衛。一個沾滿鮮血的政府，權力決定一切，靠權力反腐不是好辦法。所以，我不看好現在這個樣子的反腐。在一個沒有全民自省、自律意識，沒有文化的國家，腐敗會像野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看見朋友的這樣一段話，感覺說得太好了，“……西方文化由於宗教的關係，性本惡的思想是主體。這種文化潛因素教人以強大的自省能力，個體的自省能力支撐著整個社會的自省能力。這樣的社會，在人文科學方麵尤其有利於現代的民主和文明進步”。
自省能力正是我們所缺乏的。不缺的是自哀自怨，抱怨生不逢時。
是文化的問題，是提高全民素質的問題。農業大國本身最大的是缺乏文化。以這個為基點，也許想問題會有新的突破點。我不想說教育農民，很多文化是隨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存在的。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間就有很大不同。小手工業者與產業工人之間也會有所不同。
這也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一個方麵。西方強調的個體，尊重個體。這種變化自文藝複興打破了神權確立人權始，從而形成了一種尊重個體，認識自我，完善自身的變化。其實這也是獲取人權的最基本訴求。但是還要認識到，要想獲得人權，必須懂得從尊重各體開始，尊重各個不同的個體。個人的行為不能影響到他人才是獲得人權的基本保障，否則別人是不會給你人權的。很多人在這裏有個誤區，認為法製保護民主社會，其實不然。最最重要的因素是個人修養，個體素質。我這樣說道理很簡單，因為法不治眾。法律隻有約束個人的能力，但是對群體會顯得無能為力。法律製定出來卻沒有人遵守的社會不是民主社會，所以不能把責任都歸為別人，首先要學會自律。
而民主不是靠施舍，更不是靠革命才能得到。槍杆子裏麵出來的政權不可能是民主國家。
從社會性來講，君主政治導致大眾對真命天子的惟命是從。中國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皇上喜歡道家，於是道家便猖狂，過幾年換人了，開始喜歡佛家，於是全民信佛。儒家幾乎是一貫的，所以把道家、佛家相互溶解使得大部分人分不清釋道儒的差別。於是把本來不歸宗教管的儒家也算作同類，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無論是信教的與不信的，內心都存有被規範的意識，隻是莫名的一種意識，被規範的心理需求，美化後為信仰，再說現代些，就是精神支柱。說白了就是宗教情結。這點是不分中外的，也該算是人性的一部分。
就連精神也需要施舍才能得到也夠可憐的。
人習慣對偶像的依附，也就是希冀有救世主的出現，即使沒有也要創造出來。關心國家命運與前途的，表現在對領袖的崇拜。反之，那些不關心政治的傻孩子們，就在心目中認了唱歌的、演戲的為自己靈魂裏麵的神，一整套的社會造神運動自古以來就根本沒有停止過。
由此演變出覺得進步其實也需要恩賜，這點與康有為那年的思考幾乎一樣，是否屬於惰性思維。從小所受教育是灌輸式的，標準答案要從老師那裏得到，隻要照搬過來應付考試就行。對偶像的依附也是從小所受教育的延續，因為那裏有成功的答案，所謂的夢想就是像心中偶像那樣發財，至於成功發財的路是可以省略不計的，殊不知那些成功都是人家的，而每個不同個體的成功之路也是有差異的，人們崇拜的是成功，卻忘記獲取成功的路需要自己去走。
受程抱一先生關於道德經解釋的啟發，聯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按照自己的理解試解：一生二，世上萬物起源於一，而二代表著矛盾的雙方在不斷鬥爭轉化，因此才豐富了世界為三，三不過是個概數為無數。
做夢是想把二省略直接奔三。而任何成果都是經由矛盾不斷爭鬥磨合轉化的結果。避而不談矛盾怎麽可能得到結果。路是自己走出來的，走路的過程就是道德經裏麵訴說的二為三的過程。也可用陰陽來表達。陰陽轉換成螺旋形不斷升華，可能才是太極圖想要告訴我們的意義所在。
病態的社會心理造成了畸形社會。因此，即便是真的給了民主，還有個怎麽享受的問題。
文化的形成需要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從康有為的改良變法到現在也經曆了一百多年，雖然這一百多年的變化很大，消滅了帝製，但是不等於消滅帝製文化，中國的文化早已存在了上千年，怎麽可能在一百年內有所改變。
其實也不盡然，這一百多年裏，有了李敖，有了北島，也有了馮唐。
“像乾隆皇帝喜歡趙孟頫的字，喜歡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顯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漢人眼裏是胡人。趙孟順不但是漢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統治中國，有這麽一個人來捧場，當然是很好的號召。乾隆皇帝是滿洲人，在漢人眼裏也是胡人，他當然也會援例利用趙孟頫，何況他真的喜歡趙孟頫的字呢。”
“那麽趙孟頫是漢奸了？”
“奸不奸的問題要看用哪一種標準，如果用的是漢滿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國人的標準，對中國人自己的種族來說，並無所謂好。並且，忠好問題也並不像表麵上那麽簡單、那麽黑白立刻分明。在一個人閱曆較多一點以後，他有時難免會發現，人間許多對立的問題，如是非、正邪、善惡、好壞等等，並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斷定的。同時對立的情況，往往並不如想像中那樣明顯，對立的雙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還有完全相反的尷尬場麵發生。中國正史中，從宋朝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開始，有所謂‘奸臣’傳，後來的正史，像《宋史》、《遼史》、《元史》、《明史》，紛紛援例，於是忠奸之分，在曆史上和觀念上，也就愈發顯明。正史以外，中國的小說戲劇，對忠好的判決，影響極大。尤其在戲劇裏，為了幫助觀眾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紅臉’和‘粉白臉’，也就應運而生。忠肝義膽的自然是勾紅臉，如關公；權奸誤國的自然是勾粉白臉，如曹操，這種分法俐落，固然給了觀眾不少方便，於施展愛憎之間，少掉了不少麻煩。但是一旦分錯了，就對不起人了。試看《宋史》‘奸臣’傳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趙嗣！而該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彌遠，卻又逍遙於‘奸臣’傳之外！由此可見，忠奸問題，並不像書上和民間傳說上所說那麽簡單。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並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還屬容易翻案的。像馮道，就複雜得多了。馮道在五代亂世裏，他不斤斤於狹義的忠好觀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誰做皇帝，隻要有利於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時候，唐質肅問王安石，說馮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安石認為當然是純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為例，反駁說：‘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賢者伊尹在商湯、夏粱間遊走，目的不在對誰忠、對誰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認為馮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這種行為，‘如諸佛菩薩行’，簡直和佛和菩薩一樣偉大呢！例如契丹打進中國，殺人屠城，無惡不作，中國的英雄豪傑，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但是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詞、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歐陽修寫《新五代史》雖然對馮道殊乏好評，但也不得不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馮道能夠以：一言之善’，從胡人手中，救活了幹千萬萬中國百姓，這比別的救國者對老百姓實惠得多了。馮道這樣與胡人合作，罵他是漢好，通嗎？公道嗎？”
“用這種標準，謝枋得死得不是沒有意義了？”和尚問。
“謝枋得死的意義有他更高的價值標準，這種標準，是人為他信仰而死，這就是意義。至於他信仰的對不對，或值不值得為之一死，那是另一個問題。那種問題，往往時過境遷以後，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鍺。例如謝枋得忠於宋朝，但宋朝怎麽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於欺負孤兒寡婦之手，謝訪得豈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開國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於先朝後周的大臣，不能不說是奸臣。這麽說來，忠臣謝枋得，竟是為奸臣所篡奪到的政權而死，這樣深究起來，不是死得太沒意義了嗎？”
“謝枋得自己知道嗎？”
“我認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為什麽？”
“因為宋朝已經經過了十八代皇帝，經過了三百二十年的歲月，謝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國十年以後才去死，他對三百三十年的舊賬，要算也沒法算。”
“沒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沒想算。”
“為什麽？”
“因為他已經成了習慣。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經足以使任何人把這個政權視為當然，時間可以化非法為合法，忠臣是時間造出來的。時間不夠，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間，五易國、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馬換將如此，國家屬於誰家的都不確定，又何來忠臣可言？事實上也沒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統治朝代，都很短促，時間不夠，誰要來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時間夠。時間夠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關在屋裏，但要它對你搖尾巴，時間不夠，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頭。康有為卻說：
“小師父的比喻，完全正確。人間的事，如果用低一點的標準去看，的確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實和狗一樣，甚至還不如狗。”
“剛才康先生說’忠臣是時問造出來的’，要多少時間才能造出來？”和尚問。
“時間多少是無法硬定的，不過，有在同一時間裏就出現‘誰都是忠’的肯定現象。忠奸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一個老問題。但是，真正會讀古書的人，必然發現：中國傳統中‘忠’的觀念，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對的忠’與‘絕對的忠’。偉大的晏子，在齊莊公被殺時候，不肯死難。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說：‘君為社稷死，（我）則死之；為社稷亡，（我）則亡之。若（君）為己死（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齊莊公既然是因為偷別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殺，顯然不是‘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對這種無道之君，國之大臣，是不會為他死難的，但他的‘私昵’，卻可以為他死難。所謂‘私昵’，不是別的，就是統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國‘忠’的觀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沒有‘忠’這個字，‘忠’字出現在春秋時期，但那時候的‘忠’，是‘委質為臣’式的‘忠，’、‘質’是雉、是野雞，野雞在古人眼中，是一種‘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的象征，‘委質’就是表示對個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義是俘虜或奴隸，‘委質為臣’就是‘私昵’者對主子的效忠。這種‘忠’，是無條件的，是‘絕對的忠’。相對的，晏子所主張的‘忠’卻是有條件的、是以統治者‘忠於民’做相對條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對條件的，這種‘忠’，是‘相對的忠’。不幸的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相對的忠’的一係，未能正常的發展下去；而‘絕對的忠’一係，卻被杠上開花，反常的演變變得愈來愈不成樣子，直演變到三綱五常化的境地，‘君’變‘君父’、‘臣’變‘臣子’。於是，‘生我之門死我戶’的‘私昵’之‘忠’，變成了中國‘忠’的觀念的主流。就這樣的，臨難死節的要求，便成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正宗。不過，這種思想的正宗，是經不得實事求是的。我舉隋唐之間改朝換代的兩個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肅檢查牧政，查到兩萬匹私馬，隋文帝要殺主管馬政的公務員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說，為馬殺人非仁政，他願一死以為一千五百人請命，隋文帝聽了他的話，不殺人了，還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執法很嚴，六親不認，他的弟弟屈突蓋也和他一樣。當時流行的話說：‘寧食三年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年蔥，不逢屈突通。’可見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時候，屈突通正為隋朝守山西永濟。他率部隊去救京師長安，被唐高祖部隊困住。唐軍派他的家僮勸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殺了；又派他的兒子勸他投降，他也不肯，陣前罵他兒子說：‘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兒子。後來京師陷落，唐高祖部隊派人去心戰，屈突通的部隊嘩變，他下馬向東南磕頭大哭，說：‘我已經盡了全力，還是打敗了，我對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麵前。唐高祖說：‘何相見晚那？’勸他投降，屈突通說：‘我不能做到人臣該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實在丟臉。’唐高祖說：‘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參謀總長。天下大定後，唐大宗在淩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內——屈突通被解釋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雖跟兩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後，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號清白死不變者’，他的忠心可靠，為唐朝上下所欽服。但是，屈突通同時代的另一個例子，又有了討論的餘地，那就是堯君素。堯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後，跑去招降他，大家見了，兩人都為之淚下。屈突通說：‘我的部隊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義師，義師所至，天下莫不響應，事勢已如此，你還是投降吧！’堯君素說：‘你是國家大臣，你怎麽可以這樣？你看你騎的馬，還是上麵賜給你的，你好意思還騎它嗎？’屈突通辯白說：‘咳，君素，我已經盡過全力了！’堯君素說：‘我還未盡過啊！我還有力量可盡啊！’於是堯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隊在城下，抬出他太大來勸降，堯太太說：‘隋朝已經亡了，天命屬意誰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幹嘛跟自己過不去？’堯君素說：‘天下事，非婦人所知！’說了就給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時兩個人，前麵屈突通射兒子；後麵堯君素射太太，中國的忠臣自己還沒盡到忠，卻先將家人做了血祭！在曆史上，堯君素入了《隋書》，屈突通卻進了《唐書》，同時代的人，分別編進了不同時代的曆史，為什麽呢？為的是堯君素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盡過全力的紀錄，卻又無礙其為忠臣，這又怎麽說通呢？合理的解釋是：屈突通在盡過全力以後，他所效忠的對象，已不存在了；而新興的統治力量，是天意與民意所歸的。他所效忠的對象，也並不比新興的統治力量進步。他再掙紮，也‘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所以，他就在新朝裏為國盡忠了。”
“那麽，謝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樣解釋呢？”和尚問。
“我剛才說過，謝枋得死的意義在為信仰殉道。那種信仰，在時過境遷以後，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錯。例如當時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國人；他的國家觀念，也不明確，他認為亡國，事實上亡的是宋朝趙家這一世係，中國好好的，並沒有亡。但評論曆史人物必須設身處地，以謝枋得當時的見解，他死得並非沒有意義，我們尊敬他，是為了他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內容，因為那種內容，五六百年下來，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國人中國史，元朝也是中國人中國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樣，像我頭上這根辮子，兩百四十多年前、滿洲人入關，下剃發令，全國要十天內實行，不然就殺，所有漢人——除了你們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漢人的發型，和滿人一樣了，當時也有人拒絕而被殺的，但兩百四十年下來，一切都習慣了，不但習慣了——”康有為停了一下，兩眼專看著小和尚，慢慢地補一句、“也會搖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來，又低下了頭。和尚也笑著。康有為繼續說：
“以兩百四十年前的漢人見解，當時反對滿洲人不能說不對，但是兩百四十年以後，若還在用當時的理由，就不妥當了。兩百四十年前，外國人沒有打到中國的大門，漢人沒見過真正的外國人，自然將滿洲人當做外國人，現在知道真正的外國人是什麽了，滿洲人其實也是中國人。”
“滿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漢人不平等嗎？滿洲人政權不是腐敗嗎？”和尚問。
“不平等歸不平等、腐敗歸腐敗，那是中國內部的矛盾問題。內部矛盾問題要在內部解決，但不論怎麽看，我認為也不發生滿漢的種族理由，在我眼中，滿洲人是中國人，滿洲人做皇帝是中國皇帝。就如同在馮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嚐不是中國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嚐不是中國皇帝，隻要對老百姓有好處，誰管皇帝是胡人漢人？”
“所以你要向滿洲皇帝胡人皇帝上萬言書？”
“是。我上萬言書，就表示我對這個政權所作所為不滿意，但其中並沒有滿漢種族問題，兩百四十年了，我並不認為還有這種老掉牙的問題。”
“你這樣想，你有沒有想到，滿洲人自己並不這樣想”佘和尚突然用了這種反問。
“這……這……倒很難說。不過從外表上、形式上，滿洲人在一進關就宣布滿漢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權漢人也有份。至於骨子裏的防範、排擠擠與特權，倒也很難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這種高層的滿人，會識大體、會認清既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滿漢？要分也早該是曆史了，如今兩百四十多年了，不論是漢人、不論是滿人，再在這個題目上鬧來鬧去，可真無理取鬧了。”
“這麽說來，康先生是擁護清政府？”
“誰對中國做好事，就擁護誰。清政府如果對中國做好事，為什麽不擁護，現在這個政府已經兩百四十多年了，這是一個很厚的基礎，一個政府的基礎有這麽厚，不容易，要在這個厚基礎上救中國，才更駕輕就熟。我隻希望自己的救國辦法能夠上達皇帝，隻可惜沒人能轉達。”
“有沒有這種人，照佛法說來，是一種因緣。因是‘先無其事而從彼生’、緣是‘素有其分而從彼起’，隻要有夠成因緣的條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這樣代遞萬言書的人，和他有緣；並且說不定還和當今皇上有緣，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樣的得君行道。”“未來的事，實在無法逆料，但聽了法師的指點，倒給了人不少希望。無論如何，因緣在法師和我之間，倒的確發生了，並且法師和小法師之間，甚至小法師和我之間，都是因緣。”
跟社會底層的人講改革的道理人家未必有興趣，人們感興趣的是結果。文人便提倡“重在參與”，然後被拿來實用，於是便成為隻是體驗過程，而結果並不重要。
康有為似乎在什麽事情上沒有想明白，我也說不清。大概還是因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吧。他所接受的文化限定了他的改良變法自上而下的做法，而不是從文化結構上改變。
我也是紙上談兵，狠點說叫事後諸葛。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不可能從文化上有所變化。因為中國儒家文化已經非常成熟了。即便是現在的知識分子們也在很多主導行為的意識中被被釋道儒們左右著。確切說，是被釋道儒的糟粕左右。
佛教有真諦與俗諦之分。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樣，所以解釋也不同。不該籠統的一概而論。戊戌變法是經驗，也是教訓。李敖在上世紀末寫出來，到如今也有二十幾年了。也證實了，很多現象還是在輪回中。
四
“忠論”或“論忠”該是有很多種說法，是因文化的多元化引起的不同認識。不同文化氛圍的社會，統治者對忠的依賴程度也會不同。
大多數情況下，如果社會道德被輿論過分強調時，很可能是在某些行為上出現問題，大概也是與價值觀有關係。對於現代人來說，最需要被忠誠維係的該是家庭關係。但是現在就連家庭關係的絕對忠誠都在開始被質疑，由此而來的對他人、社會、國家的忠誠則可能會被引為笑談。
看到一部電視劇中主人翁談論陳世美的論點：現在社會進步了，陳世美不會因婚姻問題挨鍘刀，因為可以協議離婚。以此衡量得出的結論大概也不會相同，因為把陳世美與協議離婚強拉在一處說，顯然又是在偷換概念。
確實，在陳世美時代，社會不允許離婚，更不允許夫妻反目。所以那時談論對婚姻的忠誠相對容易。在封建文化的社會中，對忠誠度的要求很高，也是被人們普遍認可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
我感覺，首先說明，這個感覺僅僅就是感覺，沒有任何先驗來支持。忠誠自原始社會以來是逐漸被淡漠的，忠誠是有價值的被人們接受與拋棄。
一句領袖語錄被宣揚了半個世紀之久：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這裏要分清，人們通常能夠接受的是價值觀念，政治的價值觀怎麽衡量？這裏有個相互關係的問題，究竟政治是為經濟服務還是反之經濟為政治服務。經濟服從於政治，或是政治服從經濟。有一種社會是經濟服從政治；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是服從經濟的。
社會的變化往往在經曆過幾代、幾十代開始趨於成熟時才會發現存在新的問題。不是最初人們提出變化（或改革）時的主張是錯誤的，而是隨著時間和社會發展而產生出（暴露出隱形的）新的矛盾。最主要的可能還是因價值觀在不斷發生變化，因此忠誠也是需要價值回報的。從這點看，馬克思的金錢是萬惡之源便可以理解了。就連忠誠也需要依賴價值來衡量（不一定直接從金錢上顯示，更多的是來自物質）。
麵對現在的社會，單純的忠誠似乎需要的是無限延續的勇氣，首先強調的是勇氣。我沒有這樣的勇氣，所以我是做不到的。
單純的忠誠須要信仰的支持與維係，對於某種團體或個人的極度信任，必須是信任為前提。有時人們在信任的過程中會很盲目，於是忠誠便顯得愚昧了。社會學有個說法叫“集體無意識”。人們會覺得信仰能夠使人聰明、智慧。我感覺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無法定論。按照心理學講，信仰容易使人變成思想的弱智，因為不用自己思考，形成群體意識後成為潮流。在此同時產生“迷信”。也是把“信仰”與“迷信”結合在一起被批判的原因。
一部美式電視劇，裏麵一句話很有意思：知識是有限的，有時需要信仰。這是神職人員對心理學教授講的一句話。
潮流形成，用道家的說法是否極泰來，如同海浪，最低穀時就是轉向高潮的開始，而登峰造極之勢轉瞬間又會跌入低穀。沉浸在被風潮牽引的慣性，也是因被引導（過度造勢的輿論）驅使，使人總是被不斷的高潮所左右。在這種狀態下形成的文化，再來一次文革很難被避免，因為人們依然不具備免疫力。
當我開始失去信仰的時候，確實感到迷茫，好像以前支撐我的一切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孤獨無助，寂寞無聊，以至於空虛得失去了自我，感覺就像行屍走肉般的存在於世，有過很久混跡天涯的日子，正是在這段時間裏，很多人也因此墮落。經曆過那段日子的人們會在記憶中留下陰影。也是因此，我似乎不會再去追求忠誠予信仰。
這裏說的“忠誠”與李敖所描寫的康有為、譚嗣同們的“忠誠”不太一樣，似乎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概念，就像忠誠對於婚姻，同樣是隨時代變化被價值所左右。
我所經曆的時代與康有為、譚嗣同不一樣。所以價值觀也有很大差異。他們那時有皇上，而我們這個時代應該是沒有的。所以如果按照那時的標準去要求遵從某位領袖人物，也是我所不認同的。
袁崇煥，這個人物很具爭議。按照李敖在《法源寺》中描述，該算是位抗清英雄。但是很多寫史家們的筆下袁崇煥卻是漢奸，以至於被磔刑處死。眾說紛紜，很多曆史上的事想要清白很難，同樣的一件事，很可能眾口難調，也是因個人所在位置不同的原因。如果袁崇煥真的是漢奸，也許在滿清史記中出現與明史中記載會大相徑庭。
按照李敖的定論，袁崇煥不可能再有信仰與忠誠，他被明朝昏庸的皇帝淩遲處死。而他的忠誠與結果是多麽的相悖。假如後來真相不被滿清政府披露，袁崇煥也許會是永遠的漢奸（有史記說，袁崇煥冤死，是因皇太極的反奸計，而揭露真相卻是皇太極的誤導）。同樣的現象在曆史上不斷重複，比如嶽飛……
社會文化的形成該與社會結構相符，也就是說社會應該與文化並進，文化反映出社會性質。一個國家如果文化發展落後於社會發展，大多時候會是倒掛，科技進步與人類文明程度不銜接，全民素質落後於科學發展。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軟件與硬件不協調。
西方國家的進步是隨著社會進步不斷完善發展起來的，可以說硬件與軟件幾乎同步。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由於科技的進步借助了另外的平台，舶來品，很顯然的產生差距。
這個時候的“忠誠”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康有為的時代是需要忠君的，忠誠是自下而上，是大眾要對朝廷忠誠，也就是對皇上的忠誠。西方在文藝複興前的中世紀宗教黑暗時期，是對教會的忠誠，神是被奉為統治人們精神靈魂的絕對救世主。這點與現在依舊停留在封建文化的社會從社會結構上看很相似。
文藝複興後確立了人權，尤其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確立了人民是社會主人的觀念，按照共產主義學派的繼承者來看，該是與封建社會結構的倒置，官是仆，民是主。這個時候的忠誠應是國家公務員對大眾的忠誠。觀念上的改變導致人性的變化，也才是避免腐敗的根本，也是改變大眾封建君主製度思維的根本。如果不從觀念上改變，隻是靠製度來製約隻是理想主義者們的幻想。
由封建君主製進入民主社會。其實現在的世界並不存在真正意識上的民主國家，包括歐美。從文化上講，我並不認同歐美的文化有多麽優越，不過是相對而言，是從封建社會轉型到殖民社會並沒完全進入民主社會。如果隻是保障本國內的民主，而對他國依舊是強權政治，從文化上定義，依舊是殖民文化的延續。以宗教名義發動戰爭到輸出民主引起的戰爭，都是為侵略戴上光環。區別在於，封建社會是在禍害本國，而殖民國家是禍害世界。不管口號多麽高尚，卻還是為了本國的市場利益。利益集團與君主製區別在於腐敗的不是個人（皇上），而是集團，是權利集團。隻要有特權存在，腐敗就不可避免。
看過一部關於哥斯達黎加的紀錄片介紹說，那是一座真實意義上的民主國家，因為沒有軍隊，沒有強權。他們認為，權力是選擇而不是獲取。也就是說，大眾應有選擇的的權力，而不是使用權力來獲利。
這種意識與“學而優則仕”的普世道理似乎是相悖的。在很多人的心裏，上學是為了當官（或得到更高地位）當官就是為了權力，而有權後是可以從物質上獲利。
文化差異造成不同社會製度，人們的文化形成到了一定程度，製度的重要性相對減弱，自省能力的普及使得用製度來約束的需要降低。當然，這也是對理想社會憧憬，未必能夠實現。
比利時曾四百多天處於無政府狀態，但是各個職能部門卻照常工作，國家並沒因無政府而癱瘓。從社會意義上看，是因有民主社會的基礎，並不是大多數國家可以做到的。民主社會最明顯的一點是大眾的自我約束的能力。製度再好沒有全民的自律，法不治眾，製度也就形同虛設。很簡單的問題，在有些情況下卻體現出全民素質，比如交通規則的執行，隻是靠紅綠燈和一些標牌限製還不行，還要用攝像頭和罰款來約束，這隻是對機動車。但是行人呢，人行橫道的作用在有紅綠燈的時候管用，很多時候形同虛設，機動車根本不會管行人是否通過。我在比利時開車，哪怕行人沒有要過馬路的表示，隻是站在人行道的一頭，司機也會停下來讓行人先走。因為交通規則規定行人優先。而在沒有人行道的道路上，行人會盡量等汽車過去再走，因為在那裏不是行人該去的地方。不過，更多的時候會看到司機主動停下讓行人先走，這也是出自對他人的禮貌。也體現出強者應該主動謙讓弱者。很細微的環節卻體現人的素質（隻是從人情上講，另外方麵，比如政治層麵，殖民強權文化還是主導）。
曾經在一家飯館吃飯時看到牆上掛著孟子的一段話：
三裏之城，七裏之郭，環而攻之不破。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栗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建國初期有一部電影《武訓傳》，後來被作為毒草大加批判。這件事直至現在仍然還分為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爭論。從普及貧民教育為出發點是一種觀念；以階級鬥爭為主線的則是另外一種觀念。
武訓作為清末曆史上的人物，為普及貧民教育行乞終生，辦了三所義學，自己貧瘠而死。當時的社會是封建製度，孔孟的“學而優則仕”思想深得人心。從精神層麵看，與現在很多大眾思維是一致的。至於教學是孔孟儒家之道本無可非議。要求一位終生行乞的文盲開辦洋學該是笑話，更何況批判時用階級鬥爭的方式來加以否定就更是笑話。如上述孟子那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連領袖也曾借用過來，反諷帝國主義。那樣嚴苛武訓未免牽強。批判武訓本身就造成了思想混亂。更何況，從曆史角度看，農民革命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太遠的不說，李自成該是深刻的教訓。他的革命目標就是要當皇帝，不到兩個月就被清朝取代。盡管李自成起義時李岩寫了一份檄文，爭取了無數願意為討伐腐敗的明朝而流血的貧民。但是這段曆史卻被忽略，被反清複明所掩蓋。明朝是因腐敗被李自成所滅，而李自成則比明腐敗得更快。李自成是農民，不懂儒家治國之道。不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也是因沒有文化。當然，按照階級鬥爭學說的理兒，那時的文化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者利益。階級鬥爭的理念比起孟子學說的建立要晚了兩千多年。社會是在不斷發展的，古訓未必沒有現實意義，如何做到得道多助，卻仍是需要不斷反思的。隻是從這句話本身來講，這裏麵不存在階級鬥爭，倒是現在公仆們選擇如何忠誠於人民所必須思考的。
曆史值得借鑒。
五
李敖寫曆史故事，也是在利用小說含沙射影的討論現實下的文化。當然，文化存在必定會有高雅低俗之分，關鍵在導向。上層建築掌握話語權的那些人想把大眾導向哪裏。不過，要是按照王朔的說法（見《美女贈我蒙汗藥》），現在流行的文化多是媚俗的，是與社會主導意識緊密結合的。商業化是隻講賺錢的，文化成為商品後，高雅必定會曲高和寡，變不成鈔票，因為受眾範圍太窄。大眾文化往往是一股腦的，呼啦一下就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人接受，於是便高潮了。
那年出了本書《狼圖騰》，不批判內容，隻是講現象。網上討論竟然造成民族矛盾激化。強硬的把漢族與遊牧民族劃分出兩大截然不同的文化，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大漢族們沾沾自喜，盡管曆史上曾經被蒙滿兩次統治，最後卻仍舊被儒家文化統一。關於曆史上的這段，我不確定。尤其是有關儒家文化確定就是漢家獨門文化，就更不確定。首先，孔子該算在哪個民族？
這也是當我看到李敖借譚嗣同之嘴，講出的道理深有同感的原因。
“那就大家好好談個清楚。十多年來，大家跟三哥拜把子，沒人不敬佩三哥。但是，對滿洲人的立場，大家一向分明。如今三哥這樣做，未免傷了弟兄們的感情。我們幫會的人，對滿洲人是絕不諒解的。現在，既然事情鬧開了，大家就弄個清楚。”王五說。
“也好。”譚嗣同說著，把手朝下按示意大家坐下來。
“三哥記得嗎？”王五首先開口，“康熙年問，東北的西魯國老毛子擾亂中國，滿洲人平不下來，因為需要能夠一邊遊泳一邊作戰的，才能跟西魯人打，東北人遊泳是不行的，一邊遊泳一邊作戰更別提了。那時候有人向康熙皇帝提議，何不征用平台灣以後移到北京住的這些閩南人，他們都是鄭成功係的海盜世家，用他們來打西魯老毛子豈不以毒攻毒，於是就成為定案，去打西魯老毛子。”
“你這麽一說，我仿佛記起來了。”譚嗣同摸著頭，“那個仗，不是說福建莆田九連山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個和尚幫忙打的嗎？”
“三哥真是大學問家，一點也不錯。當時康熙皇帝征用這些閩南人，因為是海盜世家，所以平台灣後康熙不要他們再在台灣住，免生後患，就都被強逼著移民到北方來。這回為了打西魯老毛子，征用他們，有五百人可用，他們不高興幹，、這時候從福建趕來一百二十八個少林寺和尚，大家用閩南話商量，少林寺的和尚勸他們說：滿洲人是我們的敵人，抄了我們老家，這個仇，非報不可，這是個機會，滿洲人這回有求於我們，打外國人，我們不妨跟他們合一次作，一來是不管滿洲人怎麽壞，究竟是同中國人，究竟這個仗是打外國人，對外作戰總比對內作戰重要；二來是如果仗打贏，滿洲人欠我們情，至少對我們有好印象，高壓的政策會改緩和，我們可以保持實力，徐圖大舉。於是這些閩南人都願意了，在康熙二十四年，跟西魯老毛子打了一次水仗，打法是中國人每人頭上頂了一個大牌子……”
“我打個岔，那個牌子是藤子做的。”
“啊，可奇了！三哥怎麽知道？真奇！”
“打贏了西魯老毛子以後，滿洲人印了一部書，叫《平定羅刹方略》，裏頭提到過‘福建藤牌兵’，就是指這些閩南人。”譚嗣同補充說。
“對了，我們書看得太少，你們有學問就是有學問，真行！真行！”
“但我不知道藤牌兵怎麽打的。”
“藤牌兵是在江裏遊泳，用藤牌做盾，衝到西魯老毛子船邊，鑿漏者毛子的船，老毛子搞不清怎麽來了這種怪打法，把他們叫做‘大帽韃子’。他們真倒黴，自己在台灣多少年想殺韃子，結果竟被別人叫做韃子。”
“後來呢，後來不說又有火燒少林寺的事！”
“仗打贏了，滿洲人說大家有功，要行賞。和尚們不接受，表麵上是說我們是出家人，不受人間榮華；骨子裏是根本不承認你滿洲人有賞的資格。等和尚回少林寺後，不久，滿洲人就去派兵火燒，一百二十八個和尚，僅逃出五個，其餘的都死了。逃出的五個，找到明朝崇幀皇帝的孫子朱洪竹，大家同盟結義，結義時候天上有紅光，紅光的紅與朱洪竹的洪聲音一樣，大家都說是天意，就開始了洪門會，那五個和尚，就是洪門的前五祖。前五祖剛由少林寺逃出來的時候，曾在沙灣口地方折下樹枝發誓：
天之長，
地之久。
縱曆千萬年。
亦誓報此仇！
所以洪門的主義就是報仇，反清複明，跟滿洲人幹到底。後來在武昌地方打了敗仗，朱洪竹失蹤，大家隻好化整為零，徐圖發展，最後留下一首詩作為日後聯絡憑證：
五人分開一首詩，
身上洪英無人知，
此事傳與眾兄弟，
後來相會團圓時。
於是各開山堂，秘密發展下去。發展成為‘三合會’、‘夭地會’、‘三點會’、‘哥老會’、‘清水會’、‘匕首會’、‘雙刀會’……愈分愈遠，誰也搞不清了。三哥是大學問家，應該比我們更清楚。”
“話不是這麽說，洪門一直是秘密的，所以簡直沒有任何寫下來的材料，一切都憑口傳，難免傳走了樣。我所知道的，也極有限，但從官方的一些材料裏反過來看，有時候可以正好跟口傳的配合上，像剛才五爺說的藤牌兵，就是一個例子。”
“三哥說得是。”
“又比如說《大清律例》中有說福建人有歃血訂盟焚表結義的，要以造反罪處分，為什麽看得這麽嚴重？就是為了對付洪門。滿洲人注意洪門，搞不清洪門宣傳，除嘴巴你傳我我傳你以外，一定得有寫下來的才方便，一直扯了一百五六十年。才在鹹豐年間發現了一本書，不是別的，就是《三國誌演義》。《三國誌演義》的特色是提倡恢複漢室，桃園三結義，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義幹秋。所以鹹豐皇帝查禁《三國誌演義》。”
“哦，原來是這個緣故。洪門以後的事，太複雜了，簡直搞不清楚。隻知道成立洪門是為了反清複明，可是後來發現很多兄弟又跟清朝合作，大家搞不清怎麽回事，要反他，怎麽又跟他合作？合作、合作，洪門前五祖不就是合作上了大當，兔死狗烹，惹來火燒少林寺，怎麽還合作？三哥，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這說來話長，得先從滿洲人種說起，才能說明白。”譚嗣同先喝了一口水，“世界人類種族有三大類：黃種的蒙古利亞種、白種的高加索種、黑種的尼革羅種。中國人是黃種，其中又分了漢滿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漢族一直是中國土地上的老大，幾千年曆史中，中國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種族統治的時期，隻是十三世紀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紀到今天的滿族，加在一起，隻有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長得比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卻灰眼珠，長得高，又有長胡子，可能混有滿族的血液。十三世紀蒙族占據中國後，它把滿族排名第三，叫滿族做漢人，把漢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六世紀滿族占據中國，它同樣把蒙族排在漢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給蒙族和尚蓋喇嘛廟，不許漢族種蒙族的地，也不許跟蒙族通婚，並且規定漢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間。滿族的用意很明顯，他要聯合蒙族，抵製漢族。
“滿族為什麽防範漢族？因為漢族在中國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約束它的影響力和同化力。滿族南下的時候，自中國東北越過萬裏長城，正象征了漢族的失敗——萬裏長城擋不住漢族以外的種族了。當時守長城的漢族總司令是愛情至上的吳三桂將軍，聽說首都北京被流寇攻進，皇帝上吊死了，他按兵不動；但接著聽說在北京等他的情人陳圓圓小姐也被搶走了，他就不再忍耐，於是他跟敵對的滿族拉手，借滿族的兵，去救他的陳圓圓。
“這一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滿族進了北京，不再走了。他用最隆重的喪禮來為明朝的殉國皇帝發喪，同時把孤零零陪這個皇帝同死的一個太監，陪葬在這三十五歲就自殺了的皇帝身旁，他們又消滅了攻進北京的流寇，然後在北京出現了滿族皇帝。
“滿族對漢族說：‘殺了我們皇帝的，是我們的仇人流寇；殺了我們仇人流寇的，是我們的皇帝。’這是一種巧妙的代換，把漢族的皇帝的底片，跟滿族的皇帝的底片重折衝洗，‘皇帝’這個名詞沒有變、這個象征沒有變，但是照片上的相貌，卻不同了。
“滿族決定用一些具體而明顯的方法來使漢族屈從，於是從頭做起，先改變漢族的發型。用你肯不肯改發型，一望而知你肯不肯就範。漢族舊有的發型是留長頭發，但是滿族卻是留辮子，留到今天，我們盡管恨滿族，可是還是得跟著留辮子。
“不過，滿族雖然被漢族所恨，漢族說滿族是異族、是夷狄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古代中國小，中原地區隻是河南、山西這些地方，那時大家以為除了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異族，其實都是老祖宗們的瞎扯淡！並且異族的範疇和定義，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當年陝西周朝的眼光中，山東殷朝之後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異族；可是曾幾何時，殷周不分了，變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東幫和陝西幫，又把湖北幫看成異族，所謂荊楚之地，乃蠻貉之區，於是屈原又變成了異族；可是又曾幾何時，湖北人也擠到山東、陝西人的屈股底下，也不是異族了；於是又手拉手起來，向南發展，把四川、貴州人看成異族，所謂‘夜郎自大’等挖苦話，就是罵西南人的。
“這些說不盡的有趣的夷狄標準的變化，使我們可用它的觀點，來重新檢討中國的民族曆史。中國民族從遠古以來，就處處顯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跡。第一次混同的終點是秦朝，秦朝時候已完全同化了東夷和南蠻中的荊吳，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漢至兩晉南北朝，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氏、羌、東胡、南蠻、西南夷等等，紛紛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雜種；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從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國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紀錄；第四次是明朝以後，直到今天滿漢通婚，又一批新的雜種出來了。正因為這種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們常常忘了我們漢族中的胡人成分。我們忘了唐大宗的母親是外國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親是外國人，其實，唐朝啦、明朝啦，他們皇親國戚的血統，早就是雜種了。於是，一個很可笑的矛盾便發生了。這個矛盾是：明成祖的後人，明朝成祖以後的皇帝們，他們的血裏，豈不明顯的有夷狄因子嗎？有了這種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張煌言也罷、乃至顧炎武的母親也行，他們的挺身殉節，所標榜的理由，就未免有點遺憾。明末殉節諸烈士，他們殉節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們忘了，他們忠心耿耿所侍奉的‘當今聖上’，就是一個廣義定義下的‘胡人’！
“豈止是‘當今聖上’，就便是殉節諸烈士自己，他們也無人敢保證他們是‘萬世一係’的‘黃帝子孫’，也無人敢保證他們的祖先在五胡亂華那類多次混同時候未被‘騷擾’，而在他們的血裏麵，絕對清潔一一沒有胡騷味！
“所以，嚴格說來，我們老祖宗流傳下來的那種夷狄觀念，是根本就弄錯了的，到今天誰是中國人，可難說了。回溯中國五千年的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來回溯去，若是回溯的範圍隻限於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於不問，或一律以夷狄視之，這種做法，不是看小中國和中國民族，又是什麽呢？當時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國民族，但是在這些中原地區以外的，又何嚐不是中國民族呢？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東夷的、是荊吳的、是百越的、是東胡的、是肅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氏羌的、是吐著的。是苗謠的、是羅羅緬甸的、是僰撣的、乃至西域係統的白種中國人、三國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侖奴等黑種中國人，又何嚐不統統是中國民族呢？從這種角度來看——從這種科學的、博大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說，中國民族的曆史，打來打去，還不脫是同族相殘的曆史，這種曆史中所謂的‘東逐東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罷，乃至南征北討，‘多事四夷’．趕來殺去，所趕殺的對象，竟不是真的什麽‘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我們讀古文‘吊古戰場文’，必然會記得那描寫所謂‘秦漢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長城，競海為關，茶毒生靈，萬裏朱殷’的悲慘和‘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的結算，如今我們思念起來，感想又是什麽呢？我們不得不認定，從‘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以下，所謂‘秦皇漢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罷，他們的許許多多豐功偉業——尤其是號稱打擊異族統一中夏的豐功偉業，統統值得我們懷疑！五千年的中華史上，除了五十八年前鴉片戰爭英國鬼子首先打進我們的家門以外，一八四0年以前，黃帝紀元西元前二六七四年以後，漫長的四千五百一十四年裏，壓很兒就沒有什麽所謂異族！更沒有什麽真正的夷狄——他們都是中國人！
“由此可知，所謂什麽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漢族你滿族之別，都是沒有什麽意義的，大家都搞錯了，搞得度量很狹窄，不像男子漢，男子漢哪有這樣小小氣氣的整天把自己同胞當成外國人的？
“至於說到幫會、說到幫會的反清複明，其實也不是那麽理直氣壯的。以其中三合會為例，三合會的起源，是始於康熙時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殺，當時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滿族；又如哥老會，哥老會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當政的時代了，並且它的擴張，還在同治以後，主要的擴張原因還是一部分湘軍被遣失業，覺得替滿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憤而反清的。所以幫會的反清複明，並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麽純粹。至於三合會、哥老會以外，流傳到中國各地的反清複明，其實也是很有限的，反清複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經兩百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兩百五十多年都沒給複回來，誰還好意思再說反清複明？誰還有臉麵再說反清複明？又有什麽必要還說什麽反清複明？
“並且，複明、複明，複了明又怎樣？明值得一複嗎？懂曆史的人，一比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樣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後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製度也好。試看明朝太監當政，清朝的太監隻是弄點小錢小權而已。至多隻是李蓮英這種貨色，又算什麽，比起明朝，全不夠看。明末李自成進北京，宮中的太監就有七萬人，連在外麵的高達十萬人。每個太監平均有四個家奴，算起來就是四十萬。用來非法控製天下，這成什麽世界！清朝的太監哪有這種場麵！明朝上朝的時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門下，說是要糾儀，一指出有哪個官員失儀了，立刻抓下帽子，剝開衣服，痛打一頓。現在清朝的午門，至多隻是皇上叫太監‘奉旨申斥’罵一兩個官員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當眾脫褲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還先罰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員一起罰跪五天，然後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這類羞辱臣下，被當場打死或打得終生殘廢的，數也數不清，有的還說奉有聖旨，打到家門來的；有的還打到別的衙門去的……像這樣子胡鬧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沒有的。滿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烏鴉，絕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對受害的老百姓而言，還是不同的。因此，我們除非有辦法驅逐黑烏鴉，否則的話，如果有不那麽黑的、有可能變白一點的，我們還是不要失掉機會。這樣才對老百姓真的好。
“今天的皇上雖是滿洲人，但卻是個好人，是個想有一番大作為的好皇帝，他既然有心在西太後選出的爛攤子上變法圖強，既然找到我們漢人頭上，我們應該幫助他。這種幫助。是對大家都好的。你們哥兒們人人留著辮子，口口聲聲地反對滿洲人，從前輩的哥兒們起算，反了兩百五十多年了，還反不出成績來，可見此路不通，大家方向都搞錯了。今天我話就說到這裏，各位兄弟願意平心靜氣地想想，想通這番道理，你們自然還把我譚嗣同當兄弟；如果想不通，或想通了仍認為你們對，你們可以說服我，說服我我辭去這軍機章京不幹，跟你們去三刀六眼的幹。怎麽樣？”
說著，譚嗣同站了起來、氣雄萬夫地站了起來。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他，全屋是一片死寂。王五的旱煙早都熄火了。他盯著譚嗣同，緩慢地點著頭。他挺著腰杆，魁悟的上身，隨著點頭而前後搖動。弟兄們的眼睛，從譚嗣同身上轉到王五身上，他們沒有意見，大哥的意見就是他們的意見，他們要等大哥一句話。最後，王五開口了：
“三哥，我們是粗人，我們不知道那些麻煩的大道理。我們隻知道你是我們哥兒們，你讚成的我們就讚成、你反對的我們就反對、你要推翻的我們就推翻。反過來說，欺負你的就是欺負我們，惹了你的就是惹了我們．砍了你的我們就還他三刀。我們心連著心，一條線，水來水裏去、火來火裏去，全沒話說。三哥，你是有大學問的，我們不懂，但我們信你，你是我們的燈、我們的神，我們信你總沒錯，我們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信你就是。但這次……這……這……次，好像總有點不對勁，不對勁。”
“五爺，有什麽不對勁，你盡管說，咱們哥兒們，有什麽話都不能悶在肚子裏，五爺，你盡管說。”
“咳，到底怎麽不對勁，我也說不大出來，隻是……隻是覺得……咳……覺得有點不對勁，覺得有點不那麽順。”
“你是說——你是說我不該跟康有為去？”
“那……那倒也不是，康有為天大學問，哪裏會錯。但我們總覺得……隻是覺得，康有為走跟滿洲人合作的路，這條路，到底行得通不通？是不是真成了‘與虎謀皮’了？康有為天大學問，我們不懂，我們隻是擔心有天大學問的人除非不犯錯，要犯就一定是大錯，大得收不了攤，要人頭落地。康有為天大學問，我們根本沾不上邊，所以全靠三哥判斷、三哥做主，三哥了解康有為，三哥知道康有為對還是不對，是不是犯了大錯。”
“五爺的意思，我懂。”譚嗣同說。
“還是老話，我們是粗人，我們隻信三哥。”王五說。
“我們信三哥。”大家眾口一聲。
“三哥信康有為，我們也隻好跟著信。”王五說。
“如我沒猜錯，五爺你們對信康有為有點勉強。”譚嗣同說。
“話倒不是這麽說，我們根本不知道康有為對還是不對，如果不對，為什麽不對，我們根本說不上來。”王五頓了一下，“如果犯了大錯，錯在哪兒，我們也根本說不上來。剛才說了半天，說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我們的感覺，感覺有點不對勁、不那麽順。三哥，我們跟你完全不同，你是書裏出來的，我們是血裏出來的，我們從小就在道上混，三刀六眼，整天過著玩命的日子，但玩了這麽多年，居然還沒把命玩掉，原因也有一點：哥兒們的照應、自己的武藝、祖上的積德、佛爺的保佑、再加上大家的運氣……都是原因，這些原因以外，還有一個，說出來也不怕三哥笑，就是事前的那種感覺。那種感覺到底是什麽，一點也說不上來，但真的，真的有那麽一點。那種感覺不是每次都有，但有時候它真的有，弄得你別別扭扭的，心神有點不安，直到換一換、變一變，才覺得順。這麽多年來，有幾次，直到事後回想，才發現幸虧在緊要關頭那麽換一換、變一變，才死裏逃了生。這話說來有點玄，但的確有這麽一種感覺，好像又不能不信。”
“五爺，我跟康有為的事，五爺有這種感覺？”
“好像有一點。三哥你會笑我？”
“五爺這種感覺，我一點也不笑你，並且可以告訴你，我也有這種預感。但是，我們沒有選擇。不瞞五爺和各位說，我來北方，結交你們這些英雄好漢；我在南方，也結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鄉的人物，這些人物中，有一位叫黃軫——草頭黃、珍貴的珍字左邊去掉斜玉旁換成車馬炮的車字。他比我小八歲，今年二十五。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嶽麓書院；武的能空手奪白刃，南拳北腿，幾個人近不了他的身。他為人行俠仗義，跟哥老會關係極深。像黃軫這種哥兒們．他們相信要救中國，路隻有一條，就是革命，隻有趕走滿洲人，中國才有救。跟滿洲人合作，是絕對不行的。他們那種擔心‘與虎謀皮’的心理，比五爺還強烈。我這次北上，他們特別為我餞行，也特別勸我小心，甚至勸我不要應滿洲皇帝之召，而跟他們一起搞革命。坦白說，如果不是受了康有為影響，如果不是碰到光緒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變法維新的道理，康有為已寫得那麽頭頭是道，令人心服；而對變法維新的誠意，光緒皇帝又表現得那麽求才若渴，令人感動。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機會、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也許可以用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國，無須人頭落地，革命總要人頭落地的，流誰的血都是中國人的血，總是不好的。我把這番意思講給黃軫他們聽，他們也無法不承認這的確是一個機會，不過‘與虎謀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難重重，希望不高，我心裏也正如五爺所預感的，不覺得順。但是，既然機會是千載難逢的，也隻好把握住，要試一試。如果成功了，成績歸大家；如果失敗了，犧牲歸自己。我今天來通知五爺和各位，並不是拉大家一起跟我下水，隻是告訴大家：我譚嗣同不論做老百姓還是做官，都沒有變，都是你們的兄弟。各位兄弟如了解我、今天就是來通知；各位兄弟如不諒解我，今天就是來道別。也許有一天，在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時候，我們再會相聚，或者化為泥土，大家相聚，不論怎麽樣，我們一旦是哥兒們，永遠是哥兒們。我們此去是成是敗，全不可知，知道的是如果失敗，我將永遠不再回來。保重了，各位弟兄。”譚嗣同向大家拱手為禮，然後向前一步撲身下跪，“五爺，請受我一拜。”又轉向胡七，“七哥，也受我一拜。”……
王五、胡七都爭著扶起譚嗣同來。譚嗣同轉身退去，大家望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裏。
在李敖的故事中，譚嗣同跟王五們講過這些顛倒乾坤的道理後不久，便被他一直想依靠變法的清朝政府殺害。其實康有為們並沒有想過要顛覆政府，推翻滿清統治。而是要借用皇帝的力量來推行變法，進行改良。但是他們觸碰了慈禧太後的底線，這個底線不是對國家產生威脅，而是對個人。盡管慈禧不可能直接殺皇上，但是卻拿了皇上身邊親近的人開刀。
